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司令，能不能再送我一匹騾子？”
美國記者哈裡森·福爾曼有點不好意思地向朱德總司令請求道。
朱老總也是一臉詫異，反問他不是3天前剛剛送了他一匹騾子嘛，怎麼又來要了？
福爾曼略帶歉意地說：“那騾子被我壓死了。”
此時正是1944年，抗日戰争已經進入到最後的白熱化階段，而福爾曼作為一個美國人卻不遠萬裡來到了八路軍總部所在的根據地，想要近距離了解一直在敵後與日軍作戰的八路軍的真實面貌。
他剛到延安不久，就急着與八路軍的總司令朱德交起了朋友，并得到朱老總的首肯，允許他在根據地自由出入采訪。
為了友善采訪，朱老總親自送給了他一匹騾子作代步工具，可沒想到才3天騾子就被他壓死了。
福爾曼一個美國人為什麼會特意來采訪八路軍？他的騾子為什麼會被壓死？他在根據地又看到了哪些真實的曆史？
（右二：哈裡森·福爾曼，在延安與老鄉合照）
讓我們通過福爾曼的旅途，還原一個敵後八路軍的真實面貌！
一、外國朋友們
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裡，有大約1000張的老照片，上面都是八路軍在抗日根據地時的真實場景。
這些照片大部分都沒有在大陸釋出過，是哈裡森·福爾曼在敵後戰場與延安時拍攝下來并留在了威斯康星大學，為後人從全新角度了解和研究八路軍提供了寶貴的影像資料。
不過提起哈裡森·福爾曼的名字很多人都可能會覺得陌生，對于我們來說更為熟悉的應該是《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埃德加·斯諾。
斯諾是第一個采訪“紅區”并向世界介紹中國共産黨的外國記者。
1936年的時候，國民黨對陝北蘇區進行全面封鎖，并向外界不斷诋毀中國共産黨和紅軍，讓紅軍的形象變得神秘又撲朔迷離。
（斯諾與毛主席）
斯諾對這一切都充滿了好奇，曆經千難萬苦終于在同年6月到達了革命聖地——延安。
他在這裡見到了革命領袖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彭德懷、林伯渠等上司人，看到他們艱苦卓絕與民同樂的革命精神，深深地被打動了。
在延安，斯諾看到農民不用交稅，他們可以參加貧民會來投票選舉鄉蘇維埃的上司，貧苦的孩子可以上免費的學校念書識字，與紅軍們一起下農田勞作、聽無線電廣播，一起吃瓜果，這就是中國共産黨與老百姓間的魚水之情。
這與斯諾一直以來所聽說的形象完全不同，他甚至在這裡看到了中國革命未來的希望。
在蘇區近四個月的采訪後，斯諾回到了北平，他将自己在陝北的所見所聞整理成冊，于第二年編寫出了那部《西行漫記》（即《紅星照耀中國》，為友善發表改名《西行漫記》）。
《西行漫記》在倫敦發表之後在全球範圍内都引起了轟動，1938年正式在上海出版，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到了中國共産黨。
在斯諾的推廣之下，越來越多的外國記者被延安所吸引，紛紛來到這個充滿獨特氛圍的地方，斯諾的妻子海倫·福斯特便是其中之一。
海倫再次來到延安除了采訪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中共上司人，還彌補了丈夫的一大缺失，那就是上次沒有機會見到朱德總司令。
海倫在與朱老總的通路中得知他并不盲目地反對西方，是一個思想開放，胸襟開闊，忠厚老實，公平厚道的人。
在延安，海倫看到了許多擺脫封建束縛、走上革命道路的女革命戰士，看到了朱老總與康克清淳樸的愛情，看到了自由和開放。
她評價道：“共産黨人以其堅強的上司，已經創造出一種崇高而偉大的人類文明。 ”
（海倫與康克清）
後來，海倫回到北平也寫出了一本《紅色中國内幕》，被世人當作《西行漫記》的補錄，是以又名《續西行漫記》。
世人對中國共産黨和蘇區也有了更加深層次的了解。
在這期間，美國人的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從西安到達延安，通過“紅十字會”為陝北運來一批藥品和醫療器材，還在窯洞采訪了朱老總，寫出《偉大的道路》為國際介紹朱老總與紅軍的曆程。
後來美國人傑克·貝爾登到安徽泾縣雲嶺采訪新四軍，拍攝了大量新四軍戰鬥生活的照片，并創作《中國震撼世界》一書支援共産黨，批判蔣介石等反動派。
而毛主席的那句經典的“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也是出自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作《中國人征服中國》。
除了美國人外，瑞士人瓦爾特·博斯哈德、烏克蘭人羅曼·卡爾曼等都采訪過中共上司人和八路軍，寫下了為我黨正名的作品。
正是在這股來延安熱潮的催動下，哈裡森·福爾曼也趨之若鹜，來到了延安。
二、初到延安時
福爾曼當時是美國合衆社、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在看到自己的許多同僚前往延安後發現了“新天地”，也想親自探明真相。
他曾在1943年到河南災區，為黃河決堤後受災的河南人民拍下了慘烈的生活照片，正是馮小剛執導的電影《1942》中的場景。
是以，福爾曼是出了名的敢于吃苦、說真話的記者。
就在1944年的夏天，他沖破國民黨控制下的重重阻礙，一路北上到達延安。
（哈裡森·福爾曼）
毛主席派來接福爾曼的車子是一輛半噸重的齊佛萊送貨車，這是他的私人汽車。
車子側面印着“救護車”的字樣，大大的紅十字标志，還漆着“紐約注冊的華人洗衣聯合會捐贈”等字樣。
福爾曼怎麼都沒想到，中國共産黨的領袖平時坐的車竟然如此簡樸。
他第一眼看到的毛主席，是主席正在一并排的普通窯洞的小院子的門口迎接他。
毛主席上身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開的馬褲，看起來和普通老百姓沒有什麼差別，他很熱情地将福爾曼迎到家裡。
而毛主席的家裡是一個有着簡單磚地、白牆壁, 有着笨重粗糙家具的窯洞，窯洞裡, 唯一照明的火光, 是一支安在翻轉杆子上的蠟燭。
更讓福爾曼沒想到的是，毛主席能拿出接待客人的最高檔物品，竟然隻是淡茶、土制糖果和看起來可怕的延安香煙。
（毛主席與彭德懷，福爾曼照）
在與毛主席會談中，會有村子中的小孩好奇地跑進來探頭觀看，還時不時偷走一顆糖果飛跑出去，毛主席總是臉上帶着笑容，笑呵呵地看着這些孩子。
這一切都讓福爾曼感到意外，因為毛主席與他所認知中的國家上司人形象都大不相同。
福爾曼印象中的毛主席，身體健壯，雖然有五十多歲看起來卻像是隻有四十歲，眼睛炯炯有神，說話又很溫柔客氣。
在兩人的談話中，福爾曼感受到毛主席是一個極端清醒、腳踏實地的現實主義者。
主席詳細地為他講解了中國共産黨現階段的一些政策和未來計劃，并用陝北農民吳滿有為例，介紹了中國農民的現狀，也強調了中國土地革命的重要性。
福爾曼也在采訪中提出了一個刁鑽的問題：“可是你們既不實行共産主義，那麼為什麼叫你們自己共産黨呢？”
（毛主席與福爾曼）
面對這個難題，毛主席從容回答，告訴他黨的名字訓示沿襲而來，現在的中國共産黨重視的是内容與實施并非一個名稱。
福爾曼根據自己的觀察認為，毛澤東是一個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他的思想是大家的意見綜合，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除了毛主席外，福爾曼最想要采訪的自然是八路軍的總司令朱德。
他作為記者能言善道，非常擅于交朋友，很快就和朱老總無話不談。
在福爾曼看來，朱德總司令作為數十萬抗日軍的統帥，平時也和毛主席一樣看着像普通人，沒有一點當官的架子，與蘇區士兵、百姓打成一片。
福爾曼在采訪中特意問了朱老總關于國共兩黨在抗戰勝利後的分歧問題，朱老總告訴他：
“我們不願意考慮中國的内戰，我們當然也不會挑起這樣的戰争……國民黨如果企圖重開内戰，這場戰争便不僅僅是對付共産黨，而是對付全中國人民，因為人民站在我們這一邊，他們是向全中國人民宣戰。”
對于朱老總斬釘截鐵地回答，福爾曼也是十分欽佩。
（朱德總司令，福爾曼照）
但他也明白，要想真正地了解蘇區，了解八路軍就不能隻和中共上司人聊天，必須親自走遍蘇區，親眼目睹蘇區的一切。
于是，他向朱老總提出了一個要求，讓他自己到蘇區自由地轉一轉。
朱老總當然明白他的意思，認為蘇區這麼大福爾曼用雙腿走的話，那可得花不少時間才能走完，就決定送他一匹騾子。
福爾曼很高興，就騎着騾子從延安開始到處走街串巷，一邊采訪我黨的其他上司人，一邊觀察延安群眾的生活狀況。
可沒想到的是，福爾曼一米八幾的身高、兩百七十多斤的體重把騾子累得夠嗆，僅僅馱着他走了三天就被壓死了。
這才有了文章開篇一幕，福爾曼很不好意思地去找朱老總再要一匹騾子。
（左：福爾曼騎上延安最大的騾子）
朱老總也知道福爾曼對蘇區的采訪工作非常的認真賣力，很開心地讓人找來了延安最大的一匹騾子。
這騾子身軀高大，四肢站立就和普通人身高差不多，來當福爾曼的坐騎實在适合不過。
福爾曼騎着這匹騾子再次踏上了采訪蘇區的道路。
三、抗日前線見聞
福爾曼在蘇區期間采訪到了葉劍英、聶榮臻、林彪、彭德懷、陳毅等多名八路軍、新四軍的将領後，便迫不及待地要到抗日前線去，看看共産黨上司的軍隊的真實模樣。
同年8 月 13 日，福爾曼一行抵達晉綏軍區司令部，受到邊區各界的熱烈歡迎。
在這裡，福爾曼見到了鼎鼎大名的“陝甘甯晉綏五省聯防司令員”兼八路軍120師師長的賀龍。
福爾曼風趣地将賀龍比作“共産黨的羅賓漢”，對他是十分的景仰。
他向賀龍詢問了諸多問題，尤其是想要了解當初奇迹一般的長征。
（賀龍）
賀龍有聲有色地為他講述了1935年自己是如何帶領士兵出湖南，在西藏邊境與朱德總司令會師的情景，又訴說當時幾千名士兵餓死在路上，還有幾千人在激戰中犧牲的慘況，可以說他們每個階段都在戰鬥。
福爾曼對紅軍的壯舉評價道：“那驚人的長征，這一有組織的遷徙，隻有拿破侖退出莫斯科的曆史記載可與之比拟。”
用拿破侖來對比，這是福爾曼作為西方記者給與的最高、最有善意的評價了。
此時，賀龍率領的120師在山西沿着同蒲路布防，成功牽制了日本軍隊，使日軍不得不放棄進攻中國南方回過頭對付北方的八路軍。
福爾曼很好奇裝備落後的八路軍120師，在面對日軍的狂轟濫炸時會做出怎樣的軍事考慮，是嚴陣以待還是避其鋒芒？
賀龍師長則豪爽地回答：“我的兒郎們為什麼能打勝仗？就一條，他們不怕日本鬼子！就是這麼簡單！”
（八路軍投彈演習，福爾曼照）
賀龍在與福爾曼合影做過通路後，鼓勵他“深入虎穴”到戰争的最前線去了解真實的戰況。
福爾曼也确實不負衆望，親身通過馬坊封鎖線到達第八軍分區。
這一路上，福爾曼親眼目睹了八路軍攻占的日僞軍據點，燃燒的敵碉堡仍火光未熄，視窗濃煙四溢，碉堡周圍重重的壕溝，層層的鐵絲網，各種堅固的工事仍清晰可見。
可見敵人對八路軍的恐懼。
到達目的地後，福爾曼連日參觀，看到了大批被俘日軍和僞軍，參觀了地雷網保護下的分區醫院及兵工廠， 并與一批新抓獲的日軍俘虜進行了談話。
福爾曼一行人随軍駐紮到距離汾陽城20裡遠的村莊，近距離欣賞八路軍是如何奇襲汾陽城的。
（八路軍端掉日軍一座炮樓繳獲了大量戰利品）
福爾曼等和同伴登上邊山頂峰，将八路軍英勇地占領敵人大營盤、火燒火車站、飛機場等戰鬥情景盡收眼底。
雖然時在深夜寒氣逼人，大家異常振奮，親眼看見汾陽上空濃煙滾滾，籠罩全城達兩日之久。
日軍恐慌異常，龜縮在烏龜殼内，一直不敢出來應戰。
戰鬥結束後，聞得八路軍打了打勝仗的群衆，一個個興高采烈地提着瓜果、酒肉趕到八路軍駐地慰勞軍隊。
作為遠道前來的外國友人，福爾曼也受到了熱烈的歡迎，這種軍民團結的歡躍氣氛是福爾曼第一次所感受到的，他内心非常感動。
随後，福爾曼離開八分區到達了第三軍分區，又再次親眼目睹了民兵英雄郭秉旺村的對敵爆炸封鎖戰鬥 。
（老百姓慰問八路軍，福爾曼照）
共産黨竟然能發動群衆讓一個普通的村莊成為日軍無法逾越的堡壘，這讓福爾曼深深地感到敬佩。
四、北行漫記
曆經近兩個月的晉西北前線考察，福爾曼再次回到了延安。
因為之前福爾曼等人的行動采取保密措施，直到他們安全到達延安，中共中央晉綏分局機關報《抗戰日報》才系統地報道了他們在晉西北前線的話動。
同時還發表了《送别盟邦記者團諸先生》的社論，高度贊揚福爾曼等人在敵後不畏艱險，身臨火線采訪的熱情，并向他們表示敬意。
從第一次到達延安，再從延安離開，這期間已經過去了五個月。
回到重慶的福爾曼通過這五個月的親身考察，已經對中國共産黨以及他們所上司的革命武裝軍隊有了全新的認識。
此時的他已經對國民黨虛假的宣傳感到無比的厭惡，決定要做些什麼把所見到的一切，毫無顧忌地告訴全世界。
（福爾曼身穿八路軍軍裝）
福爾曼在給羅斯福總統的一封信中，大大抱怨蔣介石的檢查制度使他“有腿不能走路，有口不能說話”，并把信交給特使帕特裡克· J. 赫爾利，請求與他一同立即回美國反應真實情況。
1944 — 1945 年之交，這位急不可待的美國記者，回國後在美國出版了《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一書。
他毫無遮掩地告訴美國人民，中國共産黨已經在中國創造了一個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
福爾曼在書中，不僅闡述了賀龍、朱德、毛主席以及蔣緯國、胡宗南、閻錫山等衆多的著名政治人物的觀點， 還較長的描述了普普通通的八路軍戰士、少先隊員和兒童團員的面貌。
用生動優美的文字，把共産黨上司的邊區人民的生産、生活、戰鬥以及他們因獲得解放，享受民主激發起來的高昂鬥志，傳遞給讀者。
同時他也概括了這些年來共産黨上司的人民軍隊與日本侵略者戰鬥的功績：
八路軍和新四軍加起來的總兵力不及全中國對日兵力的五分之一，但卻在敵後牽制了45.9%的日軍與90%的僞軍；
而且共産黨的軍隊一共參加九萬多次戰鬥，消滅110萬以上的日僞軍，俘虜15萬敵人，其中擊斃日軍進階軍官55個，包括一個中将與七個少将，繳獲的槍支、大炮不計其數；
同時共産黨的軍隊先後犧牲40多萬人，其中有535個上校以上的軍官。
這一番統計資料，狠狠打了那些說八路軍與新四軍“遊而不擊”的造謠者的臉。
《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也有另一個名字叫作《北行漫記》，很明顯是與斯諾的《西行漫記》相對應，它也被稱作《西行漫記》的姊妹篇。
（哈爾曼、賀龍與八路軍斷臂戰士）
有美國評論家稱贊這本書與《西行漫記》一樣打破了長達幾年的“裝甲封鎖”，如果說斯諾讓世界第一次知道了毛澤東與中國共産黨的存在，那麼福爾曼則是用真實的資料與照片讓世界人民知道了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戰中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福爾曼在書中還提到了一個有趣的事情，他在延安見到了“希特勒”、“東條英機”和“艾森豪威爾”。
原來是福爾曼剛到延安時，正值“諾曼底登陸”成功，延安軍民表演了一場話劇來慶祝這一偉大的勝利。
話劇中的 “希特勒”和“東條英機”都是由中國演員扮演的，樣子滑稽可笑、醜态盡現，逗得觀衆哈哈大笑。
“艾森豪威爾”的亞洲特征也十分明顯，不過演員泰然自若的神态還真與本人有些相似，手中還拿着一把日本陸軍士官的軍刀作為戰利品來代替美國軍刀。
（延安話劇中的希特勒）
這是共産黨用這種露天表演的形式，生動形象地為延安人民講述戰争的近況，被稱為“活報劇”，福爾曼評價道：“場面恢宏，設計精巧，令人耳目一新”。
同時，福爾曼還說這是延安方面作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線的一員對于這一戰役的勝利深感鼓舞，特意舉行的盛大慶祝活動。
福爾曼這是告訴世界人民，國民黨口中的“土匪”在他心中已經是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一分子了。
【總結】
或許許多外國記者一開始并非真的是同情中國共産黨和蘇區人民才到延安做報道。
他們可能隻是帶着政治任務對一個控制着9000萬人口的政黨感興趣，也可能是為了聲名大噪。
但無論什麼原因，在當時陝北蘇區被國民黨全面封鎖的情況下，是他們曆經千難萬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險來到了這裡，用高尚的職業情操實事求是地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公布于世。
正是他們的幫助，讓世界和中國人民重新認識了中國共産黨，為革命的最終勝利起到了推動作用。
這其中當然不乏像斯諾、福爾曼這樣的人在後來的采訪中被中國共産黨的真誠所打動，成為中國人民真正的朋友。
感謝他們為中國革命做出的幫助，他們将是中國人民永遠的朋友！
編輯：托馬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