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說：“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把體育政治化。”這句話未免太過天真。
2022年12月14日，卡達世界杯四強賽事中的摩洛哥球迷。
12月14日法國與摩洛哥的世界杯半決賽注定會被載入史冊。這是非洲和阿拉伯國家首次闖進世界杯四強，對陣的又是曾經的殖民國法國，這使得比賽承載了遠超出其本身的象征意義。最後，法國2：0勝出，将在今日（18日）的決賽中對陣阿根廷。摩洛哥也在周六與克羅地亞的比賽中，獲得第四名。
上月17日，被問到是否要因勞工、環保、女性和LGBT權益等争議抵制本屆世界杯時，馬克龍回答：“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把體育政治化”。這句話未免太過天真。且不說世界杯與奧運會一樣，其創立就有鮮明的政治目的（促進種族和解的人道主義），足球本身就是殖民和全球化的産物，更被各路政治勢力當成統治和籠絡人心的工具。在一個球隊的構成中，我們也能看到更廣闊的社會史的縮影。
足球：殖民的産物
在他們的理想中，歐洲移民和非洲居民可因相同的體育精神聯合在一起，消除宗教和種族分歧。不過，現實中，足球卻變成了身份認同和民族意識的熔爐。
足球的曆史就是殖民的曆史。1863年10月26日，在一家共濟會酒館，11家倫敦學校和俱樂部的代表建立起英格蘭足球協會，現代足球就此産生。時值大英帝國工業革命和對外擴張的年代，水手、商人、勞工和剛畢業的大學生們，将足球裝進行李箱裡帶往各地。跨越大海，足球征服世界。1872年，法國第一家足球俱樂部在勒阿弗爾港成立。1897年，足球進入阿爾及利亞。1902年，正當歐洲加劇對摩洛哥的政治和經濟侵略時，第一家足球俱樂部出現在卡薩布蘭卡。起先，這隻是歐洲移民之間的運動，但不久後，接近殖民政權的摩洛哥精英逐漸加入。最後，它也進入到底層人民的日常生活中。1912年，摩洛哥成為法國和西班牙的被保護國。1915年，摩洛哥冠軍聯賽成立，并在1922年發展成摩洛哥足球協會聯盟，加入國際足聯。1930年，第一屆非洲杯打響。
30年代，種族配額制度被普遍引入，歐洲俱樂部可招收一位（後來變成三位）阿拉伯球員，這些球員也有機會再被引進到法國本土。他們之中影響最大的莫過于Larbi Benbarek。這位來自南部塔塔省的貧窮小孩在1938年進入馬賽奧林匹克隊，同年還入選法國國家隊，一待就是16年，是為法國國家隊效力時間最長的球員，被稱為“黑珍珠”。貝利曾說：“如果我是足球之王，那麼Benbarek就是足球之神”。聯賽中，他從馬賽跳槽到巴黎，之後轉往西班牙，引發媒體的哀歎：“我們可以賣掉埃菲爾鐵塔和凱旋門，但不能賣掉Benbarek”。最後，他回到摩洛哥，在拉巴特結束職業生涯。他的足球人生展現了雙重身份的複雜性：1954年10月，阿爾及利亞戰争前，38歲的他率領一支北非球隊對戰法國，最後3：2獲勝。幾天後，他又代表法國出戰，完成最後一場國家隊比賽，戰勝了西德。
2022年12月10日，法國巴黎，摩洛哥球迷在市中心揮動國旗慶祝擊敗葡萄牙晉級，成為首支跻身四強的非洲球隊。
摩洛哥的第二宗教
在摩洛哥，足球相當于第二宗教，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國王的支援。
1956年，摩洛哥獨立。1957年初，摩洛哥皇家足球協會（FRMF）取代了之前的LMFA。1958年，在阿爾及利亞戰争中，穆罕默德五世允許國家隊與民族解放陣線隊進行了一場比賽，引發法國不滿。國際足聯制裁了摩洛哥，暫停了它的成員資格。之後，摩洛哥在1970年首次參加世界杯正賽。1976年，他們赢得了非洲杯。1986年，他們成為第一支突破世界杯小組賽的非洲球隊。94、98連續兩屆打入世界杯後，他們沉寂了十幾年之久，到近幾年才又重振旗鼓。
在摩洛哥，足球相當于第二宗教，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國王的支援。從1961年開始統治摩洛哥近40年的哈桑二世，是足球的狂熱粉絲。關于他的轶事很多，比如，他在國家隊比賽時甚至到了親自部署、親自指揮的地步。他曾拟訂過球員名單、進入更衣室布置戰術，傳說在場邊休息區的長椅上安有一部電話，以便國王在比賽期間可以向接線員發出訓示。還有一次，他發現球員們在比賽中總低着頭，過多地看球而不看周遭的情況，第二天，他下令他們在訓練中必須戴上頸部護具。他的兒子穆罕默德六世繼承了父親的熱情。在這兩任國王的治下，FRMF有着龐大的政治和經濟資源。1996年至2009年期間，FRMF的主席Hosni Benslimane曾是憲兵隊的一名将軍，繼任的Ali Fassi Fihri是外交部長的兄弟，而現任主席Fouzi Lekjaa則是國王的密友，也是經濟部的副部長，專管财政預算。
在現在這支摩洛哥國家隊中，我們也能看到錯綜的全球化影響。在摩洛哥出生的上一代球員去往法國踢球之後，在歐洲出生的新一代又回到了摩洛哥。國家隊中，一半以上的球員都不在摩洛哥出生，擁有雙重國籍的球員的數量在所有國家隊中名列前茅。他們中的許多人正在法甲踢球，主教練Walid Regragui在巴黎郊區出生，擁有法國和摩洛哥雙國籍，還是球員時，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是在法國度過的。是以，他們與法國隊之間的對抗，遠比單純的民族主義對立要來的複雜的多。
2022年12月14日，卡達世界杯四強賽事，穆亞尼（Randal Kolo Muani）為法國隊攻入第二個入球。
“B3”球隊
“B3” (Black-Blanc-Beur，即黑人-白人-阿拉伯人）球隊⋯⋯法國隊曾是或現在仍是種族最多元的隊伍之一，但對移民的歧視和污名化也從沒停止過。
與摩洛哥球員的“歐洲化”相對，法國隊常被嘲笑成“非洲球隊”。确實，法國隊的大部分球員都來自非洲移民的家庭：姆巴佩的父親出生在喀麥隆，母親的家族來自阿爾及利亞；Mattéo Guendouzi的父親擁有摩洛哥法國雙國籍等等。應該說，足球為少數族裔提供了一個罕見的領域，讓他們實作可見的成功。曆史上，法國足球也一直與移民緊密相連。
1998年和2000年世界杯和歐洲杯的雙料冠軍，讓移民對法國足球的貢獻成為全社會的焦點。齊達内率領的“B3” (Black-Blanc-Beur，即黑人-白人-阿拉伯人）球隊，集合了法國各省、南歐、各海外省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球員，而齊達内本人出生在馬賽，他是一對阿爾及利亞移民的兒子。這支球隊成了法國的英雄，是民族大融合的最好象征。然而，好景不長，2001年10月，在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的比賽中，阿爾及利亞的支援者們沖進法蘭西球場引發騷亂，電視機前的法國觀衆受到巨大沖擊；2002年，極右翼的老勒龐闖進總統大選第二輪的一個月之後，法國隊在世界杯敗給了塞内加爾，小組賽慘敗出局，甚至一球未進，球隊的社會形象一落千丈。
勝利時你是法國的英雄，失敗時你就是北非移民的可恥後代，“隊伍裡阿拉伯人和黑人是不是太多了”這個問題被提了出來。2006年，齊達内再次将法國隊帶入世界杯決賽。但他在決賽對着意大利球員Materazzi的驚天一撞，又被污蔑成小混混行徑，與一年前的郊區穆斯林青年大暴亂連在一起。2007年，薩科齊将“國族身份”定為競選時的重要議題。2010年，法國隊在南非世界杯上發動罷工，最後草草出局，引起群眾的普遍不滿。2011年，法國俱樂部的負責人們甚至考慮縮減黑人和阿拉伯人的比例，仿佛殖民時期配額制度的回魂。2018年，法國再次奪得世界杯，些許緩解了之前一連串恐襲帶來的恐懼，但這場勝利不能長久地照亮郊區年輕的移民後代們的未來。
法國隊曾是或現在仍是種族最多元的隊伍之一，但對移民的歧視和污名化也從沒停止過。在極右翼的身份話語重新進入主流的年代，足球成了揭示社會裂痕的要素。
2006年7月9日，德國世界杯決賽由法國對意大利，齊達内用頭撞向意大利球員馬特拉斯，齊達内紅牌被逐離場。
複雜的殖民遺産
對于在法國定居的摩洛哥移民及後裔而言，此次摩洛哥闖入四強，使他們不可避免地産生了身份認同的轉化與重構過程。
直到今日，法國都難以面對自己的殖民史。尤其在政治領域，任何相關的公開評論，都有可能招緻激烈批評。2017年，尚在競選沖刺階段的馬克龍在阿爾及利亞将殖民稱為“反人類罪”，引起右派和極右派的強烈反彈。之後，再面對殖民問題時，馬克龍的态度反複橫跳。今年8月，馬克龍回到阿爾及利亞時，将兩國間的曆史比作“一個有其悲慘一面的愛情故事”。“在記憶的問題上，我們被要求在驕傲和悔改之間做出選擇，而我想要真相”，他說。
與阿爾及利亞相比，摩洛哥的獨立雖不乏暴力，但也相對溫和許多。況且，哈桑二世在位時甚至加強與法國的關系，法國成了摩洛哥在西方最主要的經濟夥伴，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摩洛哥的社會精英中的許多人都在法國學校受過教育，他們把法國視作第二故鄉。不過，近些年，摩洛哥與法國長期友好的關系逐漸惡化。
首先，因日漸嚴重的非法移民問題，巴黎當局決定大幅縮減對馬格裡布國家的簽證發放；其次，以色列Pegasus間諜軟體事件爆發後，媒體揭露摩洛哥政府用該軟體監聽法國政要的手機，又為雙方的外交關系蒙上陰影；最後，摩洛哥日益不滿法國在西撒哈拉歸屬上模棱兩可的态度。從70年代開始，摩洛哥就與阿爾及利亞支援的波利薩裡奧陣線在西撒哈拉地區對峙。馬克龍上台後，與阿爾及利亞的關系逐漸升溫。烏克蘭戰争以來，法國更急于尋找俄羅斯天然氣的替代品，與阿爾及利亞的合作于是尤為重要。
而摩洛哥則獲得了美國的支援：2020年12月，川普與穆罕默德六世達成協定：華盛頓承認摩洛哥在西撒拉哈的主權，以此換取摩洛哥與以色列之間的外交正常化。有了美國撐腰的拉巴特當局，在領土問題上的态度更加強硬。是以，巴黎必須在這對既是兄弟又是敵人的馬格裡布國家之間維持痛苦的平衡。無可争議的事實是，法國在摩洛哥的影響力日漸喪失。簽證危機使得精英階層覺得自己被法國抛棄，而年輕一代則被英美流行文化吸引。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人受到泛阿拉伯主義和伊斯蘭主義的影響，重新把法國視為敵人。
對于在法國定居的摩洛哥移民及後裔而言，此次摩洛哥闖入四強，使他們不可避免地産生了身份認同的轉化與重構過程。國家隊傳遞出勝利、團結、技術精湛、紀律嚴明的形象，一掃人們認知中阿拉伯人的刻闆印象，使他們能夠投射出自豪情緒，重拾尊嚴。當然，他們也要釋放對在移民生活中的痛苦經曆的憤怒，這是一次象征補償和報複的絕佳機會。何況，摩洛哥已獲得了所有非洲國家和伊斯蘭世界的支援，連阿爾及利亞人也不例外。不過，如上所述，身份認同并非單一，許多人為摩洛哥惋惜之時也為法國高興。肆意制造對立、醜化一方的做法，才是最糟糕的行為。
文/梅東Me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