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水照先生出版了由他口述、由複旦大學侯體健教授等整理的《王水照訪談錄》（以下簡稱《訪談錄》）。該書集結了十二篇深度訪談，在時間上覆寫了先生負笈北京大學、在中國社科院文學是以及複旦大學從事研究和教學工作這樣三個最重要的求學任教階段，在議題上則涵蓋了先生在新宋學、詞學、錢锺書手稿集以及文章學研究方面的研究緣起和近年來的學術興趣。可以說，這本訪談錄是先生對自己畢生求學、教學、研究經曆的比較全面的回顧和總結。
早在1998年，王先生就出版過《半肖居筆記》，該書系由報紙文藝副刊的同名專欄系列文章結集而來，以雜纂的短文形式記錄文史考論和讀書心得。2008年又出版過一部《鱗爪文輯》，得名于錢穆先生《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一鱗半爪”之語，該書在《半肖居筆記》舊文基礎上做了篇幅相當的增補，收錄文章是帶有學術性質而介于論文和随筆之間的讀書筆記和随想心得。作為宋代文學研究界的泰鬥，先生撰寫了大量學術著述，在學界産生的深刻影響力有目共睹。而從《半肖居筆記》到《鱗爪文輯》，再到如今的《訪談錄》，這一系列文本則為我們提供了先生緻力學術著述以外的文史視野，亦具有獨特的學術和文化價值。
《王水照訪談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正如作家訪談能夠為解讀作家作品訓示線索一般，這些随筆劄記性質的文本首先是學者本人治學經過和方法轉向的絕佳注腳。作為北大中文系55級的一員，先生在集體撰寫“紅皮”《中國文學史》和“黃皮”《中國文學史》的過程中，開啟了對文學史問題的漫長觀照。他被指定為“紅皮”《中國文學史》宋元組的負責人，以及他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時期出版的首部個人著作《宋代散文選注》，都是他将宋代文學作為主攻領域的推動因素。由他主導的從唐宋文學領域對日本學人内藤湖南“唐宋變革論”的回應，引發了“新宋學”的理論建構。與“重詩輕文”現象相伴生的一大問題是，什麼樣的古典散文才有資格進入到中國文學史的書寫中來？文學史評價散文的标準何在？這些追問又催生了他對中國古代文章學研究的濃厚興趣。駱玉明教授曾經評價王先生的治學特點為兼有“一代之學”、“一方面之學”和“一以貫之之學”。其中的“一以貫之之學”，即是努力地體會、了解中國文化的整體性傳統，在文學研究的工作中對之加以繼承和發揚，使之在當下民族文化的建設與發展中起到有益的作用，而這一切又并不背離現代的和世界性的視野。展現在方法論上，則是堅持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文學本位與國族本位，同時不斷借鑒其他學科的新方法、新視野和新材料。而這些學術生産背後的關竅秘旨和方法支撐，都可以在先生的系列筆記中找到有迹可循的線索。
《宋代散文選注》，王水照選注
這些随筆、訪談不僅有助于揭示大家學者的學術履曆和研究方法，其非正式（相對于學術著述而言）的文本之間也構成了某種互文性。比如，《半肖居筆記》中收錄了一篇《鵝湖書院的沉思》。這篇學術随筆從先生遊覽鵝湖書院舊址的感受寫起，懷想淳熙二年朱熹、陸九淵探學問理的“朱陸之會”，同時也揭開了此後另一場鮮為人知的鵝湖之會。南宋淳熙年間，有志光複的思想家陳亮約請辛棄疾、朱熹共赴鵝湖一會。然而，陳亮在當地滞留了十日，與辛棄疾同遊鵝湖，朱熹卻終未能如約赴會，辛、陳二人隻得怅然分别。陳亮東歸以後，辛棄疾在次日還曾帶病追之，中道方棄，心中郁結别有懷抱可見一斑。但是，關于陳亮積極促成辛棄疾、朱熹兩人鵝湖之會的動機、陳亮和辛棄疾在鵝湖的互動，以及朱熹未能赴約的原因，相關文獻盡皆付之阙如，留下的隻有陳、辛互相酬唱的五首《賀新郎》詞。這篇随筆即以此五首相當受限的詞作和詞序為線索，加上當時有關曆史、政治、學術的側面資料，輔以合情合理的忖度，做出了審慎細緻的假設推斷：陳亮想要在宋孝宗獨立主政期間調停朱熹和辛棄疾之間的分歧，搭建起當時最強的文武聯盟，但是朱熹和辛棄疾兩人不僅對光複時機和條件的政見不同，而且在文化性格上也有着巨大的差異，終究導緻鵝湖之會的破滅。在《訪談錄》中，先生就介紹了這篇随筆的構思由來，也解釋了之是以把這些材料處理成一篇随筆而非正式學術論文的原因。由于這一事件至今史無明文，除了文學性的詞作之外再無可以用來實證的素材，如果強行敷衍成文則多主觀臆測，而就此輕輕放過又殊為可惜，未若以彈性較大的随筆文體權且錄下，待日後有機會發現更多材料再敲定核驗。這一處置方式彰顯了前輩學者的精審智慧，以及對待學術論文的嚴肅立場。此外，《訪談錄》重提了《半肖居筆記》、《鱗爪文輯》中曾經談到的“魯迅型”與“鷗外型”的研究路徑的取舍問題，再申了運用國外理論觀點解讀本國文字須以本國文學所需為主、增進對本國文學的認識為先的判斷。這些創作時間不一的文本互有聯系，互為補充，雖各有其所應置入的社會文本結構，有助于我們還原相應作品和學術見解的穩定意義，同時卻也指向其各自所處的社會文本總和之外更豐富的文化空間。文本中得出的結論，既有對同一個問題所展開的長期的、反複的思考，也有切中時弊的、富有針對性的側重和調整。
新技術或新媒介的出現往往都會帶來研究方法的演進，而研究方法的更新又會為學科的發展創造新的契機。在學生動筆撰寫論文之前，先生總會提醒大家，要始終站在文學研究的本位立場上去把握文章，切忌為其他學科“打工”。不過，他對于其他學科的發展新動向、新理論一直持有開放、敏銳的态度。比如，盡管對量化研究的統計方法直接運用在詩詞的接受美學領域有所保留，但他也鼓勵學生在某些可量化的交叉學科領域内使用這一方法。“從定量分析入手進而定性分析，在文學研究的一定範圍内仍是相當有效的”，隻要意識到定量分析方法在人文學科的效度邊界，此法亦不妨使用。先生對于劄記、訪談等非正式文本的看法，和他在這種方法論上的靈活态度是一緻的。例如，《半肖居筆記》中有一篇《第一部〈中國文學史〉》，談到國人自撰文學史的先行者當為北林（林傳甲）南黃（黃人），并約略标舉兩人各自的撰述特點。2004年，先生在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聯合主辦的“中國文學史百年研究國際研讨會”上宣讀了關于國人自撰首部《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論文，即是在這篇讀書劄記提供的創想上做了學術化的産出，後又結合在蘇州大學圖書館訪獲黃人所撰《中國文學史》存書，進一步修改成文，最終于2008年在《中國文化》上發表了《國人自撰中國文學史“第一部”之争及其學術史啟示》一文。從劄記到論文，從初稿到發表，經過前後十多年的多次文獻搜集和思考，此一關涉國人自撰本土文學史的重要議題得以完整揭示和徹底縷析。比對最早的讀書劄記和最終成稿的學術論文，亦多少能對先生的治學精神和演繹路數有所領會。
開展訪談并将訪談成果結集，最初是社會科學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曆史學界的口述史研究興起于20世紀40年代，其創始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阿蘭·内文斯教授依托當時新興的錄音技術，來收集和研究個人、家庭、重要事件或日常生活的曆史資訊。由口述史的講述者所分享的回憶和觀點，通過獨特的聽覺記錄傳遞給閱聽人。采集口述史最普遍的形式就是訪談，一開始的訪談原始檔案多以聲音或者視訊的形式加以留存，之後再以文字記錄的形式讓更多人可以領受這些資訊。口述史的訪談方法被引介到國内之後，在史學研究中獲得了廣泛的運用，尤其是對近代重大曆史事件親曆者口述資料的搜集整理，大量珍貴史料得以留存。20世紀60年代左右，美籍華人教授唐德剛先生在參加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曆史學部的口述史工作之際，用閑談的方式完成了包括《胡适口述自傳》、《李宗仁回憶錄》、《顧維鈞回憶錄》、《張學良口述曆史》等在内的多部近現代軍政學界人士的口述史著作，成為國内口述曆史的開創者。随着國内學界對于口述史或訪談方法論的深入了解，口述史或訪談已經成為開展各類社會科學研究的一項基本方法，是研究工作開展的重要前提。口述史或訪談的重心逐漸從相對局限的曆史視野轉移到更加寬泛的文化場域，各個學科的前輩學人成為被訪談的重點對象。
王先生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期間，曾經長期和錢锺書先生共事，在集體項目中常有機會向其請學。其中，每兩周一次和錢先生的談話，成為他最珍視的回憶：“從他的這些日常談話中，我才稍稍窺探到中國學術文化深邃浩瀚的境界，才領悟到一些真切的藝術底蘊。”（《半肖居筆記·〈對話〉的餘思——記錢锺書先生的閑談風度》）在輕松愉快的對談氛圍中，講者自是百無禁忌，聽者也毋需正襟危坐，在賓主盡歡中享受思想流動的盛宴。遺憾的是，這些訪談内容在浩劫中為先生自行毀去，可重憶者寥寥。正如先生所言，訪談體自有其特殊的載體價值：“因為有些東西呢，寫文章時不好講，比較私人化，還有些話呢無關宏旨，寫進文章不合适，學術論文總不能太枝蔓，訪談倒是一個好的形式，特别是一些有意義的細節能夠寫進去。訪談錄比起一般論文來說生動一些、活潑一些、随意一些，可能不經意間的談話也能記錄一些真正活的東西，不失為一個辦法。”（《訪談錄》·《〈甲子春秋〉與文學所》）也正是出于這一考慮，盡管先生多次自謙未有做訪談錄的資質，在師友們的反複勸請之下還是為我們提供了這一部寶貴的訪談記錄。
《文彙報》曾經報道過《錢锺書手稿集·中文筆記》出版一事，所取标題“心得盡在筆記取舍和材料鈎沉中”甚得王先生之意。在《訪談錄》中他就談到，錢锺書先生留下的學術著作形态各異，《管錐編》是成熟的學術劄記，《容安館劄記》是經過初步編輯的半成品學術著作，《中文筆記》則是最原始的讀書筆記。但是，這個“最原始”的素材，其價值并不亞于經過作者本人“反刍”、精心整理過的劄記，原因就在于“《手稿集》的形式是碎片式的，其内容及意義‘所指’是不确定的，‘能指’更是多意域、多向度”。訪談文字也是如此，雖然有相對聚焦的議題，但其發散性的、不拘一格的編排和發揮仍可帶給讀者常讀常新的感受。
《錢锺書手稿集》，商務印書館2011年8月版
對《錢锺書手稿集》學術價值的重視，和對訪談形式和筆記文本的開放态度，其實都展現了先生對文學研究及其載體形式的恒常關照。從在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工作時期，直到在複旦大學任教期間，先生都頗為關切中國古代文章學的研究。《曆代文話》的編纂，限于收錄體例和可操作性，把收錄标準嚴格限定在專著和單獨成卷的文評資料。但是，仍有相當多的文章學資料以零散的形式存在，散見于各類别集、筆記、書信、題跋、史書、方志之中，留待有心者的探訪抉發。建構民族本位的古代文章學，固然要在成卷成篇的集中論述中去找材料，但古代文章學的真實面相也很可能就含藏在這些隐秘的角落之中。錢锺書先生的學問曾受到海外漢學家的質疑，被評價為不成系統、用詞有模糊性。如今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對系統性的片面追求、能指和所指的絕對固化同樣是一種應當警惕的理論迷思。事實上，錢先生早已提及，“‘片言隻語’、‘雞零狗碎的小東西’往往說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見解”（《半肖居筆記·錢锺書世界的文化闡釋》）。碎片化的思考，非正式的文本，未嘗不能激發出富有超越性的啟迪。以經驗感物、綜合連類、互文隐喻為特點的中國傳統整體性認識論和闡釋學，适足以調和消弭西方邏各斯中心主義帶來的一進制标準和差異崇拜。
細細品讀《訪談錄》中的文字，感受先生親切平易的口吻，仿佛又回到了當年的課堂上。在先生門下就讀之際，他已是“仰之彌高”的學術偶像，未窺堂奧如我者難免心中惶惑，兼之惴惴不安。但在每一次課上，先生都會用平等溫和的方式和我們探讨他最近關心的學術議題，仔細傾聽學生稚拙的意見，也從不諱言自己在推演論證方面亦會遭遇困頓，耐心訓示初學門徑，實屬“望之俨然，即之也溫”。先生坐而論道的閑淡意态，松快而不失焦點的聊天風格，德蘊于中而光發于外，讓每一位在座的聽者都如沐春風，每一次都深切地感受到，威儀之中，閑語之外，莫非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