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漁兄：
上次回函時還能講述日常散步的所見所聞，這些時日隻能躲在空調房内“獨抒己見”了。真是個烈日灼人的苦夏時分！酷暑難當，連讀書都沒法安放那份焦躁。适宜出門遊蕩的日子裡，又因疫情而沒法出門遠足；“烈日炎炎似火燒”的酷夏時分，想出遊又得有點不懼被烤的勇氣。世事添亂，讓人活在悖論之中。
不過正如兄之所言，“日課”成為安放日常的善劑良藥，日記是我重整自身的日常練習。回想大學畢業後寫下的十多年日記，似乎有點像陳子展撰寫日記的跌宕感受：其曾在五四運動之後寫下六七年日記，但因埋頭粉筆堆中而陷于日常牢騷；北伐革指令其為之一振，又因迅即而來的形勢大變，怒将日記付諸丙丁，悲憤作詩以訴：“日記千言自此休，悔将椽筆寫閑愁。腐儒事業一鍋面，看汝糊塗到白頭。”（引自廖太燕《私史微觀：中國現代作家日記的多元透視》）
《私史微觀：中國現代作家日記的多元透視》，廖太燕著，鳳凰出版社，2022年6月。
不過，如今早已脫離了當年那份“進階趣味”。睡前打開日記，僅有流水賬時便感不安，警醒自己今日庸碌，既缺乏與他人激動的交談，也沒能好好看上幾頁書寫點感想，更沒有對所見所聞進行些許日常性的思考練習。于今而言，日記更多的是督促己身每日當“有所為”，盡管隐約甚至明顯地有着“隐身聽衆”的存在，同樣督促着我巨細靡遺地“長篇大論”。
那些日常寫下的連篇瑣碎，或許也可稱為我筆下的“昨日的世界”，也為我提供了懷舊的材料。正如兄所言，懷舊究竟是對過去的召喚，還是對當下的疏離；它究竟是情感的冒險，還是精神的密謀，實在難以厘清。它很有可能會成為個人蜜嘗的心靈毒藥，就像阿列克謝耶維奇所言的“二手時間”：在1917年革命之前，亞曆山大·格林就曾寫道：“不知怎麼，未來并沒有站在自己的位置上。”
在阿列克謝耶維奇筆下那個“我的時代結束得比我的生命早”的“二手時代”裡，人們被迫地擅長把自己修剪成“室内盆栽植物”：“在一般情況下，人們都過着封閉的生活，不知道世界上正在發生什麼”，“隻過自己的日子，不去注意四周，不去管窗外的事情”，很多事情仿如海市蜃樓，其實從來都不曾有過，“它隻能存在于我們的腦海中”。
較之于全書那些對往昔或當下充滿抱怨的故事，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當屬全書末尾那則最簡短的故事：當郵差推開俄羅斯鄉下的籬笆門，将蘇聯解體的消息告訴鄉下老婦人時，她說：“在我們這裡，過去怎樣生活，現在還怎樣生活。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回事。幾十年來我都隻關心那些生活必需品，人們說什麼，和我一點關系都沒有。”對她來說，世界依然是那般模樣，在這震撼世界的時代闆蕩中，她似乎什麼都沒有失去。姓資姓社等時代大事，似乎跟她沒什麼關系，“反正要等到春天才能種洋芋”。除了春天的如期而至，那位老婦人的日常生活，不必較量昨日與明天，也不必琢磨絕望與希望；時代是悲是喜都無甚關系，她如同鄉土世界裡那些風餐露宿的年老大樹，來年的風吹來，又可以安然地吐蕊綻芽。
《二手時間》，[白俄] S. A. 阿列克謝耶維奇著，呂甯思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
當然還有一類活法，更像是劉文瑾在《道德崩潰與現代性危機》中所談到的那樣，既融合了某種難以了解的“崇拜”，又吸收了那些理直氣壯的“市儈”；既能獻身于非功利化的狂熱，也能追求到個人利益的最大化；既能夠對遠方輸出頻繁不絕的激情，也能夠對眼前采取幹脆利落的冷漠；既能對虛假空洞的概念保持抽象的激情，也能對真切存在的現實堅守厭倦的冷漠。這是一種沒有擁有“小我”卻能擁抱“大我”的悖論式生活方式。在該書的第二章，劉文瑾書寫了捷克現象學家揚·帕托什卡同樣的描述，這兩種大小之“我”自行剝離了“關懷靈魂”（Care of Soul），由厭倦（I’ennui）和迷狂（I’orgiasme）釀造着新的生活方式，維護着一種“日的統治”（Rule of Day）。在某種程度上，厭倦指向了意義的消失和自我的抛棄，而迷狂攜帶着宗教般的獻祭。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曾說：“沉睡的人各自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隻有清醒的人才擁有一個共同的世界。”如何讓你我之間共同生活在同一個世界，即使遠在天邊也能近在眼前，而非即使近在眼前也如遠在天邊，終究還得回到“意義”這兩個字上。盡管這兩個字讓人疲憊不堪，但能将我們從泥淖中打撈出來，至少能讓我們下墜得不那麼過分的迅速。就像劉文瑾在書中所寫：“惡之平庸”其實是提醒人們：與其說人人都“有可能”成為艾希曼，不如說人人都“有責任”避免成為艾希曼。無論是對過去的懷舊，還是對未來的想象，“時間的種子”隻能奠基于正确的當下，來自于自我能夠時刻保持着清醒的判斷與責任。
突然翻出這部去年出版的書來閱讀，主要還是為了解救和警醒自身的困境，生怕在日常生活中學會了輕易寬恕自我的能力；在新聞疲憊之後陷入玩世不恭的偶爾作弊之中，盡量避免讓自己成為“生活中的艾希曼”。各種原因導緻的無法遠足，還有灼殺世人的當頭烈日，讓困在空調房裡的我似乎逐漸失去了某種共同感的生活經驗，徒陷于某種略感心安的虛空之中。這種日常的心安，偶然回瞥之間，很容易逆轉成紮實的不安。
《道德崩潰與現代性危機：三位“後奧斯維辛”思想家的遺産》，劉文瑾著，思想與社會丨上海三聯書店，2021年3月。
每每不安之際，哲學理論很難将我打撈出來，在深居簡出讀閑書而缺乏共同經驗的日子裡，依然還是更願意選擇文學類作品來與内心進行對話，仿如遠方的某人寬慰着精神的困境。在前幾天被高音喇叭吵醒叫嚣下樓排隊做核酸時，讓我想起了寒天雪地裡的漫長隊伍——奧爾加·格魯辛的《排隊》。
在《排隊》裡，大變化三十七周年之際，安娜下班後換了一條路回家，竟然自己陷入了一場長達一年之久的排隊馬拉松。盡管起初誰也不知隊伍的盡頭究竟售賣的是什麼，但在精神匮乏、物質短缺的灰暗年代裡，突然傳來一份即便遙不可及的希望，卻成了跨越冬春夏秋的日常美好，哪怕它徒勞無功，即便它虛無缥缈。“他們不時可以抱着一種毫無顧忌、直截了當的迫切感依賴另一人，在飽含雪意的黑暗的天空下，在恐懼、希望和信任之下互相團結，就像跟家人那樣說話，或許，甚至他們都不會這樣跟家人說話。”盡管，他們在漫長的春夏秋冬中苦苦等待的東西，“那真的不屬于這個世界，盡管它理應屬于這個世界裡的每一個人”……
當然，這是我排隊後閱讀《排隊》後的感受。作者将斯特拉文斯基受邀回蘇聯的音樂會門票預售故事改編成了這麼一部小說，更多着力于匮乏的人們因排隊而打亂生活節奏，彼此之間卻也在排隊過程中由陌異到熟悉而建立了新的生活秩序，以“等待戈多”開端，由“安琪禮物”收尾。作者的出發點和我的閱後感，形成強烈反差的原因或許就在于：我們“沒有遮遮掩掩的秘密”；而安娜不知她們排隊能買什麼，但排隊的“希望”能夠撩動她們的騷動之心，隊伍的盡頭是遠方——别處的生活或早已消亡的生活……
《排隊》，[美]奧爾加·格魯辛著，翁海貞譯，三輝圖書丨漓江出版社，2016年8月。
近期讓我感到傷心的事兒，是自虎皮蘭爛根死亡之後，我最喜歡的七葉鴨掌木也步其後塵。它曾經被人抛棄，是母親把它帶回家的。當時幾乎瀕臨死亡，葉片枯黃得幾乎隻剩下小樹幹了，在我的精心照料下重制生機，仿佛它以某種見證的方式，将我内心的某些愁怨轉化為兇猛生長的養料，立馬就争氣似的亭亭玉立——每每心煩意亂之時，我總是喜歡伺候凝視一番，有種惺惺相惜、彼此會心之感：它被抛棄的命運，就像讀書人略顯多餘的尴尬境地。在再也無法拯救它的日子裡，我每天用手機記錄它的整個死亡過程，既如此殘忍，又這般不忍。直到某天醒來，發現瓷盆裡隻留下一個雖淺卻深的洞——被我媽連根拔起，它從我生活中徹底消失了。
在它茁壯之時，常在深夜三四點才睡的我，經常會在睡前瞥上幾眼，仿如互道晚安。前不久的某個淩晨四點剛過，有人在我剛好入睡時發來川端康成的一句話：“淩晨四點鐘，看到海棠花未眠。”不得不承認的是，以前未曾讀到過這句話，那晚讀到時也不太敢相信對方寫得出這樣的句子。檢索發現，這句話在抖音等社交媒體上被莫名地續接了一句“總覺得這時，你應該在我身邊”。越是被誤傳的名人名言，越能激發我的考據癖好。
恰好手頭剛收到《川端康成傳：雙面之人》，全書唯有毫不起眼的某處夾注提及該文《花未眠》。各類學報與教學參考，都将此文解讀為物哀之美或抒情賞析，查閱後發現該文創作于北韓戰争爆發後的1950年7月，此時的川端康成剛從日本戰敗的低潮中重新振作。
《川端康成傳：雙面之人》，[日]小谷野敦著，趙仲明譯，李聖傑審訂，浙江文藝出版社，2022年4月。
在撰寫《花未眠》的前一個月，他在廣島宣讀《武器招緻戰争》，在獲贈永井荷風編寫的《活在蘑菇雲下》後對永井表示要創作原子彈題材的作品（聽到日本戰敗的消息後，永井荷風舉杯慶祝）。當然，此時的川端康成與日本左傾的古典知識分子走得近，故而該文不斷出現日本美術方面的抒情，此前不久他還借貸舉債外加預支稿費而籌足資金，購買了絕世已久而重見天日的浦蔔玉堂所作《凍雲篩雨圖》。無論是國破山河在，還是國在山河破，川端準備以文化為國招魂續命……
倒數第二段裡寫到“去年歲暮”首次感受到的“岚山之美”，在此前幾番登臨都沒能欣賞到；而在“去年歲暮”去岚山觀賞玉堂碑之前，他曾與妻子和養女同行，離開後半月他給養女麻紗子寫信：“我這個做父親的也要重新出發，為餘生的工作而埋頭苦幹。……我在廣島深受感動，又振作了起來。”或許世事倉皇之間，隻有某些人才能看到的“美”，就像讓他大吃一驚的“花未眠”，恰是“這衆所周知的事，忽然成了新發現花的機緣”。
寫至此，不免環顧己身，在身陷羅網而死水不瀾之際，何日也能親見一眼這般良賜機緣的“未眠之花”；寫至此，正是川端康成孤身醒來“看到海棠花未眠”的時間……
嚴步耕
2022年08月11日04:03:27
嚴兄：
漫長的暑熱終于過去。不知道南昌那邊是什麼情形？上海是在8月下旬的一個下午入秋，不是一場秋雨一場涼，是“咣”的一聲。午間仍是将近40度的高溫，那天下午去博物館，露天的排隊處立着十幾個大功率的落地電風扇。入内後看特展，隐隐有雷聲，從展廳到展廳的間隙，再看北門外，暴雨如注，一片白茫茫的天地。一個高溫日多達49天的夏季，就此結束。近處地上立着黃色的塑膠提示牌，上有中英文“小心地滑”，英文沒有翻譯成Slip carefully，可看到秋天，心情輕快，有些想小心地滑行。
傳回的途中路過一處綠地，因為突然的雨，沒有行人，也沒有了保安，十幾隻蒼鹭散落在有些積水的草地上。冬天到博物館也經過此處，有許多叢生的枯枝，後來看到一處标牌，才知道是過冬的八仙花。當時想着夏日重返，沒想到再來時花已經謝了。不過，枯枝枯葉枯花的美并不亞于青枝綠葉和繁花。我們都熟悉那句“留得枯荷聽雨聲”。多年前在如臯水繪園見到一副楹聯，其中一聯是“遺民老似孤花在”，“孤花”也可是“枯花”。
你說會拍下鴨掌木的衰退過程，有殘忍和不忍。我也時常留意枯花，落在地面的，或留在枝頭的。住處附近的山茶枝頭，多有經年的枯花，似乎弱不經風，卻遇重重風雨而未落，仿佛一個個謎。汪曾祺先生說“似乎沒有見過一朵凋敗在樹上的茶花”（《昆明的花》），我未曾在昆明久住，不知道是否地域不同或茶花種類不同，有此差別。後來他在内容多有重複的《雲南茶花》裡删除了此句，或許是一種糾正。
《汪曾祺全集》，汪曾祺著，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1月。
前些時日看到山茶，一株之上既有經年的枯花，又有新生的花苞一樣的果實，覺得奇怪。檢視資料，原來山茶雖同一朵花内有雄蕊和雌蕊，卻需昆蟲異花授粉。黯淡的枯花在衆多的新果中顯得很醒目，那些蜂蝶們真是太粗心了。但當初在繁花間，蜂蝶們怎麼記得自己去過哪朵、沒去過哪朵呢？它們又沒有為山茶授粉的義務。如果蜂蝶對花朵們一一标記，做到了絕無遺漏，那就像人類一樣無趣了。
在各種無知中，我最想減少的是對身邊事物的無知，而這又是最難的。以草木為例，現在有了網絡，查找起來簡易很多。我不習慣用專門的識别程式，感覺答案來得太快，更願意根據現實中見到的景象搜尋相關的影像與文字，進行比對，得出未必準确的答案。前人沒有這個條件，隻能憑借有限的繪圖和文字辨識。汪曾祺多次說到《植物名實圖考》。魯迅先生逝後，其弟周作人先生回憶少時的書籍，“《花鏡》恐怕是買來的第一部書”（《瓜豆集·關于魯迅》）。這些書初見于近幾百年，再往前，尤其繪圖未興時，辨識草木就更難了。
草木不會移動，可以慢慢觀察；禽鳥的辨識，難上加難。五柳先生的詩作，多“飛鳥”“衆鳥”或“羁鳥”“歸鳥”，很少具體寫到哪種鳥，寫到具體種類或者是常見的“鷗”（也似對水鳥的泛稱）等，或者是現實中并不存在的“精衛”等。抛開寫作自身的考慮，他可能并不怎麼識鳥，或許知道一些方言裡的稱呼，但難以入詩。這不能怪陶淵明不認真觀察，實在是缺乏自學的途徑。
孔子說，讀《詩》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這種表述，耐人尋味：是“鳥獸草木之名”，不是“鳥獸草木”。在日常生活裡辨識《詩》裡上百種“鳥獸草木”，談何容易，孔子似側重于紙上談“名”，提醒通過《詩》可以知道有那麼多“鳥獸草木之名”。這接近博物的興趣，《爾雅》于此有專門着力，序稱：“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于《爾雅》。”
《陳夢家先生編年事輯》，子儀著，中華書局2021年6月版；《陳夢家和他的朋友們》，方繼孝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8月。
說到博物，這次在博物館看到的展品，有陳夢家、趙蘿蕤夫婦和姚念媛先生的捐贈文物。去年夏天，有兩本關于陳夢家的書出版，一本是《陳夢家先生編年事輯》（子儀著，中華書局，2021年），一本是《陳夢家和他的朋友們》。後者還沒來得及看，暫時無法評論。前者多年前在《史料與闡釋》連載時，曾有留意，趙蘿蕤在日記中寫到與陳夢家交談，“我二人最主要的不同就是個人英雄主義與個人主義的不同。他是英雄，而我不以英雄自居。”這時，趙蘿蕤“為夢家瘋态所逼，把他大罵一通，打垮他的個人英雄主義”。翻過幾十頁，又看到趙蘿蕤精神失常，陳夢家找到機關上司、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懇請他和所長鄭振铎說項，不要把趙“移送瘋人院”。
中華書局近些年一直在陸續出版“陳夢家著作集”，已有十餘種。可惜趙蘿蕤和姚念媛的著作都不太好找。後者暫且不說，趙蘿蕤的兩本文集《我的讀書生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讀書生活散劄》（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多年沒有再版，難以了解。
最初知道趙蘿蕤，或許是因為大學時的教材《歐洲文學史》，有楊周翰、吳達元、趙蘿蕤諸先生的姓名。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六卷本“楊周翰作品集”。上半年封控時翻看《埃涅阿斯紀》，對譯者的這段文字印象深刻（略有改動）：
《埃涅阿斯紀》和荷馬史詩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情調，它充滿疑慮不安、悲天憫人以至憂郁，使維吉爾成為一個“萬事都堪落淚”的詩人，而荷馬史詩則是樂觀、勇武、率直以至兇狠。這原因，也許就是艾略特所說的“思想的成熟”吧。正因為他多思，是以他才多愁，也正因為如此，是以他才在思想感情的深度方面超出所有他同時代的詩人。……丁尼生的《緻維吉爾》一詩有兩行說得很好：“人類不可知的命運使你悲哀，在你悲哀之中有着莊嚴。”
我總把丁尼生詩句的第二個“你”讀錯位置，讀為“人類不可知的命運使你悲哀，在悲哀之中有着你的莊嚴。”姚念媛做到了在不可知的命運裡有着自己的莊嚴，她從哪裡獲得綿延的心力，是一個謎。你說到一位婦人憑靠日常的邏輯度過驚風駭浪，“反正要等到春天才能種洋芋”。每年能按時在春天種洋芋，也很不容易。不過，這種日常應該是生活的起點，如果是終點，還是有些太多的無奈。
趙蘿蕤的兩本文集《我的讀書生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讀書生活散劄》（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
現在蔥姜都不再難得，但每次摘去蔥根，或見到湯裡的姜準備丢棄時，總會猶豫一下。在封控時，蔥姜難求。有次收到一份蔬菜套餐，蒜有兩頭，小蔥三四根，姜隻有半塊菱角大小，不是手工掰下，是用刀認真切開的，平常大小的一根大概可以分為十幾塊吧。蔥易腐爛，難以配送，姜為什麼這樣少，不太清楚。于是，每次把煮湯用過的姜留下來，再切成姜絲或姜末，供炒菜用。小蔥往常幾乎每日都見，這次先在花盆裡土培，又在透明玻璃杯裡水培，才對蔥的習性有一點點了解。對姜蒜的生長，仍然一無所知。“海棠花未眠”，蔥姜蒜也未眠，隻是很少被看到，甚或很少被想到。
這封信斷斷續續寫了大半個月。開始說到夏季已經過去，斷言早了一些。今天上海的最高溫度是36度，改寫了有氣象記錄一百多年來十月份的高溫紀錄。秋日的36度，體感不亞于夏季的41度。正午時分看北面的樓，外牆白色閃耀，屋頂瓦面的青色更深，隻是天空沒有更藍，在輕霾中呈均勻的藍灰色，熱得忘記了變幻，沒有雲願意出現。各家陽台晾滿了衣物，似乎盼望它們能吸納走所有的熱量，等到冬天再慢慢釋放。窗簾大都拉上，阻止着夏季的傳回；沒有拉上窗簾的房間，看不到住戶走動，大概熱得在室内也減少了行動。
看天氣預報，兄那邊的溫度不會更低，明天又都會劇烈降溫十到二十度。人類有衣物、屋室和空調，不知道這種無常的寒暑，草木是如何度過的。不過，草木總是比人類更有辦法。
曉漁
2022年9、10月于上海
撰文/嚴步耕、王曉漁
編輯/朱天元
校對/賈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