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編者按：随着《法醫宋慈》、《逾時空鑒定》、《法醫探案團》等一系列圍繞法醫知識探案的節目熱播，法醫這一“神秘”職業走進了大衆的視野，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法醫的神秘感和刻闆印象，法醫這個群體“為死者言，為生者權”的職業理想也感召着一部分年輕人投入這個行業。觀察者網邀請周亦武教授展開對話，這位出身“世家”的資深法醫就法醫學知識和法醫群體的生活娓娓道來，也談及了他對法醫技術的發展和公衆關心的案件偵破相關的話題。
觀察者網：周老師，您好！近幾年來，您作為中國法醫界的權威專家走進了大衆的視野，以嘉賓和顧問的身份參與了一系列紀錄片和綜藝，比如央視的《法醫宋慈》、哔哩哔哩的《逾時空鑒定》，以及《初入職場的我們》和最近正在芒果台播出的《法醫探案團》。您如何看待這一系列的“法醫綜藝”？
周亦武：我們平時看到的文藝影視作品中，有不少是以法醫為題材的。但是，這些作品的内容往往與法醫的真實狀态出入很大。是以，我希望借助紀錄片和綜藝這樣的平台做一些科普，讓大家了解法醫真實的工作環境、經典案例、科學道理，包括與法醫相關的著名人物——比如宋慈，以及相關曆史背景。
另外，我還想借此改變大衆對法醫的刻闆印象。大衆對法醫的印象往往走向兩個極端：或者神化法醫，認為法醫個個都像福爾摩斯一樣極端敏銳、無所不能；或者歧視法醫，認為法醫總是在偏僻惡劣、臭氣熏天的工作環境裡皺着眉頭解剖屍體。這兩種印象其實都是不準确的。
實際上，法醫并不總是像福爾摩斯那樣處理各種極具挑戰性的案件。法醫所處理的案件中，有90%乃至95%都是可以“一眼看穿”的，隻有5%的案件非常疑難。
随着社會的發展，法醫的工作環境也并不像人們想象中那樣艱苦了。當然，畢竟案件發生場所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以我們的工作環境偶爾也會比較偏僻、荒涼、甚至兇險。
觀察者網：能否具體談一談您和您的同僚們平時是在什麼樣的場景中的工作的？
周亦武：大陸的法醫主要集中在兩處：第一是司法機關，第二是社會鑒定機構。
比如說我所在的同濟法醫鑒定機構中的大學教授們做的鑒定，主要負責對複雜疑難案件的再次鑒定，這種通常是在明亮幹淨更接近實驗室和解剖間的室内環境工作，警察局把材料都弄好了，我們隻需要做解剖就可以。
但是在司法機關中，法醫所處的機關越基層，工作環境就越艱苦。縣級警察局的法醫常常需要直面冰冷、惡臭的現場；我父親也是原湖北省襄陽縣警察局的法醫，他當年的工作中，一個案子可能需要騎100公裡的自行車，在棺材蓋子上做解剖。
法醫有時需要在棺邊驗屍（圖源：《大宋提刑官》劇照）
我自己偶爾也有過在棺材旁、墓地和荒郊野外解剖的經曆，我們偶爾也要面對類似的情況。比如，最近我就在山區農村的棺材邊做了一次解剖。死者是高墜身亡的，他生前買了保險，在保險理賠前需要做法醫鑒定。而當地風俗又重視“入土為安”，必須在去世第三天晚上十二點前把遺體放進棺材，棺材蓋的鐵釘要釘進去。是以，我們就在晚上六點出發，十點到達死者家中，在兩小時内完成了解剖鑒定。
觀察者網：您最近參加的一檔節目《法醫探案團》，重點在“探案”；中國網民評選的“三大神探”——狄仁傑、包拯、宋慈，其中宋慈就是法醫。相比于偵探和刑警，法醫是如何“探案”的呢？
周亦武：無論古今中外，命案一直是刑偵的重心，而要獲得有關命案的核心證據，就需要像宋慈這樣的法醫。現在的刑事技術、法醫照相、法醫物證等學科，都是從與屍體打交道、尋找命案證據的法醫病理學中分化出來的。我們熟悉的神探李昌钰被稱為“法醫偵探”——一個具備法醫學知識的偵探必定能在命案偵破中表現得更出色，赢得更好的口碑。
你剛才提到的“三大神探”，其實，這三大神探中用法醫知識探案的不止宋慈一人，包拯和狄仁傑在破案時也用到了法醫知識。福爾摩斯在破案時用到的血痕、指紋、法醫昆蟲學等知識也都屬于法醫學。
中國法醫學有很長的曆史。在中國古代，負責法醫鑒定的不是醫生，而是官員，這一官職稱為“司理”，相當于今天的法官或法院院長，始設于戰國時期。我們可以推測，在戰國至南宋之間的漫長曆史中，應當還誕生過比《洗冤集錄》更早的法醫學書籍，隻是沒有流傳下來。
宋慈在斷案時使用了大量法醫學手段（圖源：《大宋提刑官》劇照）
目前，世界已知最早的法醫學專著是宋慈的《洗冤集錄》。後來這本著作作為刑偵工具書和法醫教材一直被用了800多年，日本到了明治維新時期都還在用《洗冤集錄》，中國則是用到了1911年之後。
到了現代，法醫在很多疑難案件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上海女護士胰島素殺人案”。胰島素由于糖尿病人數量衆多而極易獲得，且不易檢測，堪稱“殺人無痕”的利器。最後，我們實驗室通過法醫鑒定，提供了死者死于胰島素中毒的關鍵證據。各種疑難複雜毒素的鑒定，比如各種蛇毒都可以被鑒定出來。
另一個比較典型的是節目中展現的“夏季驢友凍死案”。起初，警察局到我們的機關送審一個無法确定死者的死亡原因和死亡時間，同時懷疑是毆打緻死或高墜緻死的案件。後來，我在看一張充滿食物的死者胃的照片時，發現幾處可疑的出血點，推測可能死于凍死，趕緊讓警察局将沒有送過來、準備做毒物分析的胃清洗幹淨，然後拍攝更清楚的胃部照片發給我們，很快證明了我的猜測——死者胃黏膜上存在特殊的出血點，這表明她是被凍死的。
太原農民工死亡案、冉建新死亡案等案件中，法醫的證據也都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我們常常說，法醫學的意義在于“為死者言，為生者權”。法醫不僅是在為死者及其家人伸張正義，也是在保護所有人，包括你，也包括我。
觀察者網：如您剛才所言，很多人是通過影視劇了解法醫知識，但影視劇裡的相關情節常常是有誤導性的，比如，《甄嬛傳》裡的名場面“滴血驗親”，您如何看古裝劇裡的這些影響深遠的“假知識”？
周亦武：電視劇裡的“滴血驗親”在古代還真的被廣泛使用，古籍記載中，很多财産繼承權的糾紛最終通過“滴血驗親”來判定。甚至電視劇裡的滴血驗親作假古時候也有——在碗口抹上鹽，能使血液更容易相融。不過，“滴血驗親”的結果完全是随機的，沒有任何科學價值。
一段非常“不科學”的劇情：滴血“驗親”、白礬“誣陷”（圖源：《甄嬛傳》劇照）
古裝劇裡常有拔出一個銀钗驗毒的劇情。雖然銀遇硫化物确實會變色，是以接觸含硫的砷、含硫的汞等古代礦物毒物後有時會變色，但多數情況下這種方式是不奏效的，因為并非所有毒物都會使銀變色。
再比如，大家常常說的“鶴頂紅”，有人說是三氧化二砷，但它究竟是什麼，現在還不能完全确定。還有所謂“蠱毒”，也是一種神話和誤傳，很有可能是一些疾病突然死亡之後，古時候找不出死亡原因，就歸咎于“下蠱”。“雲夢秦簡”還記載了一種“舌毒”——交談或被咒罵後中毒死亡。還有人認為南方人的毒性比北方人更強。這應當也是錯誤歸因導緻的。也許是有人被罵後一時氣血上湧，突發心血管疾病身亡，但古人不了解這背後的病理機制，錯誤地歸以為“此人是被罵死的”。
其實科學的發展是一個不斷通過實驗來證明或證僞的過程，現代科學的理論在未來也有可能被證明是錯誤的，是以，我認為不存在所謂“假知識”。所有法醫學方法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中都有一定作用，至少也标志着科學的啟蒙。隻能說，有些古代的法醫學方法的錯誤率大于正确率。
觀察者網：可見在古代，由于知識的匮乏，很多案件可能成為懸案或冤假錯案。法醫學是伴随着技術的發展不斷進步的。比如，著名的“白銀案”就是因DNA檢測技術的進步而告破的。您能給我們舉例講講近年來的法醫技術進步推動了哪些多年疑案的解決嗎？
周亦武：您剛才提到了“白銀案”中用到的DNA檢測技術，這一技術在近幾十年間發展得非常迅速。1987年之前，中國沒有DNA檢測技術，法醫主要依靠血型進行鑒定，鑒定準确率隻有四分之一；現在，已經出現了可以通過檢測幾個細胞确定個人身份的“微量DNA”或“接觸DNA”技術——隻要你碰我一下，就可以通過你留下的DNA确定你的身份；未來，我們甚至可能通過一滴血就确定血液主人的身高、長相、年齡、性别和民族。我們通過DNA獲得的資訊會越來越詳盡。
你提到的“白銀案”的偵破離不開遺傳學或曰法醫血清學的發展——警方将20年前案發現場留下的DNA與男性Y染色體庫中的DNA對比，發現了犯罪嫌疑人的男性親屬，繼而鎖定了嫌疑人。
除了DNA技術，分子生物學、分子解剖學也取得了很大進步。通過分子生物學，我們可以鑒定出許多之前難以鑒定的死因，比如剛才提到的蛇毒中毒、胰島素中毒等。通過分子解剖，我們可以鑒定出某人看似普通的突發疾病是否源于基因突變，這種突變是無法通過肉眼和顯微鏡觀測的，隻能通過DNA檢測或RNA檢測判定。
我們還可以進行“虛拟解剖”：給遺體做CT或MRI（核磁共振），得到三維照片，不用開刀，就能完成法醫解剖工作，獲得法醫鑒定所需要的完整資訊。這樣，我們就不必對遺體“大動幹戈”了,也比較适合在法庭上進行示範。
“虛拟解剖”技術正在日趨成熟（圖源：Stanford University)
在不遠的将來，我們還很有希望将人工智能技術引入法醫學，這樣就可以擺脫我們鑒定時很大程度依賴經驗判斷，而是通過大資料的學習給出更為精準和量化的推測。
此外，我還希望我們能夠建立全國的法醫解剖死因鑒定資料庫，把意外或其他死亡的死因資訊資料彙總，送出給有關部門，進而調整相關政策并制定相關法律，最大限度地避免未來發生類似的悲劇。這樣法醫才真正做到不僅“為死者言”，更能“為生者權”。
觀察者網：多年來，“白銀案”、“朱令案”和“南大碎屍案”在網絡上并稱為“三大懸案”，備受網友關注，大家都非常希望它們能最終告破。此前，大家一度認為“白銀案”已無望告破，但法醫學的進步使“奇迹”發生了。根據您的觀察，随着未來技術的進步，其他兩起案件有可能被偵破嗎？
周亦武：一個案件最終能否偵破，和當時警方的處理方式有很大關系。如果所有物證都得到妥善儲存，留下了一些适合當下技術的物證，未來這個案件是有可能偵破的；如果DNA等相關資訊完全沒有留存下來，那麼這個案件就可能淪為“死案”，即便犯罪嫌疑人交代了罪行，我們也找不到确鑿的證據來證明他的罪行。我們要抱有最好的期待，但最好的期待未必能夠實作，這是時代的局限和科學的局限，是以我們也要了解到法醫學和其他各種科學一樣，并非萬能的。
是以，我們在做法醫工作時要注意三點：第一，按最高的标準做鑒定；第二，以标準化的方式做鑒定；第三，要有前瞻性的眼光，相信現在無法偵破的案件未來未必無法偵破，為未來的警方留存足夠的證據。
我父親經曆過這樣一起案件：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一位女性唐氏綜合症患者遭強奸後懷孕，最終打掉了胎兒。當時，警方已經鎖定了犯罪嫌疑人，但當年的技術不足以提供确鑿的證據。于是，我父親将胚胎放在福爾馬林中儲存起來，以待日後技術進步後作為證據。技術發展到現在，我們已經有技術能從保留在福爾馬林裡的組織中提取出DNA，當年無法偵破的案件如果發生在現在已經可以順利解決。
其實，并非每個案件都能被偵破。在我目前手頭的案件中，我懷疑是他殺但最終沒有被偵破的就有5至10起。畢竟法醫的死因鑒定隻是其中一個因素，案件最終能否被偵破還取決于很多因素。
觀察者網：在工作過程中，會有某些情境感染或觸動您的情緒嗎？還是說，您傾向于始終保持理性和冷靜？
周亦武：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我們必須盡量克制情感。比如，當死者家屬痛哭流涕着懇求你徹查案件、為死者伸冤時，你必須保持冷靜，因為真正的兇手可能就混在他們中間。
當然，受觸動的時刻肯定也是存在的。幾年前，我見過一個小孩意外死于瓦斯中毒，那小孩和我自己的孩子同年出生，長得真是漂亮。孩子的家屬悲痛欲絕，請求我們解剖時小心一點。那個場景至今還曆曆在目……
家暴事件也讓我很難接受。我記得一起家暴案件，丈夫毆打妻子，把闆凳都打斷了，最後妻子被活活打死；還有的案件中，丈夫在打死妻子後自殺，孩子一夜之間淪為孤兒。這兩類案件都會讓我非常難過。
觀察者網：是的，您不僅是法醫，也是父親和丈夫，看到這樣悲傷的故事難免會受到觸動，或許這也是法醫這份職業必須承擔的沉重。
随着影視、文學作品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深受“為死者言，為生者權”的理想感召，有志于投身這個職業，但另一方面，投身法醫學的年輕人也面臨很多困境，比如學醫的辛苦，以及社會對法醫的恐懼和不了解。您想對有志于投身法醫行業的年輕人說些什麼？
周亦武：年輕人看到各種綜藝，各種小說，比如《法醫秦明》、《女法醫手記》，被這種英雄情懷感動，想學法醫，但是學了之後有一點失落，這種情況确實有。我覺得英雄主義應該被鼓勵，年輕人投身法醫學，肯定得先有情懷。
許多年輕人被法醫題材的故事打動，想成為法醫（圖源：《法醫秦明》劇照）
因為之後作為法醫肯定會受到現實的挑戰。首先是物質方面，法醫學的收入多半沒有其他醫生高，靠做法醫發财肯定不可能；另外，法醫必須秉公辦案，如果想走“歪門邪道”，結局一定會很慘。
做這個職業必須要有情懷，而不是為了生存。大法醫宋慈本人其實就是個世家子弟，還考中了進士。
第二是要做好心理準備，法醫學或許不能讓你獲得尊重和崇拜。年輕人可能幻想自己做完解剖後像福爾摩斯一樣閃亮登場，大家紛紛帶着崇敬的目光為你讓路。但現實中還是會遇到不了解法醫的情形，認為法醫身上有味道，認為法醫就是整天解剖死屍的——對于這樣的微詞，我們法醫同行一般都回應：能整天解剖屍體的法醫才是最牛的法醫，因為這是法醫中其他學科不可替代的工作。
雖然法醫會面臨種種困難，但是，當你解決疑難案件後，你會感受到強烈的成就感，甚至感覺自己不僅是在解決個體的問題，更為社會公正和法律正義做出了貢獻。這樣的成就感是無法被其他職業替代的。
另外，當你探究每位死者背後的故事之後，你會對生命和死亡産生全新的、深層的了解。大陸的死亡教育是相對匮乏的，很多人忌諱談論死亡，絕大多數人在自己或家人面臨死亡時都會出現心理問題，無法面對，無法接受。但法醫往往能淡然處之，對死亡做好準備。
比如，劉良老師已經簽署了遺體捐獻志願書。我也和父母坦然讨論過他們的身後事：父母想把骨灰撒進漢江，我開玩笑說“不要污染環境好不好，我把你們埋在樹下”——法醫家庭裡日常出現這種看似“重口味”的談話，我們對生死往往看得更明白。
觀察者網：謝謝周老師！希望通過這次采訪，讓更多讀者深入地了解法醫行業和法醫群體。
周亦武：謝謝你們，我去做解剖了，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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