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兒童社會化的研究開始聚焦于兒童情緒發展，父母情緒社會化作為兒童情緒發展最重要的影響源自然引起了研究者的廣泛關注。所謂父母情緒社會化即父母對兒童情緒經驗、表達、調節的觀念、目标、價值觀在行為中的反應。
過去六十年間，研究者圍繞着父母情緒社會化與兒童發展開展了豐富的理論與實證研究，并一緻認為父母情緒社會化對兒童發展的直接影響途徑至少包含四個方面：情緒教導、談論情緒、情緒表達、情緒回應。
其中父母情緒回應是指面對兒童日常生活中随機的情緒表達，父母實時的回應态度與行為。相比較于其它途徑，父母情緒回應在日常親子情緒互動最為頻繁，是影響兒童情緒發展最直接、最典型的途徑。近幾十年來國外積累了豐富的有關父母情緒回應與兒童情緒發展的研究。
情緒教養視角從親子互動的角度探讨父母對兒童情緒發展的影響，強調父母的理念、态度與行為對兒童情緒能力的自然養育。其中，以強尼·戈特曼和南希·艾森伯格的理論構想最具影響力。
強尼·戈特曼團隊在元情緒理論的基礎上首次提出父母元情緒理念，即父母對自身及其子女的情緒所形成的一系列有組織的思維模式，包含三個核心成分：對自我以及子女情緒的敏感度、接受程度以及教導意識。
該理論模型中，父母元情緒理念是父母情緒回應行為的基礎，直接決定着父母對兒童情緒的支援、贊美、認同等互動行為。
父母元情緒理念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情緒消除型父母，這種類型的父母認為負面情緒對孩子有害，更傾向于采用忽視或者否定等回應方式，以便盡快讓孩子遠離這些有害的情緒。
二是情緒紊亂型，即父母無法适應自身和孩子的情緒，不能很好地平複情緒，面對子女的負面情緒，父母自身負面情緒的強度甚至高于其子女。
三是情緒教導型，這類父母能夠敏銳地意識到自身和孩子的情緒，并通過多種富有建設性的政策支援兒童的情緒發展。實證研究證明，相比較于前兩種類型，持情緒教導型觀念的父母所養育的子女具有更好情緒社會能力。
南希·艾森伯格是另一位在父母情緒社會化領域頗具影響力的研究者，認為父母的情緒回應通過兒童的情緒喚醒水準這一中介進而影響着兒童情緒能力的發展。具體而言，父母非支援性的回應會觸發兒童焦慮、害怕、生氣等負面情緒，使得兒童情緒過度喚醒，進而表現出過度抑制或者失去控制兩個極端狀态。
情緒的過度喚醒使得兒童難以控制自身情緒表達強度、持續時間及頻次，進而在社會互動中容易出現諸如過度自我、行為失控等系列問題，表現出較低的情緒能力和社會能力。
相反，父母支援性的回應能讓兒童的情緒适度喚醒，這樣兒童更容易擺脫情緒的束縛，也會更專注于社會情境問題本身，以此有效地解決問題。
在此理論設想下，南希·艾森伯格團隊進一步界定了父母支援性情緒回應包含鼓勵表達、情感關注和問題關注三種方式；父母的非支援性情緒回應中包含懲罰反應、忽略反應和憂傷反應。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南希·艾森伯格提出該理論模型以來，大量的實證研究證明了相比較于非支援性情緒回應，父母支援性情緒回應确實更有利于其子女情緒社會能力的良好發展。
離散情緒理論視角卡羅爾·馬拉特斯塔以機能主義以及離散情緒理論為基礎，将情緒視為一種精神事件。
他指出情緒是個體對生物和社會環境的适應活動，每種情緒作為連續的存在都有着各自特殊而獨特的功能，個體對情緒的處理是個性最突出的部分。
個體的情緒處理特征如何統整至個性？卡羅爾·馬拉特斯塔認為早期家庭養育中親子間的情緒互動是關鍵。在親子情緒互動中，兒童某些情緒狀态由于高頻次的互動而持續被強化，逐漸鞏固下來，最終統整至自我意識，成為個性結構的組成部分。
而那一些被選擇性忽視的情緒狀态會逐漸弱化，最終被迫從個體經驗中分裂或者抽離。各個離散情緒在個體成長中均有着各自獨特的功能，兒童每個情緒狀态在親子互動中均能得到合适的回應時，兒童的情緒發展将會獲得健康的發展。
但如果父母有選擇性地養育兒童某種情緒狀态，不鼓勵或者遺棄另一些情緒，這會導緻兒童出現兩種類型的畸形：一是過度發展，即某種情緒占統治地位；二是發展不足，即某種情緒的缺失。
兩種狀态均會造成孩子個性的某些缺陷或者更嚴重的畸形如精神病理學方面的問題。是以，該理論設想不僅能揭示個體情緒健康發展的過程機理，也能闡述部分兒童情緒适應障礙的發展機制。
在此理論基礎上，卡羅爾·馬拉特斯塔建構了5種父母情緒回應政策：一是獎勵，如在兒童傷心時給予安慰，孩子害怕時給予支援；二是放大，父母表現出跟孩子相同的情緒狀态；三是忽視，即對孩子的情緒狀态故意忽視；四是懲罰，如父母取笑子女恐懼、不贊同孩子的傷心等；五是輕視，父母對孩子的情緒表現不屑一顧，如告訴孩子不必害怕等。
與情緒教養視角不同，離散情緒理論視角強調每一種離散情緒對兒童發展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父母對兒童某種情緒的任何一種回應方式一旦在強度或者頻次方面把握不當，均會導緻兒童情緒表達的不足或者過度，進而引發兒童情緒發展以及社會适應問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父母對兒童的情緒回應方式中無法界定出最好的回應方式，隻有最比對的回應政策。
雖然近二十年越來越多的實證研究證明了父母情緒回應與兒童情緒發展的媒體即兒童的情緒喚醒狀态，不過情緒喚醒狀态是如何發生發展？這一問題仍然較為模糊。
最近帕特裡夏·譚通過人類情緒調節的神經活動過程解釋了艾森伯格理論模型中情緒喚醒狀态的發生過程。
他認為情緒調節的神經基礎在于二個部分：一是處理情緒中最突出資訊的神經網絡；二是一些子過程，其中包含自動和隐性情緒調節神經網絡。
這兩個神經網絡分别對應着大腦中相應的區域，而突出資訊檢測對應的大腦區域大部分與之相重疊，這表明這一神經網絡是一個整合的區域。
該研究者回顧了衆多有關父母風格、父母情緒社會化與兒童神經活動的實證研究，其結果證明了父母的情緒社會化引起了上述三個情緒調節過程相關的大腦神經網絡區域結構與功能的變化，進而控制着兒童的情緒喚醒，最終實作了兒童情緒調節能力的變化。
由此可見，從兒童情緒調節的神經網絡基礎角度追蹤父母情緒回應于兒童情緒發展的作用機制不失為一個有效且頗具前景的途徑。今後可借助于日益成熟的腦科學研究技術，加強相關的實證研究與理論分析，以此更加清晰地驗證兩者關系的内在機理。
從家庭系統論的視角進一步驗證父母情緒回應對兒童情緒發展的多種影響路徑關于父母情緒回應與兒童情緒發展的關系中，文化、性别、年齡是目前研究者較為關注的調節因素。但目前絕大多數研究僅僅孤立考察某一個或者兩個影響因素對兩者關系的單獨效應。
事實上，家庭作為一個有組織的生态集合體，包含着許多子集合體，比如父母婚姻關系、親子關系、兄弟姊妹關系、物質環境等。對兒童來說，家庭中每個子系統均互相作用共同影響着其情緒發展。
是以，未來非常有必要在家庭系統論的視角下，進一步驗證家庭中多個因素對兩者關系的單獨效應與交叉效應，以此擴充兩者關系的多種路徑，具體如父母婚姻品質、父母教養方式、父母不同的情緒社會化途徑、親子依戀、家庭成員關系、兄弟姐妹的關系品質、物質環境等。
實際上，目前已有零星的研究嘗試着探尋更多的父母情緒回應對兒童情緒發展的作用路徑。比如有研究證明了兄弟姐妹關系對兩者關系有着舉足輕重的影響效應。
另一項針對6～9歲兒童的縱向研究探讨家庭環境的混亂程度對兩者關系的影響，結果表明家庭環境的混亂程度是父母非支援性回應與6歲兒童情緒調節能力的緩沖器，而對于9歲兒童來說，在高混亂狀态的家庭環境中，父母的情緒回應與兒童情緒調節能力的發展似乎相關性并不強。
關注父母情緒回應與兒童情緒發展的雙向互動過程毫無疑問，父母情緒回應與兒童情緒發展是一個互相影響的過程。兒童是具有主體意識的、能動的人，兒童各項社會技能的發展和社會性行為會影響到父親自身情緒社會化的發展過程。
最近有研究者選取了3-5歲兒童的樣本詳細探讨了親子間積極情緒的動态同步互動對父母情緒回應與兒童情緒兩者關系的影響。
結果表明親子間積極情緒的動态同步互動雖不具有中介效應，但卻發揮間接作用，親子間積極情緒同步互動的程度可能是父母情緒社會化能否對兒童情緒發展産生效應的作用點。由此看來，親子間動态情緒互動的重要性可能遠超于研究者的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