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我想過，一個人如果像父母一樣，他就是黨。這話說得有點土氣，但是從生活中得出來的感受。很多人一時對你好，好得不得了，想不到的好；一旦情況變了，他對你的壞，也壞到想不到的程度。這樣的事情見得多了。有些人隻是在黨安排的位置上，但是并不代表黨；有些人不在位置上了，在人們心目中他就是黨，因為他心裡總是夫妻、想人、幫人，總是夫妻、愛才、愛隊伍。這種夫妻、愛才、愛隊伍是不求回報的。我們講為人民服務，這個詞有點大，你首先把周圍的人服務好。真正做到這樣的人，是極少數。我認識的人多了，經曆過人生的大起大落，經曆過順境和逆境，才分辨得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是忠臣誰是奸臣。我覺得總是想着别人，幫着别人，而自己不求任何回報的人，就是最好的黨員，就是黨的形象。”
董處長就是我心中黨的形象
——為老上司董文秀處長送行
李錦
董文秀
【人物簡介】董文秀，男，漢族，1923年出生于山東省沾化縣，1940年參加革命，1946年6月入伍，194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産黨。解放戰争期間參加萊蕪戰鬥、濟南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1951年參加抗美援朝作戰，先後榮立三等功2次，榮獲解放獎章、獨立功勳榮譽章。1982年離職休養。1957年代表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國慶節觀禮受到毛主席等黨和國家上司人的接見。原濟南軍區工程兵政治部宣傳處處長（副軍職待遇），2023年1月12日3時13分，因病醫治無效，在濟南解放軍九六零醫院病逝，享年一百歲。
1957年董文秀代表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國慶節觀禮受到毛主席等黨和國家上司人接見
“ 董處長走了”，當戰友把這個消息在微信中推出來時，我愣了一下。董文秀處長是我入黨時的黨支部書記。在我窮困得回不了家時，他開會救濟我20元回家的事情，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不能向老上司告别，心裡的沉重卸不下
前幾天還在微信群中看到董處長過100歲生日的照片，部隊幹休所的同志去看望他，老上司坐在病床上，招招手，慈愛的老父親的形象。2023年1月4日《國防時報》發出《濟南第六幹休所老首長董文秀迎來百歲壽辰》的報道。
董文秀100歲時，部隊幹休所同志看望他
我是50年前在董處長手下當兵的，他當時也就是50歲，可是，在我印象中他一直是這樣，一臉慈祥的感覺，皮膚有點松弛，臉上皺紋細細的，沉默少語。慈祥得像老太太似的。一晃50年了，他的相貌沒有多大變化。我們都在群裡祝老人家健康。
沒有想到，僅僅一周時間，董處長走了。僅僅過去8天，老上司便告别了我們，訃告上寫着：
原濟南軍區工程兵政治部宣傳處處長（副軍職待遇）董文秀同志因病醫治無效，于2023年1月12日3時13分在濟南解放軍九六零醫院病逝，享年一百歲。
董文秀同志無論在戰争年代還是和平建設時期，無論在工作崗位上還是離休之後，都出生入死，勤奮工作，為黨的事業和部隊建設貢獻了畢生的精力。他一生為人正直善良，團結同志，清正廉潔，嚴于律己，始終踐行着為共産主義奮鬥終生的誓言，保持了一個共産黨員的政治本色。
從元月以來，接二連三出現這樣的噩耗。我樓下的新華社老社長顧建鵬走了；我當兵時住在一個宿舍、後來是山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王鳳勝也走了。令人難受的是，疫情期間都不讓舉行任何儀式，連告别也沒有，心裡的沉重卸不下。總是一種難舍的感情，從心田裡升起，就像一片雲從山谷中升起，越升越高，越升越大，把整個山峰淹沒了，我久久地沉浸在悲痛中。
董文秀年輕時照片
上司創造這麼好的環境，我得好好幹
我是1971年冬天到工程兵來幫忙的，第二年就在工程兵宣傳處留下了。當時的宣傳處兵強馬壯，處長是董文秀，副處長是王國楠，馬書智、陳國新，多是解放前的老一輩上司。幹事們分别是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參軍的。那時候感覺到董處長就是黨組織，就是我們的父母。一個農村出來的孩子，到了部隊，部隊就是家，上司就是父母，何況董處長比我大30歲，在我們心目中他就像父親一樣。我們幹活是為黨幹的，首先是為董處長幹的。
當時濟南軍區有26軍、67軍、68軍，還有長山要塞，算四個軍。省軍區、炮兵、裝甲兵、工程兵也是軍級機關。工程兵有兩個工區，幾個團。當時部隊對宣傳工作非常重視，抽調人到兵部來搞學習班，有畫畫的，照相的，搞文學創作的，搞藝術的。因為是年輕人，沒有出名的，不過顯得生機勃勃。
宣傳處是一個大辦公室，當時經常組織學習。學習内容除了《人民日報》社論，就是梁效、羅思鼎等的文章。更長時間是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的著作。說實話，上司們讓人讀了，大家也讨論不起來，時間差不多了，學習也就結束了。我心中有一個明确的思想，就是要搞出報道來，為上司争光。學習不學習，就是那麼一回事，我的心都用在報道業務的研究上。
一個團有團的水準，師有師的眼光。到了軍政治部，眼睛便總是盯着《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看。當時，北京就是這幾家報紙，發一篇稿子，很不容易。上北京的報紙，董處長非常重視。軍區每個月總要排一個名單，鼓勵大家。當時拍照片時學習的題材比較多。一個手裡捧着一本書，伸着手，大家圍在一起學習，我找了300多個不同樣的畫面貼在床頭上。尋找每一點微小的變化，是眼光看到高一些，低一些，手指伸出來是平放還是向前推，就這樣找出300多個差别，睜開眼睛就看到這些，把握揣摩。
到了1973年，處長安排我到北京《解放軍畫報》去，彙報劈山開路先鋒連的線索，又到《解放軍報》去，還讓我到上海去買相紙。那時，相紙很緊張。上海是出相紙的地方，一次買四五盒背回來。因為處長讓我到北京去，又能到上海去，我開闊了眼界，也接觸了有名的人。我把去上海、北京的照片寄回家，父母挂在家裡。父親來信說，上司創造這麼好的環境，得好好幹，不辜負上司的期望。
那時候，部隊三天兩頭學習。因為我是一個戰士，總是讓幹事們先說，有的幹事講話願意講，也有跑題的，到結束時，也用不着我發言了。我的性格有點内向，到了工程兵一年多，沒有在會上說過話。從部隊支左回來的陳國新副處長和我說，“小李，你會說話吧？”我說“會”。陳副處長說，“你說一句話叫我聽聽你的聲音，别人說沒聽你說過話。”我說，“我說不知說什麼”。屋裡，頓時都是笑聲。這個笑，是善意的笑。
唯有拼命的讀書，才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
其實，這時候在我的人生中發生了一個巨大的變化，就是發現了還有另外一個世界在我面前展開。一次偶然的機遇，在工程兵圖書館看到了《中國文學史》這樣的書，把中國文學理得清清楚楚，我非常驚訝。聽說濟南有個舊書店剛剛開放，名義上是收購，實際上是悄悄賣。于是我摸了過去，在泉城路百貨大樓東邊一個巷子，往右拐彎一個不大的門市部。我看到了《四書集注》《史綱評要》，看到了《中日戰争》，還看到了《李白杜甫之比較》，趙樹理的《三裡灣》《李有才版》《小二黑結婚》，我迫不及待地翻開看，一下子就沉浸在裡面了。
當時，在新華書店裡都是毛主席著作，各種版本的，也有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的，還有魯迅的，其他的書就沒有了。從1966年到1973年，整個8年時間，就是這幾本書，其他的書看不到了。當然，工程技術、醫療的書，還有。我到這裡覺得掉進知識的海洋，特别是李白、杜甫原來的詩寫得這麼好，還是剛念書時知道“日照香爐升紫煙”，文化革命一開始就什麼也看不了，隻有毛主席著作。
回到家裡面，我就把黑布當作窗簾挂在窗戶上，把門關死，我如饑似渴地讀了起來。如果讀李白、杜甫的詩，别人知道了，會把我當作“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走狗。就不要再想入黨了，進步了。我是偷偷的，像地下黨一樣看李白杜甫的書。李白為什麼被稱為詩仙？杜甫為什麼被稱為詩聖？因為都是梁實秋這些專家的評論，我如饑似渴的看過去，背起來。自己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标，李白的詩要背上50首，杜甫的詩背上50首，白居易的背上30首，其他的依次做出自己的規劃。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高爾基的《童年》《我的大學》，看了不禁嚎啕大哭。高爾基的生命原來是這麼艱難，高爾基的名字就叫“大痛苦”。其實，在三年災害時我吃不飽，親戚中也有餓死的。想起我自己讀書經曆的痛苦，哭出聲來。也不敢出門，旁邊人看着我哭紅腫的眼睛，會有誤解的。還有《中國文學史》，我也是一遍一遍的看了過去。
這樣，我覺得自己是變了一個人，表面上看來沒有什麼變化，而我心裡志向愈發堅定起來。這時候我家裡的日子過得很難過，我是老大，出來了，弟弟妹妹們都沒有工作。我唯有拼命的讀書，才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改變我們這個家庭的命運。
我在黑房子裡煉出了火眼金睛
我的眼界越來越開闊了。有一次學習，讀的文章是《孔丘其人》。第一天，《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大衆日報》《前衛報》，全國所有的報紙都要轉載的。當天晚上我帶着報紙回來看，我發現江青這些人是把矛頭指向周總理的，說周總理是複辟倒退。因為我讀書對這段曆史的了解，于是我很快的在旁邊寫了批注，說“文中有人，呼之欲出”。本來隻有4000字的文章，我差不多批注滿了，又用一張紙寫成一篇文章，有3000多字。
作者當年對報紙文章的批注
第二天宣傳處學習，我這篇文章，被同伴看到了。董處長把報紙拿過去看了，眼睛緊緊的盯着我。
我向處長指出文章的兩處，有明顯指向。“在他七十一歲、重病在床的時候，聽說齊國新興地主階級殺了奴隸主頭子齊簡公，奪取了政權，還拚命掙紮着爬起來，搖搖晃晃地去朝見魯君，再三請求讨伐”。 我與處長說，周總理71歲是1969年，九大時他找毛主席彙報，解放了一大批幹部。現在誰重病在床呢？周總理呀!
我又告訴處長，《孔丘其人》一文中說：“孔丘出身的沒落奴隸主貴族家庭，在這個社會大變革中急劇地衰落下來。他的祖先原是宋國的大貴族，後來搬到魯國”。而出身的沒落地主貴族家庭，在這個社會大變革中急劇地衰落下來，是說的周總理呀!他出身江蘇淮安，後來搬到浙江紹興。
老處長眼睛盯着我看，一聲不吭。
他不說什麼，我很忐忑。我覺得我說的是對的，但是大家都等着處長說話，處長問北京有什麼熟人，我一個農村青年，沒有認識的。處長過一會又說“多看書是好的，多思考是好的，學以緻用。這些話，對别人都不要說了。還得多學馬列”。前面話是肯定我學習的，後面話是提醒我，這是處長對我的愛護。
其實，這種潛移默化的學習，使得我在内心有了突飛猛進的變化。我拍了張孔府長工的照片，為新華社發稿。洗好照片，給新華社發去。新華社是底片。我也是試了一試，因為當時的中央一号檔案還沒有公布。以後，中央一号檔案到六号檔案都是批孔的，我這張照片就成了全國第一張了。因為是第一張，《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都刊登了，全世界的報紙都刊登了，這使得我聲名出去了。其實，我在北京沒有任何背景，就是自己琢磨出來的。有人說，小李在他那個黑房子裡煉出了火眼金睛。因為報紙發表了，采用多了，宣傳上去了，處長自然是高興的。
這一年，工程兵在全國性的報紙上發表了照片17幅，占了工程兵中央報紙的一半。實際上，我是讨了政治敏感、新聞敏感的便宜，比别人早走一步而已。因為知識儲備已經使自己不知不覺走到突破的境界。這種質的突破，已經實作。
1974年，因為新聞報道成績突出部隊政治部對作者嘉獎，獎品是一套《列甯選集》
政治部黨組織專門開會救濟一個戰士
我當兵四年了，一直沒有回家，按說三年就可以回家探親了。我從來沒有提回家的事情。後來别人說我買書買的太多了，沒錢回家。1973年，我的工資八塊錢一個月，而這一年我買書就買了41元。還得為弟弟妹妹們交學費，要寄回去四五十元。我一年隻花二三十塊錢。稿紙用公家的，墨水也是用的公家的。郵票是不要錢的。就是買個牙膏、肥皂，還有針線，好像我就沒有花過錢。這時候家裡還困難，我的衣服也省着穿。我把衣服悄悄的寄回家，讓弟弟穿，穿舊了再寄回來交給公家。我每天吃一頓飯，一天可以省下來三毛錢，實際上我買書的錢是一天吃一頓飯，從牙縫裡省下來的。到了1974年，我一次在泉城路買書就是38塊，我自己買了200多本書。房間裡就像一個小圖書室，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書，有的是建國初期的書。那些書便宜，多數是一兩毛錢一本，最貴的也不過一塊多錢。我就是沉浸在這個大海裡。
有一天，很晚了，大概九點鐘了。春節前，下着大雪，董處長突然敲開我的門，我大吃一驚。我們住的鐵道北邊，過去可能是部隊的養馬場，後來是煤場，灰塵很多，環境惡劣。
處長到我家看看，我家裡桌上都是書，牆上貼的是報紙，各種各樣的文章。桌上的饅頭已經幹了很多天，用水泡着，還有一個大疙瘩的鹹菜。
處長來了。他看了看，又到我外間過道，掀開窗簾看了圖書室。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在我的心目中，處長就是天，就是黨。處長到我這裡來，上面是政治部主任，是工程兵主任和政委。
第二天，宣傳處兩個老兵，李振東金鄉人，王佩欣是海陽人，我們都從農村出來的，相處的都不錯。我總是像弱勢群體一樣，他們總是關照着我。我雖然從農村出來，但是不會幹活，連包水餃也不會，他們這些人從來沒有嫌棄過我。李振東說，“你收拾收拾，準備回家。”我不知道怎麼讓我回去。王佩欣說，“處長讓你探家。”，我壓根兒就沒有想這樣的事。王佩欣說，“你到南京的車票是七塊五毛錢，到射陽夠了，補貼一下讓你回一趟家”。李振東告訴說“這是政治部救濟的20塊錢，而且是政治部黨支部專門開會救濟的”。
我聽了不禁眼眶發熱，一個黨組織專門開會救濟一個戰士，無論如何，我承受不了這份照顧和恩情。那一年是大參軍，我們一個村就出來16個人，差不多都回去過，就是我還沒有回去過。我父母也是要面子的，母親說，“李錦在軍部，工作忙”。實際上我是因為沒有錢，買不起車票，不能回家，是這些老兵和上司講了。
董處長前一天晚上到我宿舍來，是下着大雪，他有一米八高，我看了覺出高大，在雪中，特别是門口燈光照着，顯得巍峨高大。處長到我家來，大概是暗訪，也算叫調查。他看到我屋裡的書，看到我這個苦日子，看到我做出的成績，什麼都明白了。這是政治部一級黨組織專門研究救濟我的，因為處長是政治部黨支部書記。
探親回到部隊後，我更加拼命的幹。在解決入黨的時候，也有老同志提出得多學馬列，頭腦裡不能有“封資修”東西，我知道這是善意的提醒。當時，林彪出事了，濟南軍區的政委袁升平，還有一批四野的上司幹部，對他們展開批判。我覺得，這些事都離我們很遙遠。研究文化大革命的經曆，我知道這些事我折騰不起。我是一個農村的孩子，唯有為處長争光，多幹工作。别人也原諒了我。最後處長說，小李的學習精神最可貴，是農村孩子，是苦孩子，有志氣，有韌性，這種刻苦鑽研的精神值得我們所有人學習。我的做法，應該說一半是優點，一半是缺點，上司不表态“封資修”，就是對我最大的愛護了。而處長号召大家向我學習，我感受到處長是愛才的，他沒有把我這個缺點當成缺點看，而給我更多的鼓勵。
到了1975年，全軍大裁軍，工程兵要取消，在機關又不能提拔，必須從連隊提。當宣傳處專門開會為我送行，讓我回到舟橋87團。在會上發言時，我流下了眼淚。一個戰士出來了，就是以部隊為家，以上司為父母。如果工程兵解散了，到新的部隊了，也不知道遇到什麼樣的人呢。處長說，你做出的貢獻大家都知道，你的表現我們都了解，你就這樣幹，你放心走，黨組織會為你講話的。
1975年9月，作者到基層鍛煉，機關為其送行留念
照片說明：1975年9月，我（前排左四）離開政治部到基層鍛煉，陳國新副處長（前排左三）到112團當政委。董處長（前排左一）召開會議送行。讓我站在中間，我推辭，處長說為你送行，就應該在中間。
二排右一是王鳳勝幹事，後來的山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山東省文聯主席，他在最近去世。他開始是工兵八團的排長，後來是研究周恩來文藝思想專家，為人正直樸實，學術成就高。我們在鐵道北一間房子裡住過。因為疫情不能送别，對不起老哥哥。謹此懷念鳳勝老兄。
後來，董處長又和87團的孫歧山政委打了招呼。我當了排長，期間還在《解放軍文藝》上發表了六七千字的長篇散文詩，在濟南軍區轟動了。後來又到新華社工作。
到新華社六年後，黨中央主席胡耀邦批示學習李錦活動。新華社調查組到部隊調查，董處長非常高興，非常自豪，就講我太能吃苦了，刻苦學習，講我的新聞敏感，講我的心無旁骛，講了很多故事。他請濟南工程兵的政委徐堯田出面，向新華社調查組介紹我的情況。
大愛之人，大善之人，大仁之人，大義之人
後來我到西藏去，又從西藏回來；到北京去，又從北京回來，我總是和我的夫妻一起去看望他。我的夫人李海萍，也在工程兵宣傳處，都是董處長的部下。我們見了董處長，就像見到了自己的老父親一樣。董處長總是說，“就這樣就這樣”，“很好很好”。每次走了，他都要到門口來送，依依不舍，像老父親一樣。
其實，在工程兵宣傳處也有幾十号人，也有沖突，但是，到了處長這邊，沖突都化解了，他從來隻夫妻，不整人，對手下的人總是用盡辦法幫助，用盡他的一切關系幫助手下人。他對我們，是愛才、夫妻、愛隊伍，用心用情用力氣。
董文秀佩戴“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
有時候我想過，一個人如果像父母一樣，他就是黨。這話說得有點土氣，但是從生活中得出來的感受。很多人一時對你好，好得不得了，想不到的好；一旦情況變了，他對你的壞，也壞到想不到的程度。這樣的事情見得多了。有些人隻是在黨安排的位置上，但是并不代表黨；有些人不在位置上了，在人們心目中他就是黨，因為他心裡總是夫妻、想人、幫人，總是夫妻、愛才、愛隊伍。這種夫妻、愛才、愛隊伍是不求回報的。我們講為人民服務，這個詞有點大，你首先把周圍的人服務好。真正做到這樣的人，是極少數。我認識的人多了，經曆過人生的大起大落，經曆過順境和逆境，才分辨得出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是忠臣誰是奸臣。我覺得總是想着别人，幫着别人，而自己不求任何回報的人，就是最好的黨員，就是黨的形象。我們倆口子走上上司崗位，董處長居然一次也沒有麻煩過。我們與王鳳勝去看望老上司，問他有什麼要我們做的，他說“不能為你們添亂，你們好好幹。”
董處長是大愛之人，大善之人，大仁之人，大義之人。與董處長在一起隻有3年時間，但是他對我的幫助關愛，我記一輩子。不管走多遠，時間有多久，我還是記得他，董處長，他就是我心中的黨，就是我心中的部隊。
濟南軍區宣傳處出了很多人才，例如國家民族歌舞團黨委書記、一級歌唱家孫毅，山東省曲藝家協會主席孫力生，聞名全軍的舞蹈藝術家桑魯兵，著名演員桑鐵龍、著名畫家鄭向農、潘文斌，理論家王鳳勝，政治學者李振東。這是在宣傳處範圍，在整個工程兵部隊人才就更多了。當時，我們這些69至73年的兵都是戰士，後來出了廳局師級幹部10多人。我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話，“先輩回眸應笑慰，擎旗自有後來人。”我們都是在董處長的關愛撫養下成長起來的部隊宣傳工作者，後來都在國家這個大舞台上展露頭角，做出貢獻，留下影響。
我們永遠懷念我們的老處長、老上司、老長輩。
敬愛的董處長，您一路走好！
李錦
【作者簡介】李錦，1970年參軍，1971年4月開始從事新聞報道工作。1976年任新華社記者。2010年後，相繼擔任中國企業報總編輯、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國企管理智庫副理事長兼首席專家、中企之聲研究院院長等，重點做企業理論政策研究、課題研究、經驗總結工作。改革開放來所寫“思路型”調查為45位中央政治局委員批示。1982年，鄧小平聽取彙報并稱其對改革“有發言權。出版專著《國企改革頂層設計解析》、《國企供給側改革》等32部。
附：《救濟20元回了家》（發表于《鹽阜家譜》《家國70年》，本文記錄1975年春節作者在上司群組織關心關懷下探家的故事。）
救濟20元回了家
李錦
我永遠忘不了，在最困難的時候，濟南軍區工程兵政治部黨支部救濟20元錢、派人為我買車票送我探家的事。那時，我把所有的錢都用來買書了，身上已經空無一文。
這是發生在1975年春節前的事。把我送上車的是李振東、王佩欣，工程兵宣傳處的兩個老兵，他們說董處長讓我們送你上來的，車票是九塊七角，到南京的。還有十一塊錢，你到射陽也夠了。處長不讓給你錢，怕你把這錢又拿去買書。當時，我眼睛發熱，有點哽咽地對他們說：告訴處長，謝謝他。
列車開動了，車輪撞擊着鐵軌，發出轟隆隆的巨響，我的心實在難以平靜。那時，我已經當兵4年了，沒有回過一次家。按規定當兵三年便有探親假了，人家都回去一次又一次了，而我隻字未提探親的事，引起組織的關心。有人反映我日子過得很苦，每天隻吃一頓飯，把饅頭、鹹菜放在褲子口袋帶回宿舍，經常去司務長那裡領夥食費。當時每天四角五分錢的夥食，少吃一頓就能省下三角錢。也有人反映我買書太狠了。還有，兩年沒有看過一次電影。這樣的說法在工程兵機關流傳着，我似乎成了一個怪異人。
工程兵宣傳處董文秀處長是我的頂頭上司，也是政治部黨支部書記，是山東沾化人，一個老八路軍戰士。他說這個小孩太苦了，出來快四年了，趕快讓他回家一趟吧。
我的買書，在工程兵機關是出了名的。這件事是從1973年9月開始的。當時正是文革期間，公家發了很多馬恩列斯的書，包括《哥達綱領批判》《法蘭西戰争》《路德維希費巴巴哈和德國哲學的終結》，不管看不看，上面一直在發。說實話，大家都看不懂，也不容易看進去。
我隻是高中畢業，深知自己知識的貧乏，可也找不到讀書的機會。一天，路過濟南市新華書店向東一拐彎的小巷，發現一個舊書收購處，這裡既收購書也賣書，大部分是文化革命前沒來得及賣出去的。我看到一本《李白杜甫比較之研究》，一本《中印戰争》，世上怎麼還有這樣的書呢？就馬上掏錢買了回來。
回到家裡，我趕快把窗戶用暗室黑布蒙起來，迫不及待地翻看起來。那時候，批“封資修”，除了馬、恩、列、斯、毛和魯迅的書，其它都被視為“封資修”，李白杜甫早已是曆史的僵屍了，他們身上一點點無産階級的味道也沒有，怎麼能出他們的東西呢？隻能偷偷地看。中國有那麼多有學問的人，把詩仙與詩聖剖析得那麼透徹，使我頭腦一下子清晰起來，我把李杜的詩抄下來，每天背一首，用50天背誦完。第二天上班時，我頭腦中還不斷回味着李白杜甫詩的味道，眼前浮現“車麟麟，馬嘯嘯，行人箭各在腰”的畫圖，當時隻有毛澤東詩詞，魯迅的，還有報紙上的政治抒情詩，像馬雅可夫斯基式的語言，很少有杜甫的詩。
放下這一本又看《中印戰争》，是一個美國人寫的，把英國入侵後挑起中印戰争的事講得清清楚楚。這一本書，有400頁厚，我看到天亮，竟不覺得絲毫疲倦。
不久，舊書店又來了一批書。我買了《精校四書補注備旨》《諸葛亮集》《中國文學史》《史綱評要》《歐洲文學史》《悲慘世界》《赫魯曉夫回憶錄》等，一下子花了41元。這些書都是原價買的，每本多是幾角錢，最貴的也不到2塊錢。把兩捆書堆在自行車後面，高高的一堆。我把自行車還給電影組時，被他們看到了。不久後，我又買了一次，花了38元。這時的宿舍便像個小小的圖書室了，有200多本書。當看到這一批書時，我感前所未有的滿足。
本來我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這時候話就更少了。每天一下班便鑽到自己的書房裡，從馬克思、列甯、高爾基、孫中山、宋慶齡到毛澤東，從孔夫子、屈原、諸葛亮、司馬遷、蘇東坡、林則徐、魯迅、趙樹理，在我眼裡書籍展示出更寬更廣的世界。不知道為什麼特别愛看人物傳記，每讀到受苦受難的地方，不由得眼淚流下來。看到高爾基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自己不禁放聲哭了起來，高爾基的名字是“大痛苦”的意思。
我何嘗不是生在痛苦中，生在悲憤中。這時，正是家中最苦最難的時候，父親隻拿20元錢工資，母親隻有13元，“文革”中又搞起公私合營起來了，像農民種田一樣評工記分。恰恰這時，大妹、三弟相繼畢業，沒有工作，隻是替人家收購站做小工，大妹幹活要擡200斤重的大缸，走路腿發軟；小弟剛上學，會寫字了，他說交不上學費，老師總是批評，就低着頭。
興橋商業改革，要把一家人遷到農村去。每封信總是有令人揪心的消息，接到一封信便覺得有一座新的大山壓在心頭上。我心已悲憤的極點，部隊要搞批林批孔，大字報貼滿食堂院子的過道。可我家裡過的是吃不飽、穿不暖、交不上學費的日子，哪有心思寫大字報？一個飯都吃不上的家庭，哪有心思寫大字報。
我如果回家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我們家這一代是翻不了身的。于是我寫了一個大大的“憤”字，貼在床頭上，是用毛筆寫的，就一個字，我睜開眼睛便看到這個“憤”字，心中也有憤怒，主要是發憤圖強的意思，也有發憤讀書、發憤而起的意思。我做出了許多規定：一天隻吃一頓飯，餘下的錢給家裡寄去；一天隻睡6個小時覺，省下每一點光陰來看書。再也不看電影、不看戲了，也不打乒乓球，更不能打一次牌，直到自己有出息再說。這些規定對自己是極殘酷的，也有點偏執。
有一點時間，我便鑽進自己小屋裡讀書。那是個黑布蒙着的小屋，外而是運煤埸，聽得見嘈雜聲。在那一兩年時間，我除了睡覺吃飯，我把所有時間都用來看書了。幾乎每本書都有讀書計劃，要求自己用多長時間看完，寫我的讀書筆記。
那時也沒有手表，常常一夜看到天亮。看到八九點鐘，到食堂去，食堂都關門了。回來再讀書，等自己去吃中午飯時已是下午三點了，有時間自己整整兩天不到食堂去。從食堂帶回的饅頭已經幹硬裂縫咬不動了，我就用自來水在臉盆裡泡着，泡一兩個小時，外面軟了，皮漲開了，可裡面還是硬硬的。我就用牙齒啃，像老鼠咬着，一啃一個白點。大頭鹹菜放久了，更鹹了，好在是為了把饅頭吃下去，餓不死就行。
在苦讀的日子裡，最愁的是時間不夠用。每年要下部隊采訪半年時間，在連隊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來，要采訪，要報道，要發稿。回來了，便進了自己地獄般的書房，要把耽誤看書的時間補回來。時間不夠用了，總是睏得慌，見到床就想倒下，倒下便不再醒來。這時候，每每接到家中來信，自己便感到憂憤包圍自己，自己感到清醒，于是便提醒自己不能睡覺，我有什麼權力睡覺呢？我們家是窮人，最貧賤的人。于是我想出一個辦法，每天早上起床便用背包帶把被子、被褥捆起來，擱在屋角，空留一張硬硬的木闆床，自己躺在在床上，骨頭咯得慌，于是我便趕快起來看書寫文章。覺得坐着比躺着舒服，用這種方法逼着自己争取每一點時間來讀書。我坐着彎腰能12個小時不動彈，從下班直坐到第二天早上，當我去吃早飯時，腰已直不起來了，一擡頭，便覺得有根筋在前胸拉着，很疼很疼，後背伸不直，我隻好彎着腰走路。而在連續幾天黑屋子裡，眼睛見到陽光睜不開，便閉着眼睛走路，走到飯堂，沒有陽光了，自己的眼睛才能睜開。
從1971年到1975年，是我知識飛快增長的時期，大學文科的文學、曆史、哲學三門課教材我都看完了。歐洲語言拐彎多，句式長，看起來費勁，在看了歐洲文學史與名著後，縮短了距離。這時候我學習馬列著作也比過去懂了許多。當時讀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共産黨宣言》《法蘭西内戰》《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等30多本書。在學習《反杜林論》時，讀第一遍哲學是用了功夫的，特别是11、12、13節。第十三節講的是辯證法“否定之否定”。從北京到新疆采訪，火車在路上跑了兩天三夜，我帶着《反杜林論》一邊看一邊寫筆記。晚上車燈關了，我便彎腰就着卧鋪車貼地的夜燈在昏弱的燈光下寫。有時到車廂接頭的衛生間去寫。在文化革命正在熱鬧時，我卻在研究社會發展的否定過程，對于黑格爾、杜林、馬克思、恩格思、盧梭的背景，要看很多書才能弄明白，我知道扯住本質，就是圍繞這個“否定之否定”自己劃出一條條曲線。試探着尋找，從中國曆代王朝興衰的必然規律，劃出自己認可的一條條曲線，發現每一個王朝喜劇悲劇相連的規律，發現在第三四代崛起規律。當我對這種必然性了然于胸，再看正在進行的文化革命的發展趨勢時，不由得自己出一身冷汗，我不敢寫了。當革命與生産力這一對沖突走到彼此不相容時，我知道出問題了。在這60個小時裡，我寫的讀書筆記正好是一個日記本，3萬字。思緒像噴泉一樣，想到哪裡，哪裡便冒出汩汩的泉水，無法自控。
就在這地獄般的苦讀日子裡，自己進入一個想象不到的領域時。當時《人民日報》出了一篇《孔丘其人》批鬥文章，我的曆史、哲學與政治修養一下子被調動起來了。我知道那些事在孔子經曆中是重要的，那些是不不重要的，為什麼被擡到突出的位置，其用心自然顯示出來。對孔子殺少正卯這件事，為什麼把盜砳稱頌為英雄，這樣牽強附會的結論怎能成立？孔子罷官為什麼要突出這個56歲，這意味着什麼？周公是争論不大的人物，為什麼現在成為靶子……一個又一個疑問，急速奔跑到眼前，我處在極大的興奮中，進入一個發現旺盛期。我當即寫下8個字“文中有人，呼之欲出！”寫了密密麻麻的批注，這篇北大、清華兩校的文章大概有四千字，“前衛報”一個版便登完了，我的評價文章超過4000字了，用密密麻麻的小字也寫了一個版。
第二天工程兵政治部的年輕人看到了，拿給董處長看，董處長半天不吭聲。他不了解，中央最高上司人的意圖怎麼被我這個隻有22歲的農村戰士識破，而且說得那麼斬釘截鐵，不容置疑。有人說小李有火眼金睛，像孫悟空在煉丹爐裡練出來了，在他那一黑屋裡煉出真功夫了。老處長趕快讓新聞幹事與我談話，功夫一定要用在工作上，用在新聞報道上。當時的老幹事林承義、鄭克禮他們都很愛護我，不斷提醒我注意身體，按說在特别講政治的年代，我這種偷偷讀“封資修”書籍的做法是不可原諒的，但是他們保護了我，善意地提醒了我。就在1974年，我在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解放軍畫闆上發表新聞照片17幅，整個工程兵系統才41篇，我占了近二分之一，整個濟南軍區發表在全國性報刊上是120多篇照片，我一個人占了八分之一，而濟南軍區攝影通訊員有300多人，我成了小名人，為工程兵争來榮譽。工程兵部隊政委徐堯田說對這個戰士要表揚。
這四年的近似練獄般的自學，使自己認識問題的方法有了很大的變化。從思想确立幾種認識：一、立志高遠。不僅要獨善其身，而且要兼濟天下，能“居天地之廣，立天地之正位，事天地之大道”；二、走在前頭。要了解事情的本質，來龍去脈，見微知著，發人之所未發，言人之所未言。三、學以緻用。要學會把書本的東西與自己眼前的事結合起來，做好自己的事。也就是從這時起，我把牆頭上的發憤圖強的“憤”字撕掉了，從家而國，有了更大的動力在鼓舞自己。覺出自己不再是一心圖謀職業養家糊口的農村青年，而是有志于在奔騰的曆史長河中有所作為了。
在這時候，我的表面沒有什麼變化，像往常一樣沉默，而話更少了，而且也已經是身無分文了。我那微薄的津貼，除了買書便是寄回家了。軍褲、棉鞋、襪子都省着穿，寄回家讓弟弟穿舊了再回來交上。我的一雙襪子，補了20多個更新檔，也被同僚發現了。
快過年了。在一個下着大雪的晚上，像父親般的老處長董處長到鐵道北的宿舍來看我。推開門，看我床上是一張木闆，被子卷到屋角，桌上是幹硬的饅頭，還有一屋子的書，他問了家裡老人身體情況。其它什麼也沒說。沒有幾天，上司便通知，讓我探親，說車票已買好了。
當兵四年了，無錢回不了家。董處長開會救濟20元，我回家了。這是我們一家合影。
瞭望中國新媒體刊頭題字 朱增泉将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