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權威戰史中，上甘嶺參戰的美軍中包括了空降第187團（或稱一部），如軍科所編寫的三卷本《抗美援朝戰争史》就稱：“11月2日晨，……南北韓第9師第30團、美第7師2個營和空降第187團一部共5個營的兵力，對597.9高地攻擊40餘次。”（《抗美援朝戰争史（第三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9月，第299頁）在各種軍史、戰史、戰例等資料中也有相同的說法。
近年來，對于美軍空降第187團是否參加了上甘嶺戰役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第187團整個上甘嶺戰役期間均駐紮在日本的蘆屋、雁巢，并未參戰。對此，張嵩山在《解密上甘嶺》一書（以下稱“張書”）中專門予以了辨析，他認為，第187團是在上甘嶺戰役打響的當天和第二天，也就是1952年10月14日和15日的庫底假登陸行動中，由美國遠東空軍第315空軍運輸師和第403運輸機聯隊，分兩批運往日本南部的。張書中分析了1953年6月被運回南北韓的空降187團人數和編制，推斷第187團隻被運走了兩個營，還留下了一個營在北韓，并據此肯定該團有一個營參加了上甘嶺戰役的作戰行動。（《解密上甘嶺》，張嵩山，北京出版社，2010年1月，第224-225頁）
本文想就美軍空降第187團是否參加了上甘嶺戰役、參戰的說法從何而來、所謂“空運五〇五”部隊究竟何指等問題做一些探究和商榷。
空降第187團是否參戰
空降第187團上甘嶺戰役期間的行動，與所謂庫底地區的佯動作戰有關。這一計劃最初是1951年夏由當時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部參謀長希爾海軍少将提議，希望在北韓東海岸的庫底附近來一次兩栖登陸行動，與第8集團軍配合将志願軍的補給通道切斷。這一計劃得到當時遠東美軍司令李奇微的準許，但被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利否決了。（《1950-1953年美帝侵朝戰争中的海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部研究委員會，1961年6月，第203-204頁）1952年9月“聯合國軍”總司令克拉克為了對志願軍加強軍事上的壓力，又重新提出這一計劃，但隻是一次佯動，其内容是在元山以南的庫底地區進行一次聯合兩栖作戰，與之配合的還有第8集團軍的地面攻擊和第187空降團的空降作戰。為了達到誘騙目的，隻有最進階的指揮層才知道兩栖登陸和空降最後不予實施。（《北韓戰争中的美國空軍（第三冊）》，空軍黨委條令教材編審小組辦公室譯，1963年6月，第657-659頁）
張書中推論空降187團參與上甘嶺戰役的依據來自《北韓戰争中的美國空軍》中譯本，此書由美國空軍大學研究所軍史處富特雷爾博士、美國空軍大學研究所所長莫斯利準将、美國空軍軍史研究員辛普森博士合作編寫，1961年出版，1963年6月由空軍黨委條令教材編審小組辦公室組織翻譯了中文譯本。根據該書所述，在範弗裡特（美第8集團軍司令）制訂“攤牌作戰”（即我方所說的上甘嶺戰役）之前，集中于大邱的第315和第403運輸機部隊的C-46和C-119飛機，已經與空降第187團進行了三天的空降訓練，并拟制了一道準備在北韓東部新浦裡附近實施空降突擊的作戰指令。10月9日以後的四天，大邱機場的第315空軍師的C-46和C-119在洛東江的河谷進行了營規模的傘兵和重型裝備的空投演習。10月14日至10月15日，空降第187團在實施空降作戰的掩護下，被C-46、C-47、C-119等飛機運回日本。（《北韓戰争中的美國空軍（第三冊）》，空軍黨委條令教材編審小組辦公室譯，1963年6月，第657-659頁）但從該書的叙述中，我們無法得出空降第187團隻有兩個營被運回日本的結論。
張書中進行推論的一個重要依據是根據《北韓戰争中的美國空軍》一書記載，1963年6月23日，美軍為應對志願軍即将發動的金城戰役，将空降第187團從日本空運到北韓。這次空運，一共運輸了1770.6噸的人員和物資，包括2257名傘兵。（《北韓戰争中的美國空軍（第三冊）》，空軍黨委條令教材編審小組辦公室譯，1963年6月，第851頁）張書認為，“第一八七空降團編制有3500多人，從日本空運來的傘兵正好是兩個營。這就印證了1952年10月間，運往日本的傘兵隻有兩個營”，由此推斷出“從1952年10月到1953年6月下旬第一八七空降團應該有一個營留駐北韓”，但作者也承認“始終未能查到該營番号”。（《解密上甘嶺》，張嵩山，北京出版社，2010年1月，第226頁）以幾個月後某次行動的規模來推斷幾個月之前部隊的情況，很難說有多少可靠性。事實上，美方資料顯示，這次空運是從6月21日持續到23日，共運送部隊3252人和1770噸物資。（《The USAF in Korea：Campaigns，Units，and stations,1950-1953》,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2001，pp.43；另可參見《The USAF in Korea:A Chronology，1950-1953》，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2000，pp.94）
更直接的證據來自美7師檔案材料“每日人員摘要”。根據這一摘要我們可以了解到，10月初美7師的序列中的确有空降第187團，如10月1日的人員摘要中顯示，空降第187團編制人數四千餘人（表1），直到10月4日，空降第187團均在序列中。但從10月5日開始，空降第187團就從表中消失了（表2）。如果庫底佯動隻調走了該團兩個營，那麼另一個營必然會在人員摘要中有所反映，但卻沒有，此後的人員摘要中也未再出現第187團。10月4日，正是克拉克準許實施庫底佯動作戰計劃的日子。（《1950-1953年美帝侵朝戰争中的海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部研究委員會，1961年6月，第204頁）這說明，空降第187團确實沒有參加上甘嶺戰役。因而在美方統計的美7師“攤牌作戰”的傷亡機關裡也沒有空降第187團。（《Korean Battle Chronology》，Richard E. Ecker，2005，pp.155）
表一 1952年10月1日美7師人員每日摘要
表二 1952年10月5日美7師人員每日摘要
第187團參戰的說法從何而來
假如梳理一下上甘嶺戰役期間和戰後的一些資料，我們可以發現，空降187團參戰的說法最初是起源于繳獲的敵人屍體上的符号标志（一說臂章）。
北韓戰場上美軍曾經兩次使用第187團實施空降，第一次于1950年10月20日在平壤西北之順安地區，第二次于1951年3月23和24兩日在汶山地區，均對戰局産生了一定的影響，主要是配合地面進攻部隊，降落于後方，搶占要點并切斷敵軍之退路。上甘嶺戰役前志願軍對美空降第187團的動向就頗為重視，因為侵朝美軍空降部隊隻有這一個團，并估計敵人在秋季攻勢發動時可能動用一個營至一個團的空降兵力。為此，第十五軍在制訂防禦作戰基本計劃時，專門制訂了一份“反空降作戰計劃”。（“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十五軍防禦作戰基本計劃”，《上甘嶺戰役資料選編，第二冊軍事工作類（一）》，空降兵第十五軍司令部編印，1980年5月，第35頁）在9月底或10月初，第15軍還俘獲過空降第187團的士兵，是以在志司第35号敵情綜合通報中有“空降一八七團俘供證明”等内容。（“志司三十五号敵情綜合通報”，《上甘嶺戰役資料選編，第四冊軍事工作類（三）》，空降兵第十五軍司令部編印，1980年5月，第6頁）但不久後志司通報中又提到“空降一八七團七日發現在日本，何時去的不詳”。（“志司三十八号敵情綜合通報”，《上甘嶺戰役資料選編，第四冊軍事工作類（三）》，空降兵第十五軍司令部編印，1980年5月，第13頁）
由于空降部隊具備高度的戰略機動能力，是以志願軍高層對于失去蹤迹的第187團究竟打算幹什麼，是否會突然參戰充滿了疑慮。尤其是當上甘嶺戰鬥進入白熱化争奪之後，美7師是否會使用第187團，亟需查明。10月27日12時，志願軍第3兵團在給第15軍的作戰訓示中指出，“原配屬該師之空降一八七團是否已擔任了防守任務尚不明”，“如果一八七團再用于防守，則該師三個團均可投入進攻五聖山前沿的戰鬥中”。（“兵團作戰訓示”，《上甘嶺戰役資料選編，第二冊軍事工作類（一）》，空降兵第十五軍司令部編印，1980年5月，第257-258頁）第15軍軍長秦基偉則認為，經過半個月的大量消耗，美軍為保住面子，可能再增加投入兵力，“果真如此的話敵人必須使用空降187團”，“那更說明了敵人沒有二線部隊”，“上述情況估計兩天内即可證明”。（《本色——秦基偉戰争日記（下）》，新華出版社，2013年12月，第904頁）
秦基偉在10月31日的日記中記錄了上述的想法，現實似乎在第三天就拿出了有力的證據。據第12軍的陣中日記，11月2日上甘嶺597.9高地反擊過程中，發現敵人屍體上有空運50部隊的符号，懷疑是空降187團（陣中日記中注明“待查”）。（《十二軍司令部上甘嶺戰役陣中日記（選錄）》，1964年9月15日）第3兵團在11月5日釋出的作戰訓示中，也提到“在一、二兩日的激戰中，在敵屍體上發現其符号空運五〇部隊（是否空降一八七團尚未證明）”。（“兵團作戰訓示”，《上甘嶺戰役資料選編，第二冊軍事工作類（一）》，空降兵第十五軍司令部編印，1980年5月，第318頁）另據1952年11月16日第29師的戰鬥總結報告，“11月2日6時，美軍個團（據繳獲檔案為空運五〇五團）及美十七團開始對我陣地進行試探攻擊”。（“廿九師五聖山前沿597.9、537.7北山兩高地反複争奪戰鬥總結報告”，《上甘嶺戰役調查資料彙集（二）》，高等軍事學院戰役教研室，1964年2月，第56頁）第45師逐日戰況中也報告：“二日八時”，“僞九師三十團及美七師兩個營（符号為空運五〇五團）施放煙幕後車運至我陣前五百公尺，以一部開始攻擊”。（“四十五師逐日戰況”，《上甘嶺戰役資料選編，第三冊軍事工作類（二）》，空降兵第十五軍司令部編印，1980年5月，第381頁）同年11月，第45師在對于敵傷亡的考查材料中也提到：“繳獲敵檔案中發現有空運五〇五團番号”。（“四十五師關于敵傷亡考查材料”，《上甘嶺戰役資料選編，第三冊軍事工作類（二）》，空降兵第十五軍司令部編印，1980年5月，第389頁）
同時期或稍晚一些的材料中，或者未提及進攻美軍的番号，或者提到的是“空運五〇五團”。由此可見，最初是在敵軍屍體上發現了“空運五〇”或“空運五〇五”的符号，遂産生是否就是空降第187團的聯想，但并未獲得可靠的證據。
12月2日，秦基偉在第31師參加上甘嶺戰役情況彙報會議時，講話中第一次提到：“這一段敵參戰的是美七師兩個營、僞九師三十團、僞二師兩個營、阿比西尼亞營和空降一八七團一部（充步兵使用）”。（“秦軍長在三十一師參加上甘嶺戰役情況彙報會議上的講話”，《上甘嶺戰役資料選編，第三冊軍事工作類（二）》，空降兵第十五軍司令部編印，1980年5月，第158頁）之後第15軍“上甘嶺戰役總結”中也正式采用了“空降一八七團一部”的說法，（“上甘嶺戰役總結”，《上甘嶺戰役資料選編，第八冊戰役總結類（一）》，空降兵第十五軍司令部編印，1980年5月，第87頁）自此美空降第187團參戰遂成為定論，各種戰史、戰例中均采用了這種說法。
“空運五〇五”部隊究竟何指
如前所述，空降第187團已經調往日本，所謂“空運五〇”或“空運五〇五”不可能是空降第187團。有些書中為強行将二者聯系起來，稱“第一八七空降團原為美國著名精銳部隊第八十二空降師第五〇五團，屬美軍最早組建的傘兵團之一”，“空運五〇五團是該團早先番号，番号變了，臂章還沒換”。（《解密上甘嶺》，張嵩山，北京出版社，2010年1月，第219頁）事實上，空降第187團隸屬于空降第11師，二戰期間始終在太平洋戰場作戰，與始終在歐洲戰場作戰的空降第82師下屬的第505團毫無關系。該團符号上有187的數字辨別（圖1），也不會與其它空降部隊的辨別混用。
圖1 空降第187團的辨別
對于志願軍來說，通過繳獲敵符号、證明檔案、密息和俘供，證明敵軍往往使用部隊代号，“如九六三八為僞二師，八一〇六部隊即該師之十七團”等等，（“上甘嶺戰役偵察工作總結”，《上甘嶺戰役資料選編，第八冊戰役總結類（一）》，空降兵第十五軍司令部編印，1980年5月，第156頁）故此當擷取有“五〇”或“五〇五”辨別的符号時，結合前述對空降第187團去向的猜測，判斷可能是該團參戰，也是正常的思路，不能用事後諸葛亮式的眼光去苛責。
“空運五〇”或“空運五〇五”究竟何指？一種猜想認為可能是屬于美軍運輸機部隊的人員。美軍在北韓戰争期間的運輸機部隊中，雖然有番号為“五〇”的部隊，即第314運輸師下屬之第50運輸機中隊，駐地在日本的蘆屋，但在飛機未被擊落的情況下，個人在前線步兵攻擊過程中被擊斃的機率幾乎沒有，故此這種猜想應該難以成立。另一種猜想是美軍第82空降師第505團的個别士兵補充到空降187團，由于某種原因留在戰地參戰。美軍空降部隊的符号（有的材料上說是臂章）上大部分均有“Airborne”的字樣，這個單詞可譯為“空降的”或“空運的”，蓋因按照美軍空降部隊的正常，“除空降部隊以外，由航空機運送與着陸的各機關，都稱空運機關”。（《美國空降部隊的使用（繳獲材料之一八）》，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軍事出版局譯印，1951年8月，第2頁）如果繳獲的辨別符号中既有“airborne”又有“505”，那似乎就可以認定是空降第505團的人員了。但是，如前所述，空降187團戰前已經調離前線飛往日本，如果是補充人員，應該是随第187團行動的，沒有理由留在前線還參加了11月2日的步兵攻擊行動。另外，第505團的辨別是“panthers（黑豹）”（圖2），在缺乏對敵軍編制辨別（尤其是遠離前線位于美國本土的部隊）了解的情況下，前線部隊依此能确定被擊斃者屬于空降或空運部隊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圖2 第505空降團的辨別
另一種猜想認為，該名被擊斃的敵軍來自于美7師所配屬的神秘機關——第505軍事情報排。從美7師人員每日摘要中看，該師附屬的第505軍事情報排很可能佩戴有“505”辨別的符号。這種軍事情報機關直屬于美軍作戰情報中心（CIC）或陸、海、空軍，一般以分遣隊或連、排的方式附屬于作戰部隊，進行戰術情報、反情報、電子偵察等任務。該排有可能是由美空軍所派出，他們的辨別上也可能帶有與空軍相關的圖案，容易被誤解為是空降部隊。從戰前美7師每日人員摘要中我們可以看到該部隊及其番号。
從某些材料中反映出，11月2日實施攻擊的美軍部隊戰術動作有所不同，“以一部開始攻擊，大部分散構築工事，步行機毫無暴露，隊形疏散行爬進，輕炮火特别厚密，攻擊不成退回沖鋒出發地擺上對空布闆。每次攻擊炮火準備達一小時，正式攻擊五次，連續三十次沖鋒，以十二時十六時為最激烈”。（“四十五師逐日戰況”，《上甘嶺戰役資料選編，第三冊軍事工作類（二）》，空降兵第十五軍司令部編印，1980年5月，第381頁）陣中日記也有類似的反映。（“陣中日記”，《上甘嶺戰役資料選編，第四冊軍事工作類（三）》，空降兵第十五軍司令部編印，1980年5月，第205-206頁）從這種謹慎小心與以往不同的攻擊動作，似乎有搜集我方戰術特點和戰術動作的目的，這也是美軍軍事情報機關的任務之一。
因缺乏原始資料，現在已經很難确認該“五〇五空運”部隊的辨別究竟來自何方，筆者以為上述第三種猜想或許更符合實際。但不管怎樣，空降第187團整體或一部并未參與上甘嶺戰役，這是可以确定的。之是以造成其參戰的誤判，既有戰役指揮員急于落實對戰役走向判斷的因素，也有戰場上繳獲敵人物品的巧合。這一誤判并未對戰役結果發生影響，不足深責。
從情報分析的角度來看，“戰争中得到的情報，很大一部分是互相沖突的，更多的是假的，絕大部分是相當不确實”，（[德]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戰争論》，商務印書館，1978年7月，第68頁）要求情報分析百分之百的正确，是不現實的，隻要在各種不确定和模糊性之中，能把握住總體的方向和确定性就可以了。這一點，志願軍在上甘嶺戰役中是做得非常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