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他們的時候，我就聽他們講話，感覺好像随時随地和父母在一起。”說這句話時，年近80的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幺書儀語音已經略帶哽咽。她所說的講話，是她的父母留下的36盤錄音帶，那是她在父母生前為他們做的口述實錄。
幺書儀依據這36盤錄音和父親生前努力留下來的一些檔案資料，寫就了一本名為《尋常百姓家》的書，記述了20世紀80年代以前自己的家族故事。書并不厚，十幾萬字，卻包含了她的祖父、叔祖父到父親、母親再到他們兄妹，三代人的故事。
書由社科文獻出版社曆史學分社出品，歸入年輪書系，這一書系的定位是以個人史、家庭史以及群體曆史的微觀視角折射大時代的變遷。編輯石岩在叢書策劃案裡寫過這樣的話：百餘年來中國經曆的滄桑巨變，在個人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個人的命運被曆史大勢所框定，但不同的性格機遇仍舊造就了多彩的人生。個人史既是對大曆史的補充和豐富，也天然是有溫度的好故事。
趁着父親記憶清晰、思想清楚
把他們的經曆錄下來
可以說幺書儀的故事有着熱辣辣的溫度。
她的寫作起始于母親去世之後的1994年。随着母親的音容笑貌漸漸随風飄逝，她心痛于如果雙親都過世，再想聽他們的人生經曆、喜怒哀樂，就都會成為不可能。于是她想到趁着父親記憶清晰、思想清楚的時候，把他們的經曆錄音下來。
幺書儀認為自己是一個家庭觀念有點兒奇怪的人，“在我的心裡，從小長大、有父母的、生活了20多年的家才是永遠的家；而出嫁以後生活了40多年、有女兒有丈夫的家，我卻常常覺得隻是一個寄居者”。
對原生家庭的依戀促使幺書儀在父親78歲的時候買了足夠的錄音帶，并和父親一起用心地按照年代順序拉出了一份詳細提綱，之後父女倆開始了問答式談話。“我着重詢問事情發生的時間、地點、背景、周圍的人和事，讓父親的談話更像是一部口述曆史。”這件事父女倆做了很多天。
幺書儀的父親名叫幺藹光，在他叙述的家族曆史中，其父親和叔父生長在河北省豐潤縣韓城鎮劉各莊農村。家庭經濟因為祖上的糊塗傷了元氣，哥倆隻好白手起家，通過做小買賣，再到舉債開商店，辛勤經營二十年，最終得以“翻身”。
哥倆的小鋪名叫“雙盛永”，取兄弟兩個永遠興旺的意思。兄弟倆雖然都笃信勤儉努力是翻身的根本，但也有精心的政策和分工，政策是精選進貨管道，絕不以假亂真；分工則揚長避短：身體強健卻臉皮薄的哥哥分管跑外進貨和種地，身子骨弱卻頭腦靈活的弟弟負責看攤記賬經營商店。
此後，兄弟倆與“雙盛永”一生相守。
在幺藹光十幾歲的記憶中，“雙盛永”是“前廠後店”的經營模式，在當地相當有規模。六層院落容納了父親和叔父兩家人，最盛時兩家更擁有兩個院落。幺藹光的父親負責進貨，很有生意經：他趕着自己的大車，專門到唐山進“美孚”“亞細亞”牌煤油，從韓城最好的點心鋪“福德齋”進各種點心，總之，酒要進最好的酒，醋要進最好的醋。後來，他們的生意擴充到了北京，開始采買最好的藥。
在講這樣的故事時，幺書儀的文字裡充滿了細節，比如到北京來進藥，還詳細地寫了路線圖。這些細緻具體的記述，為那個時期的經濟生活提供了很有意思的史料，也為我們了解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很多必要的情節和場景。
對此北大中文系教授夏曉虹有着這樣的評論：“幺老師的文字與同題材書寫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她知道什麼是曆史的細節，什麼是文學的細節。她在知識上給了我們很多新的增量，而我很好奇她怎麼判斷哪些東西是值得向人訴說的，哪些東西是值得寫出來的，我覺得這是要有很高明的訓練才能做到的。”
被稱為“用水洗過一樣新鮮無華的文字”
幺藹光是兩家的“一支香煙”，一輩子不曾分家的兩兄弟讓他做了他們的“肩祧男”。
兄弟倆辛勤經營着雙盛永，積累了殷實的家業，無奈在壯年之後，一個因勞累緻死，一個雙目失明，雙盛永漸漸由盛轉衰。兩家的兒子幺藹光一直在長輩的蔭蔽之下，直到1937年雙盛永停業，還過着沒心沒肺、無憂無慮的日子……
幺藹光在雙盛永敗落之後走了另一條路，他的目标是緻富，他要離開農村進入城市。他一開始就進入了一個投機行業——做股票。在沒有任何靠山和背景下，一切都靠自己從零開始。這個近似于賭博的行業，讓他吃盡了苦頭，嘗盡了失敗的滋味。
在他的生意剛剛有了起色的時候，趕上了社會轉型，舊中國變成了新中國。生于舊社會的幺藹光和李庚俞夫婦必須重新認識和适應新的社會環境，開始新的生活。
新中國成立以後，幺藹光在股票市場賺了錢，對于新政權很有好感，覺得新中國也有股票市場，他自己有本事，隻要順應社會，遵紀守法，能夠掙錢，就會有很好的前途。1950年秋天，志得意滿的幺藹光在西城區小茶葉胡同14号購置了一所宅子，安下了家。
這是他事業的巅峰，也是走下坡路的起點。
但幺書儀記憶中的快樂童年都在這裡，1950年秋天到1953年的春天是他們一家陽光燦爛的時間段。
小茶葉胡同在北溝沿（1949年後更名為趙登禹路）南段的西邊，是一條連接配接大茶葉胡同和回子營（後改名為平安巷）曲曲折折的小胡同。院子分為三進，孩子們在這裡肆意玩耍，外院的一畝八分地，種滿了玉米、蕃茄、黃瓜等各色農作物。
幺書儀在書中寫道：“出身劉各莊的父親喜歡大院子，這個院子裡的四季景象，都展現着父親、母親和叔祖母對于劉各莊老家的思念。”“在這個院子裡可以看到白塔寺塔尖上面的夕陽慢慢消失，裡院的棗樹年年都攜帶着希望，春天淡淡的棗花香飄滿整個院子，哥哥神氣地坐在樹上吃大紅棗，留妹妹們在樹下眼巴巴地看……”“外院像魯迅筆下的百草園，她常和同學聚在一起逮蛐蛐、抓螞蚱、追蜻蜓、撲蝴蝶……”這樣美的文字屢屢出現在書中，難怪被黃子平教授稱為是“用水洗過一樣新鮮無華的文字”。
但幺書儀對這所宅子最後的記憶卻是賣家具。父親幺藹光的“投資失敗”，又因為在舊社會中的一些經曆被定性為一般曆史問題，這些定性給他的家庭和歲月帶來了無盡的煩惱。幺書儀說：“實際上他連資本家都算不上，就是個最普通的尋常百姓。”
幺家從此靠租房子居住。從此，幺藹光再沒能置辦下房産。
想方設法渡過難關的生活态度
也成為了幺家兒女永遠的榜樣
長長的年月中，除了那些掙紮的心事，令幺書儀父母最費心思的還是要養家糊口。幺書儀說：“從1953年以後，我就看慣了父親和母親賣東西。”
幺藹光夫婦一共生育有9個孩子，活了5個。為了把孩子們撫養成人，讓他們受教育，幺藹光什麼都做過，做股票、做行商、做裝卸工、做臨時工、做小工、做鍋爐工。他還帶着孩子們撿槐花，夜裡到處去翻磚頭找土鼈賣給中藥店，甚至撿馬糞賣給農民用做肥料。
幺藹光撿馬糞都是騎自行車，那是一輛他十歲時爺爺買給他的，德國鈎字牌。他早上吃過早飯就出門，尋找大車和馬糞，自行車後座兩邊一邊拴一個筐，撿滿兩筐就送到阜成門外護城河邊的空地上去晾曬，曬幹之後，堆成高一米的長方體，然後論“平方米”賣給生産隊的農民。
幺書儀說，父親和母親有一個樸素而且傳統的觀念，就是隻要不偷不摸不犯法，幹什麼都不丢人。“他們為人處世的觀念也是最樸素的，即使是在三年困難時期缺吃少穿入不敷出的情況下，他們也還是想方設法變賣财産，不怕辛苦，讓一家大小不挨餓不受凍。”
幺書儀記得，當時和母親天天計算糧食，“我家有一杆秤，買回糧食先過秤，看糧店有沒有缺斤少兩；每頓飯也要稱，怕定量吃不到月底。”家裡吃飯也是由母親盛飯，姐妹四人加上母親一個比一個少，還要省出糧來給在外面幹重活的父親。
漫長的歲月中，幺藹光、李庚俞夫婦既要顧着從小嬌生慣養卻遠在外地工作的大兒子，還要盡力撫養身邊四個都在上學的女兒。這期間幺家已經沒有了固定收入，困苦可想而知。但幺書儀回憶，家庭關系一直和睦：“那時候有很多家庭為了吃飯而發生沖突吵架甚至于離婚，可我們家從來沒有過，父親和母親的生活目标非常清楚，那就是把兒女養大成人。母親說供孩子們上學，他們能考到哪咱們就供到哪，咱們就苦一陣。”
他始終認為“掙錢養家是男人的事”
幺藹光過世以後，當幺家的孩子們打開三個櫃子和母親陪嫁的一對樟木箱時，發現裡面已經空空如也，他們都呆住了，覺得“母親和父親的所有财産都被我們吃光了”。但幺母的話也得到了實作，幺家的五個子女大都接受了高等教育，且學有所成。
是以在幺書儀的心中，即使是最平凡的父母，對于兒女來說也是值得衷心感謝和回報的。“我的父親母親花了一生的時間，為我們創造了比他們更好的環境。有了他們的犧牲和努力，我才有能力送我的女兒出國深造，是以實際上我的女兒也受到了他們的恩惠。”
幺藹光夫婦還有一段奇異的經曆，他們在1969年年中至1978年年底“自願上山下鄉”了。兩個人在向女兒回憶這一選擇的原因時，叙述已經不盡相同，但總之，他們在城裡待不下去了，去昌平北流村務農了。那時候，兩個人都已經50多歲，且半點兒農活也不會。
剛開始鋤地的時候，幺藹光總趕不上農民們，最初他覺得正常，自己畢竟是新手。後來一個人告訴他，别人都是隻把草攔腰割斷，并不鋤根的，你鋤根當然就慢。幺藹光不解，說：“草根不斷，過兩天不是又長出來了嗎？”對方回答：“長出來再鋤啊，反正都是一天的工分。”
對各種農活一竅不通的幺藹光堅持隻自己下地掙工分，男主外女主内，這是幺藹光從下鄉第一天就做出的決定。幺書儀在很多年後才終于了解到，“不讓母親下地”是父親表達愛的方式，也是他保持自尊的心理防線，因為他始終認為“掙錢養家是男人的事”。
這一對夫婦在艱難竭絕之中從不放棄責任、對于境遇從不抱怨、想方設法渡過難關的生活态度，也成為了幺家兒女的榜樣。“他們倆在務農的那10年，居然也可以保持着平常心，他們常常說趕上什麼算什麼，趕上什麼都得扛着。”這些後來也成為了幺書儀認可的觀念。
父母去世後，幺書儀也常常檢視他們留下的各種資料。幺藹光也是一個有心人，他留下了大量的個人文書，有賬單、股票冊子，甚至生産隊的記分冊，當然也有不少交代材料。“那些邊角破爛發黃的、上面的字迹被反複塗改的、在不同的時間用宣紙信箋、高麗紙、片豔紙、再生紙寫的字迹”，帶領幺書儀一次次進入着父母颠沛坎坷的人生。
幾個版本放在一起
能夠看到她變得越來越漂亮
幺書儀1968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1978年考入中國社科院研究所學生院，著有《元人雜劇與元代社會》《元代文人心态》《晚清戲曲的變革》等多部著作。這部為紀念父母親而做的《尋常百姓家》是她在做“晚清戲曲變革”研究時産生的動機。
《尋常百姓家》2010年由台灣人間出版社首次出版，2016年，人間出版社又出版了一個節選本，接着就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2022年簡體本，幾個版本放在一起，能夠看到她變得越來越漂亮。
中山大學（珠海）中文系講座教授黃子平12年前就讀到了台灣繁體版，那時候他的第一感覺就是希望出簡體版，希望更多的内地讀者能夠讀到。
而很多人提到讀這本《尋常百姓家》時，都産生了想回頭去看幺書儀其他學術著作的想法。楊聯芬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就是如此，她覺得幺書儀作為學者對曆史始終懷有一種責任，而她對曆史叙述的姿态和方法節制而客觀，甚至是謹言的。
幺書儀1975年至1978年曾經在北大附中當老師，國家圖書館善本室研究員李際甯是她的“老學生”。李際甯說自己在讀《尋常百姓家》的時候，也經常會想起老師的《元代文人心态》這本書，書中提到元人的背景、提到當時的社會生活時，經常會用到思想意識、心理變異、精神歸宿之類的詞彙，而在寫家庭自傳時，幺老師也展示了這樣一種思路，她希望通過自己一家一戶的小曆史，折射出國家的大曆史。
而幺書儀在寫作時經常想的是回報父母。她覺得子女在父母的心中分量是重而又重的，而父母在子女心中的分量卻沒有那麼重要，“普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需要交換的，可是對于父母那份不需要付出和交換的感情，為什麼反而不想回報呢”？
談到對父母的遺憾，幺書儀覺得自己本來可以為他們做得更多更好。“我母親特别願意逛公園，但我忙于自己的學術研究，覺得那些對我來說更重要，而對于陪父母聊天逛公園這樣的事情，總是想以後吧，總是以為會有很多的以後。父母去世了才明白，其實沒有多少以後。”
這一份“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讓幺書儀一次次聽着父母的錄音帶、翻看一張張父母的文字時，忍不住失聲痛哭。“父親和母親的許多經曆和艱難困苦很少對我們講，他們兩個人一路挑着這副擔子走過來，扛着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壓力，用自己一生的付出給我們創造了盡可能好的生活環境，而且讓我們盡可能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是多麼不容易啊！”幺書儀希望後人通過自家的經曆，盡可能地了解那一輩人在縫隙中的艱難生活。
那些生動的生活細節就像一幅幅畫面
也像一個個電影鏡頭
幺書儀的女兒洪越在談話時一直安靜地看着媽媽。幺書儀身體不好，基本需要坐輪椅出行，每次都是洪越伴随左右。她是中國人民大學的老師，和父母一樣出身于北大中文系。她感慨這本書對媽媽的意義非比尋常，因為在外婆外公去世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寫這本書成為了媽媽繼續生活的動力。
洪越對外婆外公的記憶都是美好和溫馨。在外婆外公晚年居住的高碑胡同的一間半窄房裡，她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最快樂的時光。她記得“外婆常常講她小時候的故事，比如她十八歲嫁給外公的時候不會做家務，結果一年之内把家裡的碗都打碎了。她還愛講鬼故事。”洪越也懷念在外婆外公家度過的無數周末和寒暑假，記得有一陣兒外公賣水果，每天晚上一家人都把放不到第二天的水果挑出來吃掉。“那一陣子，我吃了很多水蜜桃。”
李際甯作為幺書儀的老學生，私下裡稱她幺老師，稱幺書儀的夫妻洪子誠為洪叔叔，“因為我爸爸跟洪叔叔是同僚。”他讀老師的書從情感上就有一種親切感，而對于老師的文筆，他搖搖頭感歎說：“沒有辦法，我們都學不會。其實在北大附中上學時，我讀了一點點古文、一點點詩歌，給我影響最深的就是幺老師在校的那段時間。”
可是李際甯也感覺到，在北大附中任教的那一段時間，幺書儀寫得最少，對他們這些老學生而言有點兒不解渴，“但我也了解，這一部分可能就是特别不好着墨的，也是老師生活發生轉折的時段”。
幺書儀聽了李際甯的話回憶說：“我特别怕當班主任，真跟這些孩子弄不好。那時候有一個孩子，他特别讨厭我，我推自行車從校門進樓的時候，他能夠從三樓準确地吐一口痰在我頭頂上，然後他們在上面哈哈大笑得不得了。沒辦法，我隻好趕緊到廁所洗頭，再去上課。”可見在北大附中那幾年幺書儀也是難過的，那正是知識無用論流行的時候，而她回憶的這一場景，大概會使她想到父母一生的艱難和不易，較之這口痰更為沉重和不堪吧。
《尋常百姓家》裡有很多富有傳奇性的人生段落，展現出的是一個家族人身上獨特的氣質和精神，包括最可貴的人格精神。它的可讀性很強，那些生動的生活細節就像一幅幅畫面，也像一個個電影鏡頭，充滿了魅力。很多地方隻用平淡的幾句話，就給人留下感情波瀾，很多人說讀的時候常常想哭。
幺書儀說，其實我了解父親和母親也需要一生的時間，因為一個人能夠了解的事情都與年齡密切相關。這不由得令人想起美國作家愛默生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一切曆史都将變成主觀，确切地說，沒有曆史，隻有傳記。
文/本報記者 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