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創作挑戰賽#
在十七世紀中葉，發生了一件影響東亞大陸乃至世界發展程序中的大事——總兵力不足二十萬人的八旗鐵騎，隻用了短短二十年時間，就以摧枯拉朽之勢徹底征服了擁有上億人口、經濟和文化水準均位居世界前列的明代中國。
要知道，在明朝覆滅五十年前的萬曆時期（1573—1620），國家的綜合國力一度達到了一個新高峰。除了在社會、思想、文化、對外貿易等領域出現了較大進步之外，明廷還通過“萬曆三大征（拓展閱讀：讀書筆記：豐臣秀吉的“大東亞野望”）”，穩定了國家内部以及國際周邊局勢。是以，有學者認為，“明清易代”是一件“原則上不可能發生，然而真實發生了”的重大曆史事件。
那麼問題來了，明朝滅亡的原因究竟都有哪些？如何梳理明清易代的深層次原因？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簡單聊聊。
崇祯自盡，明朝滅亡
1）“不可能之事”，真的是純屬偶然嗎？
1）亡于内憂，還是外患？
不少國内學者認為，明朝“亡于李自成而非滿清”。坦誠說，這種觀點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實際上，多爾衮在《與史可法書》中就指出，“國家（清朝）之撫定燕都（北京），乃得之于闖賊（李自成），非取之于明朝也”。
李自成
但可以肯定的是，李自成起義絕不是一個突發事件，明朝的滅亡更不是“純屬偶然”。用發展的眼光看，這是幾十年來不斷加劇的社會動蕩所招緻的最終結果。
在萬曆二十七年（1599）至四十二年（1614）間，明朝境内相繼爆發了十餘次較大規模的兵變和民變。
天啟七年（1627），自陝西至廣西沿線各地，均爆發了聲勢較大的農民起義。其中，陝北地區的起義規模最大，涉及人數最多。進入崇祯六年（1633）冬後達到高峰。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大軍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宣告滅亡。
農民軍進北京，一路勢如破竹
當然，也有學者認為，“農民個别的、零星的反抗無時不有，但真正能撼動根本、緻王朝死地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二三百年才有一次”。簡言之，這些人認為，如果将明朝的覆滅單純“歸咎”于農民起義，是不全面的。但不可否認的是，農民軍是明朝統治的“終結者”。
在當下，學界普遍将明朝的覆滅，歸咎于統治集團的昏庸無能、官僚階層與軍隊的腐朽堕落（拓展閱讀：一文概述：明朝滅亡，到底冤不冤？）。當然，我們不能說這些觀點不準确，但任何一個都似乎很難單獨地解釋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以，我們有必要将目光放得更遠，以“全球化”的視角來關注明朝的“滅亡問題”。
影視作品中的農民軍和明朝豪紳形象
2）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像明朝一樣崩盤
值得玩味的是，與晚明一樣，與中國相距遙遠的英國斯圖亞特王朝，也在十七世紀中葉了爆發了一系列“不祥事件”。更為“巧合”的是，如果将時間線向前延展半個世紀，我們就會驚訝的發現，彼時的英國同樣處于國力巅峰。
斯圖亞特王朝
1588年，都铎王朝伊麗莎白一世（1533—1603）即位。她依靠新貴族和資産階級的支援，穩固王權，恢複新教法案，大力發展航海貿易和殖民事業，并于1588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樹立起了英國的海上霸權，并在1600年主導建立了東印度公司。
與此同時，英格蘭文化也在這一時期有了蓬勃發展，相繼湧現出了以莎士比亞、培根等為代表的文化巨匠。另外，國家人口也從1485年的220萬，飙升至1600年的400萬。是以，英國史學界将這一時期稱為“伊麗莎白時期”和“黃金時代”。
不過，在伊麗莎白一世的統治末期，曠日持久的英西戰争、愛爾蘭危機、農業歉收和饑荒、議會反專利權的風暴以及不健全的地方政府和中央官僚機構的腐敗、社會下層的貧困、流離失所的難民，讓國家局勢變得日趨微妙了起來——顯然，這一現狀也和明代中國有着“異曲同工之妙”。
都铎王朝伊麗莎白一世（1533—1603）
1603年，終身未嫁且無嗣的伊麗莎白一世駕崩。在臨死前，她暗示願意讓接受基督新教教育的表侄孫，即蘇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1566—1625）繼承英格蘭王位。伴随着詹姆斯一世的即位，都铎王朝被斯圖亞特王朝所正式“取代”。
與伊麗莎白一世不同，英國史學家們普遍認為，斯圖亞特王朝的多位君主，幾乎都是“道德堕落和能力低下者”。
曆史學家霍利迪認為：“詹姆斯一世的繼位是一個不祥的開端，（因為）他是一個粗魯、自負、迂腐的君主。那個谄媚的樞密院，其倫理道德之衰敗，已在莎士比亞的很多偉大悲劇中有所反映”。
詹姆斯一世（1566—1625）
至于他的兒子查理一世（1600—1649），盡管在即位之初，做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強王權、整頓綱紀的努力，但是，他“不僅像父親一樣固執己見，并遠不及他的父親明智”，還“笃信自己的權力是天賦的，并将最終大權交給自己揮霍無度的少年朋友白金漢公爵”，是以，相關改革收效甚微。
當然，他最受時人诟病的，非其主導推行的宗教改革莫屬。具體而言，查理一世對清教徒進行了殘酷鎮壓，不少清教徒作家被處以枷刑、烙刑和割耳刑等刑罰。另外，在官員的選拔和任用、與議會的關系維系乃至為人處世等層面，這位仁兄同樣讓人一言難盡。
查理一世（1600—1649）
1642年8月，一直與議會不睦的查理一世在諾丁漢祭旗，第一次英國内戰正式爆發。1647年3月，議會軍攻克了查理一世在威爾士的最後一個據點——哈萊克城堡。至此，第一次内戰以議會獲勝告終。
查理一世被擊敗後，國會希望他能夠接受君主立憲制。不過，他對此并不買賬。同年11月，查理一世從紐馬克特逃至南方的懷特島，并秘密同蘇格蘭展開了談判并締結了秘密條約。另外，他還與控制着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議會的長老派取得了聯絡，并加緊煽動各地王黨叛亂，最終挑起了第二次英國内戰。
與第一次内戰一樣，查理一世再次被擊敗。1649年1月30日，時年49歲的他以“背叛國家和人民”的罪名被處決。
被處決的查理一世
3）兩大王朝迅速崩盤的幾個“共同點”
首先是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的直接沖突。
在明朝後期，皇帝與文官集團之間的沖突可謂盡人皆知。實際上，在斯圖亞特王朝，國王與議會之間的鬥争同樣“精彩紛呈”。
實際上，早在都铎王朝後期，國家一直就為财政問題所困擾。在當時，政府在名義上隸屬于王室，相關開支要從國王的國庫中支取。鑒于政府和王室開支的不斷增加，國王不得不大肆舉債。
盡管在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時期，王室基本上抹平了“欠賬”。不過，伴随着詹姆斯一世的即位，王室開支再度出現了巨額增加。資料顯示，截至1606年，債務已經飙升到了60萬英鎊。為了“填坑”，他不僅設立了一些新稅目，還大肆依靠賣官鬻爵增加收入。一系列“蜜汁操作”下來，使得王室權威和社會風氣急轉直下。
查理一世即位後，同樣因為征稅問題與議會爆發了多次激烈沖突，甚至在1628—1639年間直接解散了議會。與此同時，他不僅依靠賣官鬻爵來擴大财政收入，還恢複了詹姆斯一世設立的各種稅目，并實行專賣制，增加關稅，将船稅擴大到内地，甚至重提王室過往的森林所有權，要求使用者補交重稅。
英國内戰主題繪作
其次是大規模民變的爆發。
早在都铎王朝時期，圈地運動引發的官民沖突就已經變得極為激烈。對此，英國學者托馬斯•莫爾（1478—1535）在其著作《烏托邦（1516）》一書中辛辣地指出：“羊原本是溫順的動物，但在英國這個奇異的國度裡，羊能吃人”。
資料顯示，在1455—1607年間，英國中、東部的 24個郡共圈地516676英畝，占到了土地總面積的2.76%。不過，當時的人們普遍認為，實際圈地的面積數要遠比官方的統計資料大得多。
為了保證稅收和兵源，政府盡管相繼頒布了不少禁止圈地的法令，但收效甚微。為了防止農民反抗，政府又同時頒布了嚴酷法令，旨在懲辦流民。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大批窮人不得不漂洋過海，前往美洲謀生。
Robert W. Weir 1843年油畫《船上（五月花号）的清教徒》
不過，隻能留在英國本土、數量更多的英國窮人，選擇揭竿而起。資料顯示，以林肯郡騷亂（1536）、求恩巡禮騷亂（1536—1537）、西部叛亂（1547—1549）、凱特叛亂（1549）、懷特叛亂（1553—1554）和北方叛亂（1569—1570）為代表的六場騷亂，沉重動搖了都铎王朝的統治。
到了查理一世統治時期，英國最終爆發了長達9年（1642—1651）的内戰。最終，戰敗的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斷頭台。
所有的這一切，似乎又能依稀看到晚明的影子。
克倫威爾在馬斯頓荒原
4）歐洲和東亞大陸，都已經亂成了一鍋粥
當然，基于疆域、人口、地理環境等角度看，中英兩國存在着明顯差距。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時期，幾乎整個歐洲都處于遍地狼煙的狀态。換言之，英國的亂局，更像是“歐洲大亂鬥”的集中展現。
除了英國之外，法國境内相繼爆發了一系列反對王室統治的鬥争；在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等地，相繼爆發了尋求獨立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即便在德國、荷蘭甚至瑞典境内，均出現了規模不小的暴動事件。
舉個例子，總人口隻有60萬的法國“小鎮”普羅旺斯，在1596—1635年間發生了108次民變和起義事件，1635—1660年更爆發了156次，即便在1661—1715年間也多達110次。客觀地說，如此大規模的民變和起義，在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
加泰羅尼亞起義主題繪作
幾乎在同一時期，在除了明代中國之外的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境内，也相繼出現了嚴重的社會動蕩局面。
先看北韓。在十六世紀末和十七世紀前半期，經曆了壬辰倭亂的北韓，爆發了極為嚴重的水旱災，瀕臨崩潰的國家經濟一直都沒有“緩過來”。
1624年初，“李适之亂”爆發，叛軍一度攻占了王京漢城。盡管叛亂最終被平定，但百姓生活變得更為困苦。1627年和1636年，八旗鐵騎兩度南下，北韓王朝的統治遭遇到了最為嚴重的危機（拓展閱讀：理性讨論：為什麼北韓孝宗總想“反清複明”？）。
《南漢山城》中的清朝官兵
再看日本。進入十七世紀後，日本境内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到了17世紀40年代，“寬永大饑荒”（1642—1643）爆發。根據日本史料記載，“自江戶至京洛，北國沿線人馬皆餓死，道路上躺滿了屍體”。與此同時，食物價格上漲到空前的水準。
為了謀求生路，很多百姓隻能被迫賣掉農具、牲畜、土地甚至是子女；一些人選擇盡棄财物，逃至他鄉，充當流民。
揭竿而起的日本百姓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東亞和歐洲境内均爆發了大規模的族（國）際戰争。
在東亞地區，先後爆發了四場大規模的戰争，即明緬戰争（1576—1606）、中日北韓戰争（1592—1598）、明清（後金）戰争（1616—1644）和中荷台海戰争（1661—1662）。
席卷了整個歐洲的“三十年戰争”（1618—1648），讓各國損失了大量人口。資料顯示，在1621—1632年的十年中，瑞典死于戰場上的軍人高達5—5.5萬之多，在1633—1648年間的陣亡人數更是前一個十年的兩倍。
在德意志地區，當時的史學家們認為，“三十年戰争”導緻的人口損失可能達到一半到三分之二之間；最新的統計資料指出，神聖羅馬帝國人口減少了約15—20%，其中在“主戰場”梅克倫堡、波美拉尼亞和符騰堡等地，半數居民死于戰争。
一言概之，這一時期是世界曆史上最不安定的時期。
“三十年戰争”主題繪作
2）明朝滅亡背後的自然因素
那麼問題來了，以上發生在世界各地的事件，居然存在着如此多的相似之處，難道是巧合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基于全球化的視角看，自然因素與“初具雛形”的全球化程序，同樣是我們需要重點關注的因素。
1）氣候惡化：明朝滅亡的導火索
資料顯示，自十四世紀開始，北半球的氣候出現了轉寒迹象，并于十七世紀達到極點。具體而言，十五世紀初截至19世紀末，全球相繼出現了兩個溫暖時期（1550—1600和1720—1830）和三個寒冷時期（1470—1520，1620—1720和1840—1890）。
其中，以十七世紀為最為寒冷，冬季平均溫度比今日要低2℃。對于明代中國而言，這一變化表現更為顯著。對此，國内學者總結了明朝氣候變化的基本情況：
- 明朝前期（1368—1457）：氣候寒冷
- 明朝中期（1458—1552）：中國曆史上第四個小冰河期
- 明朝後期前半葉（1557—1599）：夏寒冬暖
- 明朝後期的後半葉（1600—1643）：中國曆史上的第五個小冰河期
資料顯示，晚明時期幾乎是“最冷的”
值得注意的是，17世紀的第五個小冰河期的“殺傷力”最為巨大。具體而言，在1571—1644 年間，北方大部均出現了持續時間較長的異常低溫天氣，如36次初霜、雪期提前，終霜、雪期推遲的現象。
其中，1620—1640 年是最為寒冷的時段，比如北京的冬季平均氣溫要比現在低2℃左右；在内蒙古和東北地區，初霜期比現在提前了30天以上。
氣候顯著變冷，使得北方大部冷凍頻發，災情嚴重。綜合各地地方志的記載，災變的前兆最早可追溯至嘉靖（1522—1566）前期，從萬曆十三年（1585）開始變得愈發顯著。
資料顯示，萬曆四十八年（1620），山東"十月，大雨冰，地厚尺許，樹枝皆折，鳥獸多餓死"；河北"五月戊寅，喜峰口雪三尺（1638）"。到了崇祯時期，災情達到了新高峰，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67）才有所緩解。
“天下無敵”的大明朝，幾乎進入了至暗時刻
除了降溫以外，幹旱也是激發全國性民變的重要因素。
結合資料看，整個十七世紀，是近五百年來三次持續幹旱中最長的一次。衆所周知，明代中國的北方大部份地區處于溫帶季風氣候，溫度的升降與降水量息息相關——氣溫升高則降水就多，反之則降水少。
鑒于農業是“靠天吃飯”的産業。是以，溫度的變化對糧食産量、水旱災爆發的頻率以及病蟲害的發生頻率和烈度，均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以糧食産量為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年平均溫度變化1℃，當下的糧食畝産量相應變化為10％；年平均降雨變化100毫米，糧食畝産量的相應變化也為10％。在生産力發展水準低下的明朝，損失的幅度甚至更大。
歐洲人眼中的“中國”
早在成化年間（1465—1487），旱災就已經成為了令明廷抓狂的自然災害。進入萬曆年間，旱情更是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以東北為例：
- 萬曆元年（1573），廣甯、錦州、海州等地旱災；萬曆三年至十四年（1575—1586），遼東連年水災；萬曆四十三年（1615），"遼左災旱，司農告乏"；
- 泰昌元年（1620），"錦義自春至夏，逾時不雨，千裡赤地"，天啟元年（1621），遼東久旱，五、六月徹日大雨；
- 天啟六年（1626），"霪雨為災，山海關内外城垣倒塌，兵馬壓傷，時因糧荒"；
- 崇祯五年（1632），"沈陽大雨，民舍淹沒頗多，野獸蛇蟒亦漂去"，"遼陽大饑，父子相食"，崇祯十一年（1638），"遼陽旱蝗，秋禾噉盡"，崇祯十二年（1639），"遼陽複旱蝗，秋稻靡遺"，崇祯十三年（1640），" 遼陽大饑，父子相食"。
因為明朝一直對東北女真諸部奉行高壓政策，動辄以閉市相要挾，使得雙方沖突不斷激化。為了生存，旋即發動了針對明朝的劫掠戰争，并最終建立了後金政權（拓展閱讀：傳統的“華夷觀”，是如何讓明朝走向萬劫不複的？）。
另外，氣候變化對農業産量的影響，在高緯度地區的北方表現得更為明顯。是以，“小冰河期”對大陸北方地區的負面影響，遠比南方大得多。于是，飽受天災困擾的華北人口，開始大規模的向南方推移。北方地區社會生産力和人口的雙重下降，無疑在很大程度上給了滿洲入關的可乘之機。
明朝時期的東北集市
大面積的降溫和幹旱，最終招緻大陸北方大部分地區出現了令人瞠目結舌的蝗災和瘟疫。
先看蝗災。崇祯九年（1636），大規模的蝗災爆發于陝西東部、山西南部以及河南開封一帶。崇祯十年（1637），蝗災向西擴充至關中平原，向東擴充山東及江蘇北部地區，并很快擴充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廣大地區。
從崇祯十一年（1638）開始，蝗災開始向長江流域擴散，一度抵至江漢平原。到了崇祯十三年（1640），黃河與長江兩大河流的中下遊地區以及整個華北平原，都成為了重災區。直到崇祯十四（1641）年，華北蝗災開始出現了減退迹象，但長江流域的蝗災卻頗有愈演愈烈之勢，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連續四年的特大蝗災才“告一段落”。
遮天蔽日的蝗蟲
再看看瘟疫。由于大規模流民的出現，瘟疫在明朝後期變得日益猖獗（拓展閱讀：瘟疫與社會大變革：黑死病是如何改變歐洲的？）。
據《明史·五行志》記載，從1408年到1643年，發生大瘟疫合計19次，遍及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等廣大地區。其中，始于崇祯六年（1633），最早爆發于山西的鼠疫最為恐怖。
崇祯十四年（1641），瘟疫傳到河北，并随着起義軍和流民傳至更多地區。同年，鼠疫傳到北京。史載，該年二月，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錯雜”，“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進入後半年，疫情更為嚴重，“人偶生一大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數人并死”。
電影《大明劫》劇照
面對天災，北方人民的生活變得極為困苦不堪。根據士人鄭廉（1628—1710）《豫變紀略》中的記載，
“崇祯三年（1630）旱，四年旱，五年大旱，六年鄭州大水，黃河冰堅如石，七年夏旱蝗，八年夏旱蝗，懷慶黃河冰，九年夏旱蝗，秋開封商丘大水，十年夏大蝗，閏四月山西大雪，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裡，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陽地震，鬥米千錢，人相食，十四年二月起大饑疫，夏大蝗，飛蝗食小麥如割，十五年懷慶地震，九月開封黃河決。”
在西北，當地百姓的生活足可以用“水深火熱”來形容。崇祯二年（1629），陝西籍官員馬懋才上《備陳大饑疏》，裡面有這樣一段：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後面目赤腫，内發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
1942年河南大饑荒舊影
因為天災，各地民變頻發，流寇猖獗。
在河南，“兼以流寇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有防河之警擾，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征，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抛荒之補祿。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貧，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
在陝北，“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間有獲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
電影《大明劫》劇照
實際上，即便是自然條件相對較好的南方，也未逃過氣候劇變導緻的災難。宋應星（1587—1661？）就指出：“今天下生齒所聚者，惟三吳、八閩，則人浮于土，土無曠荒。其他經行日中，彌望二三十裡，而無寸木之陰可以休息者，舉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熾者？是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
坦誠說，無論是崇祯皇帝還是沉迷與内鬥的明朝官僚機構，根本不具備解決如此惡劣局面的能力。由此可見，當我們讨論明朝的滅亡問題時候，“天災”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對象。
2）不容忽視的“全球化”程序
西方學界認為，十七世紀是經濟全球化的早期階段，即“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
有學者指出，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後，“舊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觸，藉由将大西洋從屏障轉成通道的過程，把過去分立的文明結合在一起，使名符其實的全球曆史——真正的‘世界體系’——成為可能，各地發生的事件都在一個互相連結的世界裡共振共鳴，思想和貿易引發的效應越過重洋，就像蝴蝶拍動翅膀擾動了空氣”。
工業革命，讓歐洲迅速騰飛
伴随着“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出現，以白銀為基本貨币的“世界貨币體系”陸續發展起來了。進入十七世紀後，明朝的貨币白銀化也宣告完成。這就意味着，明代中國被正式納入進了世界貨币體系，并扮演着重要角色。
是以，明朝經濟的發展，愈發依仗境外白銀的輸入。具體而言，白銀輸入的變化态勢，對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發展，能産生不容忽視的影響。
十七世紀前半期，明朝的白銀輸入量一度出現了較大的波動。于是，一些學者認為，“白銀輸入量的震蕩，也可視為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因素”。不過，截至目前，這一觀點并未成為國内學界的廣泛共識（拓展閱讀：理性讨論：為什麼明朝的倭寇這麼狂？）。
明朝皇帝會見外國使臣
由于全球化的進展，各國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但随之而來的國（族）際糾紛也越來越多。作為解決糾紛的手段之一，戰争也越來越頻繁，先進的軍事技術出現也能以更短的時間迅速傳播至世界許多地區，這對東亞地區的政治、軍事格局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火器技術的巨大進步及其迅速傳播，使得一些原本國力相對弱勢的國家和地區政權，也能夠建立和擁有相當強大的軍力，向大國進行挑戰。是以，明朝的“邊疆局勢”并不牢靠，明廷需要做出很大努力來對付這種局面。
更為不幸的是，明朝軍事改革的主要成果，幾乎全部落入到了敵手後金（清）手中，最終讓中國曆史被徹底改寫（拓展閱讀：什麼是“中國”：清朝皇帝眼裡的“中國”）。
明清易代，終成定局
3）尾聲
西方學者認為，十七世紀亞洲的經濟崩潰，遠比歐洲同期的社會動蕩更具威脅力。其中，以明代中國最為嚴重。
具體而言，在十七世紀三十年代，明朝全境大旱，百姓民不聊生，可朝廷依然橫征暴斂，最終激起大範圍民變，這給了東北的建州女真以“發育”的機會。進入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後，土地肥沃的長江流域也先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
同時，明朝滅亡也是全球性的“十七世紀危機”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不能以一個“偶然事件”來進行考察。要知道，如果單純以“中國視角”來評價“明清易代”，很多問題是很難解釋清楚的。
一言概之，自然災害以及衍生出的大饑荒和大瘟疫，不僅讓明朝折損了數百萬的人口，更讓明朝的統治瀕臨崩潰，最終被“後來者居上”的清朝徹底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