原因有三:其一，本文研究的對象是從亨利二世到理查二世的整個金雀花王朝的軍事情況，并不拘泥于其中某一次改革，是以以“改革”一詞相稱不甚恰當;其次，通過我的研究，發現金雀花王朝軍事制度發生的變化,不是新制度一次性取代舊制度,而是軍事上的新形式、新元素逐漸在加入舊有體系并占有愈發重要的比例和地位,而這一過程是漸進的有反複的:其三，這些新元素基本都是單獨出現的，在出現之初也不具備系統性，也不是全局統籌的結果，将這些稱為“改革”我認為也似有牽強。
總的來說，金雀花王朝的軍事制度變革主要發生在軍役制度和軍事技戰術兩個領域，而軍役制度的變革又涉及到軍事财政收支方式的變革。這樣的模式，展現在軍役制度上，表現為君主在不同的戰争、戰役、戰鬥中，按照不同的戰争實際情況需要，以一定的比例征召不同軍役形式的士兵參戰;在軍事技戰術方面，主要是在大弓普遍使用之後，對于各兵種布陣、配合方式的研究，使之日益成熟一一這個過程也不是一帆風順的，比如班諾克本戰役。
但是，無論是哪一方面的變革，卻都指向一個方向，即騎士作用的下降和民軍作用的上升。當然，除了騎士和民軍，雇傭兵也始終在英軍中占有一席之地。雇傭兵役制在英國長盛不衰，甚至到今天，英軍中仍然有大量雇傭兵存在，其中最富盛名的是廓爾喀雇傭兵。當然，這與本文内容無關。本文需要讨論的雇傭兵，包括金雀花王朝君主雇傭的外籍軍隊，以及介于雇傭兵與騎士之間的貨币采邑軍役。
在很多戰役中，他們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是在那些貴族叛亂或貴族不服從于君主的征召的戰役，他們成為國王軍隊的堅實基礎，但是出于上文以及下文中将要提到的這類軍隊的弱點，國王無法完全信任和依靠他們，他們可以作為補充，卻無法成為決定性因素。另外，在愛德華一世之後，還曾出現一種“契約兵役制”，即在國王軍隊不能親征時，國王與貴族簽訂契約，契約規定貴族所需完成的任務目标和國王所需支付的報酬，由貴族獨立招募軍隊參戰。
施誠教授沒有提到的是，契約軍役相比雇傭兵制度，也有其優勢，至少，他們不會像雇傭兵那樣，遭到英國國民的反感。但是，契約軍役制取代了騎士軍役和雇傭兵，民軍卻依然得以保留并與之并列。二者共同進行的行動中，契約服役人員充任騎兵，民軍主要擔任步騎兵弓箭手和步兵。然而，契約軍役制同樣存在其嚴重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使得大貴族和中小貴族形成了一種有實際意義的主從關系，亦即讓他們能夠擁有私兵，最終成為紅白玫瑰戰争中兩派混戰的兵員基礎。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最主要依靠的還是騎士軍役,而騎士軍役和民軍制度又都是以土地為基礎的義務兵役制，是以這一時期軍役制度的主要特點是封建主義形式的盛行。但是，與此同時，以貨币支付為基礎的雇傭兵制度和貨币采邑軍役制正在擡頭，國王日益顯示出對庭傭兵的信賴和倚重，而亨利二世大力推廣“盾牌錢”，在經濟上為這兩種兵役形式的發展提供支援。對于服封建軍役的騎士，國王采用超過服役期後發放工資的方式延長其服役。在理查一世、約翰王和亨利三世時期，這種趨勢得以繼續。
到了愛德華一世時期，契約軍役制出現，一定程度上占據了雇傭兵的市場，也吸收了那些願意繼續從事軍事的騎士，封建騎士軍役、雇傭兵制度和貨币采邑兵役制開始萎縮:同時，随着軍事技術的發展，民軍的地位上升，開始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并開始領取軍饷。
在軍役制度發生變革的同時，英軍的技戰術也在發展。傳統的騎士戰鬥方式不能滿足戰場實際情況的需要，新的武器裝備和戰術編排的出現使得英軍在戰場上煥發了生機。如果以戰場表現劃分，可分為三個階段:亨利世和愛德華世統治時期可劃為第一階段，盡管大量雇傭傭兵，但仍保守騎七戰鬥方式，隻是憑借二位君主傑出的軍事才能，英軍在戰場上能夠取得大多數戰争的勝利;約翰王和亨利三世統治時期為第二階段，出于外患不停，内亂不已，難以形成有效的技戰術體系，加之沒有可信賴的臨陣指揮，是以勝少敗多;
第三階段是新的技戰術體系的形成期，即愛德華一世到三世時期，其間盡管在對蘇格蘭的戰争中經曆了兩次著名的慘敗(斯特林橋戰役和班諾克本戰役)，但總的來說，以長弓、火炮的使用為标志的技術進步和以“都柏林戰術編隊”為代表的戰術體系完善都是在這個時代完成的。在前兩個階段，盡管前者以勝利為标志，後者以失敗為标志，但其技戰術發展實際上是停滞的，戰場勝負基本由軍隊規模和士氣決定。真正的技戰術變革隻發生在第三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