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冬，我與徽因居住在沈陽。那段時間，工作的繁重，撫育孩子的辛苦，再加上對東北氣候的不适應，徽因支援不住，卧病在床。
12月底的一天，家裡來了位客人，徐志摩。
徐志摩聽說徽因身體抱恙，特意趕來探病。看到沈陽醫療條件太差，氣候又太寒冷，徐志摩便勸我和徽因還是回到北平治療。
我們覺得他說得在理，聽了他的勸，把家安置在了北總布胡同的一個四合院内。
安頓好後，徐志摩也住在我們北平的家中，一直照顧着徽因，直到農曆新年前，才匆匆趕回南方過春節。
十年前，徐志摩與徽因在康橋那段往事，很多人都知道。雖事隔十年，徐志摩此時也已再婚，但畢竟是曾有過深情的彼此，換作别人，可能會難以接受這種情形吧。
不過，我心中卻不這麼想。
我知道我的妻子林徽因有多吸引人，知道她的追随者有多熱烈，包括後來逐林而居的金嶽霖，這些我全一清二楚，但我從來不吃醋。
這其中的緣由，聽我說完，想必你便能了解。
我和徽因的初識，始于我倆的父親。
1918年的一天，17歲的我遵照父親囑咐，前往父親好友林伯父家。父親說，讓我認識一個朋友。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徽因，當時她還隻有14歲，兩條小辮，雙眸清亮，五官精緻似有雕琢之美。一件淺色半袖短衫，配着一條及膝黑綢裙，飄逸得如同一個小仙子。
當時的我已入讀清華學校，喜歡鋼筆畫，一次作畫好幾種，常為校刊配圖；鋼琴、小提琴、短笛也是我的長項，後來幹脆與人組了支樂隊。
我也愛運動，校運會上跳高常拿第一，各門功課，成績都挺優異。
1921年，徽因在随父遊曆歐洲後回國了，我與她重又見面。此時的她，眼神仍然清亮，隻是偶爾會帶着些許憂郁。
為了逗她開心，我邀徽因和她的幾位表姐去清華看演出，當時我擔任清華樂隊的指揮，我穿着樂隊制服在台上演出的樣子，逗得徽因樂不可支。
還有一次，我約她一起逛太㾄，剛一進去我就消失了，慌得徽因四處尋找。我在樹上喚了她聲，她擡頭一瞧，看見我時，笑彎了腰。
直到很多年後，這一幕情節每每回憶起來，徽因的臉上還滿是笑。
我們的關系充滿了單純和快樂，也有着對藝術共同的熱愛。
北海公園松坡圖書館成了我們經常相約的地方，那裡有着一處幽靜雅潔的院落，叫快雪堂。因為父親的關系，我有鑰匙。
當時的徐志摩也在松坡圖書館當英文秘書，那時他仍盼着徽因能回心轉意，于是，周末，徐志摩也常常去快雪堂。
他去的次數多了，我心裡便起了反感，戀愛中的年輕人嘛，誰還沒個争強好勝的呢。
我在門上貼了張紙條：戀人需要獨處。
看到這，徐志摩才怏怏而去。
我和徽因的感情漸漸穩定。1924年，我考取了公費留學，不久，徽因也考上了半官費留學，我倆一同赴美，入讀賓西法尼亞大學。
在賓大，徽因很快成了小有名氣的新聞人物。當地一家報紙還刊登了一篇對她的專訪。
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當時的建築學，一向隻有男生對它感興趣。一個美麗的東方女郎會愛上這門課程，令很多人不解。而且，徽因設計的作品一向都能拿最高分，這更出乎人們的意料了。
再加上徽因自身揉合了東西方不同的元素，既娴靜又富有幽默感，既愛笑又富有浪漫的藝術氣息，她實在是太耀眼了。
隻不過，在這段留學期間，我與徽因性格上的差異也越來越明顯，兩人常拌嘴。
有時，她想讓我陪她出去野餐，可我卻想把手中的繪圖作業先完成；
有時，我們會就一個設計問題争論不休，有時甚至小到一盆花的擺放，也會成為我們争論的源頭。
姐姐為此還戲稱我倆，“一對歡喜小冤家”。
幾年下來，雖然我們的相處中并不全然是愉快，但我們仍舊穩穩地邁向了婚姻殿堂。
1928年3月21日，我和徽因的婚禮，在中國駐加拿大總領事館舉行。
她不願按當時慣常的做法穿西式婚紗，自己設計了一套東方風韻的頭飾和禮服。
那套斜襟禮服，裙裾曳地，有着極富民族風格的滾邊。狀如王冠的頭飾，流蘇輕垂，烘托着她那美麗的臉龐。
我們的婚禮，轟動了加拿大新聞界，那股濃郁的東方風情，吸引了衆多記者。
新婚之夜，我将積存心中已久的問題抛向了徽因：“有個問題我隻問一次，今後不會再問：為什麼是我？”
我知道，追求她的人很多，而且當時的徽因，心中對徐志摩并不是完全沒了感情。
徽因頓了頓：“這個答案太長，要用一生時間來回答。”
那時候的我，心中隻有愛情，腦海裡盤踞的，都是她美麗的風姿，她聰慧的頭腦。但如果要我說，自己有多了解她，有多懂她，還真談不上。
婚後，我們磕磕碰碰了好一陣。
徽因天生具有詩人氣質，靈感一來，興之所至，常常可以不顧其他。而我，向來喜歡按部就班。是以，我倆的生活中，常會出現無可避免的碰撞。
有時，我們的棱角都刺到了對方。
不過，漸漸地，我們都開始重新打量彼此的距離。現實生活中的瑣碎，我們沒法避免，隻能在保留自我的同時，漸漸學會體諒和化解。
我們的感情，也從絢爛的瞬間，過渡到了平淡的長久。
每周五晚，我們的家就成為了北平的文化沙龍。
學者鴻儒，川流不息。
徽因精于鑒賞，為人熱情坦誠，極具魅力。她總将她對藝術獨特的領悟、深刻的見解，滔滔不絕地傾吐而出。她的談話充滿了創造性，既有诙諧的轶事，又有敏銳的分析。
就連徽因的朋友，美國學者費慰梅後來都在文章中這樣描述當時“太太客廳”的情景：
“她總是聚會的中心，當她侃侃而談的時候，愛慕者們總是為她那天馬行空般的靈感中所迸發出來的精辟警句而傾倒。”
談鋒犀利的徽因，哪怕婚後，哪怕有了孩子，也仍有衆多愛慕者追随。
這其中最為深情的，就是老金金嶽霖了。
其實老金最初與徽因相識，還是徐志摩引見而來。從那之後，每周五，老金和其他人一起相聚在“太太客廳”，到了周六，徽因便和衆友一起齊聚在老金家的“湖南廚房”。
1931年，我從外地考察回來，徽因哭喪着臉告訴我，她苦惱極了，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怎麼辦才好。
我半天說不出話來，血液凝固了，呼吸也困難了。
不過，我仍是感謝徽因，她足夠坦誠，沒有把我當傻丈夫。她在和我訴說時，那樣子，一點也不像一個妻子在和丈夫說話，而是像個小妹妹在請哥哥幫忙拿主意。
我想了一整夜。
老實說，我對老金這人還是挺佩服的，他那哲學家的頭腦，常令我折服。
我想，徽因是自由的。她如果想選擇老金，我祝福他們。
我把這話對徽因說出來後，我倆都哭了。
徽因把我的話轉告了老金，老金退出了。但他對徽因的感情一直沒退卻，也無法退。
此後數年，老金一直逐林而居，除卻中間戰亂的幾年。我和老金也一直是朋友，遇到工作上的問題，我會去請教老金；我和徽因鬧口角了，也是請老金來仲裁。就連孩子們，我也讓他們叫老金“金爸爸”。
我和徽因之間，再也沒談起過她和老金這段往事，我信任徽因，也信任老金。但我覺得，除了信任，更多的，是因為這時的我，已與徽因相處多年，我懂她。
她的思想自由、活躍，遇上老金那樣極具哲學思辨的頭腦，碰撞出火花在所難免。難得的是，她對我沒有隐瞞，這說明，徽因的内心是坦蕩的。
徽因她實在是個很特别的女人，說實話，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有時會很累。
她在文學、藝術、戲劇、建築乃至哲學方面都有很深的修養，她的神經猶如一架大鋼琴複雜的琴弦，和她在一起，我必須保持和她同樣的靈活反應，才能跟得上她的節奏。
這種“累”，我心甘情願。
當我沉浸在做徽因丈夫的“辛苦”中時，徽因的身體已出了問題。
1931年，徽因就已被查出患有肺結核，這個病，好好休養很關鍵。我也曾勸過徽因不要太勞心勞神，不過，她哪會閑得下來呢。
她拖着病體多年，經常咳嗽、發燒，即便如此，她仍一心撲在對古建築的研究上。看過她寫的研究報告，伴着她度過的那些病重的夜晚，我對徽因的感情中，多了很多敬重。
徽因的學術報告讀來就像一部隽永的文學作品，很少會有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
比如，她在《平郊建築雜錄》裡曾這樣描述卧佛寺：
“據說，正殿本來也是卧佛一尊，雍正還看見過，是旃檀佛像，唐太宗貞觀年間的東西。卻是到了乾隆年間，這位佛大概睡醒了，不知何時上哪兒去了。”
在她眼裡和筆下，這些木料磚石全都是有着靈氣的生命。
營造學社成立後，徽因與我一起前往山西大同考察古建築，那裡古刹林立寺㾄衆多，可生活條件卻不是一般的糟。
我們找遍全城也找不到一個下榻之處，最後還是在一個美國留學時的老同學家中住了下來。當時的一日三餐由大同市政府安排，在一家酒樓裡，每頓飯就是一大碗湯面，再無其它。
徽因形容這種考察是“輾轉于天堂和地獄之間”，前一分鐘還沒從肮髒與臭氣中緩過來，後一分鐘看到那些人文和景物美麗的色彩，又疲勞頓消。
一個纖纖女子，就這樣，不顧病痛，不顧勞累，和我一起跋山涉水。
直到1937年7月抗戰爆發，營造學社調查了137個縣市，遍及全國15省，勘察了古建殿堂房舍1823座，詳細測繪了206組建築，完成測繪圖稿1898張。
可想而知，徽因參與其中，有多辛苦。
1946年10月，清華大學建築系正式成立。那時我經常需要遠行，徽因體力實在不支，隻能留在北平。
當時，醫生已多次警告她，她最多隻能活五年。
我很不放心她的身體，可她卻不以為意，不但極力支援我遠行，還告訴建築系那些年輕老師，有什麼問題可以找她。
一個新系創立後，有大量事情需要處理，并且一開始，徽因在建築系是沒有任何職務的。可她就那麼躺在病床上，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每天見同僚見學生，仍和以前一樣，滔滔不絕。
她有十分的力氣，一定要使出十三分。
換别人，被醫生如此警告了，定會處于靜養中，可她卻偏以精神做支撐，争取分分秒秒。
她在寫給好友費慰梅的信中說：“你看，我就這樣從水深火熱中出來，又進行了這些所謂‘不必要的活動’。要是沒有這些，我早就死了，就像油盡燈枯——暗，暗，閃，閃，跳，跳，滅了！”
對她來說，如果不做點什麼，哪怕軀體是健康的，精神也無異于死亡。
十年間，她随時面對死亡，心裡卻沒有太多的悲觀。
師生、好友們見她如此，每次見徽因前，必要找個說話能刹住車的一起同行，這樣能及時刹住話頭，告辭，以免徽因過度勞累。
一次，建築系的速寫課要畫真人裸像，模特已經請好了，有三個女生逃了課，不敢去。
教美術的教授氣得說道：“去問問你們的林先生，她當時上不上人體寫生課。”
徽因對這三女生不免又是一番開導。這三位女生後來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女建築師，每每想起這段往事，感慨不已。
當時，國内普遍的觀點都認為，建築系就是工程類的，我和徽因對此極力反對，尤其是徽因，她再三提出一個觀點：
“建築師的知識要廣博，要有哲學家的頭腦，社會學家的眼光，工程師的精确與實踐，心理學家的敏感，文學家的洞察力。最本質的，他應當是一個有文化修養的綜合藝術家。”
清華的建築系，在我們的努力下，後來形成了理工與人文結合的學術風格。
新中國成立後，會做景泰藍的師傅已寥寥無幾，徽因極力建議将這些師傅找回來。在她的指導探索下，設計制造出了一批優美古樸的新式景泰藍器物。
設計國徽時，當時她已隻能半卧于床上。她讓人特制了一個能在床上用的小幾，每天坐床上畫圖，累了就往後躺一躺。
每次朋友們來，都會看到徽因那間屋子裡，鋪天蓋地擺滿了圖紙。
1950年6月23日，全國政協大會上，全體代表一緻通過了我們參加設計的國徽圖案，徽因病弱得幾乎不能從座椅上站起來了，激動得熱淚盈眶。
二十多年的婚姻行至此處，這個女人，既是妻子，又是朋友，更多的時候，她是一個難得的合作夥伴。
年輕時相愛的激情早已淡去，我眼中的徽因，卻比任何時候都更震懾我心。
在别人眼裡，徽因隻不過是我的得力的協作者，可實際上，她卻是我靈感的源泉。
對我來說，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
1954年秋後，徽因的病情急劇惡化，完全不能工作，整日整夜地咳，眼窩深深陷了下去，瘦得讓人害怕。
那年冬天，我們把家從清華移居到了北京城内。
次年一月，我也感染了肺結核住進了同仁醫院，緊接着，徽因住進了我隔壁的病房。我隻要稍微好點，就會去到她的病房陪她。
3月底後，徽因一直發着高燒，昏迷不醒。當時，她的肺部已經大面積感染，身體極度虛弱，生命已到了油盡燈枯的時候。
3月31日夜，徽因對護士說想要見見我，護士見夜深了，告訴她明天見吧。
可徽因再也沒力氣等我了。
第二天清晨，醫護人員全力搶救昏迷的徽因時，我被人扶進了病房。從不流淚的我哭得不能自已，不斷重複着：“受罪呀！受罪呀！”
6點20分，徽因靜悄悄地離開了人間。
她最後想和我說的話，我還沒有聽見。
徽因啊，你是不是想告訴我，新婚之夜那個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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