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華裔著名作家譚恩梅的小說《快樂集市》自出版以來，引起了評論家的廣泛關注。通過講述美國出生的女兒和她們的移民母親之間的沖突與和諧的故事，小說探索了身份危機和第二代中國移民重建的主題。
作為第二代中國移民，小說中的女兒們雖然生來就有一張中國面孔，但她們的思想行為已經完全美國化了。她們的想法與母親的觀念大相徑庭，母女關系中充滿了沖突和沖突。而他們又要在兩種文化之間掙紮，因為他們不認同以母親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也不被美國社會的主流文化所認可——他們生來就是美國公民，但依然被白人視為"他人"，結果，他們遭受了巨大的身份危機。起初，他們拒絕了以母親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但為了走出身份危機，建立新的身份認同，不可或缺的中國傳統文化引導他們最終實作了與母親的和解，接受了中華傳統文化。
種族歧視和文化沖突背景下的身份危機
雖然第二代中國移民已經相當美國化，但他們仍然因為他們的種族和文化恥辱而受到主流社會的歧視。例如，當羅斯遇到他未來的嶽母喬丹夫人時，她耐心地解釋了為什麼泰德不能娶她。她一再提醒羅斯，泰德想成為一名醫生，他的妻子必須滿足某些社會期望，她暗示越南戰争是多麼不受歡迎。在她看來，羅斯與泰德的結合肯定會危及她兒子的未來。在談到越南戰争時，喬丹夫人認為，包括華人在内的所有亞洲人對美國白人來說都是可恥的。
賽義德認為，"自我認同的建構涉及'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不是他自己，并且總是涉及對與'我們'不同的特征的不斷解釋和重新解釋。喬丹夫人的态度表明，在美國白人的心目中，中國人和其他有色人種一樣，與自己的"他人"不同，他們的種族和文化是低劣的。
小說中的女兒們為了避免被主流社會視為"他人"，試圖融入美國主流社會，為了實作自己的目标，她們放棄了自己的種族和文化認同。然而，他們的努力注定是徒勞的，因為他們在白人眼中的"他者"地位注定了他們受到歧視。與此同時，女兒們對種族和文化認同的拒絕直接導緻了與母親的緊張關系。因為母親們渴望将中國傳統文化傳授給她們，是以她們非常贊成美國的文化模式。這不可避免地導緻了母女之間的沖突，這是兩種異質文化碰撞的表現。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父母在家庭中擁有絕對的權力"。作為母親...有安排女兒生活的權利，女兒有義務服從。然而，在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心态下長大的女兒自然不能容忍做母親的想法。比如，景美媽媽每周都為鋼琴老師打掃房間，給女兒買鋼琴學鋼琴。不過，景美并不認識她的母親，認為她有權利不學鋼琴。為了阻止母親的"傻傻驕傲"，她甚至故意輸掉了才藝表演。然後，當她的母親要求她繼續練習鋼琴時，她毫不退縮地喊道："你喜歡的那種女兒，我永遠不會......我不想成為你的女兒，我希望你不是我的母親。" [3]（P145- 146）
雖然小說中的女生一味地欣賞美國主流文化，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但她們無法改變自己的血統，是以不可避免地成為被邊緣化的"他人"，進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機。
二、母女關系的調和與新身份的建構
雖然小說中的母女關系一度緊張，但一切都解決了。這種和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母親和女兒的共同努力。
首先，母親們必須努力彌合文化鴻溝，打破對過去的沉默，消除女兒對她們的刻闆印象。這對母女和解是必要的，對女兒的身份建設至關重要，女兒需要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援來建立新的身份。例如，韋弗利一直不屑于聽母親林東講述過去的故事，這讓林東非常擔心。她堅持認為，她的女兒"必須了解她是如何來到美國的，她是如何結婚的，她是如何失去她的中國面孔的，以及為什麼她會變成那樣的人。" [3]（P296）
同時，和解程序離不開女兒的參與。當感情和生活陷入身份危機時，女兒們終于意識到，以母親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對于走出身份危機，建立新的身份認同，是不可或缺的。例如，當韋弗利長大後，當她發現自己的新身份的建構缺乏中國傳統文化的支援時，她開始有意識地彌合與母親的差距。在小說中，當韋弗利和她的美國未婚夫準備去中國度蜜月時，她的未婚夫提出邀請林東和她一起去，她同意："我們三個人，抛開分歧，加強在飛機上的合作，并排坐，起起落落，從西到東。" [3]（P206）
母女和解後，女兒很快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建立了新的身份。這在景美的故事中得到了證明。在小說的結尾，景美帶着母親的遺願來到中國，見到了同父異母的妹妹，在此期間，她意識到自己作為中國移民的特殊身份。和小說中的其他女兒一樣，景美和母親的關系相當疏遠。雖然她早就忽略了母親故事的意義和母親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但當她遇到姐姐們，并告訴她們她母親的故事時，她與母親和解了。這次中國之行為景美提供了與母親和解的機會，也為她重新熟悉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條件。此次中國之行也代表了兩種文化的融合，為景美建立新身份奠定了基礎。
小說中女兒新身份的建構，是随着母女關系的調和而進行的。這一和解過程不僅是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過程，也是中美文化從碰撞走向融合的過程。在我們女兒身上，我們"不僅看到了中美兩種文化之間的沖突和對立，也看到了兩種文化交流與融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P91）與兩種文化的融合創造了新的文化融合，而第二代中國移民在這種融合中建構了新的身份，"正是在這個"門檻"有限的空間文化差異中實作了某種結合，結果是文化和民族認同的想象"建構"。就這樣，作為第二代中國移民，小說中的女兒們終于在霍米巴巴的《門檻空間》中建立了自己的新身份。
結論
在《快樂的會面》中，譚詠麟"探讨了文化多樣性的概念和華裔美國人的民族認同，為全球化背景下種族和文化交流概念的轉變以及多元文化資訊的傳遞樹立了榜樣。小說中的女兒們（P173）在母女和解的過程中接受了中國傳統文化，在母親的幫助下，終于走出了身份危機，建立了自己的新身份。借助後殖民"他人"和"門檻值空間"理論，在跨文化、種族、代溝的背景下研究新一代移民的身份危機和建構，為我們研究譚恩美的其他小說提供了新的批判模式。
書目：
愛德華·賽義德。東方學（主修）。北京： 生活，閱讀，新知三聯書店，1999.1.
[2] 孫瑩.從後殖民視角解讀喜運俱樂部。碩士論文。華北電力大學， 2006.
譚恩梅.《西府社》（M）田青（譯本）。沈陽： 春風文學出版社， 1992.
程愛民， 張瑞華.中美文化的沖突與融合：喜鵲的文化诠釋.外國文學， 2001 （3）.
王甯.霍米·巴巴和他的後殖民批評理論 . . .南方文學圈， 2002 （6）.
[6] 張瓊.沖突與模棱兩可：超越政治和民族志的美籍華裔美國文學[M].。上海： 複旦大學出版社， 2005.
作者：王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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