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優秀的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教授在世界銀行工作期間向“世界最底層的十億人”投注了大量關注。其大受好評的著作《戰争、槍炮與選票》将重點放在了導緻一系列“失敗國家”陷入貧困、暴力與内戰陷阱的制度性原因，并一針見血地抨擊發達國家一個又一個幫助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資助項目隻是飲鸩止渴。
這一次，保羅·科利爾決心撰寫一本更雄心勃勃的書。他與另一位經濟學家約翰·凱合作以回應金融危機以來困擾着發達民主國家的幽靈：政治極化、民粹主義、傳統政黨的失敗和社會撕裂，以及傳統自由主義民主體制下正統政治路線的衰退。二戰以來的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和嵌入式自由主義走向了盡頭，撒切爾-裡根的新古典自由主義改革被證明不受歡迎，而克林頓-布萊爾改良的社會民主主義，所謂兼顧市場效率和社會公正的“第三條道路”似乎也走到盡頭：當下的政治态勢就足以說明這一切。OECD國家普遍高漲的債務為赤字開支的潛能空間設限。在撒切爾主義的故鄉，宣稱要全盤照搬撒切爾主義的保守黨首相伊麗莎白·特拉斯在衆叛親離中光速倒台。“第三條道路”的中左翼政黨一蹶不振：意大利民主黨和德國社民黨仍在苦苦掙紮，法國社會黨的死亡證明幾乎被填寫完畢，布萊爾從工黨的寵兒變成工黨的“罪人”。
《貪婪已死》，[英]保羅·科利爾、約翰·凱 著，魏華 譯，上海三聯書店，2022年8月。
時評者喜歡大而化之地描述政治風向的變化，以一兩場政治選舉的結論探讨“左轉”或“右轉”的風潮。可在特朗普主義方興未艾的時候，身份政治的壓力也始終籠罩着美國民主黨的初選；激進左翼在歐洲提出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時，法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權右翼”，或曰“國家主義右翼”正在與自由保守主義的經典右翼競争。曾經以“曆史終結論”一鳴驚人的福山将極化與社會撕裂哀歎為政治衰敗的症候。但對于這一現象的根源，學者們衆說紛纭。政治-經濟不平等、族群融合引發的身份認同焦慮、社交媒體革新……人們開出了一連串的病因藥方，莫衷一是。在新書《貪婪已死》中，保羅·科利爾大膽地跨界開出了自己的診斷書：個體主義（individualism）與權利話語的盛行。
撰文 | 王子琛
功利與權利
保羅·科利爾認為兩種路徑的個人主義支配了後冷戰時代的西方政治實踐。其中一種來源于經典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說，被稱為“占有式自由主義”或“功利自由主義”。人們關注個體能夠擁有的利益，并試圖将其最大化。其基本邏輯是個人有權擁有自己的創造的财富，并精明（或許再加上無情）地最大化個人的利益。這一邏輯曾經為市場導向的資本主義經濟繁榮提供了堅強支撐，并創造了前無古人的社會财富。
保羅·科利爾（Paul Collier），牛津大學非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前世界銀行發展研究組主任，英國政府非洲委員會顧問，非洲經濟問題的世界頂級專家之一，著有《最底層的10億人》（The Bottom Billion）、《難民》（Refugee）、《針眼》（The Eye of the Needle）等。
科利爾堅信這樣一種功利個人主義正走向異化，并成為社會-經濟症候的一個來源，比如大企業的社會道德滑坡，以及醫藥為代表的諸多行業面臨的社會困境。左翼指責大企業拒絕承擔社會責任，卻實質上接受功利個人主義的假設和叙事，主張通過懲罰性稅收、強有力的監管來迫使大企業承擔社會責任。也就是說，使大企業在功利核算中不得不支出其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的部分。而右翼則聲稱左派是危險的民粹主義煽動家，試圖摧毀經濟增長。在科利爾看來，這雙方都忽視了一個要點：關于公司應當最大化股東收益的觀點并非是從公司誕生以來就一直得到認可的。公司曾經被認為是社會-經濟領域的參與者，在賺取利潤的同時承擔相應的責任。絕對的功利個人主義觀點在部分商業領域存在嚴重的道德困境。舉例而言，如果醫生的動機是個人利益——亦即醫院收入盈利的最大化——那麼作為消費者的病人無論如何都不能再信任醫生，因為醫療行業是依靠消費者的功利損失（亦即生病）來提供需求的。
電影《華爾街之狼》。
是以，當今社會與政治衰敗的一部分責任可以歸結于這種功利個人主義的盛行：在這一邏輯下，大企業的貪婪和反市場的管制手段成為政府僅有的選擇，無論哪一種都可能制造新的社會沖突。但這還不是全部：科利爾指出另一種個人主義的存在，亦即“權利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由“律師們主張”。其将個人在社會中享受的福祉轉化為一系列權利話語，從可以協商妥協的數量博弈變成了沒有妥協餘地的0-1競争：一項權利，要麼絕對屬于個人，要麼絕對不屬于個人。
進一步地，個人有權伸張自己的權利，并以權利話語來組織政治行動，擷取自己的權利。低收入者應當享有獲得更高福利補貼的權利，而這一原則既然是權利，就不因國家财政和經濟周期的景氣程度而變化；城郊富裕、保守的家長群體有權決定自己的子女在學校應當接受什麼樣的教育，而不需要在教師專業的教學能力與家長的價值取向之間作出權衡，因為家長控制子女接受教育領域的權利應當是無條件的。人們為了獲得自己應有的權利而集合起來發出訴求，富人們支援“遺産協會”或者是“科赫研究所”這樣的智庫，來論證任何累進稅制、财産稅和遺産稅都是對财産稅的侵犯。保護性别、性取向、宗教信仰與族裔少數的遊說團體以同樣的方式成立。它們很快陷入到不可讓渡的權利的絕對陷阱中，因為彼此不能相容的權利話語迅速成為社會上的核心議題。一個人應當支援“生命權”還是“選擇權”？應當支援“性少數群體的權利”還是“宗教信仰的權利”？應當支援“少數族裔的權利”還是“本地居民的安全權”？作為政治問題，這些沖突和糾紛撕裂了社會；而作為權利問題，這些議題往往需要法庭的最終裁決，于是将應當盡可能保持中立和獨立的司法體制拽入到政治-社會沖突中，非但不能一錘定音，反而削弱了社會公衆對司法制度的信任。
國家與社會
科利爾認為，正是這兩種個人主義的盛行導緻了政治衰退的症結。無論是右翼政治向國家保守主義和白人身份政治的轉向，還是傳統左翼逐漸失去勞工階級的支援，都可以歸因于此。基于功利和基于權利的兩種個人主義看似如此不同，卻微妙地共同影響了當今的政策困局。
左翼政黨的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訴諸于此。當權利話語變得更加常用，人們将國家和個人之間的關系放置在了市場供需的架構下。當人們将“我們需要得到更好地醫療保障”，或者“我們需要更完善的失業救濟系統”作為一種權利提出時，人們事實上在歡迎一個“家長式國家”（parental state）。人們越發不關心整體的社會-經濟福利，而加入到碎片化的、争取個人利益的遊說和權利争取行動中。反過來，當政府将提供福利功利地視為提供“政治商品”時，撒切爾主義和新公共管理改革自然應運而出：政府不需要考慮勞工、弱勢群體或老年人的實際需求，而隻要用資料和名額來證明他們提供的公共福利正在日益增加。社會紐帶和社群的作用被忽視：友愛互助不再是獲得保障和福利的方式，通過壓力集團、政治抗争和選票來迫使國家承擔被視為“個人應得權利”的福利責任成為唯一的選擇。國家規定的最低工資似乎比勞資談判更具備意義，而社會保險的削減是不可接受的——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公民權利”，相比之下财政赤字不值一提。
電影《鐵娘子》中的撒切爾夫人。
傳統左翼力量衰落的另一個原因：工會的崩塌也可以歸因于這種家長式國家和功利個人主義的結合。工會是勞資協調并進行集體議價的工具，但工會的意義并不局限于此。工會提供了一種勞工群體了解政策的世界觀：他們以一個共同的勞工身份來行動、交際和生活。設定最低工資、增加失業補助金從效用上來看似乎與工會的集體議價一般無二，可這些政策将失業勞工變成了國家福利的“享用者”，而非努力工作以賺取一個有尊嚴生活的、勞工階級中的個體。希拉裡·克林頓在分析自己競選失敗的自傳中便感慨稱，工會的崩塌改變了勞工的身份認同，他們本可以作為勞工階級的視角來了解政治——這是隻有工會能賦予他們的。在工會參與率不斷下跌之後，他們開始用其他身份來了解政治：男性、白人、基督教徒……這促成了勞工階級的右轉，他們甚至認為美國共和黨或英國保守黨給了他們更多尊重與認同。這也正是保羅·科利爾所感歎的，依賴福利的經濟底層和擁有工作的勞工階級并不再以同樣方式投票。
與此同時，權利個人主義的濫觞讓國家和社會進一步分離，以承擔她們本不該承擔的職能。科利爾将這種觀念稱為“全球救世主主義”：基于權利話語，人人平等意味着每一個人的幸福和功利都應當被同等考量；基于功利主義，這意味着英國政府也許更應當幫助非洲遙遠角落的居民，而不是英格蘭中部傳統“紅牆”地帶的勞工。從經濟學原則上來說，這個命題完全正确：同樣的十億英鎊可以極大改善非洲“最底層的十億人”的生活狀态，但對英國失業勞工來說充其量是錦上添花。這樣說來，以英國人的賦稅來改善非洲貧民的處境，在道德上幾乎無可置喙（考慮到英國人在非洲所犯下的殖民罪責，這一論點隻會更加強力）。
然而，國家終究需要紮根于社會之中，而非基于抽象的“全球救世主主義”行動。在原則上，人們必須認可人人平等的觀念，但很少有人确信我們對鄰家孩童和遙遠的非洲難民的苦難應當負同等程度的責任。這是因為我們同本國國民相處在一個社會之中，享有共同的曆史經曆、文化背景、身份認同。在這一社群之中，人們彼此有着互助的道德義務，這一責任獨立于全球救世主主義所主張的對“所有人”的道德義務。這也難怪全球救世主主義即便展現出了某種道德上的優越性，卻無法在實際政治運作中得到支援，反而讓精英左翼看起來更像是“全球化的代言人”，而不是本國窮人的捍衛者了。
電影《永恒的園丁》。
托克維爾曾經感慨稱，美國的民主正是建立在地方自治而産生的民主氛圍基礎上。法國革命中的激進主義肇始于“律師治國”，亦即在咖啡館中抽象地談論政治權利的律師們掌握了立憲會議，而缺乏解決實際政治問題的能力，也缺乏對實際政治力量的代表性。相比之下，北美十三州在殖民地時期就有地方自治民主的實踐，這讓一個龐大國家運作的民主制度仍能保持穩定。這樣看來，科利爾的藥方開的似乎恰得其法：随着社交媒體革新、個人主義的興起和傳統社群結構的解體，人們更加抽象地以權利和功利視角來看待國家政治，而不再重視自己所處的社群。民主政治的衰敗，與随之而來的政治秩序的衰退均由此而來。
但是，真得如此嗎？
各地與某地
科利爾的這個藥方，不由得讓人想起另一個也被科利爾在書中引用了的叙事：英國脫歐所引發的政治争端和政治版圖的重組，事實上是“任何地方的人們”（people in anywhere）和“某個地方的人們”（people in somewhere）的沖突。前者的人數大概占到全英國選民的25%到三分之一，後者的比例則超過一半。前者對特定的地區、文化、社團、生活方式都沒有附着感，他們并不紮根于任何一個特定的環境中。他們是在全球化的過程中享有較高流動性的人們，可以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找到合适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後者則可能畢生始終都生活在一個特定的城市中，他們隻有在旅遊時才會踏上異國土地，一生對世界的了解都以他們生活的那一小片土地為範本。他們在意他們所生活之地的獨特文化、制度、傳統和記憶。全球化讓前者獲得了更多利益，但後者卻構成了選民的大多數。
這似乎構成了一個簡潔卻俗套的叙事：在冷戰結束後的政治新主軸完全圍繞全球化議題展開。底層勞動者和跨國資本都在全球化中受益匪淺，而發達國家的藍領勞工卻并未獲得紅利，反而被視為産業轉移的損失者。流動性較高的移民者，比如東歐國家前往西歐打工的年輕人和印度去往美國的IT精英因為全球化成為赢家，而那些流動性更差的老年人卻驚恐于人口結構和種族多樣性的改變。于是，傳統的左-右分野被打破，而圍繞着支援與反對全球化的新政治競争軸線凸顯出來。2017年和2022年激進中間派埃馬努埃爾·馬克龍與他的極右翼對手瑪麗娜·勒龐的總統選舉競争就是這種新軸線的展現：馬克龍同時支援資本的自由流動（這在傳統上是經濟右派立場）和人口的自由流動（這在傳統上是社會左派立場），而勒龐同時反對二者（也是以占據了經濟上的“左派”和社會上的“右派”立場）。
紀錄片《馬克龍是誰》。
這一解釋看起來很有競争力。不過，一旦考慮到全球化背景下人群流動性的差異，科利爾所觀察到的“功利個人主義”和“權利個人主義”也就有了新的解釋。精英群體的高流動性是兩種個人主義盛行并削弱了社群的關鍵原因。這是很簡單的邏輯推論：當一個人在任何社會中都隻有很低的退出成本，可以随時選擇加入其他共同體時，他與這一社會的紐帶也随之斷裂。他注定會選擇一種契約式的觀念來了解自己與共同體（國家）的關系：社會公共服務就是商品，而國家是商品提供方。國家隻需要以最高效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務，就履行了自己的職能，并可以獲得自己提供的稅金。如果國家還對任何弱勢群體承擔道德義務，那一定是一種普世的道德義務：對于高流動性群體而言，目前暫時居住地的鄰居和海地或中非的孤兒沒有任何差別。其世界觀中所了解的“個體”也注定是一個法律般的抽象概念，而不具備某種特定屬性——正如權利個人主義所表現得那般。
相比之下，那些必須生活在“某地”的人們更不容易采取功利個人主義和權利個人主義的視角。他們紮根在身處的社群之中，即便從純利己的角度來說，社群層面的互助也可以成為一種有利政策：當一個人将經曆投注到社群中時，他可以期待自己今後也将從一個友愛、和諧、繁榮的社群中得到回報。他不必認為一切都是功利的契約關系，因為他可以在漫長的人生中向社群奉獻與索取。同樣地，他永遠不會認為鄰家叔叔的女兒和南非的棄嬰需要被傾注同等程度的關照。
于是，科利爾所提出的觀念問題，似乎可以被了解成全球化帶來的産物。全球化的獲利者們雖然人數比例不大，卻注定掌握壓倒性優勢的政治、經濟、媒體資源，這也許才是所謂“個人主義”觀念崛起的根本原因。這樣一來，科利爾歸因為個人主義觀念的政治衰敗、左翼政黨與勞工階級離心、全球救世主主義，實際也或許該歸因于全球化。
理念與制度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在處理政治理論方面的話題時，科利爾終究表現出了幾分尴尬。相比尋找一條一以貫之的邏輯主軸，書中更多是在羅列現象。作為經濟學家的本能讓他努力以資料支撐一個個具體的結論，可這些結論卻無法綴連成篇。
令人扼腕的是，科利爾和約翰·凱放棄了他們作為經濟學家最擅長的領域。他們給出了一個又一個正确的結論：部分行業不能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原則；國有化這樣單純以國家職能來替代市場的方案無助于根治不平等和社會治理的退化；财産權本身不是天賜的權利，而是健全的市場結構下的建構産物。但為了實作科利爾的觀點，亦即所謂的“強化社群紐帶”，科利爾提供了什麼方案呢？
《最底層的十億人》，[英]保羅·科利爾 著，張羽 譯，上海三聯書店，2022年7月。
全球化仍在進行，而且是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雖然無數反對全球化的激進主義意識形态煽動者主張所謂的“替代全球化路線”，他們無異于在每一個技術進步和曆史發展的階段都兀自跳梁的胡德主義者。雖然依附學派在内的非主流經濟學者控訴全球化意味着發達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剝削，可全球化三十年的豐碩結果證明了截然相反的結論。全球化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機會，并為縮減世界範圍的南北差距、提振不發達國家的經濟提供了史無前例的機會。
是以，如若筆者的推斷正确，亦即科利爾的兩種個人主義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下世界精英觀念變化的産物，真正的關鍵之處是如何建構出一套能夠重振社群的激勵制度。拒絕全球化不是可行的選項，空洞的道德說教也不能改變根本問題。科利爾和凱給出的結論其實早有政治理論界的學者提出，譬如伊恩·夏皮羅就強調在民主決策中應當更多考慮具有較高退出成本的成員（相應的，就是那些無法輕松退出一個社群，是以不屬于高流動性群體的成員）。
伊恩·夏皮羅，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教授。著作包括《自由理論的權利演變》（The Evolution of Rights in Liberal Theory，1986）、《政治批判》（Political Criticisim，1990）、《理性選擇理論的病理剖析》（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與唐納德·格林合著，1994）、《民主的方位》（Democracy’s Place，1996）和《民主的正義》（Democratic Justice，1999）等。
人在相當程度上仍然是利己的動物。科利爾所暢想的社群之間的互助和友愛精神很大程度上是長期重複博弈形成的最優解。但經濟學家的長處是在确認每一個人的利己傾向的前提下，仍能實作社會目标。譬如困擾人們許久的“委托-代理問題”，可以通過激勵工資制度化解；又譬如搭便車困境問題，也可以通過人為建構的機制來使所有人都給出真實資訊。“機制設計”正是經濟學界熱門的話題，跨界的科利爾和凱不能就此開出“藥方”，實在是最大的遺憾。
其實，即便是在現有的國家案例中觀察，一些可行的制度已經值得加以探讨。從防範極端政治家的崛起來看，法國的兩輪選舉制顯然比美國的選舉人團制更優。在2022年的大選中，反對全球化、支援極端主張的候選人在第一輪選舉中得到了58%的選票，但兩輪制使得左右翼的極端主義者難以合流，馬克龍輕松取得了第二輪的勝利。從防範政黨被極端主義運動劫持來看，歐洲大陸的比例代表制，也許比英美的初選提名制更加合理。英美的初選制度表面上“更加民主”，讓各黨成員決定代表本黨出戰的人選，實則反而導緻了“十萬人”（英國保守黨有投票權的黨員數量）替六千萬英國人選擇首相的悖論。相比之下，德國、荷蘭等國的傳統中左和中右政黨就基本沒有受到極端力量的劫持。
當然，這些制度設計在很大程度上陷入“治标不治本”的困局：他們延緩了激進反建制力量的崛起和政治衰退的表現，卻未能根治這一問題。然而，全球化帶來的問題本身也可能僅是陣痛，可以随着時間得到緩解——比如說，更多的人會成為高流動性群體，沖突便逐漸解決了。另一方面，進一步的制度設計也确實值得投注精力：如果說同理心和換位思考的能力是人們了解“社會身份”，并且走入現代化的前提，那麼在全球化的時代，該如何在高流動性的市場、資本和人才，與低流動性的社群、文化與傳統之間取得平衡，仍然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如果科利爾能将自己的長處發揮于此，那才真有可能感歎一聲，“貪婪已死”。
撰文/王子琛
編輯/朱天元
校對/賈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