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瑕在實驗室工作。
37歲的吳瑕是上海市警察局楊浦分局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的一名法醫、一個4歲女孩的媽媽、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畢業生。對于非正常死亡人員，吳瑕是給他們開最後一張證明的人，也是從屍體上找答案的人。
意外？自戕？他殺？凡有接觸，必留痕迹，這是刑事技術的根基。“比如人被捅了數刀，哪一刀是緻死的，我們解決的是這個問題。”“沒有最終的死因，證據就不完整。”吳瑕沒穿警服，也沒化妝，頭發随意紮在腦後，見生人時不善于展示親近。
在法醫進入現場之前，沒有人動屍體。吳瑕剛工作時，去過一個鐵道邊的現場。那裡有很深的綠化帶，綠草及膝，平時少有人出沒。蒼蠅、甲蟲，草裡已經“出蛆”，而綠化帶的深處則是一具屍體…….
出現場回來已是深夜，吳瑕一邊吃饅頭，一邊在投影的大螢幕上展示現場圖檔。刑科所所長淩巍對那一幕印象深刻，感歎所裡來的第一位女同志不一般。
也有一些現場是虛驚一場。萬聖節前後有人報告建築垃圾裡有滿是血的手臂，法醫到場後發現是道具。還有一位醉漢躺在屋裡脫光了衣服，氣味難聞。親戚以為他死了，法醫到場時據說壽衣都買好了，後來證明是烏龍。
法醫大多有過敏性鼻炎，因為屍體産生硫化氫的味道很重，刺激得人嘩嘩流眼淚。吳瑕曾經手了一起衣櫃藏屍案。她和同僚多次去現場尋找關鍵性證據，每次去之前都要做心理建設。案發地在三層，她站在一樓都能聞到味道。
死者和嫌疑人是半路夫妻，從外地來上海租房。出租屋五六平米，有一張床和一個販賣機大小的櫃子，屋外是公共廚房。
死者的兒子發現，母親與家人很長一段時間裡隻用微信聯系，總是挂掉電話或視訊。他起了疑，來上海找到房東，鎖匠打開房門，發現衣櫃完全封死，釘了釘子，貼了膠帶。裡面除了挂着的女式衣服，有一個編織袋，上面壓了很多貓砂。
“我們分析這個女的已經死了半年了。”嫌疑人和死者生活在一個環境裡，所有東西都可能留有痕迹，該怎麼證明是他幹的？民警把屋裡的東西一件件驗證，尋找線索。
最終找到一卷殘餘的膠帶，新撕的膠帶的頭還貼在櫃子上。連同封櫃的膠帶，吳瑕和同僚通過實驗，把它還原成一卷完整的膠帶，在上面發現了嫌疑人的痕迹。“這證明，就是他掩藏了屍體。”
吳瑕說，孤證不定案，法醫的工作是不斷加強證據的效力。
呈現在法醫眼前的是事後現場，過去某個時間這裡發生了什麼，需要現場重建。這是解謎之旅，也是這個職業吸引吳瑕的關鍵所在。曾經有一位死者腹腔有血，但内髒都是完整的。最終吳瑕在盆腔底下的一根分支動脈上，發現針尖大小的一個口子。“那種我終于找到了感覺，經常會有。”
法醫眼裡的細節有時能改變案件的走向。有一位死者倒在浴室裡，身上有刀口，他的女友說他洗澡時滑了一跤，正好被剪刀戳中，死了。
吳瑕看了屍體，發現不像剪刀傷，如果剪刀張開，不會隻有一個傷口，如果是閉起來，傷口的大小不對。在剪刀上也沒有發現死者的痕迹。最終女朋友承認是兩人吵架，她從廚房拿了把刀誤殺了對方，過失緻人死亡。
每一次解謎成功都帶來欣慰，用吳瑕同學的話來說，“把手裡的案子移交出去時，像老父親送出嫁的女兒一樣。”
有了女兒之後，吳瑕的工作離解剖台遠了一些。她在實驗室做物證檢驗，還要跟着分析案情，前幾天，她收了60多個檢材，寫了22頁的鑒定書。
法醫是偵探和科學的結合體。刑科所所長淩巍介紹，楊浦區刑科所成立于上世紀80年代，前身叫技術組，有6人，用得最多的是手電筒和小刷子。1995年，更新為技術室，有10人，到2003年，技術力量逐漸顯現，擴增到現在的25個民警。除了正常的物證，還在探索聲紋、虹膜等采集。
吳瑕小時候的夢想是當科學家，高中想學醫，但覺得臨床太苦，“上海大醫院有無窮無盡的人”“切活人可比切死人風險高多了”。聯考填志願報了四川大學的法醫學，母親知道後氣得在床上躺了一個星期。
她人生中有兩個時段以純粹的學習為樂，一是國中，一是大學。“每節課都大開眼界”。
學醫最難之一是病理學。吳瑕讀大學時唯一通宵的一次是病理考試前夜，“知識點浩如煙海，随便一章都能出幾千個選擇題。之前複習覺得自己能拿80分就可以，考試前夜變成70分就夠了。”複習到半夜的時候，她想隻要及格就行。走入考場，“隻要考完就解脫了”。直到拿到卷子掃了一眼，看到會的題目，才有“天亮了那種感覺”。
解剖課上，老師指着“大體老師”說，“你們為什麼嫌棄他，覺得他髒嗎？他在福爾馬林裡泡了那麼久，比你們幹淨多了，他連細菌都沒有。”
吳瑕大學畢業後回到上海，考入上海公安學院，這是當地的招警制度，與公務員考試類似，學制一年半，大部分時間在公安内部實習，相當于職前教育訓練。
她辦公室裡擺着各個版本的教科書，時不時翻一翻。辦公室外是實驗室，燈光和儀器組成亮白色空間，一盆植物擺在地上，頭頂有燈模拟光照。人工環境讓人失去時間的概念，這裡是吳瑕的避世所，“我能安安靜靜一個人，手裡處理的檢材有标準化的程式，不像去現場，千變萬化，人處于應激狀态。”
同僚朱文凱是所裡最年輕的法醫，他說吳瑕喜歡“1+1=2”的東西。實驗跑出來的品質有紅黃綠三種狀态，一般黃色就可以，她非要做到綠色才行。另一位做物證的女老師金彜提起她，想到的第一個詞是“穩妥”，“她在這裡就感覺肯定不會出錯，值得托付。”
吳瑕不喜歡改變，最好每天有精确到分鐘的日程表，按此執行即可。“我本質上是個死闆的人，希望一切在它的格子裡乖乖的。”
她不喜歡複雜的叙述，包括名著，“其實那是人家的文學功底，但我平時用到的文字幹脆、精準。”律師、教師等職業讓她覺得“很累、要跟人搏鬥的感覺”。
某種程度上，面對屍體比面對家屬的壓力要小得多。直視别人的眼睛有時會有壓迫感，死者的眼睛是沒有眼神的，“就不會感覺他在看你”。
“在現場我可以作決定、做自己，但面對别人，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以前我們經常被上司批評，隻會跟死者講話。”他們所裡專門設計了一張告知單，部分代替與家屬溝通。
談起生物研究的過程，會不自覺變得興奮，“大腸杆菌是世界好員工，不要你給加班費，自己在那分裂、分裂、分裂”。
吳瑕生女兒之前，家裡有一面牆的魚缸，裡面養過水草，她會調節酸堿值和光照、往裡打二氧化碳。她從小就喜歡自然科學，“法醫主要是醫學，但也有昆蟲學、植物學，你得是個雜家。”
她在生活裡，沒有推理、沒有恐怖，拒絕一切需要燒腦的東西。“我以前看《侏羅紀公園》都覺得好吓人。”
工作需要鎮靜，老師說顧慮太多會下不去手。“你的目的是找死因。專注于你的謎題，太感性會幹擾判斷。”
當法醫久了，看到的社會現實遠比解剖屍體複雜。獨居老人是大城市的通病，“居委會關注高齡老人，但依然會有真空存在，有時人去世一個多月才被發現。”
吳瑕最看不得的是孩子的死亡。“青春期的孩子脾氣都挺厲害，這兩年常有因為玩手機和家長鬧沖突而自殺的情況。”
還有社會戾氣引起的激情殺人，吳瑕說這類嫌犯總是特别後悔。有機關兩個人不對付，一個捅了另一個，自己跳河了，第二天被捅的人活了，捅人的死了。
見慣屍體，吳瑕對死亡比同齡人更灑脫。她結婚後登記了遺體捐獻，丈夫說她過分，“死了都不願意跟我埋一起”。她說，“要不你也捐了吧”。
她上大學面對“大體老師”時就決定要捐遺體。“我們家人都挺唯物的。”她的老家在崇明，以前清明回去上墳要坐船，那時上海常起霧，去了碼頭好幾次都出發不了。
“我爸喜歡花，說要不挑一盆把他埋下面，清明拿出來拜一拜就可以了。”
吳瑕大學的時候跟同學開玩笑，“我死後不知道在哪個醫學院迎風招展呢”，他們笑她“你怎麼知道你是整個兒的”。普通人可能覺得這是巨大的冒犯，“隻有法醫能開這種玩笑，前兩個星期發體檢報告，他們直接說你的驗屍報告來了。
“大家都知道工作會遇到許多悲劇，但我們努力去淡化悲傷的部分，因為這已經是我們的生活了。”
醫學院誓詞的前兩句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吳瑕說，健康和法醫沒關系，“但性命是他們托給我們的。”
瑕，指玉上的斑點，吳瑕出生時手背有塊胎記，父母借此取名。後來，她這雙手拿柳葉刀、握試劑瓶，為死者言，以佑生者，讓正義沒有瑕疵。
來源： 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