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新華社“新華視點”曾報道：甘肅天梯山石窟發現一幅完整北涼飛天壁畫。一時間，在石窟寺考古領域引發了廣泛關注。天梯山石窟北涼飛天壁畫的發現，為中國早期石窟藝術提供了嶄新的考古材料，也為河西都會“涼州”的厚重曆史底蘊增添了熠熠生輝的一筆。為此，中國民族報“道中華”對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護研究所文物研究室蔡建宏主任進行了專訪，為我們揭開1600多年的曆史。
初識河西都會“涼州”
▲東漢中後期涼州轄區圖。（圖檔來源：涼州文體廣電旅遊公衆号）
涼州，是今甘肅省武威市的古稱，享有“天下要沖，國家藩衛”和“五涼京華，河西都會”的美譽。早在四、五千年前，這裡就有大陸北方諸民族聚族而居；西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春，霍去病兩次西征匈奴，控制了整個河西走廊，設定河西四郡；漢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在西北設涼州刺史部，以武威郡姑臧縣（今甘肅省武威市涼州區）為治所；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前涼、後涼、南涼、北涼，唐初的大涼都曾在此建都，以後曆為郡、州、府治。漢唐之際，涼州是中國西北地區僅次于長安的最大古城。
絲綢之路的開辟與暢通，為佛教文化的東傳創造了機遇。到十六國時期，涼州的梵經、胡經、抄經、譯本存貯數量驚人，南朝僧祐《出三藏記集》記載：僅涼州城中翻譯出的佛經總數就有一百四十五部。大量的南亞、中亞和西域高僧弘法至此，南朝《高僧傳》記載：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涼州籍名僧11人，曾經在涼州寓居的西方高僧20多人，且這些僧人均在當時的佛教發展史上具有突出地位并作出了重大貢獻。由此，涼州成為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化新高地，促進了佛教中國化的演變與發展，同時也成為了漢地譯經弘法的集散中心。與此同時，“石窟寺”作為一種新的佛教文化産物在河西走廊産生、蔓延。
“涼州石窟”藏于涼州
據《十六國春秋》《高僧傳》等衆多史料文獻記載：北涼沮渠蒙遜時期，涼州一帶佛事活動頻繁，沮渠蒙遜在“涼州南百裡崖”大規模開鑿石窟，安設塑像，且“為母造丈六石像”。可是，在可查閱的文獻史料裡面，自唐代以後均未找到關于“涼州石窟”的相關記述。那麼，北涼王沮渠蒙遜開鑿的那座“涼州石窟”是否還存在？這座石窟到底在哪裡？
▲20世紀50年代天梯山石窟全景照片。（敦煌研究院 攝）
20世紀上半葉，關于“涼州石窟”的讨論與探索從來沒有停止過，尤其對“涼州石窟”的具體位置、發展延續、滅失與否、現存遺迹等諸多方面展開了廣泛論證，同時也得出了諸多不同的結論。
1958年，甘肅省人民政府決定在武威天梯山石窟下面修建黃羊河水庫。遂于1959年11月—1960年4月，由原敦煌文物研究所（現敦煌研究院）與甘肅省博物館組建了武威天梯山石窟搬遷勘察工作隊，對天梯山石窟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詳細勘察和清理發掘，最終清理發掘出了5個北涼石窟，同時在第1窟和第4窟内剝出了一定數量的北涼壁畫。以此為據，結合史料，充分證明：武威天梯山石窟确為“涼州石窟”，并且北涼王沮渠蒙遜所創鑿的石窟，及其為母所造丈六石像的石窟也都有可能依然存在。
1959年12月，天梯山石窟勘察搬遷工作隊部分隊員和常書鴻隊長（第2排左4）在第13窟前合影。
1959—1960年天梯山石窟勘察搬遷工作隊在搬遷工作中發現的北涼壁畫，現藏于甘肅省博物館。
在此次文物搬遷過程中，工作隊在當地老人的指引下挖出了一通埋藏的石碑，即《重修涼州廣善寺碑》（據《武威縣志》記載廣善寺即天梯山石窟前大佛寺）。據碑銘記載：“郡東南百三十裡，地名黃羊川，有古刹遺址，中有石佛像，高九丈，為菩薩者四，金剛者二，諸佛之龛二十有六。”碑銘中記載的古刹遺址位置與北魏崔鴻《十六國春秋》中“于涼州南百裡崖中大造形象”所記述的沮渠蒙遜時期開窟建寺的位置不謀而合（今涼州城區距天梯山石窟約為60公裡）。
綜合天梯山石窟北涼文物遺迹和碑銘内容，證明了天梯山石窟就是曆史文獻中所記載的由北涼王沮渠蒙遜所創鑿的“涼州石窟”，印證了關于“涼州石窟”曆史文獻記述内容的正确性，同時也為唐代以後天梯山石窟無文字可考的曆史階段提供了真實可靠的實物證據。
▲明正統十三年《重修涼州廣善寺碑銘》（1959年出土于天梯山石窟）拓片。
“涼州模式”緣起涼州
天梯山石窟始建于北涼沮渠蒙遜時期(412—439年)，距今約1600餘年，是大陸見于史冊記載的第一個由一國之君直接參與創鑿的皇家石窟，在大陸的石窟寺發展史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曆史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天梯山石窟開鑿過程中，培養了昙曜等一批開鑿石窟的能工巧匠和雕塑家、彩繪家，也是後來開鑿雲岡石窟、龍門石窟的重要技術力量，昙曜亦被尊為北魏的佛教領袖。
▲天梯山北涼五窟位置關系圖（拍攝于2015年）。
天梯山石窟自北涼大規模開鑿後，北朝至隋唐陸續都有興造，西夏至明清仍有重修。據明正統十三年《重修涼州廣善寺銘》記載：天梯山石窟在明代尚有26窟，并在大佛窟前建有寺院樓閣，窟頂建塔一座，壯觀宏大。經百年滄桑之變，尤其是1927年當地發生大地震，造成窟前大部分寺院建築和石窟損毀。到解放初期，僅存洞窟遺迹18窟，但是它幾乎涵概了石窟寺的所有洞窟型制，主要窟型有中心塔柱窟、大像窟、佛殿窟、佛壇窟、僧房窟、小型禅窟等。天梯山石窟的第1、4、15、17、18窟就是為期較早的中心塔柱窟，這種窟形源自于印度的支提式洞窟，在十六國與北朝時期比較盛行。
天梯山石窟第13窟。（圖檔來源：新華社）
天梯山石窟第1窟（“涼州模式”代表性窟形）中心塔柱儲存現狀（拍攝于2020年）。
1986年，中國佛教考古開創者、著名考古學家宿白先生根據相關史料和實物遺迹，在《考古學報》上發表了《涼州石窟遺迹和“涼州模式”》一文，開創性地提出了大陸石窟寺營建史上著名的“涼州模式”。宿白先生指出，“涼州模式”是大陸新疆以東的北方地區出現的第一種佛教石窟營模組化式，同時也是這一地區佛像建造最原始、最基本的模式。
天梯山石窟是大陸早期石窟藝術的傑出代表，是大陸石窟寺營建史上“涼州模式”的起源地，對研究大陸佛教石窟建築、藝術淵源、發展脈絡等具有重要意義。天梯山石窟在佛教東傳的過程中對炳靈寺石窟、雲岡石窟和龍門石窟等都産生了重要影響，同時向西影響了河西地區和高昌地區的石窟營建。是以，天梯山石窟在中國早期佛教傳播史上具有重要的曆史地位，為研究北方早期佛教石窟和佛教建築藝術提供了珍貴的斷代标尺。
1994年宿白先生考察武威天梯山石窟時與随行人員合影留念。
“北涼飛天”再現涼州
為了搶救和保護天梯山石窟的曆史文化遺産，國家文物局和甘肅省人民政府批複同意“原址原位”修複天梯山石窟。2006年1月，将1960年存放于甘肅省博物館的大部分天梯山石窟搬遷文物返還天梯山石窟。2014年，敦煌研究院啟動實施了“天梯山石窟搬遷壁畫彩塑修複項目”工程，曆時8年完成了天梯山石窟搬遷文物的修複工作，共計修複壁畫300餘平方米，塑像70餘尊。
▲2017年敦煌研究院研究員樊再軒先生對天梯山石窟第8窟殘損佛頭進行修複。
▲天梯山石窟壁畫修複師對第2窟大面積殘損切割壁畫進行拼接修複。
在本次壁畫彩塑修複過程中揭取修複了少量早期重層壁畫，再一次揭開了天梯山石窟早期壁畫的神秘面紗。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幅當屬位第4窟中心柱背面，第一級塔柱上沿處的弧形北涼壁畫（上文新華社報道内容），面積約為0.6㎡。此幅壁畫中自下而上共出現了三身人物形象：最下面一身殘缺，僅存雙眼至頭頂部分；中間一身為胡跪式供養菩薩形象；上部為飛天形象。整幅壁畫的繪制風格與1960年在此窟揭取發現的北涼壁畫完全一緻，三身人物形象均采用了“凹凸畫法”，其眉骨及上眼睑上，均加白色點染，進而形成了明顯的立體效果。從壁畫的繪制技法來講，無論是人物臉面肌膚的用色和暈染，還是表現身體輪廓和衣着褶紋的鐵線描，均達到了極高的技藝水準。
2019年天梯山石窟搬遷壁畫修複過程中揭取修複的第4窟北涼壁畫，全圖及上部完整飛天形象。
此幅壁畫中的飛天形象，是天梯山石窟目前發現并修複的最完整的北涼飛天壁畫。此身飛天與1960年第4窟揭取的立式提瓶菩薩基本一緻，不同的是菩薩比較文雅沉靜和略有纖細文弱之感，而這身飛天則給人以笨重粗犷的感覺。飛天頭部向裡，雙足向外，雖然腰部略有向下彎曲的姿态，但完全像一身橫卧在龛外上部的菩薩，加上略帶笨拙的軀體，毫無輕盈飛動的感覺。與其它石窟後期那種輕盈飄動，淩空飛舞的優美形象的飛天相比，更是有所不同。整個飛天，無論線上描、設色、暈染、造型以及神情、意态等方面都很純熟，給人以笨拙的感覺，再現了早期佛教壁畫藝術的獨有特點。
2020年10月，以天梯山石窟搬遷壁畫和彩塑為主體的“天梯神韻 涼州佛光——天梯山石窟專題展”在武威市博物館開展。此專題展完美再現了天梯山石窟的千年變革，闡釋了“涼州模式”在中國石窟寺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突出了天梯山石窟在中國石窟藝術史上的“源流”意義。同時，從曆史、地理、藝術、文化、科技等不同側面展示了天梯山石窟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呈現出了涼州千年佛教藝術的積累與沉澱。
武威市博物館“天梯神韻 涼州佛光——天梯山石窟專題展”。
天梯山石窟第4窟中心柱重層壁畫。上層為元代脅侍菩薩（上圖），下層為北涼脅侍菩薩（下圖）。
2021年5月18日是“國際博物館日”，由國家文物局、北京市人民政府主辦，首都博物館、中國絲綢博物館、中國文物保護技術協會承辦的“萬年永寶——中國館藏文物保護成果展”上，天梯山石窟2幅修複壁畫在首都博物館驚豔登場，這是天梯山石窟修複壁畫首次“走出去”，登上“大舞台”。
2017年9月，著名文化學者餘秋雨先生在“涼州文化論壇”上高度評價：“涼州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關鍵所在”。天梯山石窟是幾千年涼州文化的重要支撐點，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曆史、藝術、科學、社會和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價值。
▲2017年9月16日著名文化學者餘秋雨先生在“涼州文化論壇”發表主旨演講。（圖檔來源：涼州文化研究院）
複活涼州石窟千年時光，再現石窟藝術輝煌華章。天梯山石窟文物古迹的保護與修複是一代又一代文物工作者不畏艱苦、刻苦鑽研的成果。新時代，我們都是文化遺産的守護者和傳承者，守望中華文化，讓中華文明的薪火世代相傳。
▲武威天梯山石窟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