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奧斯曼帝國的戰況
薩法維王朝時期，遷都展現了每座首都城市的巨大影響力——從當代社會對伊朗大不裡士的考古也可發現，相較于伊朗其他的曆史古都，它所保留下來的曆史遺迹寥寥可數，曾因戰争而遺留下的戰火痕迹比比皆是，但就城市發展而言，這些都是珍貴的曆史記載。從統治者意志的角度分析，塔赫瑪斯普一世不再信任傳統的軍事力量和部落貴族——基茲爾巴什和土庫曼貴族部落。
在與奧斯曼帝國的持久戰中，以基茲爾巴什為主的薩法維軍事力量屢戰屢敗，塔赫瑪斯普一世認為這并不完全歸結于軍力弱，而是傳統軍事力量開始挑戰薩法維最高權威，企圖擺脫薩法維家族的控制，奪取伊朗高原的統治權力。
基茲爾巴什及土庫曼部落都源于薩法維王朝西北部，然而此時的薩法維政權一邊面臨着西北邊疆奧斯曼帝國的挑釁，一邊也同樣受到來自西北地區傳統勢力的牽制，是以塔赫瑪斯普一世決定先将政權穩定在内陸偏僻且防禦工事較為完備的地區，即加茲溫。
值得注意的是，塔赫瑪斯普一世最終選擇加茲溫作為首都是内外力因素影響之下的。通過這一點可知，深入研究遷都的原因時，城市自身具備的吸引力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之一。最後，至阿巴斯一世統治時期，首都從加茲溫遷移至伊斯法罕，這也是薩法維王朝曆史上最後一次遷都。
此次遷都是以統治者的個人意志以及政治野心為主導促成的，這其中包含着阿巴斯一世回歸波斯本土文明、建立多民族國家、實作王朝的統一的民族國家建構和民族認同的偉大願景，他依托着伊斯法罕這座傳統的内陸波斯城市最終完成了政績，也打造了獨一無二的伊斯法罕城。盡管阿巴斯一世的繼任者統治時期伊斯法罕經曆了盛衰的轉變，但也不得不承認的是，伊斯法罕是伊朗薩法維王朝，乃至世界城市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
由此可知，城址的選擇需要考慮的因素有很多，進而影響各個階段遷都的原因也是變化的、動态的、沒有具體的規律可言，隻能說各階段關于遷都的決策是側重于王朝主要沖突的結果，是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存在的。
從另一個側面可知，這也代表着作為首都城市，它雖存在着自身的缺陷，但這些缺陷和劣勢就當時的曆史背景和統治需求而言，并不構成阻礙遷都的主導因素。通過這一結論，可以對當今世界伊朗有關遷都問題進行思考。
遷都的争議
18世紀恺加王朝建立以來，德黑蘭便一直作為伊朗的首都，但近些年來卻引起了一些遷都的争議。一方面随着德黑蘭城市化程序的加速，大量人口湧入首都城市，造成了嚴重的環境、交通、人口的負擔。另一方面德黑蘭的地震多發，且震級高，許多伊朗專家認為遷都已成必然。然而，就目前伊朗的局勢來說，遷都的問題将被擱置。
地震頻發是伊朗本身的地理位置導緻——處于阿拉伯闆塊與歐洲闆塊的斷裂帶上。是以首都遷移到任何一座城市都無法規避地震帶來的影響。而遷都是一項耗時耗力耗費的工程，伊朗目前所面臨的嚴峻的國内外局勢才是其首要解決的問題。
就薩法維王朝而言，遷都是實作薩法維王朝統一以及伊朗多民族國家建構的手段之一，也是推動波斯文明在伊朗高原重新崛起的重要環節。從宏觀角度分析，将薩法維王朝的四座首都連接配接起來，其城址遷移的路線和規律特點一目了然——首都的選址自西北向東南遷移，逐漸脫離與西北傳統的權力中心的交集。
聚攏于内陸城市，形成這種變遷規律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統治者為争取政權穩定以及開拓疆域而緻，另一方面是統治者企圖重建波斯帝國以及重拾波斯文明的政治野心的展現，後者集中反映在阿巴斯一世遷都伊斯法罕的曆史當中。
阿巴斯一世執政後為扭轉薩法維王朝逐漸凋敝的統治，緩和與外界敵對力量的沖突，實作民族複興和帝國崛起而決定進行全面的改革，遷都伊斯法罕是其改革措施之一，也是這場改革内容的基礎和關鍵環節。
伊斯法罕是傳統的波斯城市，其位置更是遠離外界的隐患，由此相對安全的首都環境是保障政權穩定的第一道防線，也為阿巴斯一世具有波斯化傾向的政策措施提供了合理和合适的場所。
阿巴斯一世在後續的改革中圍繞着政治、經濟、軍事、宗教文化等領域的改革，又再次建立了以首都為中心的堅固的中央集權的政治體系，加強了波斯新軍的軍事力量和武器裝備，鞏固了伊斯蘭教什葉派的正統地位，基本鏟除了土庫曼化對波斯文明和伊斯蘭文明的威脅。
阿巴斯一世改革後重新奪回了被侵占的領土，并繼續開疆擴土，至1623年，薩法維王朝的疆域已西擴至底格裡斯河，東擴至印度河，包括今西亞的大部分城市和國家，開創了薩法維王朝的全盛時代。
此外，由于阿巴斯一世對首都伊斯法罕在經濟和文化領域建設的極度重視，推動伊斯法罕在地方經濟和洲際貿易之間的交流，借助人類曆史上最具變革力的超級高速公路——“絲綢之路”不僅實作與世界經濟的互動，同時也傳播波斯文化和伊斯蘭文明，加強了與東西方城市和國家文明的交往和交流。
遷都帶來的影響
薩法維王朝的遷都史對首都城市的影響是深遠的，它創造了17世紀聞名中外的“宇宙中心”城市伊斯法罕，再次喚醒了大不裡士在政治經濟發展領域的潛能，為新興的加茲溫城注入新生活力。首都本質上是附加了政治屬性的城市，而國家的發展系于城市的發展，首都則是其中顯示國家發展活力的核心城市和上司城市，圍繞着首都城市建構的城市體系的興起也是國家興盛的标志。
同時，國家與城市也是“命運共同體”，國家為城市的建設進行具有針對性的改革，引導城市的進步和發展。這一點在薩法維王朝實作“伊斯法罕半天下”的藍圖下突出地反映了出來。但是同樣是首都城市的阿爾達比勒、大不裡士以及加茲溫的曆史中也不乏展現了薩法維王朝的強盛，隻是與伊斯法罕相比，它們的首都功能性發展受到衆多因素的阻礙。
相對來說，建立之初的薩法維王朝在軍事實力、政治治理與經濟能力等方面尚處于一個波動、起伏的階段，城市的建設并不是統治者的首要任務，通過遷都等政策為政權的穩定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才是當務之急。而到薩法維王朝的中期，阿巴斯一世自身優越的統治能力以及相對完善但仍不成熟的政治軍事體系為首都伊斯法罕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和機遇。
同樣的，正是由于伊斯法罕具備的“神聖空間、安全保障以及基本的商業市場”等城市基本功能性要素，使其成為阿巴斯一世遷都的首選城市。是以，一定時期内王朝在變化發展的過程中所面臨的主次沖突影響着統治者的決策，也影響着象征王朝權力中心的首都城市演進方向。
在強大的政權和偉大文明的支援下，薩法維王朝的首都城市憑借政權中心的優勢地位推動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不同人種、不同國籍的商人團體，促進了人口的流動和聚集，為城市積累了财富，為吸納多元化、多樣性的藝術文化、風俗禮節創造空間，展現了薩法诶王朝首都城市的開放性與包容性。
由于阿巴斯一世及其兒子較為寬松的統治政策，人們對外來事物的接納度比較高，王朝總體呈現出一種充滿活力、充滿力量的活躍氛圍。這對于首都城市來說，不僅是政治的發展空間，對經濟、文化、藝術、宗教、人口等多領域的塑造都會展現城市發展的進步性。然而，王朝首都的變遷也意味着新首都會取代舊首都的地位，相應地，舊首都的發展可能會是以而衰落或就此停滞不前。
就薩法維王朝而言，前期的遷都基本上存在着首都被破壞的現象，進而被迫選擇新城址。是以，基于戰争舊首都的發展動力必是大不如前，同時也被新首都取而代之。這對薩法維王朝曾經的首都城市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打擊。首都是一個國家政治發展的載體，是王朝興與衰的曆史縮影。
總的來說，遷都對于一個國家來說需要付出比較大的代價和精力，薩法維王朝亦是如此，但實際上，遷都對當時的薩法維王朝以及首都城市而言發揮的積極作用更為明顯，這主要集中展現在遷都對每座首都城市的巨大影響力，其次對于薩法維王朝而言最終實作了多民族統一的國家，通過“絲綢之路”在世界範圍内聲名鵲起，成為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波斯帝國，在伊朗曆史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