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美國普利策詩歌獎頒給了美國詩人、作家西爾維娅·普拉斯，為她赢得這一獎項的作品是頒獎前一年，由她的丈夫泰德·休斯編輯的一部詩選。很難說這個榮譽和這部經後人之手誕生的作品對普拉斯是否還有意義，因為這時，距離普拉斯去世已過去二十年。1963年2月，英國一百年來最寒冷的冬天裡，普拉斯在寒冬的清晨打開了瓦斯。被發現時，她的頭在廚房的烤箱裡，她用毛巾、膠帶和布封住了兩個孩子房間的縫隙。
西爾維娅·普拉斯
在普拉斯去世幾日後舉行的一次調查裡，她被認定為因一氧化碳中毒而身亡。這句言簡意赅的表述也許并不能回答當時那些關心普拉斯的人，她的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對如今接觸并認識普拉斯的讀者來說，了解她以悲劇為落點的三十一年人生不再是一件難事，即便我們不願意承認，也不願意塑造一個自幼年開始就與憂郁為伍的天才詩人形象，卻無法避開她在人生不同階段經曆的創傷。這些創傷成為詩人和她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許多時刻，她一直努力對抗創傷，試着像打碎一面罩子那樣，逃往它的外面。
普拉斯的墓碑
1932年10月，普拉斯出生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她的父親來自德國，是波士頓大學的昆蟲和生物學教授。她有一個比自己小三歲的弟弟，弟弟出生後，普拉斯随家人搬去一個叫溫斯洛普的海濱小鎮與外祖父母同住，那時普拉斯四歲。在後來收錄于《約翰尼·派尼克與夢經》的一篇散文裡，普拉斯寫到關于住在那裡的記憶，“我小時候看到的風景不是大地，而是大地的盡頭——大西洋岸邊寒冷的、浸着海水的連綿小山”。
回想幼時的大海，普拉斯寫下了當時的内心感受，“我守着心中的恨意，變得讨人厭，愛生氣，是個悲傷的海邊頑童……我感覺到自己的皮膚之牆，我是我，那塊石頭是一塊石頭。我跟這個世界上的事物美麗相融的狀态結束了”。這種悲傷的情緒或許與父親的離世有關。普拉斯八歲時，她的父親因糖尿病去世。同樣是在《約翰尼·派尼克與夢經》裡，普拉斯在一篇帶有自傳性質的短篇小說裡寫了發生在女孩愛麗絲與父親之間的許多親密片段。父親生病後，愛麗絲最後一次探望父親時，沒有得到他的回應，“她感到失落，被背叛了，慢慢轉身出了房間”。
《約翰尼·派尼克與夢經》是普拉斯去世後，出版于1977年的一部作品集，收錄了她的短篇小說和散文。這些小說幾乎都取材自普拉斯不同時期的私人生活，它們并未按照嚴格的時間順序排列，像是編纂者攤開手，将死者遺留的碎片無序地散落開，以匿名的方式串聯起她的童年和家庭生活、大學時代和婚姻經曆。它們可以看作是作者層層疊疊的自畫像，包含多個分裂的自我：童年時憂傷、倔強的女孩，對世界懷有無窮的想象。大學時仿佛陷入真空，被脆弱和迷茫的情緒包裹。在成為妻子和母親後，她人生的中心變成六個月大的孩子，她期望身為作家的丈夫可以賣出劇本，又擔憂丈夫成名後抛棄自己。這是短篇《成功之日》裡寫到的故事，主角在婚姻裡感受不到安全感，這一點也确實發生在作家本人身上。
父親去世兩年後，普拉斯随母親和外祖父母搬去内陸小鎮韋爾斯利。這是她與父親和童年真正意義上的告别，她寫道，“我爸爸去世後，我們搬去内陸。我生命中的頭九年自行封閉在一個瓶子裡——美麗，無法接近，過時，是個到處流傳的漂亮的白色傳說”。在當地讀完高中，1950年，普拉斯前往馬薩諸塞州的史密斯學院就讀。憑借學業上的出色表現，大三那年她被邀請成為《小姐》的客座編輯，這是一本女性時尚雜志，也出版作家的短篇小說，普拉斯曾在上面發表過一篇小說，講述一個女孩試着借想象逃離眼下的生活。
在《小姐》任職時，普拉斯在紐約待了一個月。這段時間發生的事後來都被她寫進了長篇小說《鐘形罩》。小說裡，在雜志社工作的女孩埃斯特正忍受紐約悶熱的夏天，時尚文化圈裡驕奢氛圍和沉迷其中的同齡人讓她感到不知所措，她覺得自己什麼都駕馭不了，“因為不管我坐在哪裡……我都是坐在同一個鐘形玻璃罩底，在我自己吐出來的酸腐的空氣中煎熬”。
或許因為主角虛無的狀态，《鐘形罩》被評論家看作是一部塞林格風格的小說。将小說史的坐标撥回當下，《鐘形罩》與當代愛爾蘭作家薩莉·魯尼筆下以講述青年人情感生活為主的故事相當類似。差別在于，薩莉·魯尼将情感生活當作青年人步入更廣闊的社會領域之前，率先踏足的一個微小的、融合階級身份和權力關系的角力場。《鐘形罩》裡的埃斯特則把它視為百無聊賴的生活裡可有可無的調劑品——既然有一個男孩上前搭讪，為什麼不試着跟他聊一聊，坐一坐？
對于生活在鐘形罩裡的人來說，回到外面的世界并不容易。小說中的埃斯特很快面臨一場精神危機，這是作家自己親曆過的。1953年，普拉斯嘗試過幾次自殺，被送往醫院接受了六個月的治療。從醫院出來後，她回到學校，1955年從史密斯學院畢業，她的畢業論文是關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她獲得了一份新的獎學金，前往劍橋大學的一所女子學院繼續深造。
相比普拉斯的詩歌，她的小說并未引起太多重視。《鐘形罩》出版于1963年1月，是她生前出版的唯一一部小說。普拉斯對待這部作品的态度很特别，“這是一部自傳體的學徒之作，我隻有寫了這部小說才能将自己從過去釋放出來”。她把寫作這部小說當作一次自我療愈，想要逃離鐘形罩，将那段“黑暗、絕望、幻滅的時日”徹底封存。
普拉斯和兩個孩子
從1959年到1962年底，寫作《鐘形罩》的這段時間前後，普拉斯的人生經曆了許多變故。1959年12月，輾轉美國多地後，普拉斯和丈夫休斯搬回英國。1960年4月，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弗麗達出生，随後，她的第一本詩集《巨像與其他詩作》（The Colossus and Other Poems）被出版公司接受，她經曆了一次流産，做過一回闌尾切除手術，獲得了一筆用于寫作《鐘形罩》的資助基金。1962年1月，兒子尼古拉斯出生，普拉斯的生活隻剩下三件事：照顧孩子，打理家務，寫完這部小說。期間，她發現休斯出軌，寫完《鐘形罩》後的九月份，普拉斯與休斯分居。
與休斯的婚姻是普拉斯人生中備受争議的一件事。兩人因詩歌結緣，在1956年的一場活動中相識，四個月後結婚。普拉斯的死為休斯帶來許多罵名，但并未對休斯的生活和職業生涯造成多大影響，他被看作那代人裡最優秀的詩人之一，在1984年被授予桂冠詩人的頭銜。他還成為普拉斯文學遺産的執行人，參與出版了讓她真正被詩壇重視的遺作《愛麗爾》。
在私人的良心裡，文學與道德之間應該還存在一條清晰的邊界，它難以撼動累積起來的“文學豐碑”——即便這個豐碑矗立的地表之下，正埋着謊言和其他不幹淨的東西。
分居後，普拉斯獨自帶着孩子回到倫敦，租下葉芝曾住過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她把這看作好兆頭，但這個寒冷的冬天并不好過。她的抑郁症複發，沒有供暖系統的房子裡水管被凍住，浴缸不斷冒出髒水，為了對付停電她要排隊買蠟燭。
也許對于正常人來說，這個冬天是勉強可以應付的，考慮到普拉斯的抑郁狀态，正常失去了參考的意義。反而，她爆發出驚人的創造力，完成了後來收錄在《愛麗爾》中的許多詩作。給BBC的廣播稿裡，她提到這些詩的共同點，“都寫于淩晨四點左右——那個寂靜，幽藍，幾乎是永恒的雞鳴前的時辰，嬰兒啼哭前的時辰，送奶工在安置奶瓶時發出玻璃樂音的時辰”。她對這部詩集的構想是，由“愛”開始，以“春天”結束。
如果跳過《愛麗爾》裡的絕大部分詩作，隻讀第一首《晨歌》和最後一首《過冬》，你也許會認為這部詩集是由柔軟的愛和對度過冬天依稀的遐想組成，《晨歌》寫給自己的孩子：“愛為你上發條，像隻肥胖的金表/接生者抽打你的腳掌，而你突兀的哭聲/在元素中落定。”《過冬》的最後幾行是：“蜂巢可會活下去？劍蘭可會/成功貯存火焰/而邁入新年？/那些聖誕薔薇，嘗起來滋味将如何？/蜜蜂正蹁跹。它們嘗到了春天。”
它們是這組詩篇看似音調平和的兩端，而它們的中間填滿了普拉斯憤怒、絕望的聲音。詩人在淩晨四點，這個世界即将蘇醒并照常運轉之前，将自己被抑郁和困境折磨的精神世界一點點托出，其中常常有死亡的影子：“死亡/是一門藝術，和别的一切一樣。/我做得超凡卓絕。”（《拉撒路夫人》）“無論如何，今年我對禮物本就沒有太多指望。/畢竟，我還活着，這已是一場意外。”（《生日禮物》）
她難以在白天做這些事情，那時她得照顧孩子，要獨自處理冬天帶來的問題。
普拉斯把《愛麗爾》獻給自己的孩子。鮮為人知的是，她曾為她的孩子寫過幾篇童話和童詩，其中有一篇叫《無所謂套裝》。根據普拉斯的日記，這篇童話寫于1959年9月或之前，在她的第一個孩子弗麗達出生前不久。故事裡，名叫麥克斯的七歲男孩發現，他周圍的每個人都有套裝，他們做不同的事情時會穿上不同的套裝。麥克斯希望自己有一套套裝，這身套裝無論做什麼事，一年到頭都可以穿。後來他收到一個匿名包裹，打開後，裡面是一套芥末黃套裝。麥克斯穿着它上學、滑雪、釣魚……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故事裡沒有說明這個包裹來自哪裡，它的郵寄人正是普拉斯。從童年開始與困在頭頂的鐘形罩做對抗，普拉斯或許清楚一個人需要多大的勇氣和自信才能對抗來自心底和周圍世界的偏見，她發明了這個澄亮的、如鑽石般堅固的無所謂外套，借此保護即将出生的孩子能夠從容地度過屬于他們自己的人生。
普拉斯去世四十多年後，她的兒子尼古拉斯自殺離世。她的女兒弗麗達成為一名詩人、藝術家，出版過詩集和兒童作品。社交網站上的她熱衷分享動物和自然風景，她養了幾隻狗和貓頭鷹，創作了不少貓頭鷹畫。在她母親獻給她和弟弟的詩集裡，有兩首詩也寫到貓頭鷹，其中那首《你是》是這樣的——
像個小醜，倒立的時候最快樂，
雙腳指着星星，頭顱是月亮，
生着魚一樣的鰓。一種常識
大拇指向下一如渡渡鳥。
包裹在自身中，像個線軸，
拖着你的黑影，宛若貓頭鷹。
啞口無言，如一塊從七月四日
一直放到愚人節的蘿蔔，
哦高升者，我的小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