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以來，中國海通，有兩個最活躍的地點：琅琊和番禺。自從越國退出琅琊，不斷南遷，越人終于找到了番禺複興點。
當南越人以番禺為起點下南洋、下西洋時，琅琊則以方士為主導，以遊仙做号召，引誘王朝下海，先是徐福之于秦皇，從琅琊出海，掀起了遊仙第一次浪潮。漢武接踵而來，比秦皇更有氣派，分别從東、南兩個方向出海，東洋遊仙，南洋招安。
招安是政治，基于國家地緣政治需要，遊仙也是政治，反映了君主專制的個體性的政治需要，對于帝王來說不死是最大的政治。帝王要想不死，就得去做神仙，而做神仙，就得從遊仙開始。
中國的神仙與西方的神不同，西方思想，以神為邏輯起點，神創世界，人是神造的，是以，人歸人，神歸神，不管是一神，還是泛神，都必須神人兩分。
中國思想則不然，世界并非神創，而是自然形成，不管那自然是物質化的氣，還是思想性的道，都是可以轉化的，人通過養氣和得道，就可以不死，轉化為神仙。帝王在人間，威權至極，沒什麼可怕的了，惟懼一死，逃死向生，惟有遊仙，于是，有職業方士出現引導遊仙。
方士，在《周禮》中，職掌獄訟，有如法官，離神仙甚遠。秦漢方士，主要來自戰國時期燕、齊兩地，靠近濱海地區，除了“談天”，還有“養生”，也是方士之術的一個思想來源。“養生”有三方面，一是生理，二是心理，三是道理。由身而心，由心而道，從這三個方面去修行，便立了神仙根苗。
其實，永生是個終極目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誰也主導不了。人都有一死，這是常識，而超越生死，則是人的貪欲，當然我們也可以換個說法，把貪婪說成人性中本來就有的神的意志，對神的追求成了文明的動力。
人固然要有遠大目标，但現實更為重要，在對永生的追求中，會留下一些現實的成果，如秦皇漢武。《漢書·藝文志》将方術分為“方技”和“術數”兩類，“方技”包括醫經、經方、房中、神仙，“術數”包括天文、曆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在史官文化外，又形成了一套方士文化，史官文化以儒學為宗教，方士文化則産生了道教。
方士的世界，是個連接配接世人與神仙的所在，人轉化為仙，方士是關鍵。皇帝之是以為皇帝，非以一己之力，而是能任天下士，打天下用戰士，治天下用吏士，欲治天下萬世，就要用方士，因為他們手握不死之方，至兩漢方士文化甚熾。如戰國時期齊國人方士鄒衍提出的“大九州”說，在漢代就碰到了回音壁，漢人采納其言，并且與《山海經》的傳說相對照，發現，《大荒南經》中，有“不死之國”，《海内經》中，有“不死之山”，《海外南經》中，“不死之民“。那《山海經》，淵源甚早，為上古典籍，或曰為夏禹所作，但其成書，卻是經由西漢人劉向、劉歆父子整理。
漢代重經學，卻又好緯學。經學，立于國家廟堂，多做政治招牌，用儒生“以正治國”；緯學，則深居帝王密室，解讀天命暗号，故用方士暗度神仙之道。
漢人從昆侖到蓬萊，從河源到瀛海，興起了方士遊仙的熱潮，那是一個像“穆天子與西王母相會”那樣的傳說與傳奇交織的想象空間，還是像張骞通西域發現昆侖山那樣一個通過考證可以還原的曆史存在？在方士那裡，将此二者已相容并包，神話存在與曆史存在被統一起來，而統一的方式就是遊仙。張骞通西域，當然不是遊仙，但同時也滿足了漢武帝的遊仙感覺，漢武帝用兵西域，神往昆侖和天馬，就像遊仙。
除了通西域，定昆侖，漢武帝還以遊仙的方式，為王朝中國出海，開辟了一個大航海時代。中國曆史上，自先秦以來就有的兩大邊患——北匈奴和南百越被他解除，他把匈奴人趕到世界屋脊的西邊去了，将百越人趕下了南海。
連秦始皇帝都沒能做到的，他漢武帝竟然做到了，兼并六國算什麼？那都是打理中國内部的事，要能開疆拓土，掃除北狄南夷，那才是真正的千古一帝！
陸防，海防，秦漢以來就有。陸防，要據河套，扼住匈奴咽喉；海防，應駐琅琊，抓住百越龍頭。陸防有邊疆，可築長城。大海無疆，茫然無防，惟有遊仙。
是以，武帝巡海，打的都是遊仙的牌，既能适應自我神化的心理需求，也給沿海居民和海外流民帶來了生意。他在位54年間，至少有7次出海，每一次，都要抛金撒銀于海上，制造财富狂歡，别以為皇帝隻是在玩過把瘾的神仙遊戲，遊戲中，有對國防的推動，有與之相關的海防工業的發展，如出海之于造船業，煉丹之于鑄鐵業。
漢代造船，多造“樓船”，并以之為水師名。水兵曰樓船士卒，将校也冠以“樓船”稱謂。船高十餘丈，船體分三層，第一層“廬”，“像廬舍”一樣，第二層叫“飛廬”，第三層稱“雀室”，相當于瞭望的哨所，“如鳥雀之警示也”。作為戰船，三層都有女牆防衛，蒙上皮革，以抵擋矢石，以防火攻，同時還可作射擊掩體。
據《史記·平準書》載，漢代大造樓船，起因于“越欲與漢用船戰逐”，是以武帝下令在“八水繞長安”的皇家上林苑内，鑿昆明池，造樓船，練水師，準備與諸越決一水戰。
于是，昆明池中，旌旗招展，不時有樓船出現，有時多至百艘。
漢代水戰，一如其馳騁大漠，長驅萬裡，也是縱橫四海，所向無敵。本來，漢家軍備，馬遜于匈奴，船不及百越，至武帝時，漢騎不僅配以馬鞍、馬镫、馬蹄鐵，執大漠牛耳，漢水師也以樓船過江出海，居高臨下，取得了全面的壓倒性的優勢。
漢水師約20萬人，據說，一次戰役，可出動樓船2000多艘。可樓船是戰船，不能用于皇帝巡海遊仙，更何況上林苑本是皇家園林，鑿個池子，一展水師，是廣告天下，漢家要對諸越用兵也，不能真的把它當做水師基地，其實，它更像是遊仙基地。
上林苑最耀眼的是那艘“豫章大船”，比樓船更大，據《太平禦覽》說，可起宮殿，置萬人。這就比希臘化時期那艘托勒密巨艦還要大了，那是一艘四十列槳的雙體戰船，普魯塔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提到了它，說它長128米，有槳手4000名，帆手400名，士兵2850名，船員共計7250人，若按人頭這麼一算，就比豫章大舡差得很遠，但人家是真正的出海戰船。所謂“豫章大約”，也就那麼一說，沒個具體數字出來，征信不足。
不過，昆明池裡的演練景象恐怕中外第一，忽而樓船上，戰士搖撸，擂鼓催軍陣；忽而“豫章大舡”上，宮女棹歌，清音繞宮觀。軍演之外，還演遊仙，更以遊仙宣示大漢制海權。
漢代，“一艘載一千人”的船，大多是樓船。豫章，為當時水師基地，也是造船基地，所造之船，多為樓船，這跟它在江南的地理位置和戰略地位有關。
漢武帝巡海，以遊仙為噱頭，東臨齊地時，竟有上萬人紛至沓來，大談海上的故事，竟為時尚。武帝用大船隊載數千人随他同赴蓬萊，而他本人，則禦駕那艘巡海浮宮——豫章大舡，沿着環渤海灣巡行。
巡行了兩趟以後，他就出手了，從山東和遼西海陸并進，水師統帥，還是那位樓船将軍楊樸，适逢北韓内亂，将其一舉拿下，不設屬國，改立郡縣，将整個北韓半島分為四郡管理，即樂浪郡、玄菟郡、真番郡、臨屯郡，直到公元四世紀高句麗和百濟在半島上立國。
這樣，漢武帝就把從渤海灣到北部灣的18000多公裡的大陸海岸線的海權統一起來了，将中南半島和北韓半島這一南一北兩個半島也用中央集權的長臂管轄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