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一周年，在這普天同慶的大好日子，任弼時終于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任弼時
俯在欄杆上的他一寸寸移動目光将下面歡慶的人民盡收眼底，任弼時的心裡是滿足，但身體卻是不适，醫生“身體狀況出現惡化，建議休息”的聲音一遍遍萦繞在腦海，但他怕自己不堅持，就永遠沒有這與民同樂的機會。
但終究還是沒有第二次了。
1950年是任弼時第一次站在天安門城樓，也是最後一次，他在同年10月27日走完了自己46歲的人生，“人民的駱駝”心不甘情不願的放下了身上擔負着的沉重擔子，他終于可以休息了。
任弼時
得知消息的周總理“哭得像個孩子”，二人情誼深厚是人盡皆知，可任弼時去世之前為何不願見周總理最後一面？
不願相見的真實原因
1950年6月25日，北韓戰争爆發了，本是鄰國的家事，好不容易安生下來的新中國本不必牽涉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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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美國的蓄意将水攪和得越來越渾，擺明了是要将中國拉下水，可彼時的新中國對于是否出兵北韓這件事，有着很大的糾結。
有人同意，有人反對，可就在衆說紛纭的複雜之下，周總理卻與林彪在1950年的10月8日秘密離開了北京，前往蘇聯的克裡米亞與等在那裡的蘇聯上司人洽談。
形勢嚴峻，但在動身之前，周總理卻神秘兮兮地來到了一個地方，那便是任弼時的病房。
周總理将自己要去蘇聯商讨北韓戰争相關問題的事情告訴了任弼時的夫妻陳琮英，并且表示自己想要帶着任弼時的病情報告一同去蘇聯。
任弼時與陳琮英
“我聽說蘇聯有很多這方面的專家，等工作之餘，我就親自去找找看看，任弼時同志的病，一定能治好的，在我回來之前，你們一定要保重”，這番話在來的路上，周總理是想着親口對任弼時說的，但不湊巧的是，周總理到的時候，任弼時剛剛被推進手術室治療，什麼時候能出來還不一定。
國事不敢耽擱，周總理沒有時間幹等，隻是在手術病房外站了一會兒，然後讓警衛帶好任弼時的病情本就坐車離開了，隻不過這一下的陰差陽錯，再見之時任弼時的病情已是無力回天，幾乎辨識周總理的模樣。
周總理走後的沒多久，躺在病床上的任弼時就被推出了手術室，陳琮英趕緊走上前去，伏在他的耳邊說“總理說他要去蘇聯幫你找專家，一定要将你治好”。
任弼時
彼時的任弼時已然精疲力竭，但卻還是強行睜眼，小幅度地掃視了一下四周，沒人！
他松了一口氣，覺察到丈夫細微動作的陳琮英趕忙說了一句“總理已經走了，你們兩人差了一點”。
陳琮英（右）
“幸好，我現在也不想見他，這副要死不活的樣子，什麼都做不了”，任弼時的語氣多了些氣惱，他恨自己的身體不争氣，不願見周總理并非是不想，而是不忍心。
沒有人比任弼時自己更了解自己的身體情況，可他沒想到垮塌的那一天竟會來得這麼快。
10月26日，是中國軍隊打響抗美援朝之戰的第二天，也是任弼時病情惡化的日子。
聞之消息的毛主席、周總理與劉少奇都守在任弼時的身邊，但他卻緊握住兒子的手，眼神已然渙散，卻緊緊盯着門口的方向，直到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過後，朱德的身影出現在了門框，又走近在任弼時的身邊，喊出一句“弼時啊，我來看你了”。
毛主席與周總理
彼時正是出兵北韓的關鍵之際，身為總司令的朱德特别忙碌，是以才會姗姗來遲，五大書記重新聚齊，看着朱德走進屋内之後，任弼時就再也沒有醒來，于10月27日離開了人世。
朱德
作為新中國成立之後初代上司層中第一個倒下的“創業者”，與之并肩戰鬥多年的毛主席親筆題寫墓碑“任弼時同志之墓”，追悼會上的周總理滔滔不絕的講授了許多任弼時過往的事迹，沒有提前做過準備。
僅是看到一張遺像，周總理的喉嚨就有千百個詞彙噴薄而出，他在說給别人聽，更是說給自己。
在任弼時逝世一周年的日子，周總理也趕到了任家，他安慰陳琮英好好生活，叮囑幾個孩子要聽媽媽的話，可他自己卻在無人在身邊的時候放聲大哭，渾身上下散發着無盡的悲傷。
任弼時
畢竟他們一起經曆了革命路上的風風雨雨。
入獄落下的病根
作為1945年召開中共七大選出的“五大書記”之一，簡單的辭藻根本形容不到位任弼時的好。
他在年僅16歲的1920年就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同年的毛主席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附屬國小擔任主事，為人才的培養發力，而彼時赴洋留學的周總理團結了一批先進人世，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周總理
三人都在不同的地方發熱，為頂峰相見的那天做着厚積薄發的準備。
1921年4月，外國語學社外派去莫斯科學習的名單下來了，任弼時的名字赫然在列，知曉此事的父親在5月4日給其寫了一封“此事從長計議”的信，任弼時知曉父親是擔心自己，但他為國效力的心已定，隻是在啟程之前，給父親寫下一封“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這是兒之責任”的家書。
17歲的任弼時登上了從上海揚帆的郵輪，7000餘華裡的路程，郵輪上的艱苦環境，即便是每天隻能領到200克又硬又酸的黑面包，任弼時也沒有抱怨過一句，清貧的是物質條件，但富裕的卻是精神生活。
任弼時
三年之後任弼時走上了青年團的工作崗位，他用“絕對不與帝國主義和軍閥妥協”的振聾發聩堅持着中國共産黨确定的青年團運動的正确方向，可1927年國内政局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
蔣介石叛變革命，面向共産黨人和革命群衆舉起了屠刀，神州大地的從南到北盡是腥風血雨，可任弼時和周總理等人非但沒有被屠刀吓倒，反而堅定不移的決心将中國革命進行到底。
任弼時
蔣介石越是猖狂，就越彰顯無實無勢的狐假虎威，隻不過因為叛徒的出賣，任弼時卻意外落入敵人的手中，而這也成了他身體不好的主要原因。
蔣介石
那是1929年的11月17日，深秋初冬交接飄起的小雨甚是寒涼，但任弼時卻步履匆匆，朝着上海公共租界走去。
他是要準備出席共青團江蘇省委的擴大會議，但是當任弼時走進華德路的競業裡，心中卻猛地一沉，中計了。
覺察到異常的任弼時轉身就要離開，可卻被早已埋伏在門後的密探扭住，不容置喙的将他塞進了警車，關進了陰濕寒冷的拘留室。
吱呀的鐵門打開，原在其中的周樸農看到了任弼時，就要站起來給他打招呼，但任弼時卻直接使出一個眼色，佯裝與之不識的坐在了另一個角落。
任弼時
等到沒有人的時候，任弼時才悄悄來到周樸農的身邊，叮囑他“注意隐蔽，兩人要裝作不認識”。
這周樸農是上海總工會的青工部長，看得到任弼時的授意，無論敵人怎麼嚴刑拷打，他都隻說自己是書店的職員。
任弼時
至于我黨關鍵人物的任弼時，身份更是不能透露，于是他一口咬定敵人誤抓了前來上海投靠親友的自己，敵人問“你既不是上海人，為何能直接摸到共産黨人開會的地點”，任弼時招招化解，隻說自己是不認識路，找錯了地方。
敵人不信也不甘心，為了讓其開口，開始對其用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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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受刑回到監獄之後，任弼時滿頭汗水，但卻對周樸農說“我們共産黨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經得起考驗，也随時可為我們認定的事業殉命”。
任弼時一字未說，為了讓其開口，敵人在第二次行刑的時候動用了慘無人道的電刑，他的後背直接被烙了兩個大窟窿，可卻依舊一句沒有洩露有關我黨和同志們的秘密。
因為敵人的慘絕人寰，任弼時的身體自此落下虛弱發燒的毛病，他為組織忠貞，而組織更是親自派出周總理負責營救工作。
與衆不同的三怕
為了營救順利，周總理請了上海著名的律師潘震亞出庭辯護，法庭之上，潘震亞鑿鑿在理，可即便如此，敵人還是強下“危害國家安全罪名”将任弼時判刑40天。
1929年的12月25日，任弼時離開了提籃橋監獄，自此拉開了敵人自掘墳墓的道路。
合照
各位黨員砥砺同心，趕走了外部的侵略者，蔣介石也敗逃台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的10月1日宣告成立，但在這普天同慶的大日子，天安門城樓之上，任弼時卻缺了席。
因為敵人留下的“烙印”，他的身體已然透支，整日的卧床抱病，毛主席憂心他的身體，是以任弼時才缺席了開國大典。
垮塌的是入獄之後落下病根的身體，但不朽長青的卻是任弼時的奉獻精神，他一生有三怕——怕工作少，怕用錢多，怕麻煩人。
任弼時（右）
得知1929年營救自己出獄中央專門為周總理撥款花了不少錢的時候，任弼時說“都怪我自己不小心，不應該讓中央花費這麼多的錢”。
就怕麻煩人這件事，周總理與任弼時之間還發生過一件趣事。
任弼時
那是有一次兩人住進了一間窯洞的東西兩間，任弼時的習慣是每天早上都要去呼吸些新鮮空氣，但因害怕将周總理吵醒，就不開門，每天蹑手蹑腳的從窯洞的窗戶跳到外面。
至于周總理因為突發咳嗽，擔心自己的動靜太大，就強壓着緊捂嘴巴奪門而出，巧的是，兩人在門外四目相對，一時之間都笑了起來。
周總理
再說任弼時最怕的工作少，更是不現實，在延安的時候，他每天保持至少十五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即便是進入1948年身體已然病重，毛主席和周總理都紛紛出面勸其休息的時候，任弼時也總言一句“事情還未塵埃落定，我怎能安的下心？”
直到1949年的3月，中共中央進入北京，他才終于歇息，進入了休養所，可是身體稍有好轉之後，他就又迫不及待地開始工作，即便醫生再三叮囑工作時長不可超過四個小時，可一旦投身于工作，任弼時總會是逾時的。
任弼時總想做得再多一點，恪守自己“能走一百步，絕對不走九十九步”的原則，可他的身體卻撐不住了。
任弼時
1950年10月27日，操勞一生的任弼時走完了自己46歲的人生，毛主席親扶靈柩，揮筆寫下“任弼時同志革命精神永垂不朽”以表濃厚的戰友之情。
任弼時
28日，中央成立了以毛主席為首，240人組成的“任弼時同志治喪委員會”，遺體入棺的時候，也是由朱德、周總理等人親擡。
周總理
“人民的駱駝”終于迎來了休息，任弼時的人生隻有46年，可卻又不止是46年。
身為人民的功臣，民族的脊梁，他的生命是一篇不朽的著作，深刻地烙印在所有國人的心中，永永遠遠，未有相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