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念申評《漢文與東亞世界》｜從東亞世界回望漢文

《漢文與東亞世界》，[韓]金文京著，新經典·琥珀｜上海三聯書店2022年10月出版，224頁，49.00元

《漢文與東亞世界》是一本面向普通讀者的小書，但讀起來并不輕松。

請别誤會：不輕松并不是指文字或者話題的艱深，而是指在它簡明的題材和曉暢的語言背後，有着對曆史、文化、國族、區域的深切關懷。作者金文京教授借此所揭示的東亞世界的現代困境，更超越了話題本身。

《漢文與東亞世界》講的是訓讀的曆史。訓讀，是古代中國、北韓半島、日本和越南等地常見的文化現象，簡單說，就是母語不是漢語的知識精英通過改造文字讀音及文法的方式來閱讀、使用漢文文獻。這本書的重點，是介紹十九世紀前日本、南韓以及越南的訓讀史。

金文京是生活在日本的南韓人，他在京都大學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和教學。本書日文初版于2010年，中文版雖說是日本版的翻譯，但金教授特意補充和改寫了部分内容，以适合中國讀者，相當于用中文重新寫了這本書。

把一本關于古代東亞世界如何學習漢文的書，介紹給今日的漢語讀者，本身就意味深長。中國讀者最大的疑惑恐怕會是：漢語是我的母語，為什麼我有必要知道“别人”如何學習“我們的”語言文字呢？

這句話本身，就是一個需要放在曆史語境中詳細查考的問題。因為所謂“我們的”和“别人的”，在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含義，互相之間的關系也未必像今天這樣截然對立。

世界各個地方，在特定曆史階段都存在一種通用國文（lingua franca）現象，比如歐洲的希臘和拉丁文、南亞的梵文、中東的阿拉伯文，以及東亞的漢文等等。接受和使用這些文字的人，并不都是以此為母語，但這并不妨礙通用國文是其精神生産最重要的載體。在這個意義上，通用國文，可以了解為是一種公共産品，生産者未必一定是“原産地”的人。

況且這種對“原産地”的追索，在語言文字被現代國家标準化之前，也沒有太多意義。比如建立在字形對應字義基礎上的漢國文言文，雖然是古代中國通行的書面語，但以漢語方言之多，地方差異之大，曆史變動之繁，即使漢語是母語者，若不通過專門學習，也不可能熟練掌握自己的書面語。

而當操着不同方言的人，用差異極大的語音語調，吟詠着同一首古詩，這不也是一種“訓讀”麼？在官話或者國語成為标準、由現代國家強力推廣之前，誰又能說，隻有我在此時的讀法，才是唯一正确的呢？本書提到，“筆談”是古代中、日、北韓、越南官員之間常見的溝通方式。其實在中國不同的方言使用者之間，以文字而非語音來達到更為有效的溝通，也并不少見。

是以，當我們想當然地認為，漢語漢字是“我們的”之時，應當意識到，在東亞世界漫長的曆史程序中，這種語言文字起到了溝通不同地域、時代、文化的重要作用，它從來不是壟斷性或排他性的。

同樣的道理，當非母語者——所謂“别人”——使用漢文漢字，去承載自己的文化，也不意味着對中原文教制度的全盤接受，更不是對自身文化身份的某種消解。相反，将外來的文字拿來、轉換為本民族的文字，往往伴随着自身主體意識的強化。有時候，訓讀甚至成為世界觀的一種表達，超越了工具層面。

《漢文與東亞世界》中給出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古代日本人對漢譯佛經的再翻譯。通過訓讀漢譯梵文佛經，日本人意識到梵文和日文之間在文法上的某些近似，因而建構出“梵和同一”的悉昙學思想。佛教在東亞的翻譯和傳播，不但成為日本訓讀的理論依據（50頁），而且提供了表達日本獨特文明地位的方式。日本人認為：印度佛教神祇通過“本地垂迹”，可以化身為本土神道的神祇，進而“内外合體”。與此密切相關的“梵和同一”思想，也為日本論證自己具備與印度、中國同等的文明地位，提供了（并不科學的）語言學“佐證”。用書中的話說，就是“借用印度的宗教權威，抵制中國的影響，保持日本的國體”（54頁）。類似的情況，在北韓、越南等地也都有。

漢字漢文的主體，無疑來自于中原，但是當它為日本、北韓半島、越南等地“拿來”，它又轉化成為當地的，并且在當地土壤中繼續發展。僅以文字為例，日文、北韓文和越南文中的“漢字”（Kanji，Hanja及Chu Han），都并不完全等同于中原漢字。古代日本人、北韓人和越南人，更靈活選用漢字造字的原則，創制出表達本民族語言的文字（假名、諺文和喃字），在接受的基礎上又有創造性發揮。

是以，作為母語使用者，我們要認識到，漢文既是“我們的”，也同樣是“他們的”。要了解這一點，我們不但要看到東亞文化的共同性，也要關注其内在的差異性，兩者不能偏廢。

倒是“我們”與“他們”這種截然的界限感，才是更應該思考的問題。要知道，文化傳統上的對立狀态，并非曆史上的常态，它是晚近民族國家觀念強行介入東亞的結果。

民族國家追求國家之間絕對清晰的邊界，這種邊界既是領土、主權、人群意義上的，更延伸到文化、曆史、心理甚至日常生活中。好像所有東西都要分出一個你我，我的就不能是你的，你的就不能是我的。

而長久以來，東亞世界不論物質、人、文化産品還是觀念，都處在密切交融和頻繁流動中。現代主權國家所強調的那種排他性的、非此即彼的界限感，與這種曆史經驗格格不入。可是，民族國家的合法性，似乎又必須建立在對主體性的無限強調中。文化上的所謂“獨特性”，成了關乎國家法統的絕對名額。于是，過去以字形字義為基礎的書面語，被改造成以語音為基礎的書寫語。比如北韓半島和越南，就分别以諺文和拉丁化的國語字，取代了漢文。反倒是在訓讀最為發達的日本，由于漢文已經和本土語言融為一體，是以仍然在“脫亞”之後保留了漢字。

在今天，東亞國家裡受過一般教育的群眾，最友善的溝通方式恐怕已經是英語了。英文是拼音文字，是以各東亞語言都有自己的一套拼音法則。但是，各個語言又實際共享着大量漢語詞彙，隻是發音各異。結果同一個詞，按照不同拼音方式轉換，會變得不可辨認，失去了内在的意義聯結。舉例來說，作為王朝名稱的“北韓”一詞，就分别寫成Chaoxian（漢語拼音），Chōsen（平文式羅馬字），和Joseon（南韓文觀部式）/Chosŏn（馬-賴式），不但失去了原本在各自文獻中都清晰可感的“朝日鮮明”之意，而且幾個詞之間互相獨立、割裂。甚至，因每一種“北韓”在不同的國别、曆史、政治語境下，意義有一定差别，是以如果特别較真的話，幾種拼音之間又不可通約、互換。

不但當代國家間如此，在中國一國之内，語音中心主義也沒法處理其多元複合的曆史。比如清朝為滿人創立，但“清”的名稱一般認為是來自漢語，與“明”相對。如果為了強調滿漢界限，非要把國名的通用标準轉寫，從漢語拼音的“Qing”改為滿文拼音的“Daicing”，這雖然表面上突出了“族裔特性”，卻人為割裂了本來有機、流動、靈活的日常國文實踐。

文字雖是工具性的，但它也和物質、禮俗、儀軌一樣，承載着曆史記憶。當文字按照現代國家的疆界原則劃分出你我，它所承載的記憶是不是也必須劃分出你我呢？它能否給共享的過去留有一些空間呢？

這是金文京教授寫作此書的關切：曾經由漢字串聯的東亞世界，在歐式現代的沖擊之下，已經日益破碎。語音中心主義，看似尊重着不同語言之間的平等地位，卻強行否定了“持續将近兩千年的東亞漢字文化圈交流關系”（209頁）。而這種否定，又不僅僅停留在文字上。今年的冬奧會，因開幕式上中國的北韓族同胞身穿民族服裝而惹出南韓媒體的“韓服論争”，為這本寫于十二年前的小書提供了一個既生動又無奈的注解。

批判本國或别國的“狹隘民族意識”總是容易的。真正困難的是我們的現實處境，的确異常尴尬，幾乎沒有任何東西——語言、文字、服裝、食品……更不要說曆史記憶和文化身份——能夠逃脫現代國家疆界所圈定的牢籠。對東亞世界的未來道路，金文京說自己沒有答案，“但正是因為前途難蔔，才應該回首看看走過來的路”。

在我看來，這種“回首”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人來說尤其重要，因為要超越疆界思維的束縛，總要從我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