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1月13日，愛因斯坦通路上海，距今已是百年。關于這段曆史，很多細節衆說紛纭，甚至撲朔迷離。為讓更多人知道更多真實的細節，澎湃科技專訪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方在慶，和複旦大學實體學教授施郁，以此紀念愛因斯坦和他所代表的科學精神。
·澎湃新聞記者和施郁教授一道走訪了愛因斯坦在滬足迹，當年的亭台樓閣有的業已破敗或湮滅，愛因斯坦對中國青年的期許卻言猶在耳，“推之中國青年，敢信将來對于科學界，定有偉大貢獻。”
複旦大學實體學教授施郁與上海彙山碼頭舊址的愛因斯坦塑像合影。澎湃新聞記者 陳竹沁 攝
1922年11月13日，愛因斯坦乘坐日本郵輪“北野丸”，在位于上海北外灘的彙山碼頭登陸，準備在上海逗留兩日後赴日講學。下船後，他得知自己獲得了1921年諾貝爾獎。然而，受到當時“反相對論浪潮”的影響，諾獎委員會給出的獲獎理由卻是“光電效應定律”。
1916年，愛因斯坦基于廣義相對論，提出引力波的預言。整整一百年後，科學家宣布首次探測到引力波的存在，并獲得2017年的諾貝爾實體學獎。該獎項宣布當天，複旦大學實體學教授施郁發表了相關介紹文章《愛因斯坦的奇葩諾獎》，而這年11月12日，他又碰巧受邀在位于彙山碼頭舊址的建投書局進行引力波主題科普講座。百年時空仿佛交彙于此，施郁指了指窗外，“當年愛因斯坦就站在那裡，向我們這裡走來。”
一天後的11月13日，施郁撰寫的《1922年的今天，愛因斯坦在上海灘做了些什麼？》在科學媒體“知識分子”發表，文章詳細考證了愛因斯坦的兩次上海之行（分别是去程的11月13至14日以及返程的12月31日至1月2日）。前前後後的系列文章還有《98年前的今天，誰一夜成名》和《愛因斯坦訪華計劃為何流産》，也都圍繞着這段曆史展開。
施郁對愛因斯坦訪滬曆史研究的興趣，萌生于這年夏天——約瑟夫•艾辛格（Josef Eisinger）所著的《愛因斯坦在路上》中文版首發。他留意到，該書英文原版是2011年出版，當時《愛因斯坦文集》還沒有出到13卷（愛因斯坦1922至1923年的文章和通信），而艾辛格依據的主要是普林斯頓大學收藏的愛因斯坦1922至1933年的旅行日記的複本。
查閱手頭的英文版文集，施郁發現，艾辛格書中的有些細節描寫偏離了愛因斯坦日記的意思。而比對不同資料，關于“愛因斯坦在上海”的情況，也多有不準确或失誤之處。例如上海學生在南京路街頭托舉起愛因斯坦慶賀其獲得諾獎的故事，就謠傳甚廣，“這種虛構應該作為一個反面教材，在真實的曆史人物傳記中，每件事情都應該标明出處。”施郁說。這也是他一貫的治學态度。
雖然對愛因斯坦訪滬的典故和細節了如指掌，五年來施郁一直沒能抽出功夫，系統重訪愛因斯坦在上海的足迹。這個願望在“百年紀念日”前夕終于達成。澎湃新聞記者陪同施郁一起探訪了健在的幾個地标——
上海彙山碼頭的現址，仍然有貨客船迎來送往，愛因斯坦兩次從這裡下船。濱江沿岸露天的“老上海碼頭文化博物館”，豎有愛因斯坦的銅像，提着旅行包的他，慈愛地看着長凳上不谙世事的幼童。作品命名為“相對”，背後的雕刻壁畫，還有一段愛因斯坦訪滬的簡介。
愛因斯坦第二次訪滬短暫下榻的禮查飯店，現名浦江飯店，内部已改建為中國證券博物館。幾年前牆壁上懸挂的愛因斯坦相片和介紹，已不見影蹤，被其他展陳所取代。向從業人員打聽據稱是愛因斯坦入住的304房間，得到的是模棱兩可的回答。4樓房間對外關閉，也無法讓人一探究竟。
愛因斯坦從這裡前往猶太富商加登的豪宅用晚餐，并參加除夕晚會。早在30年代末，這處花園住宅（東湖路9号），已改建為戲院，如今則成了辦公大廈。隻有一旁青年報社所在的小洋樓，還能從中一窺上世紀20年代的西洋建築風情。
福州路上的工部局禮堂，是“重頭戲”所在。1923年元旦下午，愛因斯坦在這裡參加了相對論讨論會。我們循着舊路牌号找錯了地方，離開時才恍然大悟，沿路穿過的施工通道，就是正在改造中的工部局大樓外圍，預計明年年底會完成保護性修繕與更新。而根據規劃，一座建立築将取代原禮堂的功能，用于活動和表演。
梓園的變化令人唏噓。這處位于喬家路113号的舊宅，曾在愛因斯坦抵滬的第一天招待晚宴。房子的主人王一亭是著名書畫家和實業家（中國證券博物館的展覽恰好展示了他的一段事迹和照片），參與宴會的有于右任、張季鸾等社會名流。2019年起喬家路地塊開始舊改，如今居民均已遷出。梓園大門上鎖，曾經的一塊“梓園遺址”銘牌也已移除。一位路過的老人向我們指點了北邊的一個弄堂，居民平房的牆面上，赫然畫着愛因斯坦和徐光啟的卡通肖像，仿佛是民間記憶的另一種遺存。
“今日得觀多數中國名畫，極為愉快，尤佩服者是王一亭君個人作品。推之中國青年，敢信将來對于科學界，定有偉大貢獻，此次匆遽東行，異日歸來，極願為中國青年所見。”這是一百年前，愛因斯坦在梓園晚宴中所作的答謝辭。
“如果穿越回1922年，你想在哪段旅途中陪同愛因斯坦？如果可以問他一個問題的話，你會選擇問什麼？”施郁沒有細想，便抛出一個學術問題，“考慮1955年後實體學的進展，你是否還認為量子力學是不完備的？對統一場論又有何新見解？”
不過，和1922年的愛因斯坦對話，還是輕松一些吧。施郁最後“決定”，去梓園赴晚宴前，帶愛因斯坦去附近的徐光啟故居（“九間樓”，喬家路 234～244 号），“談談徐光啟和利瑪窦對《幾何原本》的翻譯，以及中國古代的文明，問他：‘如何看近代科學在西方、而非中國出現？’”
梓園北部的面筋弄裡，社群繪制的徐光啟與愛因斯坦頭像。澎湃新聞記者 陳竹沁 攝
相對論在中國的早期傳播，更突出革命性和哲學意義
澎湃科技：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學說是怎麼進入中國的，有哪些社會背景？
施郁：愛因斯坦是現代最偉大的科學家。1917年，留日學生許崇清和留日歸國的李芳柏初步介紹了相對論，但是影響有限。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呼喚賽先生和德先生，即科學和民主，各種報刊書籍和社團如雨後春筍成長起來，給相對論的傳播提供了土壤。
這時國際上恰好又發生了一件重大科學事件。11月7日，英國皇家學會宣布，天文學家在日全食期間，觀測到了恒星發來的光在太陽附近彎曲，驗證了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的預言。泰晤士報報道：科學革命，牛頓思想被推翻。這使得愛因斯坦“出圈”，一夜之間成為全世界的名人，堪稱科學新聞傳播的一個極端案例。
當時一次大戰結束不久，人們充分感受到了世界的振蕩。愛因斯坦帶來的科學革命強化了人們的不安心理。動蕩的社會氣氛、人們對于宇宙的敬畏和好奇、愛因斯坦理論的抽象和神秘卻又得到證明，以及媒體、收音機和照相機的興起，乃至愛因斯坦本人某種程度上的配合，都是愛因斯坦聲名鵲起的因素。從此，在世界上，愛因斯坦所到之處，都會引起巨大的轟動，激動的人群狂熱歡迎。
3個月後，這個“傳播熱”也到達中國，逐漸升溫。這是相對論也在中國引起強烈興趣的一個國際背景，而且我覺得，當時中國也具有動蕩這一社會心理因素。而且出于對賽先生和德先生的追求、對救國救民道路的尋求，當時中國人對世界上的各種理論感興趣。
澎湃科技：民國報刊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介紹，似乎在人文知識界影響更廣，原因是什麼？
施郁：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英國哲學家兼數學家羅素通路中國，主要在北大講學。羅素演講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相對論，特别是其哲學意義。此前，1920年5到6月，他通路蘇聯，會見了列甯，然後回到英國。離開中國後，他順訪了日本兩周，在日本期間， 将列甯和愛因斯坦并列為思想革命的偉人。是以，羅素演講急劇升高了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在中國的“傳播熱”。是以，相對論在中國的傳播中，革命性因素和哲學意義較突出，是以在人文知識界影響很廣。
當時在中國，實體學教學和科研還處于初創階段。相對論被當作一個革命性思想，閱聽人面很廣。推介相對論的學者有科學工作者夏元瑮、周昌壽、魏嗣銮、鄭貞文、高魯、王崇植、任鴻隽、文元模、張贻惠等，也有其他學者，如張崧年（申府）、王光祈、楊杏佛、徐志摩、陶孟和等等。 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産階級革命家周恩來也關注相對論。1920年初，張崧年以“科學中的革命”撰文介紹了相對論。當年8月，周恩來将相對論這一科學革命與馬克思的社會革命作類比。哲學學者張君劢是“科玄論戰”的玄學方，主張科學并非萬能，卻也多次引用相對論，并将之介紹給徐志摩。
1921年4月，《改造》雜志出版“相對論号”，其中有夏元瑮翻譯的愛因斯坦的通俗著作《相對論淺釋》，徐志摩的文章，王崇植的兩篇譯作。1922年2月，《少年中國》雜志也出版“相對論号”，包含三篇文章，其中魏嗣銮寫了兩篇。
澎湃科技：“科玄論戰”的持續發酵，也與西方世界“愛因斯坦與柏格森之辯”相呼應。你怎麼看當時科學和哲學的關系？
施郁：愛因斯坦的理論是實體學基本理論。因為涉及時間和空間這樣的基本概念，是以也引起廣大知識界的興趣。哲學家柏格森挑戰相對論，還引起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注意。1922年4月，法國哲學會在巴黎召集了一個關于相對論的讨論會，會上柏格森先表達對愛因斯坦工作的仰慕，說“這不僅是新實體，某個方面，也是新的思考方式。”但是他和愛因斯坦發生了争論。 這一年柏格森還寫過一本關于相對論小冊子。他離世後，别人編的一部柏格森文集沒有收進這本書。一般認為柏格森錯了，雖然他自己不承認。
不過愛因斯坦對柏格森一直是尊重的。相對論中的時間是在最基本的層次上，而柏格森涉及到時間的其他方面，比如宏觀不可逆性和時間箭頭，他的定性思想也許是有啟發性的。科學越來越複雜，哲學工作者越來越難跟進。柏格森與愛因斯坦之争算是一個典型例子。現代科學啟發了很多哲學上的發展，雖然很多哲學工作者并未真正了解掌握所論述的科學概念。
澎湃科技：1922年至今，愛因斯坦的中國傳播經曆了哪些階段？探究和還原百年前愛因斯坦訪滬的曆史，對今天的我們為何仍然重要？
施郁：雖然愛因斯坦因故取消了正式訪華，但是他在11月中旬和年底兩次乘郵輪途經上海，分别活動了兩三天。為了迎接愛因斯坦而準備的演講和報刊文章，仍然将愛因斯坦和相對論在中國的“傳播熱”推向高潮。
比如，1922年11月到12月13日，北京大學舉辦了7次相對論演講。1922年12月25日，《東方雜志》出版“愛因斯坦号”，發表了10篇文章以及愛因斯坦小傳和著作目錄以及愛因斯坦夫婦的合影，其中有李潤章編譯的郎之萬的演講，鄭貞文編譯的石原純的演講，周昌壽的文章，鄭貞文的科學短劇。《申報》在歲末和年初的星期增刊中分别刊登相對論方面的演講記錄。《科學》和《大陸報》介紹再次檢驗光線彎曲的天文觀測。《申報》1923年元旦刊登相對論書籍廣告。
《東方雜志》“愛因斯坦号”。
胡大年的《愛因斯坦在中國》記載了1950到1970年代的情況。1950年代早期，蘇聯對相對論的哲學批判影響了中國。1955年愛因斯坦去世後，周培源在人民日報和實體學報各發表一篇紀念文章。此後直到1960年代前半期，人民日報對愛因斯坦作正面宣傳，包括胡甯和周培源的科普文章。1960年代末，北京有過短暫的“批評相對論學習班”，但很快就結束了，大多數成員由批判轉為學習研究相對論，有的成員成為相關領域的專家。比北京稍遲成立的“上海理科批判組”繼續維持了幾年。複旦大學有的教師抵制這個批判，但也有教師成為骨幹，還欲以“複旦大學編譯組”名義出版許良英和李寶恒的譯作，遭到原譯者抵制。這個譯作後來擴充出版為商務印書館3卷本的綠封面《愛因斯坦文集》。 1979年，中國召開了盛大的慶祝愛因斯坦誕辰百年的大會。
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中國“傳播熱”是中國人擁抱科學、尋求真理的典型事例，是以探究和還原百年前的這段曆史也是有意義和有趣的。
“強調人類的共同财富，首先是科學”
澎湃科技：中國遺憾錯過愛因斯坦正式通路已成為一段公案，如何評價蔡元培先生的初衷和作為？如果這次通路得以促成，你覺得它會産生多大的影響？
施郁：憂國憂民的蔡元培先生表現出拳拳之心。愛因斯坦在日本時，他還在為歡迎愛因斯坦來訪而征集簽名。（“我們合各種學術團體緻函歡迎，是表示鄭重的意思；一方面候各團體電複，發出稍遲；一方面到日本後因他的行蹤無定，寄到稍遲；我們那裡會想到他正在日本候我們北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我們已有相對學說講演會、研究會等組織，但願一兩年内，大陸學者對于此種重要學說，竟有多少貢獻，可以引起世界著名學者的注意；我們有一部分的人，能知道這種學者的光臨，比怎麼鼎鼎大名的政治家、軍事家重要的幾什百倍，也肯用一個月費二千磅以上的代價去歡迎他；我想安斯坦博士也未見得不肯專誠來我們國内一次。我們不必懊喪，還是大家互相勉勵吧！——蔡元培《跋愛因斯坦來信》，《北京大學日刊》1923年1月4日）
1922年11月14日，《北京大學日刊》刊載蔡元培《安斯坦博士來華之準備》。
愛因斯坦爽約了。我覺得主要原因是他突然要去巴勒斯坦，加上與北大缺少溝通。愛因斯坦第一次逗留上海時，有一位德國人斐司德和他的美國朋友羅勃生和他接觸，他們也曾經試圖邀請愛因斯坦。愛因斯坦誤以為他們與蔡元培有關。但事實上蔡元培與愛因斯坦沒有做任何接觸。
如果蔡先生與愛因斯坦保持聯系，情況也許會不一樣。最近我留意到，愛因斯坦訪日的邀請者與一年前羅素離開中國後訪日的邀請者一樣，都是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蔡先生如果與日方邀請人做好協調，效果也許也會好些。
如果這次通路得以完成，會對相對論和實體學在中國的傳播起到很大推動作用。
澎湃科技：對比中日雙方的邀約過程，兩國科學知識界呈現出怎樣的特點？
施郁：中國的邀請最早是在1920年，由在德國通路的前教育部次長袁觀瀾代表北大校長蔡元培發出，愛因斯坦沒有接受。但是1921年3月蔡元培訪德期間，由北大實體教授夏元瑮陪同拜訪了愛因斯坦。愛因斯坦表示，目前即将去美國，但樂意将來通路中國。當時在柏林的北大教師朱家骅繼續與愛因斯坦商讨，希望愛因斯坦去北大通路一年。
統觀中日的邀請，可見，同行朋友引薦的邀請，似乎更容易打動愛因斯坦。夏元瑮先在美國求學，1908年又到柏林大學學習，聽過普朗克和魯本斯的好幾門課。1919年，他又回到柏林大學訪學兩年，與愛因斯坦有不少交流。他還曾介紹梁啟超與愛因斯坦夫婦共進晚餐。愛因斯坦1919年信中提到過“和幾位高雅的中國人在一起”，估計是指夏和梁。
前面提到的1921年羅素對日本的通路是由改造社社長山本實彥邀請的。他問羅素世界上哪三位人物最重要，以便邀請。羅素說了列甯和愛因斯坦兩個名字，正如他在演講中将他們列為思想偉人。山本通過理論實體學家石原純與愛因斯坦初步接洽。
石原純在日本獲博士學位，但曾在歐洲訪學，求教于索莫非、普朗克和愛因斯坦，成為日本最重要的相對論專家。如前所述，他的科普文章也被翻譯為中文。他是愛因斯坦訪日期間的翻譯和陪同。離開日本前，愛因斯坦給他寫了感謝信。
澎湃科技：愛因斯坦統籌安排訪日和訪華時，主要考慮了哪些因素？
施郁：1922年1月，山本給愛因斯坦明确開出了優厚的條件，也提出了具體的要求。3月，愛因斯坦通過中國領事館告訴中方，可以順訪中國半個月，詢問條件。這時朱家骅還堅持愛因斯坦先去中國一年，再去日本。愛因斯坦回信說，先前中方預備提供的資助不夠，現在日本提供了合适的資助，是以順訪中國兩周，他本人考慮到中國的冬天比日本溫暖，是以希望先通路日本。而且日本先給出了合适條件，是以有優先權，即使中國的邀請在先。蔡元培回複，提供食宿和每月1000中國元的報酬。愛因斯坦再次表示隻能順訪兩周，報酬1000美元，承擔東京至北京，再去香港的旅費以及旅館費。因為北京大學财政困難，在梁啟超承諾支援後，蔡元培接受條件。愛因斯坦表示将于新年前後到達北京。
看上去，這個達成協定的過程不很順利，愛因斯坦當時是在乎報酬的，但是意見公平中肯。當時，日本已經比較發達，财力雄厚，而中國還很貧困，大學也處于财政困難。蔡元培和朱家骅本來希望愛因斯坦來一年，最好在日本之前，但是不容易提供愛因斯坦滿意的資助。最後能達成協定，中方已很不容易。
愛因斯坦期望的報酬确實是天價。我查了一下，按同等時間算，蔡元培最初打算給愛因斯坦的報酬已經是羅素的近雙倍（而羅素的報酬已經算很高了），但隻是愛因斯坦所要求的1/4，是日本報酬的1/16。但是愛因斯坦在日本的公衆演講，日本東道主是賣票的。愛因斯坦也在東京大學做了專業講課。
1922年在東京帝國飯店逗留期間，愛因斯坦給當地郵差手寫的一張便條，在2017年拍出了156萬美元天價。紙上寫着，“安靜而有節制的生活能比始終在不安困擾下追求成功帶來更多的喜悅”。
澎湃科技：愛因斯坦對訪日的邀請方觀感如何？
施郁：日本人的接待工作從上海就開始了，向導稻桓守克夫婦到上海來接，又全程陪同愛因斯坦夫婦在日本的旅程和活動。日本方面對愛因斯坦安排照顧得很仔細周到，愛因斯坦非常滿意，也很喜歡東道主山本實彥。12月30日，愛因斯坦登上離開日本的船後，給山本夫婦每人專門寫了封贊美信，說山本先生出自自身的動力，将精力貢獻給改善社會，還說他緻力于建立一個阻止戰争的國際組織，又說“為此，首先需要各國人們的互相了解，強調人類的共同财富，首先是科學。我是這樣了解你對我的邀請。”
山本實彥是日本的名人，是魯迅的朋友，曾經引進中國作家的作品，還最早出版過魯迅全集。正如愛因斯坦的印象，山本有政治追求，而且當時算左派。不過山本後來右轉，有機會主義的意思。他戰後在日本的政治影響大起來。
“孤持”是科學創造的必要因素
澎湃科技：在愛因斯坦訪滬活動中，學者張君謀出現了兩次。在1923年1月1日下午工部局禮堂的相對論讨論會上，他為何會問愛因斯坦對洛奇心靈學的看法，這股思潮有着怎樣的時代背景和影響？當時許多科學家曾對心靈學感興趣，愛因斯坦的态度是什麼？
施郁：1840年代到1920年代，西方流行過心靈學。洛奇是一位有爵位的英國實體學家，成就主要在電磁波和電磁學方面，也做過伯明翰大學的校長。他年輕時就開始相信心靈學。他兒子在一戰中戰死後，他寫了一本書，關于他和他死去兒子的交流。洛奇相信以太是存在的，是以認為死後靈魂在以太中。似乎英國對心靈學感興趣的科學家相對較多，一方面與這些科學家的個人經曆有關，也因為他們不能堅持科學方法，而且還因為不少現象當時還不能從科學上解釋。他們被其他科學家批評。愛因斯坦從來不對這些感興趣。
愛因斯坦在梓園合影，張君謀也在賓客之列。
君謀是張乃燕的字。他是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的侄子，1913年赴歐洲留學，在伯明翰大學、帝國理工和日内瓦大學學化學，1919年在日内瓦大學獲博士學位後回國。他先在北大等很多學校當過教授，1923到1926年又在上海、浙江、廣州、上海頻繁換過很多職位。不清楚他參加愛因斯坦晚宴以及出席相對論讨論會時，是何職位。1927年，張君謀任由東南大學合并其他學校而成的第四中山大學（旋即相繼改名為江蘇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3年後辭職。他的名字刻在中央大學大禮堂的奠基石上。我查了一下，張在伯明翰大學學習時，校長就是洛奇（1900年至1920年任職），想必這是張關注洛奇的一個原因。
愛因斯坦當場說洛奇心靈學不足道，後來張也遭到新聞報道的批評。在這次讨論會上，除了張的問題，我覺得前面提到的問題都還不錯。比如有人問，邁克耳孫－莫雷實驗是否足夠精确，可據以假定真空光速為一恒量；主辦方探索社主席、土木工程師查特萊（Herbert Chatley）問，最近澳洲日食期間的觀測結果；工部局電氣處的安東尼問，能否用木衛掩星現象證明相對論。對于各種問題，愛因斯坦都能立刻抓住要點，微笑着走向黑闆說明或用口頭闡釋，回答簡要而直截了當。
至于他為什麼在日記中把這次讨論會稱作“愚蠢問題的滑稽戲”，也許是因為有些問題沒有被報紙報道吧，另外，愛因斯坦是性情中人，日記行文幽默諷刺意味較濃。從我閱讀到的材料，我的印象是他對待媒體或通路者很友好。
澎湃科技：如何綜合看待愛因斯坦對中國的态度、對中國人的印象？周培源先生1936年赴美，和愛因斯坦曾共事一年，據說愛因斯坦還曾向他特地回憶了1922年在上海的見聞。
施郁：2018年，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專門出版了愛因斯坦1922-1923年的旅行日記，引起一些評論，認為愛因斯坦歧視中國人。其實，這些旅行日記早先已經包含在《愛因斯坦文集》第13卷。我在我的3篇文章中，已經翻譯了其中有關中國和中國人的文字。現在很多關于愛因斯坦的上海逗留和他的日記的文字，來自我的文章。我不覺得有歧視。愛因斯坦是性情中人，日記行文直率，筆調幽默諷刺，除了直陳對中國人的印象，也不乏對歐洲人和日本人的諷刺。
愛因斯坦尊重中國的文明，而對當時被西方壓迫的中國人的印象可概括為：同情、好感、好奇。之前提到過，愛因斯坦1919年在一封信中寫道：“我的朋友貝索将回到專利局。可憐的家夥與動物差距太遠——隻有概念、沒有欲望，佛的理想的化身。他會更适合在東方。這讓我想起前天夜裡和幾位高雅的中國人在一起；他們絲毫沒有我們的目的和實用主義。對于他們和長城來說，這太不好了！” 1921年，他給一位在中國教書的前同僚的信中說：“我想象在中國人當中生活其實挺好、很吸引人。我遇到的幾個例子就特别有吸引力。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些身材勻稱的人實際上似乎比我們優越得多。”
愛因斯坦對當時中國人的悲慘狀況銘記在心，是以1936年，向在他所在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通路一年的周培源談起時，還深有感觸。1938年，周培源也曾于西南聯大寫信給愛因斯坦，介紹抗日情況。愛因斯坦曾與羅素和杜威聯名要求釋放陳獨秀，還曾聯名杜威等人要求釋放七君子。
梓園現貌。澎湃新聞記者 陳竹沁 攝
澎湃科技：1949年後，年輕的楊振甯和李政道先生也與愛因斯坦有過短暫的直接交流互動，這些私人交往是否影響他對中國的看法呢？
施郁：愛因斯坦訪滬時，楊振甯剛在合肥出生44天，4年後的11月李政道出生在上海。1949年楊振甯成為愛因斯坦的同僚，在這個研究所一直工作到1966年，1951年李政道也來到這裡。除了派斯，研究所的年輕人與愛因斯坦的接觸都很少。但是1952年，楊振甯和李政道合作的兩篇論文引起愛因斯坦的興趣，與他們做了讨論。楊先生也曾經拍了大兒子與愛因斯坦的合影。
1966年，美國釋出愛因斯坦紀念郵票時，楊先生在發行儀式上做了演講。1979年，紀念愛因斯坦誕辰百年時，楊先生在世界上4個大會上做了演講。2005年，李先生在北京的愛因斯坦紀念會上做演講《在祖國紀念愛因斯坦》，楊先生在北京召開的世界科學史大會上做演講《愛因斯坦：機遇和眼光》。
最近我專門向楊先生求證，愛因斯坦有沒有向他提起過當年的旅行中對中國人的印象，楊先生回答：從來沒有（never）。
澎湃科技：你曾用“孤持”（apartness）一詞形容愛因斯坦個性的重要成分，并将其歸結為他喜歡頻繁的國際航行的原因。你認為，哪些因素造就了他的這種個性？你從中得到哪些感悟？
施郁：apartness最初是愛因斯坦專家派斯對愛因斯坦的描寫，後來楊振甯先生曾經引用并翻譯成“孤持”。楊先生提到，派斯還引用了牛津辭典對孤持的解釋：與其他人保持距離；單獨地、孤立地、獨自地。楊先生寫道：“的确，孤持、距離、自由眼光是互相聯系的特征，是所有科學、藝術與文學創造活動的一個必要因素。”
我覺得，這首先是愛因斯坦的性格，因為他小時候就這樣。後來這又成為他的風格，他的科學研究具有極強的獨立性，在對待其他事物上他也是如此。這時，為了獨立性，他需要保持孤持。獨立思考是我從這位現代最偉大的科學家身上得到的首要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