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福州人又是什麼樣？
現在的福州人多數自己也說不上來。福州老一輩有一種鄉野奇譚，說通體白色的人才是真正的“福州本地人”，這種傳說可能源自上古白化崇拜，但也難覓根源。
如果我們能乘時光機，穿越到先秦，問一問諸國史官，“福州本地人”到底是不是這樣奇特，可能會發現，當時的“外地人”們，其實也說不清“福州人”是什麼樣，甚至連如何去到那裡也不清楚。
“閩在海中。”
在邈遠的《山海經》時代，中原人無從了解，福建并非不通陸路的海島。這是因為峻拔的武夷山脈，如屏障一般，隔絕了窺探的目光，也熄滅了大舉南下的蠢蠢欲動。福建的早期曆史，正是以而神秘莫測。
本文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10月28日專題《三山舊夢》的B02-03版。
「主題」B01丨三山舊夢
「主題」B02-B03丨閩都别記
「主題」B04-B05丨三山行迹
「社科」B06-B07丨海山紀聞
「藝術」B08丨《小金蛇》 死亡教育，或一個另類的成長寓言
撰文 | 張繼州
冶城
鑄城記
今日群山環抱中的福州平原面積居全省第二，但在古時，閩江的入海口遠比今日寬廣，如今的福州城區，漢代以前大部分尚在海平面以下。與生齒繁衍快速的中原隔絕，又兼山多地少，上古時期，僅有少量先民，在閩江沿岸的山麓建造房舍、燒制陶器，過着漁獵生活。我們可以在閩侯昙石山博物館看到距今四五千年的遺址。雖然這是福州文明的開端，但遠談不上先進——在“昙石山文化”中，未曾發現金屬冶煉技術的應用。并且，通過分子人類學研究推測，昙石山先民可能是南島語系人群的祖先，和現在的福州人并無血緣關系。換言之，昙石山文化，已經消逝于文明之海。
昙石山遺址，張繼州攝。
春秋戰國時期，越人南下活動帶來了冶鐵等先進的技術，從考古發掘和古人的傳說中都能互相印證。福州城北的名勝“歐冶池”，據傳為春秋時期越人歐冶子鑄劍之所；無獨有偶，越王勾踐苗裔、閩越王無諸于公元前202年建立的閩越王城，也就是最初的“福州城”，被後人命名為“冶城”，又名“東冶”。
冶城未曾經曆過完整的、全面的考古發掘，僅能通過文獻與勘探相結合的形式，大緻推測出它的範圍：介于屏山（又名越王山）、冶山之間，跨越鼓屏路（福州傳統中軸線）兩側。上世紀90年代以來，屏山市場等處的冶城遺址經過數次考古發掘，發現了漢代“萬歲”瓦當和大型建築夯土台基，這極有可能就是閩越國宮殿的遺址。無諸或許就是在這裡接受漢高祖冊立，成為“閩越王”，統領一方百姓的。
冶城遺址出土的“長樂未央”瓦當，張繼州攝。
相比南越國輝煌燦爛的考古遺存，閩越國的出土文物并不豐富，但足見中原先進的冶煉文化和建築文化早已流布、紮根于東南海峤。許多閩越國遺址中都出土過兵器，可見閩人的日常生活由昙石山文化以來的“飯稻羹魚”，變得耕戰兼備。這與閩越國好征伐的史實也是一緻的。
無諸死後，閩越國陷入争權之亂。閩越王郢奪位後向外擴張，攻打東瓯國、南越國。南越向漢廷請援，武帝派兵南下讨伐，郢的弟弟餘善弑兄奪位。餘善的反叛之心超過之前的閩越王，不僅派兵殺害漢軍校尉，更私自刻“武帝”玺，公開反漢。漢武帝遣軍海陸并進，攻取冶城。餘善為閩越國貴族所殺。
公元前110年，漢廷以“閩越悍、數反複”為由，将閩越居民遷往江淮一帶，“地遂虛”。
冶城遺址出土的漢菱格紋鋪地磚，張繼州攝。
曆史上的閩越人是否的确如《史記·東越列傳》記載的那樣，從故土消失、從曆史長河消逝？分子人類學家、複旦大學李輝教授的研究表明，今日閩語人群的父系Y染色體中已不存在閩越成分，也就是說，他們更可能是後期北方移民的後裔。
但是，消失的古國閩越在後世的福州民間，卻有着很強的“存在感”。台江名勝大廟山，傳說為閩越王無諸“釣龍台”所在地，後世在此立閩越王廟，并在山巅設風雲雷雨、境内山川城隍神壇。傳說中的閩越王無諸墓所在地亦有廟，至今遺留“祖廟”地名。至于民間将閩越王奉為主神的廟，或将閩越王奉為“境主大王”的廟，更是不在少數。
在民間信仰層面，比閩越王更知名的“閩越系”地方神有白馬王。民間傳說閩越王郢有子，号稱“白馬三郎”，富有勇力。有巨鳝在東郊鳝溪為害一方，白馬三郎率部将前往射鳝，為民除害，不幸與鳝同歸于盡，民間遂奉祀白馬三郎及其部将。唐宋以來，朝廷累次加封為“沖濟廣應靈顯孚佑王”，成為福州民間信仰中最重要的神祇之一，鳝溪也成為宋代以來的官方祈雨地。有一種說法認為，白馬王信仰的升格，與閩國建立者王審知借助白馬三郎強調“閩地本位”，進行自我提升不無關系。這種對于上古記憶的反複重構，是我們今日仍然能與兩千年前的閩越國在精神上“對話”的基礎。
鳝溪祈雨石刻，張繼州攝。
閩王祠
凡聖之間
慶城路是福州很有名的美食彙聚地。這裡有一家店以水煎包著稱，福建人日常較少吃面食，這道小吃頗有北方風情。如果一定要給它“尋根”，我們不妨去慶城路中段高大的紅牆背後看一看——這裡竟有一座高達4.9米的巨碑，它的龜趺已經低于現今的地面一米左右，足見它所處的地層何等久遠；但黝黑的“将樂石”碑身上镌刻的文字還曆曆可讀，又顯出它曆久彌新。它就是唐代“恩賜琅琊郡王德政碑”，是福州乃至福建曆史的重要證物。
閩越國滅亡後，直至晉代，福州的人口都十分稀少。“永嘉之亂”後，大量北方士民南下避禍，史稱“八姓入閩”。人口增長使得福州地位提升，終于由東晉太守嚴高主持修築了曆史上第二道城牆。進入隋唐，福州的發展建設漸多。如唐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觀察使柳冕為皇帝祝壽祈福，建無垢淨光塔，如今塔毀碑存，為福建全省最古碑刻之一。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郡守裴次元為進行軍事體育訓練，在冶山南麓修築馬球場，遺址現已被考古發掘并公開展示。
不過，此時的福州，仍然是邊陲蠻荒之地，史書上的記載仿佛片鱗隻爪，難窺全貌。讓福州迎來第二次發展高峰的，是以閩越國繼任者的面貌出現的“開閩王”王審知及其後嗣。
唐末群雄并起，競相割據。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審知同兄王潮率部南下，攻取福州，福建各地紛紛歸附。王潮去世後，王審知掌握軍政大權。他吸取了昔日地方軍閥走馬燈般更疊背後的教訓，着力休養生息，安撫民心，使衆多流離失所的農民重建家園，恢複耕作；重視商業，特設職官“領榷貨務”，并開辟甘棠港開展海外貿易；招賢攬士，推行文教，設立四門學“教閩士之秀者”；擴建了福州“羅城”，使今三坊七巷等地圈入城内，還建立一系列佛教寺院。王審知的一系列“德政”使他獲得士民擁戴，唐哀宗加封其為琅琊郡王，并銘刻其功績于前文所述的“德政碑”上，立于王氏故宅之内。
閩王祠 張繼州攝。
在唐末五代烽火不休、紛紛擾擾的大局中，王審知是非常清醒和具有遠見卓識的統治者。福建僻居海隅，武夷山如同天塹，與蜀中相酹，适合割據一方、自立門戶，但已經深得民心的王審知“甯為開門節度使，不做閉門天子”，僅在唐亡後接受了後梁的“閩王”封号，卻從未稱帝，依然将心思放在了富國強民上。王審知統治的時期為福建奠定了後世經濟文化繁榮的基礎，是故王審知被後代譽為“八閩人祖”。
王審知薨逝後，葬于北郊宣陵。這裡如今荒草萋萋，因為明中期即被守軍盜掘一空依山而建的巨大陵墓裡隻有兩個空空蕩蕩的地宮。聯想到吳越國錢氏陵墓曆代被有司和百姓守護，閩國王氏陵墓的遭遇令人歎惋。但，這何嘗不是王審知後代驕奢淫逸、骨肉相殘結出的民心背離之果呢？
福州人對閩國王氏的“崇德”“報功”僅限于王審知兄弟這一代。他的繼任者王延鈞稱帝後，大興土木建築宮室，崇佛佞道鋪張靡費，同時信任權奸，妄殺臣下。閩國内亂自此始，皇室互相殘殺，百姓生靈塗炭，更招緻南唐和吳越競相攻伐，最終公元945年，閩國為吳越國吞并。
盡管閩國後期仁義不施，但仍然留下了寶貴的物質文化遺産。如福建大型石塔的開端之作，公元941年建成的崇妙保聖堅牢塔（俗稱烏塔）；閩國海外商貿交流的寶貴證物，現藏福建博物院的閩王兒媳劉華墓中出土的孔雀藍釉陶瓶等。公元964年，郡守鮑修讓以閩國宮殿木料建成的華林寺大殿，是長江以南最古老的木結建構築，亦是國之瑰寶。
烏塔，小飛刀手繪。
自王審知攻取福州，直到閩國滅亡，僅有短短52年的時間，但在福州乃至福建曆史上，這短暫的半個世紀意義非凡，不僅因為閩國是福建曆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獨立的封建王朝，更因為它代表着先進的中原文化的傳播，代表着閩地文化發展的先聲。福州有宋代乃至後世的恢宏氣象，全賴閩國奠基。這就是福州人為何如此地懷念閩王的仁政。明人徐熥的詩中記載了閩王祠祭祀的場景：“慶城燈燭夜輝煌，照見豐碑字幾行。此是先朝湯沐邑，年年歌舞祭閩王。”如今，“閩王王審知民間信俗文化”已被列入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産。而閩國對福州乃至福建更為深遠的影響，已非隻言片語所能概述。
鼓山石刻
風流逝水
若要再尋一處閩王祠，福州東郊的鼓山是意想不到的去處。鼓山是福州最著名的風景名勝。古人常說福州“旗鼓相當”，然而西郊的旗山知名度遠不及東郊的鼓山，個中緣由是鼓山多了一座被譽為“閩刹之冠”的湧泉寺。它是王審知迎請高僧神晏為國師所肇建，曆經千年的心印相傳，在閩台擁有極大的影響力，屬寺遍布福州乃至海外，近代名僧虛雲亦在此出家、受戒。因為這樣的因緣，湧泉寺伽藍殿隔壁就是閩王祠，這位崇佛的一方諸侯便在此日日與晨鐘暮鼓相伴。
傳說神晏國師在靈源洞側畔坐禅，嫌棄水聲喧嘩，大喝一聲流水遂止。故而，靈源洞别稱“喝水岩”。此地石壁峭立，環境清幽，宋時已成為遊覽勝地。公元1046年，第一段摩崖石刻被镌刻上靈源洞側畔的崖壁：“邵去華、蘇才翁、郭世濟、蔡君谟慶曆丙戌孟秋八日遊靈源洞”。蔡君谟即是書法“宋四家”之一的名臣蔡襄，他在這段石刻兩側又留下了“國師岩”“忘歸石”兩段巨字榜書。此後的遊人在鼓山留下了約500段摩崖石刻，其中宋刻有109段。單在靈源洞附近，就有鱗次栉比的200段左右，将數面山崖占得滿滿當當，其中還有朱熹、李綱等宋代名人題刻。不愧為“東南碑林”。
湧泉寺本身，也是“尋宋”的好去處。山門前矗立着兩座北宋元豐年間燒制的千佛陶塔，高近7米，國内罕有。雙塔結構精巧，是宋代木建構築的真實摹刻。塔下銘文記載：“閩縣永盛裡清信弟子鄭富與室中謝三十一娘，各為四恩三有，發心敬造賢劫千佛寶塔一座”，這兩座陶塔并非王公顯宦的施舍，而是民間募捐而成，可見宋代福州民間經濟富裕，匠人技術也相當高超。
湧泉寺陶塔 張繼州攝。
進入宋代，伴随着人口不斷移入繁衍，全國經濟重心南移，以及商品貿易的發達和新商路的開辟，福州已漸成東南都會，位列全國十大城市。更值得一提的是，福州的文化教育在宋代尤其發達。蔡襄、趙汝愚、程師孟、曾鞏、辛棄疾等文化名家先後鎮守福州，發展教育，出生于閩地的理學宗師朱熹更是為避“僞學”長期在福州講學。正如春風化雨般，福州在兩宋湧現了2247名進士，其中更有7位高中狀元。靖康之亂後，宋室南遷，管理大量皇家宗子的西外宗正司遷入福州，令福州的地位進一步提升。明代學者黃仲昭概括福州文風道：“閩雖為東南僻壤，然自唐以來，文獻漸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義道德之風，于是可以不愧于鄒魯矣。”
正因如此，福州的宋代遺迹才如此豐富多樣，堪為“尋宋之旅”的首要目的地之一。
若您醉心書法和名人舊迹，除了鼓山，城内的烏山和于山也是宋刻遍布之勝地，烏山上更有宋哲宗之女吳國長公主驸馬潘正夫的題刻，記載着靖康之亂後，皇室“循贛水走湘湖、瀕南海而疊閩川”的一段颠沛流離。古建築愛好者也不難發現，福建省三大宋代木構中,有兩座位于福州，除了前文提到的華林寺，尚有羅源的陳太尉宮，為大陸現存唯一的宋代民間廟宇。木構之外，福州的石建構築同樣發達，長樂聖壽寶塔、連江仙塔以及福清海口橋、閩侯十四門橋，都是宋代工匠留下的傑作。
若是要看更貼近宋代人日常生活的文物，福建博物院裡南宋黃升墓的出土絲織品值得一觀。極難儲存的古代織繡，在這裡一次竟出土了345件之多，不乏精妙入微的極品，是複原宋代上層婦女服飾的重要依據。如果覺得宗室夫人黃升的遺物太“高大上”，福州鄉村有大量“接地氣”的宋代古井和古橋，同千佛陶塔一樣，都由當時的普通群眾捐修而成，其中許多在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仍在發揮作用。一些宋代善男信女同一家族的後代，在重修橋梁的同時，還會把自己的姓名與老祖宗并列刻上。這就是千年血脈相承的具象化。
福州南宋黃升墓出土衣物上的羅繡佩绶花卉圖紋樣，出自福建省博物館編《福州南宋黃升墓》考古報告。
在具體的文物之外，宋代福州更是在思想文化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在此留下了《道山亭記》等詩文，描繪了“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巨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和“萬家市井魚鹽合,千裡川原彩畫明”的富饒場景；南宋愛國詞人張元幹為主戰派李綱丞相寫下“要斬樓蘭三尺劍，遺恨琵琶舊語”的詞句，堪為閩侯李綱墓前牌坊上的“古社稷臣”作注腳；一代詞宗辛棄疾為福州西湖寫過“煙雨偏宜晴更好，約略西施未嫁”的溢美名句。此外，福州宋代的宗教文化也相當發達，黃裳在福州刊刻的《政和萬壽道藏》是大陸第一部刻本道藏，而東禅寺刊刻的《崇甯萬壽大藏》是中國南方系統的第一部佛教大藏經。福州也是宋代禅宗中心，《五燈會元》中有衆多福州高僧法語，雪峰崇聖禅寺位列禅宗“五山十刹”之一。
宋代福州的豐饒不勝枚舉，然而“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當南宋走向風雨飄搖，昔日太平鄉裡、大後方福州城也自難幸免。福州的這一頁曆史，又會寫下怎樣的故事？
泰山宮
殘照猶輝
前面提到辛棄疾曾經任職福州，留下了優美詞作。其實他在福州過得不算快樂，因為得罪朝臣，被彈劾“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于是就辭官回家了。其實閩國滅亡多年，福州人雖然紀念着王審知，也崇奉着王審知的化身白馬王，但是做都城是什麼滋味，卻早已忘卻了。
天有不測風雲，閩國滅亡後331年，福州竟然又當了一次“首都”。更離奇的是，這一次皇宮不再位居全城中心，竟然落在了與鼓山隔閩江相對的林浦村裡。
林浦人有許多引以為豪的事，比如老祖宗在明代“七科八進士，三代五尚書”的科舉奇迹，比如因儲存了祠廟、民居、書院等衆多明清建築，位列省級曆史文化名村；然而最令林浦人感到無上光榮的還是“宋帝行宮”，也就是泰山宮。
林浦泰山宮，張繼州攝。
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蒙元攻陷臨安，陸秀夫、張士傑、陳宜中，與益王生母楊淑妃、國舅楊亮節等彙合，一起護送9歲的益王趙昰、4歲的廣王趙昺，以及軍民三十萬渡海來到福州，在立有石塔作為航标的邵岐登岸，進入林浦村平山堂暫居。趙昰在城内垂拱殿即位（後谥為端宗），改福州為福安府，仍以平山堂作為行宮。不久後，文天祥也來到福州，共謀國是。由于元軍南下，福州守臣獻城投降，小朝廷又退回林浦村，十餘天後再次浮海出逃，竟一去不返。
雖然成為南宋流亡小朝廷行宮僅有短短半年，但别樣的記憶已經刻入了林浦村民心中，并以奇特的方式代代相傳，以為紀念：平山堂行宮被改為供奉東嶽泰山康王的“泰山宮”，村民認為，康王就是南宋開創者高宗趙構，他的兩個“世子”就是兩位逃到林浦村的小皇帝；泰山宮的“總管”神是陸秀夫、文天祥、張士傑等人的化身。至于陳宜中，因為是“庸臣”，将他單獨立廟，供奉在外。
縱然有人認為這種附會純屬無稽之談，林浦泰山宮也是優秀的福州傳統宮廟建築。背倚着廟門的是寬闊的倒座戲台，上方是盤龍刻鳳的精美藻井。林浦特色的曲藝“安南伬”今日仍在此處獻藝，儲存了古建築的“活态”。正殿和戲台通過天棚勾連，合為一體，無風吹雨打之虞。殿内是描金的神龛，康王踞坐其中，虎視眈眈，不怒自威。私以為，若這就是趙構，以這般勇武之氣，何嘗不能北定中原？每年正月，林浦村民會舉辦康王出巡活動，為鄉間一大盛典，數十青年男子擡着康王神像步出廟門，多次聳動神轎，高聲呐喊，氣氛令人動容。
福州民間對宋末忠臣的紀念地遠不止這一處。若論宋末忠臣中信仰面最廣的，當屬狀元、參知政事陳文龍。傳說他在杭州西湖遇害殉國後，血衣漂流到倉山陽岐村，鄉人感其忠貞而立廟奉祀，并分靈多處，後世加封陳文龍為“水部尚書、鎮海王”，成為航行保護神。陳文龍是莆田人，因而尚書廟會借“尚書省親”的名義，紮制紙船焚化，送陳文龍尚書回莆田，實際上與閩南台灣的“燒王船”民俗異曲同工。義序村供奉的“三位國公”是宋末忠臣越國公張世傑、忠國公楊亮節、顯國公李庭芝。抗元英烈、揚州都統使楊夢鬥是長樂東渡人，他的故鄉和福州北郊灰爐頭均建有楊公祠。
耐人尋味的是，福州人對于元末的忠臣也同樣紀念。當明軍将領湯和攻打福州的時候，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柏帖穆爾合家殉國。明時福州人哀其忠烈，就其故宅立廟奉祀。柏帖穆爾的小女兒才十歲，最為明人哀憐，故柏郎中廟又名柏姬廟。
福州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并不因為民族和政治立場有别，而對愛國忠義行為進行區分或排斥。不過，曆經數百年，福州人已經忘卻了柏帖穆爾殉國一事的來龍去脈，僅把柏姬訛傳為“白雞小姐”供奉至今。
也算趣事一樁。
文/張繼州
編輯/李陽 李永博
校對/薛京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