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在日美兩國官方推動的人才交流項目支援下，日本學者都留重人回到了曾經求學的哈佛大學，以通路學者的身份在哈佛進行研究和授課。都留于1940年獲得哈佛經濟學博士，随即留校任教，但是不久日美兩國開戰，幾個月後他和妻子即被遣傳回日本。在通路的這一年，都留和另一位著名經濟學家（也是後來首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丁伯根合作開設了一門名為《社會主義與計劃》的課程。這原本似乎是一個平淡的學術交流項目，但是都留重人在1957年春天卻意外收到了美國參議院的傳票，指令他到國會關于通共嫌疑問題作證。
都留以為這個事情是關于他在哈佛時期的朋友、加拿大曆史學家及外交官諾曼（Herbert Norman）的。在冷戰開始後，加拿大和美國政府就一直懷疑諾曼是共産主義者，1951年以研究中國出名的魏複古這位前德共黨員提供的共産黨關聯名單裡面就有諾曼的大名。當時社會上曾經爆出一個“大新聞”，說在都留被遣返之後，諾曼曾經試圖從都留原來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裡擷取某些秘密檔案。在這個背景下，都留覺得自己能夠去美國國會澄清問題，也幫助朋友擺脫罪名。不過他到了現場才知道，諾曼的問題隻是次要的，美國人想要調查的是他自己，想從他這裡挖出美國共産黨和同路人的情報。
這樣的舉動是非比尋常的。畢竟都留重人不是美國公民，而是曾在日本戰後政府任職的著名學者，而他到美國來也是官方友好交流項目的一部分，如此當成嫌疑犯來審查，實在是有撕破臉皮之嫌。實際上，不僅日本輿論嘩然，美國知識界也有諸多不滿。哈佛的四位著名學者，包括費正清和加爾布雷斯，聯名在《紐約時報》上發言，嚴厲譴責了這個于外交不利的事件。
那麼，一位日本的經濟學家怎麼讓美國高層這麼重視，願意惹這個麻煩呢？
都留在經濟專業上自有卓越的成就，他于哈佛大學取得經濟學學士和博士學位，戰後在日本擔任一系列重要職位，包括負責經濟重建工作尤其是上司起草了日本第一份經濟白皮書，後任一橋大學校長，國際經濟協會主席等。但是其獨特之處，在于他的領域橫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這種相容并蓄的風格來自于其獨特的學術訓練和政治參與，尤其是在冷戰前在日美兩國求學的經曆。這也正是美國參議院審查和盤問的重點。
都留重人訊問開頭
這次煎熬般的兩天審問，不僅留下了訊問和證詞，也完整保留了作為證物的多封信件和材料。透過這樁公案，我們可以隐約看到冷戰前的美國知識界的樣貌。
都留重人生于1912年，家境殷實。他後來的妻子出身貴族，是日本政治家、戰犯木戶幸一的侄女。在20年代末期，他進入高中，日本和世界的局勢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都留自己總結道，一方面，1929年華爾街崩盤，跟着大蕭條席卷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另一方面，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愈發強勢，侵略中國的野心越來越明顯，比如著名的田中奏折以及1928年對張作霖的暗殺。日本國内的反帝運動一度高漲，都留無疑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成為了“反帝同盟”的組織者，并是以被抓捕關押三個月。雖然因為他未成年，是以法庭決定不起訴，但是他的學校卻直接找借口把他開除了。沒有高中文憑的都留暫時沒法在日本上大學了，在其父親建議和資助下，都留輾轉到了地處美國中西部的勞倫斯學院入學。
在他到達舊金山之時，接待都留的美國友人非常熱情，他們知道都留的政治背景，特意說了一段話：曾經有兩個外國青年來到了美國，其中一個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而另一個則是遭受冷遇。第一個人是著名的牧師和社會改良派賀川豐彥，而後一個則是俄國革命家托洛茨基。我們不應該讓你成為第二個托洛茨基。
盡管有這樣的真摯勸說，都留重人在美國仍然保留了他鮮明的左翼政治底色，他多年後在面對美國參議員質問的時候答道，自己在1930年代思考、做事和說話都像一個共産黨人。都留本來打算在美國讀一兩年就轉學去德國，那個時候德國的高等教育是全世界領先的。但是就在這段時間，希特勒上台了，德國局勢迅速變化。都留決定轉學到哈佛繼續學習大學課程，以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為主題完成了畢業論文，并以此獲得了優秀畢業生的稱号。
都留從1935年開始進入經濟系博士項目。這個時期的哈佛呈現出一種多元的蓬勃氣象，有裡昂惕夫這樣開創投入産出分析的人物，有發展壟斷競争理論的張伯倫，有熊彼特這樣的百科全書式的保守經濟學家，還有剛留校任教并逐漸轉向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熊彼特雖然是保守派，但是卻非常看重馬克思，而且熊彼特和斯威齊兩人個人關系密切。都留的同學裡面還有一位日後成就大名的保羅·薩缪爾森。薩缪爾森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曾經生動地回憶在30年代熊彼特和斯威齊之間的一場關于資本主義未來的辯論，稱其為自己人生中最偉大的事件之一。他表示，斯威齊不僅是那一代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之一，而且上帝除了給他聰明的頭腦，還不公平地給了他一張漂亮的臉和幽默感，如果那天晚上斯威齊被雷劈了，那麼大家會說一定是他引起了神明的嫉妒。
如果說斯威齊是整個美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始者，那麼薩缪爾森則是當之無愧的戰後西方經濟學的總教習。有意思的是，都留重人跟兩個保羅的關系都很好，不過在他晚年的評價裡，明确地贊揚斯威齊是整個冷戰前哈佛黃金年代的領袖。在1940年代，哈佛的學者出版了三本後來影響巨大的作品，第一本是1942年出版的熊彼特的集大成之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第二本是1942年出版的斯威齊的《資本主義發展論》，到現在仍然是美國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标準讀物，在這其中，都留重人為斯威齊的著作撰寫了馬克思再生産圖示的附錄；第三本則是1947年出版的薩缪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為戰後西方經濟學發展指出了道路。可以說，這正是冷戰前多元學術氣氛的展現。
不過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都留重人不隻是在學術上下工夫，也時刻關心着怎麼改變世界。在這個過程中，都留重人跟北美不少左翼知識分子建立了聯系。這些聯系的信件，在都留一家匆匆離開美國的時候，被留在了他的寓所中。前文提到的諾曼，那時在哈佛讀博士，專攻日本曆史，跟都留熟識，後來在日本為加拿大進行外交工作。在都留被遣傳回日本的時候，諾曼也從日本被遣傳回加拿大，兩邊的船在莫三鼻克口岸“交換人質”，就在這時，都留自己回憶說找到機會跟諾曼說了兩句，讓他可以去都留在麻省的住所拿一些日本曆史書籍。在這之後發生的事情就有些離奇了。都留重人離開美國之後，他的東西已經被聯邦調查局接手了，據美國情報人員稱，諾曼來到都留的住所的時候，表示自己是加拿大政府代表來執行秘密任務的，需要擷取都留重人留下的材料，在這之後又改口說自己不代表政府，而是對都留的藏書有一點個人興趣，最終諾曼沒能拿到都留的書籍和檔案。
可以想象，諾曼對都留重人的材料的強烈興趣，在美國情報部門這裡留下了案底。為什麼作為經驗豐富的外交官員，諾曼會被抓住這個把柄，令人不解。一位諾曼的傳記作者認為一種可能是，諾曼是擔心都留的材料如果被洩露給日本戰時政府，都留會是以再次被捕，是以自己承擔風險想把材料拿到，又因為他自己外交官員的身份，恐怕需要掩飾自己和敵國公民都留的朋友關系。但是不管如何，諾曼沒能拿到這些材料，而且恐怕諾曼也沒想到，這些材料裡面有跟他自己相關的東西。聯邦調查局在裡面找到了一封1937年的信，記載了都留重人在哈佛當時推動的一個研讀美國資本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讀書小組，閱讀的材料之一，就有“美帝國主義”一文，署名正是諾曼本人。
從都留在國會的證詞裡，可以看出他試圖洗清諾曼的“通共”嫌疑。但是在另一邊作為加拿大駐埃及和黎巴嫩大使的諾曼，可能是得出了不同的印象。按照其傳記的說法，聽說自己的日本老朋友自願去美國國會提供關于他的證詞，本身也許就是一種最大的背叛。盡管都留的證詞沒有對諾曼不利的地方，但是諾曼在都留作證一周之後，在開羅跳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件事情轟動一時，而都留的自責也可想而知。
訊問中展示的美國政府整理的科學與社會雜志作者資訊（部分）
當時美國方面想從都留這裡了解的，是一個冷戰前遍布全國的美國共産主義網絡。都留的材料裡面，有多封他和馬克思主義雜志《科學與社會》編輯們的通訊。《科學與社會》創辦于1936年，是迄今曆史最悠久而富有盛名的馬克思主義刊物，主要創辦者是紐約和波士頓一帶的學者，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美共黨員，早就是美國政府高度關注的危險出版物。都留當時不僅對這份初創的雜志表現了極大的熱情，而且還跟編委會數次讨論，商量如何把這份馬克思主義的雜志變成革命的宣傳工具。在一封1936年他寫給雜志編輯的信中，都留說道，“我們已經有了各種以教育為目的的組織，比如勞工學校。現有的形式主要是針對勞工階級和底層中産，或者是為了黨和共青團。然而，對于相當大批的專家和大部分中産，我們要麼還沒有去發展組織，或者是沒有成功發展起來。”都留繼續分析道，“在我看來，自由形式的讀書小組是最合适的應對這種情況的方法。……一個讀柏拉圖的小組可以變成讀馬克思的小組，正如我們這個夏天在麥迪遜做的一樣。……不管如何，（《科學與社會》）這份雜志是一個推動，組織，和培育這樣的小組的武器。”都留跟着在信中列舉了在芝加哥大學和威斯康辛大學的一些組織行動，提到了幾個名字，并表示會承擔雜志在芝加哥地區的推廣工作。而在回信中，主編之一帕裡（William T Parry，哈佛哲學博士，共産黨員）則提供了芝加哥一帶的幾位“可信賴”的教授的名字，還包括幾位“非常可能抱同情态度”的幾位學者。
訊問中的言語交鋒
很自然，在質詢中，國會議員讓都留解釋，“我們”是誰，“勞工學校”是什麼，“組織”為何。都留表示，“我們”隻是非正式的指他當時各地認識的一些朋友，具體是誰一時說不清，他說不太了解“勞工學校”，而對于“組織”問題，都留則反複強調自己從來沒加入過共産黨和共青團。這樣的回答，自然是不讓美國議員們滿意的。我們可以看看這段對話，感受這場質詢的氣氛：
參議院詹納（Jenner）：你提到“我們”的時候，這裡有哪些共産黨？說名字。
都留：抱歉，我在說“我們”的時候并不是在說共産黨。
詹納：好吧，左翼分子？
都留：就是我當時認識的人。
詹納：你把他們叫左翼，共産黨。他們是誰？說名字？
都留：我今天早上才看到這封信，我會努力——（打斷）
詹納：你已經拿到，也已經研究過信了。現在你在解釋“我們”有什麼涵義，而我們想知道誰是“我們”。
都留：實際上，我也許在信裡面提到了一些名字，你知道——（打斷）
詹納：那現在讓我們談談這封信吧。你試圖解釋信裡面“我們”是什麼意思，我們來談談這封信。
都留：既然你問了名字，為了讓我能回憶得好一點，如果我能通讀這些信件，也許我能回答得更好一點。
莫裡斯（Morris，參與質詢的人員）：你是說，你現在沒法為參議員想起來短短數年前你稱為共産黨的那些人？
詹納：在威斯康辛，在芝加哥，在哈佛？你一個名字都想不起來？
情報部門無疑對都留進行了詳細的調查，不僅清楚他和斯威齊、奧斯卡·蘭格等學者的關系，還詢問了他和冀朝鼎等當時地下共産黨員的交往，但是都留基本都應付了過去。都留的材料裡面還有一份給《科學與社會》編委會的長篇備忘錄，有三個署名：康斯坦斯·凱爾（Constance Kyle），伊利諾伊大學精神病學系；卡爾·耐比爾（Karl Niebyl)，卡爾頓學院經濟學系；阿爾弗萊德·洛維。而這位洛維，都留重人承認就是他的化名。這份備忘錄不僅詳細地介紹了在美國中西部，尤其是芝加哥一帶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情況，還提出了一系列的具體工作建議，包括都留重人提出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大綱的問題。
而都留最後能從這個審查中脫身，恐怕也跟這份備忘錄的細節有關系。都留表示，這份備忘錄的主筆是耐比爾（審查時任杜蘭大學經濟系主任），跟他關系不大。而備忘錄裡面提到洛維的時候，用的是“朋友”這個字首。都留指出，這不同于黨内的同志，而是給黨外同路人的稱呼。這反過來似乎是印證了都留之前對自己黨員身份的否認。很明顯，美國無法從都留重人這裡獲得更多有價值的資訊了。美國國會在幾天後就審問了耐比爾。這位從納粹德國逃出來的經濟學家對所有的實質問題都以憲法第五修正案為由而拒絕回答，最後審訊草草結束。不過如果說都留還能回日本當教授，耐比爾等一批被點名的身處美國的知識分子後來都丢掉了他們的工作，不得不長期以各種工作謀生。
都留重人的另一位老朋友斯威齊，很早就因為其馬克思主義立場而丢掉了哈佛的工作。在1950年代，又因為其在新罕布什爾大學教授馬克思主義被傳上州法庭，被要求回答問題，斯威齊拒絕回答關于他教學内容的一幹問題，由此新罕布什爾州司法部長指控斯威齊藐視法庭。而斯威齊在州最高法庭上訴無果後，進一步上訴至聯邦最高法院。這場審判（斯威齊對新罕布什爾州）就發生在都留重人國會審問的幾個月後，最後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斯威齊的判決。都留此時仍然還在美國，而且就跟斯威齊在一塊，他在晚年的回憶裡還描述了那一天判決下來之後，他和斯威齊在紐約喝酒慶賀勝利的時候。這恐怕也是那個年代美國左翼少數幾個光明時刻之一。
實際上，美國官方和都留重人雙方都清楚但是沒有挑明的是，在大蕭條時期之後，美國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空前高漲，出現了大批的黨員，以及如都留這樣的或許從來沒有入黨，但是實際上積極參與黨的事業的學者，有些甚至有相當高的政府職位。在冷戰的大背景下，如何甄别出這樣的可能身在曹營心在漢的人，是美國政府的迫切要求。在50年代末期，美國這邊可以拿到的新情報可能已經不多，而都留重人這個關聯衆多的線索人物，在這個時候又回到了美國，在當時政治權衡裡，從他身上榨取資訊的意義看來甚至蓋過了外交關系和其他體面問題。
總之，從都留重人這個兼具局外和局内身份的日本學者的經曆裡，我們能看到些許冷戰前的一定程度上相容并包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學者日益活躍的美國知識界狀況。可惜的是，這種局面無疑在這個後來被稱為麥卡錫時代的冷戰早期被美國當局破壞掉了。到下一次美國知識界百花齊放的時候，已經是1960年代新左派，民權和反戰運動興起之後的事情了。
參考資料：
Alarcon, Ricardo, Samir Amin, Nicholas Baran, and Anne Braden. "Happy birthday, Paul!." Monthly Review 51, no. 11 (2000): 42.
Bowen, Roger W., ed. EH Norman: His Life and Scholarship.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4.
Foster, J. B Memorial Service for Paul Marlor Sweezy. Monthly Review. (2004).
Foster, J. B. "The commitment of an intellectual: Paul M. Sweezy (1910-2004)." Monthly Review 56, no. 5 (2004)。
Suzumura, Kotaro. "Shigeto Tsuru (1912–2006): Life, work and legacy."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3, no. 4 (2006): 613-620.
Samuelson, Paul Anthony. "Reminiscences of Shigeto Tsuru."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 Samuelson 4 (1977): 897-902.
Tsuru, Shigeto. "Reminiscences of our “Sacred Decade of Twenties”." The American Economist 51, no. 2 (2007): 33-38.
Scope Of Soviet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Hearing before the US Congress, Part 57.(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