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眼看世界，巨筆醒山河。
1、嚴複
嚴複（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後改名複，字幾道，福建侯官縣人，《天演論》的翻譯者，是中國近代史上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中國人”之一，被稱為近代開啟民智的一代宗師。
（嚴複）
嚴複于1854年出生于福建侯官縣的一個中醫世家，1866年，父親嚴振先染上霍亂，不幸去世，嚴複的科舉學業是以沒了經濟來源，被迫中斷。為此，嚴複進入由西人授課的福州馬尾船廠船政學堂主修駕駛。在這裡，他全面地接觸了英文、算術、幾何、化學等西方新學問。
1877年，他被派往英國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留學，這也是中國第一批海軍留學生。1880年，留學歸來的嚴複，進入李鴻章的北洋水師學堂執教。
（福州船政學堂）
（英國格林尼治海軍學院首批福州船政學堂留學生）
在當時的官場中，沒有功名是不行的，為了前途，嚴複不得不回過頭來參加科舉。一連四次，名落孫山，連個舉人也沒考上。 二十年來，偶合不遇，他在緻弟弟的信中感歎道：“當今做官，必須内有門馬，外有交遊，又須錢鈔應酬，廣通聲氣，兄則三者無一焉，何怪仕宦之不達乎？”在《送陳彤歸閩》一詩，寫盡了自己的無奈：“四十不官擁臯比，男兒懷抱誰人知。藥草聊同伯休賣，款段欲陪少遊騎。君來渤海從去春，黃塵埃壒愁殺人。末流豈肯重儒術，可憐論語供燒薪。嵚奇曆落不稱意，高陽酒徒兀然醉。長驅八尺兩頤豐，高談慷慨憂時淚。平生賤子徒堅頑，窮途誰複垂溫顔。當年誤習旁行書，舉世相視如髦蠻。問君秋水剪雙眸，何獨異我稠人稠。無雙豈獨楚王信，千秋無複文信侯。君今長揖告我行，南風欲挂孤帆輕。閩之東門溫泉溫且清，荔陰如見揮巨觥。”
伊藤博文和李鴻章聊天：“你知道貴國敗在哪裡嗎？在我留英同班同學中，我成績第二，我當上日本首相，而我班成績第一的同學嚴複在貴國隻當個小小的翻譯，這說明什麼？說明貴國沒有舉賢用能。”
正因為仕途畏葸，嚴複不住地思考國家、民族和個人的命運。1895年3月，李鴻章啟程赴日議和，嚴複在《辟韓》一文中指出了問題的終極原因。他說：“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産子也。”
1897年，嚴複翻譯的《天演論》在《國聞彙編》刊出，一時洛陽紙貴。
（《天演論》手稿，現存于中國曆史博物館。）
1898年的9月14日，光緒皇帝召見嚴複，皇帝問他怎麼變法才好？嚴複希望皇帝去外國走一走。其《上光緒皇帝萬言書》得到贊賞，被皇帝提升為“捐同知”，自此成為朝野聞名的社會名流，名滿華夏。
1905年，嚴複與孫中山在英國會見。他對革命黨領袖說：“民之可化，至于無窮，惟不可期以之驟。”“害之除于甲者，将見于乙，泯于丙者，将發于丁”。
（國父孫中山）
1910年1月17日，宣統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賜予嚴複文科進士出身。宣統二年，海軍部授嚴複為協都統。
1911年，宣統三年，嚴複奉命創作國歌《鞏金瓯》。
1912年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北京大學，任首任校長，11月辭去校長職務。
1915年5月嚴複被袁世凱聘為憲法起草員，8月23日籌安會宣布成立，嚴複列名為籌安會的發起人，支援袁世凱複辟帝制。
1916年袁世凱死後，國會要求懲辦禍首及籌安會六君子，嚴複避禍于天津。
1921年10月27日，嚴複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終年67歲。2、《天演論》
（郎官巷20号的嚴複故居）
英國皇家學會會長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是達爾文的朋友，他在倫敦積極宣傳并介紹《物種的起源》，其作品《進化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被嚴複翻譯介紹到中國。
（郝胥黎）
1871年華蘅芳和美國傳教士瑪高溫就曾在《地學淺釋》中簡單介紹過進化論。之後的美國傳教士丁韪良也在1884年出版的《西學考略》一書中提到了拉馬克和達爾文的進化學說。然而這些在自然科學範圍内介紹進化論的方式，對中國社會影響甚微。
嚴複将中國人諱言的競争引入中國的目的，最終落腳點是政治哲學，是為了讓國人意識到危機，由此為維新變法提供思想基礎。嚴複實際上在回答一個問題：西方富強的秘密是什麼？
赫胥黎的《進化論與倫理學》是看到英國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後，在國際社會上橫行霸道、在國内不體恤老百姓，他痛批野蠻殘暴的資本主義，同時呼喚道德、呼喚倫理，希望創造一個和諧仁慈的社會，這與東方的儒家精神是相符的。
“無論對錯，這是我的祖國。”（My country right or wrong）嚴複選擇《進化論與倫理學》的前半部分，“導言”及有關“進化”的部分進行翻譯，放棄了後半部分的“倫理學”，把赫胥黎的這一長段關于道德和倫理的論述删去，而後提出了适用于中國的“進化論”，口号為“物競天擇，優勝劣汰”。其理由為目前的世界不僅僅是國家争戰的世界，而且是有機體之間，以及社會有機體之間“互相競争的世界，其中隻有适者才能生存。”“夫苟其民契需恂愗，各奮其私，則其群将渙。以将渙之群，而與鸷悍多智愛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辱，大則滅亡。”
嚴複深知“半部論語治天下”的道理，他了解士人的心理，他宣傳說：“達爾文的書，在歐美兩洲，幾乎家置一編，婦孺皆知，其學說最要有二，一曰物競，一曰天擇。”
美國人浦嘉珉評論嚴複翻譯《天演論》，他說嚴複創造了兩個漢語詞彙來表達這些概念：“物競”和“天擇”。“物競者”，嚴複解釋說，“物争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通過将兩者合而為一，嚴複創造了新的四言習語——“物競天擇”——來指稱這兩個深具影響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口号。嚴複繼而更為全面地解釋這兩個術語：“意謂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為構，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争，群與群争，弱者常為強肉，愚者常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矯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
為什麼要将“進化”譯為“天演”，嚴複給出了解釋，他說：雖然天運有變，但亦有不變者行乎其中，名之“天演”。其中“不變者”應該指“進化”本身，由天定奪，這才是不變的鐵律。 “争”在漢語中屬于貶義，荀子認為：“争者，禍也”；老子宣傳“不争之德”；子曰：“君子無所争，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争也君子。”是以，鼓吹鬥争與中國經典相抵牾。
達爾文的進化論針對于自然界所有的生物，随着環境的改變慢慢進化來的。嚴複提出的針對于人類的“進化論”，更多的強調的是“生存”，不是被動的去“适應”，而是主動的去變強，隻有主動的去成為強者，才能獲得生存的機會，“強者為尊”就是嚴複提出的“進化論”。
（達爾文）
由于嚴複認為“動植如此，民人亦然”，這種自然規律也同樣支配着人類社會。為了警醒中國人，嚴複呼籲變更舊法，與天争勝，發憤圖強，強種自保。是以在中國廣為流傳的，實際上不是生物學的“進化論”，而是經過嚴複選擇與加工的社會達爾文主義。
3、影響
嚴複翻譯《天演論》時，中國為強敵環伺，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他“夜起大哭”，“心驚手顫，書不成字”。 在亡國滅種的威脅下，在中華文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嚴複不再考慮其它，其思想帶有強烈的緻用性。從此，“物競天擇”一詞家喻戶曉，沒有“上帝創世”思維的中國，嚴複的《天演論》産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個理念幫我們安然地脫下了道德的外衣，赤裸裸地走進了殘酷的叢林。
(1)、饑不擇食
早在14世紀到17世紀，歐洲就出現了新興資産階級反對封建主階級的文藝複興運動，他們借助古代希臘文化中的現實主義文藝和唯物主義哲學來擺脫中世紀的封建桎梏，建立起适應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新的意識形态，這一時期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人文主義，也就是用人性反對神權，用個性解放反對禁欲主義，用理性反對蒙昧主義。是以，文藝複興是一次人類從來沒有經曆過的最偉大的進步。
歐洲各國突飛猛進的幾百年裡，中國卻依舊處在蒙昧無知的狀态中。
民族主義是20世紀中國曆史的主線，建立在中國近代的屈辱史叙事之上，我們受到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太多的侵略和蹂躏。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嚴複大聲疾呼“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給天朝上國迷夢中的國人以當頭棒喝，造成了極大的刺激。“自強保種”成為《天演論》所傳達的最重要的訊息，引發了舉國瘋狂的潮流，喚起了中國人生存的危機感和警醒意識。 蔡元培在《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中說：“自此書出後，‘物競’、‘争存’、‘優勝劣敗’等詞，成為人人的口頭禅”。
維新派領袖康有為見此譯稿後，發出“眼中未見有此等人”的贊歎，稱嚴複“譯《天演論》為中國西學第一者也”。梁啟超稱贊嚴複“于中學西學皆為大陸第一流人物”。天演論思想新穎，文筆古雅，吳汝綸看到《天演論》譯稿後，贊不絕口，認為自中國翻譯西書以來，無此宏制。這是西方的《春秋》《易傳》，西學精髓盡在于此矣，将得此書視為“劉備得荊州”。他在激賞之餘，親筆把《天演論》一字不漏地抄錄下來。有一個叫胡洪骍的孩子，取“适者生存”之意，為自己改了名，從此叫做胡适。
（光緒皇帝與康有為和梁啟超）
中國人不憚于接受西方最激進、最時尚的社會思潮，由于崇新排舊、崇尚變化、排斥秩序，崇尚熱情、排斥理性等特質，使得進化論影響下的中國現代文化成為了一種典型的憤青文化。
受此影響，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講演，他認為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大有一日千裡之勢”，“中國土地人口為各國所不及”，如國人發奮自雄, 不難“突駕日本”，“并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孫先生指出：“吾侪生在中國，實為幸福。各國賢豪皆羨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們生在中國，正是英雄用武之時，反都是沉沉默默，讓異族兒據我上遊，而不知利用此一大好山河，鼓吹民族主義，建一頭等民主大共和國以執全球的牛耳，實為可歎!”
“進化論”本來是漸進緩慢發展變化的，在易走極端的中國人這裡成為一種“突變論”。其後至今的中國曆史，常常看到它的巨大作用。
（2）、否定西方道德
嚴複和他的《天演論》，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和曆史觀，人們意識到人的生命是一次性的存在。是以，生命彌足珍貴，衡量人生的價值和意義隻能是現世，而不能再像古人那樣寄希望于來世 。接受了“天演論”的中國人開始放棄傳統的天理人欲之辨，善惡正邪之分的評判事物的标準，而以新舊、進步落後的标準來判斷一切。
“弱肉強食論”使傳統信仰衰微，是思想觀念的片面和簡單化，導緻面對危機時非理性的過分反應，沒有了從容應對的心境和理性審慎的态度，引發冒進和極端行為的發生。《天演論》使國人意識到民族國家的生存危機，形成民族國家主義的社會思潮，内外交困之下，加深了難民式受害人的自私利己心态，甚或為自己的生存不擇手段，損人利己。杜亞泉說：“自十九世紀物競天擇說興，而利己主義、強權主義、軍國主義之相繼疊起，于是金權、兵權乃藉此時期愈益猖獗，非複法律、道德所能遏制。”
（租界）
（侵略台灣的日軍）
（洋人屠殺義和團）
西方文明真的很優越嗎？在堅船利炮之下，西方人把中華大地變成了半殖民地，勝者王，敗者寇，拳頭就是真理，力量就是一切。嚴複認為西方文化就是：“利己殺人，寡廉鮮恥”。首先，它可能導緻的是對于西方的誤讀，即認為西方社會奉行就隻是“進化論”那種“生存競争”之類的準則，并把這種反道德的思維作為可資借鑒的強國之道，這就會摧毀我們的道德基礎。五千年禮儀之邦，衣冠萬國不複存在，“人與禽獸幾希”。
（德軍屠殺猶太人）
嚴複好像在宣揚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為了生存可以為所欲為，嚴複自己也會驚愕不已。但達爾文主義一旦被引入中國，它便打開了潘多拉之盒。
如果達爾文主義是在一個沒有内憂外患的和平時代被介紹到中國的話，那麼它可能會立即引發一場道德争議，甚至，會被士大夫唾棄。但在中日甲午戰争之後，面對割地賠款，人們對于傳統的道德被暫時擱置一邊沒有争議。
人類強大的根源不在于“專門技能”（know-how），而在于道德，這是獨特的儒家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正義就是力量，憑借德行，弱小之國不僅有望生存，而且可以克敵制勝，“百裡而王”，就可以統治世界。“萬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中庸》）
新文化中，科學和民主是最先發展起來而且比較成熟的部分。但是，科學是工具，民主是程式，它們雖然對對舊文化産生巨大沖擊，但不是價值體系本身，無法取代信仰。
孔孟之道裡面，這兩項不在其視野，不重要，甚或沒有，孔子說：“君子不器”；甚至，軍隊、糧食也不在孔子的思想之中。大英帝國曾派馬戛爾尼勳爵訪華，請求通商貿易，乾隆大帝答複英國國王一道旨，其中有言：“天朝撫有四海，惟勵精圖治，辦理政務，奇珍異寶，并不貴重。爾國王此次赍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谕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被，萬國來王，種種貴重之物，梯航畢集，無所不有。”“道光以來一儒宗”的倭仁，曾向同治皇帝奏過一句後被人視為迂腐之至的話：“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
“五四運動”準确地抓住了西方強盛的兩個原因，但故意忽略了西方基督教的因素。
“進化論”的關鍵不在于它帶來了沖突和競争，而是固化了一種線性的、目的論的曆史觀，道德淪為可有可無的東西。 國際政治處于一種無政府狀态，西方國家強大的軍事武器和冷峻的思想，造成強權即公理，具有極大的真實性，是以在對外強調一種實力政治，是有必要的。但是，對内則不适合提倡這樣一種弱肉強食的理念，否則，就會惡化國人生存的環境，鼓勵反道德的傾向，不僅不足以救亡，反而會自噬禍國。
其後，政治運動搞階級鬥争雖然過去了，但認知方式遺留了下來， 階級鬥争培養了一種觀察世界的破壞性視角，對人心造成了持久的損傷。不相信法治和一味的排外，都是它的表現。
西方傳統文化的主幹是基督信仰和王權政治。對西方的傳統文化而言，16世紀開始興起的自然科學，動搖了基督教的基礎；17世紀發端的民主政治颠覆了王權。
科學是人類理性進步的必然結果，對自然界的正确認識，與幾千年前形成的基督教的許多理念和傳說格格不入，導緻基督教與科學的對立。一些科學家受到基督教教會的迫害，但同時基督教的權威和影響力也開始下降。人類理性的進步是必然的，科學的發展勢不可擋，基督教最終放棄了與科學的對抗。這一過程影響深遠，至今仍在繼續。
科學、民主、自由是西方社會的的精神理念，産生了對于整個人類無可言說的巨大影響。
（3）、全面否定中國傳統文化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隻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緻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
中國固有的文化傳統發生危機并逐漸解體的過程，也是現代文明體系建構的過程，這是一個混合着血和淚的極端痛苦的過程。中國就像一個不願意讀書的孩子，被家長和老師拉着拖着打着罵着羞辱着蠱惑着走上一條“情非所願”的求學之路。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中國對本民族的文化傳統進行檢讨和批判，是傳統更新的必不可少的步驟，面對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的檢讨是“天崩地解”的批判，首先要低下高昂的頭顱。
這樣，在嚴複始料未及之後，出現了全面系統地攻擊中國文化傳統的一切規則、理念、秩序和信仰，摧毀一切文化典範。新文化運動中，精英們想徹底和傳統決裂、想徹底抛棄造成中國落後的傳統這個“包袱”，好輕裝上陣，走一條新的路。他們認為，引導自己走向新路的，隻有西方文化。
“新文化運動”以批判國民劣根性為名，全盤否定儒家舊道德。所謂“舊道德”，即“仁義禮智信”五常和“禮義廉恥，孝悌忠信”八德，可以說已經到了饑不擇食的地步。魯迅先生有《狂人日記》、《阿Q正傳》，說一部中國曆史，滿篇都歪歪斜斜寫着“吃人”兩個字。
（魯迅）
其後關于中國是“倫理本位的社會”、“千年不變的社會”、“文明早熟的社會”、“無兵的文化”，論述中國傳統社會是“超穩定結構論”和“黃土文明”。
嚴複在其《論世變之亟》中說：“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譚嗣同指出，以三綱五常為中心的名教極不人道，都是曆代統治者用來“愚黔首之術”，“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曆來的獨夫民賊，固樂三綱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以此為率”。劉師培在《罪綱篇》中揭穿所謂“三綱乃天所為”的謊言，認為純系“邪說妖言”。梁啟超也批判了保教尊孔“束縛國民思想”。
陳獨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在《答佩劍青年》中說：“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餘地。”
（陳獨秀）
胡适說：“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是承認中國舊文化不适宜于現代的環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後來他又直截了當地說：“我是主張全盤西化的。”胡适表示：“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百事不如人。”
“德先生”聯合“賽先生”長驅直入，向中華民族發起了攻心戰。中華文明一時相形見绌，部分民族精英自慚形穢，走上自絕于中華文明之路，提出打倒孔家店，消滅中醫，乃至廢除漢字……
中國文化自古主張文以載道，而傳統的道都用文言文記載，新文化運動首先要颠覆文言文。1917年，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剛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回來的胡适，就率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刍議》。胡适在文章裡明确地表示了希望廢除晦澀難懂的文言文，提倡使用簡單易懂的白話文作為日常使用語言的觀點。如此，傳統文化受了緻命的一刀，割斷了文言文所蘊涵的哲學、文藝精髓命脈。
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呼籲廢除漢語和漢字，改用所謂的“萬國新語”，即完全拼音化的世界語。
（錢玄同）
蔡元培說：“這是用石闆條壓駝背的辦法”。1930年，翟秋白提出使用拉丁化的新文字。1936年5月中旬，魯迅接受了《救亡情報》記者的采訪，就“一二九運動”以來的抗日救國形式和救國組織提出的“聯合戰線”問題、文學擔當的革命使命以及漢字等四個問題闡述了自己的意見。而“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就是在讨論漢字問題時魯迅提出的。
（蔡元培）
“進化論”對近代頻遭入侵的中國富有現實意義，但對“進化論”的過度信奉卻容易滑向社會達爾文主義，為極權主義提供理論依據。由此導出的“落後就要挨打”的信條，不相信道德，催生出國家博弈中“零和遊戲”與“叢林法則”的思維。
孫中山在1912年的一次演講中便批評了“适者生存”觀念的缺陷：“二十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争之新學說……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誠以強權雖合于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于天賦之良知。”
嚴複痛定思痛：“華風之敝，八字盡之：始于作僞，終于無恥。”真的，道德問題始終是困擾中國人的最重大的問題之一，一個跛足的巨人如何遠行？
（《星月夜》（The Starry Night）文森特·梵高）
美國曆史學家浦嘉珉在《中國與達爾文》一書中總結道：“達爾文對中國所做的事情好壞參半。達爾文既解放了中國，又部分地使之重新受到束縛。”
我們始終認為，中國經曆了物質文明的發展之後，那些長久起作用的文化思想，一定會使中國重回世界之巅。
中華文明從一開始就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沒有狹隘的宗教、國家和民族的概念，它是世界主義的。
英國曆史學家湯因比對人類曆史上先後出現過的21種主要文化作過系統研究，他說：“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