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向陽
解剖刀劃開了新時代的帷幕
1632年1月的一天，26歲的荷蘭青年畫家倫勃朗雄姿英發，正在阿姆斯特丹準備一場矚目的公開創作表演。這位年輕的畫家以其創造性的肖像畫風格，風靡了整個阿姆斯特丹。這一次，他受阿姆斯特丹外科醫生行會邀請，為該行業知名科學家杜普醫生正在進行中的一堂别開生面的解剖課堂當場作畫，用以紀念和表彰杜普醫生傑出的專業聲譽。
杜普醫生的解剖課
倫勃朗的這幅名作《杜普醫生的解剖課》，至今被珍藏在荷蘭海牙的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畫面中，畫家描繪了阿姆斯特丹外科醫生行會指定的八位醫生，其中，主人公杜普醫生被置于強烈的明暗光線對比中，其他圍觀解剖課的七位醫生或凝神、或驚奇、或懷疑，隻有杜普醫生表情格外耐人尋味：他既沒有面對觀衆，也沒有專注病床上的解剖對象，甚至也忽略了他身邊的同僚們——此刻的他，正凝視着房間之外的遠處。
當代著名神經科學家、《尋找斯賓諾莎》一書的作者安東尼奧∙達馬西奧認為，畫面中主人公杜普醫生的表情，傳達了當時歐洲社會一種令人不安的氣氛：“看看，我們都做了什麼！”解剖刀所代表的科學主義工具，催生了今天神經生物學所關注腦細胞和思想之間物質連接配接這一重要研究路徑，在當年更是觸發了斯賓諾莎颠覆性的危險發現：杜普醫生的手術刀和哲學家斯賓諾莎的生物學發現一起，正毫無敬意地直接闖入造物主的神聖世界——人類最隐秘的情緒和精神世界——包括欲望、情緒、心靈和智慧的發生和運作機制。正是這些天才預言和發現，使得斯賓諾莎終身被教會驅逐，隻能隐居在那個時代的明亮塵埃裡，直到他44歲死于塵肺病。
這一天，是人類社會一個萬衆矚目的戲劇性時刻。當天觀看倫勃朗現場作畫表演的公衆中，英國生理學家威廉·哈維（他後來發現了血液循環）和斯賓諾莎的導師笛卡爾也廁身其中。十七世紀中期以荷蘭為中心的歐洲，正是人類智力大爆發的天才世紀。
一個人們開始隻信仰事實、觀察和實驗的新時代由此開啟。精細的手術刀、透鏡、顯微鏡和實驗室，代替了笛卡爾們探索人類本源的方式，人們深信新的科學工具可以解剖人體結構，進而深入到皮膚之下的身體内部深處，了解到欲望和情緒、身體和心靈、自我和世界等人類的所有本質。
斯賓諾莎就是在這一年出生的。
四百年後，斯賓諾莎當年關于情感機制的研究，讓當代神經科學家達馬西奧感到震撼。就像1632年1月那一天、人們在圍觀畫家倫勃朗描摹杜普醫生的解剖課時的神奇感受一樣，當今天視聽文化媒介正在取代讀寫文化媒介時，同樣會感慨達馬西奧筆下當代神經科學發現和斯賓諾莎倫理學理論的奇妙契合。
當東方甄選第一網紅董宇輝在直播間裡于狂喜和眼淚之間進行無縫切換時；當薇娅、李佳琪在直播間高聲深情大呼“我的家人們”，并通過各種各樣的粉絲節、感恩活動把人們和商品的關系變成一種情感連接配接時；當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指責所有報紙新聞為“假消息”，并利用Twitter這樣的社交網絡來治國理政時；當傳播學者們驚歎：“網絡人”都更願意用情感來取代事實的“後真相”媒介社會已經到來時，你會驚訝地發現，當年斯賓諾莎所洞察到的情緒發生機制正在給社會生活施加更重要的影響力。
從當代最熱門的神經生物學出發，斯賓諾莎曾一路前行，從細胞生理描述，再到身體解剖，最後是腦科學研究，進而解釋對美德倫理學至關重要的生物學基礎，斯賓諾莎賦予當代生物學家們以非凡靈感。
内穩态機制：從情緒到感受
斯賓諾莎的情緒引擎理論，離不開人類身體内部與生俱來的、自動化的、一種叫做“内穩态”的生命管理裝置——像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這一裝置經由不同的身體組織和結構在經曆長期進化後，形成了一套非常複雜、靈敏、又高度協同的内在調控系統和受調控的生命狀态。
簡單來說，内穩态機制包含自下而上四個層面的身體組織：最底層是由新陳代謝、基本反射（如驚跳、對噪音、觸碰和冷熱及明暗光線的自然反應機制）以及免疫系統等組成；中層是愉快（獎勵）和痛苦（懲罰）的行為，這些反應的集合及其相關化學信号，構成了生命體驗中愉快或痛苦的生理基礎；第三層是上層的大腦驅力和動機，斯賓諾莎有時稱之為“沖動”和“欲望”，是指有機體受到某一種特定驅動力的行為沖動以及對于這種沖動采取的意識感受（如解決或者抑制）；最後第四層是趨近頂端但未達終極的分支，即情緒本身，這是生命用來調控其狀态的“王冠寶石”。狹義的情緒包括快樂、悲傷、恐懼、驕傲、羞愧、同情等，所有這些情緒，構成了每一個人最重要的生命體驗。
《尋找斯賓諾莎》
[美] 安東尼奧·R·達馬西奧 /著
周仁來 周士琛 /譯
湛廬文化 | 中國紡織出版社
2022年3月
内穩态機制扮演的最重要社會功能，就是斯賓諾莎所說的個體生命中任何時刻的“努力”狀态——“每個事物莫不盡其所能，以努力保持其存在”。每個人為了實作所謂的“幸福”生活之目标，包括大腦在内的所有身體細胞無時無刻不都在努力運作，負重前行。
換言之，内穩态機制中所有細胞的努力，為的是提供一個比中間狀态（如渾渾噩噩、醉生夢死）更好的生活狀态，即傑弗遜等先賢們在《獨立宣言》所昭示的社會理想——“我認為，以下真理不言而喻：所有人生來如此，他們傾向于保護生命并尋求幸福，他們的幸福來自于成功的努力，這些事實就是美德的基礎。”
血液中傳輸的化學分子，以及沿着神經通路傳導的電化學信号，所有這些“努力”的訓示構成了一種奇妙生命基本裝置，用以自動解決我們生命中基本和重要的問題：如尋找能量（從物質的到精神的）來源；吸收和轉化能量；維持與生命程序協調的内部化學平衡；通過修複損耗來維持肌體的結構；以及抵禦疾病和傷害身體的外部因素等等。
數千萬年來，個體大腦和社會整體一直在協同進化，得以演變出今天人類社會一系列具有深遠意義的文化行為：如群體的安全感、合作的力量、必要的制約、利他主義和最初的工會等等。一切生物莫不如此，一隻小蜜蜂的腦組織僅包含了95000個神經元（人類有幾十億個神經元和幾萬億個内部神經元連接配接，一些低等生物如秀麗隐杆線蟲隻有302個神經元和大約5000個内部神經元連接配接），同樣進化出相當深厚的社會性。
達爾文和弗洛伊德曾經分别試圖從先天和後天等不同視角研究情感産生機制對人類的影響。在達馬西奧看來，研究情緒的發生機制，必須将情緒和感受兩者分割開來，否則，“就難以看到情緒是多麼美麗、多麼令人驚歎的智慧，以及它們能多麼有力地為我們解決問題。”從情緒發生到感受情緒，必須同時滿足四個條件：有機體、能夠映射人體結構和身體狀态的神經系統（進而将這些映射中的神經模式轉換為心理模式或者表象）、意識、腦映射。這中間，腦映射特别重要。一開始的情緒是一個問題，腦機制進行的調節和感受又是另一個主動的過程。以愛為例，除了作為一種令人感到愉悅的狀态之外，愛什麼也不是。
一旦我們能感受并見證内心深處的生命狀态，這顯然又是一個更顯奇妙的時刻！當人們試圖去逆推感受的源頭及其程序時，會發現，感受能夠見證我們心靈的深處，這恰恰或許正是生命成為複雜有機體的真正原因。心理學家已經驗證，一些在生命早期遭受過額葉損傷的個體，往往會失去對他人産生同情、依戀、尴尬和其他社會情緒的能力，進而無法展現出預示着最簡單的社會道德系統的先天性反應：比如利他主義的萌芽，以及沒有應有的仁慈、沒有适當的責難，也沒有适當的自我失敗感。
就此而言，人類的内穩态機制構成了社會生活治理的基石。一方面，人類用了數百萬年來進化自身的内穩态自動化裝置，使其日趨完美；另一方面，我們也發明了各種契約群組織等非自動化社會裝置來調節群體行為，以促進和維持從每一個個體的内穩态機制到整個社會的内穩态機制。以納粹極權主義為例，當年納粹們聲稱為建設一個“更加美好公正的世界”所采取的許多非自動化的政策（如屠殺猶太人等），其動機、目标和手段都存在嚴重的缺陷性和脆弱性。當代社會中的很多組織、社會習俗和道德準則，本質上也模拟了内穩态調節機制，它們通過一根長長的“臍帶”來模仿一種類生命的内穩态調節機制，并将之與其他層級緊緊聯系在一起：欲望和渴望、情緒和感受，以及對兩者的有意識的管理。像聯合國這樣的機構發明，就是社會大規模促進其内穩态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機構雖然成績驕人，問題同樣不少，即便如此，這些不完美的非自動化的社會調節機制，依舊是人類進步的标志和燈塔，無論這燈塔之光在今天看來如此幽暗、如此微弱。
美德的生物學基礎
在十七世紀斯賓諾莎所建構的生命倫理體系中，生物學的重要性再怎麼強調也不為過。按照現代生物學的觀點，人腦和社會過去一直在協同進化，而斯賓諾莎提出的生命體系，顯然受到了一種有保護生命的自然傾向的生理機制制約——生命的儲存依賴于生命功能的儲存，是以，也依賴于生命的調節。
事實上，生命調節的狀态是以情感（如快樂和悲傷）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由欲望加以調節；人類個體通過自我、意識和以知識為基礎的理性建構，可以認知和了解欲望、情緒和生活狀态的不穩定性。有意識的人會将食欲和情緒了解為感受，這些感受又加深了人們對于生活脆弱性的了解，并将其變成一種關心，最終，這種關心從自我開始流向了他人。
斯賓諾莎的問題是，一旦人們所有深思熟慮的行為，包括美德，實際上是由某些可能無法控制的生理構造等先驗條件所決定的，那麼，人類還能擁有“自由意志”嗎？他其實從未否認過，每個人其實都在有意識地做出某種選擇，而一切生命、政治及社會的最好狀态就是自由。一種生命隻有在他僅憑自己的本性而生活，僅憑他自己的決定而行動時，才是自由的。事實上，這也是他從21歲就立志成為一名戰士、隐士和孤獨者的初衷。為了掌控生命本身，斯賓諾莎承認，既然人類所有的情緒都是“合理的”，是一種有益于機體表現的“理性”行為，那麼我們任何時候依舊可以說一個絕對的“不”，就像康德一樣堅定和迫切，哪怕說“不”的自由有時顯得那麼虛幻缥缈。
在斯賓諾莎的《倫理學》中，基于生物學的美德有兩重含義：首先是最簡單的幸福，它來源于人類會按照自我保護傾向來行動，然而這并不夠，人類更重要的幸福感受，除了需要建立社會契約字樣的非自動化内穩态裝置之外，更來源于一種擺脫消極情緒肆虐、抵消生命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威脅的力量。在斯賓諾莎看來，幸福不是對美德的回報，它就是美德本身。
1656年7月27日，24歲的“怪人”、叛逆者、隐士斯賓諾莎被驅逐出了猶太人群體，1670年，38歲他的獨自一人來到海牙定居，帶了一個書架和他的藏書、一張桌子、一張床以及他用來謀生的鏡片制作裝置。
早年出生富豪之家，晚年生活窘迫，斯賓諾莎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朋友們的慷慨捐贈，每年隻接受300弗洛林的小額養老金，這筆錢足以支付他的食宿費用，購買紙張、墨水、玻璃和煙草，以及支付醫生的賬單。44歲時，斯賓諾莎死于矽肺片，這是一種職業病，在他成年之後，這位與世隔絕的哲學家一直靠磨鏡片出售來謀生，後來他的肺部全部被閃亮的玻璃粉覆寫，直到無法呼吸。
斯賓諾莎一生熱愛鏡片。鏡片可以窺見身體最深處的情緒和感受，也能洞察生命和心靈的本質和神性。感受産生自生命過程，又是生命的來源，更是生命指向的全部目的。斯賓諾莎不僅僅要為情緒正名，而且要告誡人們如何面對生命本身。在勇敢和希望之間，他選擇了勇氣這一人世間最罕見的美德，至于所望的“希望”，他是這樣定義的：
“希望不是别的，而是一種不穩定的快樂，它來自某物的未來或過去的表象，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對它的結果表示懷疑。”
自由誠缥缈，美德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