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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長河》中，靳輔在陳潢的協助下，開始治理黃河，其中高家堰成了他們治理黃河的重中之重，但這樣一來，造成的後果就是一座城、明朝朱元璋祖陵沉入湖底。
據《清史稿》載：
“自明末清口久淤，舊黃河堤決，黃流奪準，水倒灌入泗，州境時有水患。至清康熙十九年，城遂圮陷于湖。”
1、泗州城沉入湖底
泗州方志記載這次沉城的經過為：
1680年夏，“淮大溢，城内水數丈”。當時，淮河上遊山水大發，下遊由于高家堰的阻攔，水流高出外堤數尺，淮水最終沖垮城牆城門将泗州城沒入水底，“州城之文武衙門、倉庫沉沒水中”。
此後，泗州地方官員堅持在城門樓上理政達11年，但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全城即徹底被沙埋沒。
原來繁華的泗州城池從此成了洪澤湖底的一部分。離泗州城13裡的明祖陵，在嘉靖中期經測量尚高于淮水2丈3尺1寸，此時，同樣沉入到了水底。
泗州之沉，充分證明潘季馴所說的泗州“霖淫水漲，久當自消”的信念是錯誤的，由此看出他的治河後果具有重大的負面影響。
由于泗州舊城離盱眙僅2華裡，是以，泗州被大水淹沒後，“官若浮雞，民盡奔盱”。泗州州治被迫移到盱眙，“州牧或借民房，或駐試院”，由于州治寄寓盱眙，“遠隔河湖，聲息難通”，有的建議在雙溝建城，有的建議在包家集設治。
乾隆二十四年(1759)，兩江總督尹繼善認為：
“泗州寄居盱眙以來，官民相安已久，且泗城本在州之極南，相距盱胎二裡，中隔一河，濟渡甚便，請将泗州即于盱眙駐紮，毋庸遷徙建城。…将州同、外委把總分駐州境之雙溝，其知州、吏目、都司、千總、儒學各衙署，即建于盱眙之麓”。
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朝廷才準許裁虹為泗，虹縣的版圖民賦，全部并于泗州，而把虹縣縣城作為新的泗州州城。
盡管更換了州治，百萬生靈掙紮于洪水之中，但泗州仍處于洪水的圍迫之中。到後來，連新州城虹泗也再次沉入洪澤湖底。
從潘季馴的本意來看，修築高家堰，自然不是為了把水患引向泗州。
随着時間的推移，泗州水患逐漸加劇，一代接一代的河臣仍不思更政，基本上一成不變地繼承了潘的治水方略。這種不以泗州為重的思維極為明顯。可以說，泗州之沉，完全是官僚意志所緻。
2、明朝治河為何不淹泗州？
泗州在明代有着政治上的特别意義。治北13裡的楊家墩，葬有朱元璋的祖父、曾祖和高祖的衣冠，也是朱元璋在其母陳氏腹中受孕之地，即明祖陵之所在，有明一代成為當時政治上的聖地。
工部的奏疏中寫道：
“泗州祖陵系大陸家根本重地，王氣所鐘，命脈所系。實聖子神孫億萬世無疆之丕基也。”
治水者必須首先考慮的是泗州明祖陵的安全問題，保護明祖陵的不受水淹是每位河臣所必須面對的頭等政治大事。
潘季馴對此非常明白，他曾寫道：
“三祖陵寝，萬年根本之地，百祥肇始之區，委的事體重大。”
清朝乾隆年間的才子紀昀精辯地指出：
“明代仰東南轉漕以實京師，又泗州祖陵逼近淮泗，故治水者必合漕運與陵寝而兼籌之。”
1592年5月8日，勘河給事中張貞觀給萬曆皇帝的奏折，清楚地說明了明代的治河原則：
“祖陵為國家根本，即運道民生，莫與較重。”
明臣議事時，防治洪水所應考慮的各事項次序為：“陵寝、國計、民生”。工部在一份奏疏中特别強調：“祖陵水患為第一義，次之運道，又次之民生。”
在治水實踐中，明臣均奉行這一原則，戰戰兢兢、認真周到、不遺餘力地營建維護明祖陵這一政治工程，而對與于百萬百姓生命财産、生産生活相關的工程，卻常常忽略不管。
有人建議，把運道改從淮河上遊入汴水，再由汴水過黃河進入沁水，以避清口之險。明臣應該知道這一方法的優點，卻不敢施行。
因為，“濠泗為有明發祥之地，而祖陵複在其間。當時臣子既持地脈之說，又恐于此行漕，堤防萬一不固，變生意外。是以極知其利而不敢言淮黃雖迂險勞費，勢有所不惜也”。不論改道之說是否可行，但其對明臣心理的分析，卻是非常貼切的。
遠在嘉靖初年，明臣在治理黃淮災患時就非常謹慎地考慮祖陵的風水問題了。
1550年4月29日，總督漕運右副都禦史龔輝、巡按直隸禦史史載德上奏，認為泗州地勢低下，又因黃河水沖入淮河，“為陵寝之憂”，請求開鑿直河口，修築二陳莊、劉家溝2口，并請求派欽天監官員1名，“相度祖陵地脈”。這項工程當即被工部準許。
1575年，黃河崔鎮等處北決，準水又從高家堰東決。當時，“徐邳以下，至淮南北，漂沒千裡”。
明臣對如此巨大的民生災難，熟視無睹，卻生怕洪水浸漬祖陵的柏林，随即開始修建長226丈的石砌陵堤，直到1577年才完工。
而洪水這樣的災患又絕非局部治理所能收效。是以，盡管河臣們不斷犧牲其他許多地區的利益，對祖陵的關護無微不至，但卻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祖陵所受的威脅。這種治理方法是典型的“一隅之利，全局之禍也；一時之利，百世之禍也”。
1595年6月3日，因泗州祖陵水患愈演愈烈，萬曆帝下旨将總河舒應龍革職為民；相關官員如陳洪烈、劉宏寶，“降極邊方雜職”。9月4日，以科臣勘河失護祖陵罪，勒令原浙江巡撫常居敬閑住，到萬曆後期，明朝君臣為了保護運道和陵寝，更是明目張膽地放棄對民生的關懷。
1604年初，工科都給事中侯慶遠疏稱：
“泇河成而治河之工可以徐圖，但不病漕與陵，則任其所之，稍防疏焉，而不必力與之鬥。”
崇祯年間(1628一1644)，出于水患更加嚴重，明代君臣對祖陵的關護愈加急切，而對民生方面的關注則更少。1633年5月29日，大理寺左寺丞吳甡、翰林院編修夏曰湖等人反對開高家堰三閘的合疏中，首先擔心的就是祖陵的風水，其次，在議及“淮泗諸水，滔滔東注”時，關注的則是漕糧運輸問題，高寶漕堤受損，“運船牽挽無路，則數百萬糧，何由而達京師？”
再次，洪水淹沒兩淮地區，“各鹽場盡被渰沒，煮海無策，則百餘萬鹽課，其問諸水濱乎？”
最後，明臣們也意識到了洪水會吞沒數百萬百姓的生命财産，但這絕非對百姓本身的人道關懷，甚至沒有統治者常見的重視黎庶之類的應有套話，而是關注“數百萬糧稅，誰為供輸乎？”
由此可見，明代最高統治者從來就沒有奉行過“民為邦本”的理念，而是時時刻刻警覺任何有損其“龍脈”的雞毛蒜皮之事。至于長期犧牲像淮北這樣一個地區百姓的生命财産來維持其統治，也就不足為怪了。
3、靳輔治河的代價
到清代，統治者治河者不再關注明祖陵的安危，少了許多政治方面令人生畏的禁區和不可觸及的原則，并注重解決危害民生的水患，以獲得政治上的穩定。
這也是清代盛世比前代顯得可貴的地方。但反對加築高家堰的泗州士紳，也從此失去了護衛明祖陵這一政治制高點，泗州成了必然被犧牲的地方。
1683年12月23日，康熙給吏部尚書伊桑阿等的面谕中稱：
“朕車駕南巡，省民疾苦，路經高郵、寶應等處，見民廬舍田疇淹沒，朕心深為轸念。通路其故，具悉梗概。高、寶等處湖水，下流原有海口，以年久沙淤，遂緻壅塞。
今将入海故道，浚治疏通，可免水患。自是往還每念及此，不忍于懷。此一方生靈，必圖拯濟安全，鹹使得所，始稱朕意。爾同工部尚書薩穆哈往被水災州縣，逐一詳勘，期于旬日内複奏，務期濟民除患，總有經費，在所不惜。”
17世紀後期，由于康熙的開創精神，國家工程方面的潛力被有效地運用到改善影響黃河的各種因素中。
像1688年開築中河、1699年加強高家堰這類龐大工程的完成，實實在在地顯示了一個王朝在其青年時代的活力。
必須說明的是，龐大的治水工程的完工，使得其後大約60年裡沒有發生嚴重的洪災，這主要是由于地方官員的積極參與、河工的經濟和有效征用，以及在早期階段尚少官僚習氣的清帝國所呈現的小康狀态。
1699年4月4日，康熙皇帝巡視高家堰。
11月4日，谕大學士、學士、九卿等：
“今歲朕南巡，看得黃河逼近清口，黃水每多倒灌，以緻淤墊。洪澤湖水不出，自高堰各壩，流入高寶諸湖。自高寶諸湖流入運河，以至下河田地盡被淹沒，淮揚所屬錢糧，雖頻年蠲免赈濟，動帑修理堤岸，群黎尚在水中。”
從這裡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對水患禍民确實較為關注。
盡管康熙處處宣稱以民生為重，實際上，清中央政府仍把運道安全視為無與倫比的最高利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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