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當地2022年10月6日，瑞典學院宣布将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 （視覺中國/圖）
2022年諾貝爾文學獎被頒發給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她的作品與普照擦肩而過，這種遺憾令這位認真的圖書編輯難以平靜。那是他做書以來離諾獎最近的一次，他有可能離自己心目中完美的書更進一步。
很快，普照在社交媒體中表達了即時的感受，“那麼隻好說：命運無常？”一整天他都在翻譯洛威爾與畢肖普的書信集，成果超過4000字。兩位鮮活的詩人及詩歌自身的靈光，都讓他感覺到文字的些許慰藉。
幾天後，10月9日的下午，太陽剛剛離開雲層，天氣變得明朗一些。普照可以曬太陽了，同時等待着核酸檢測，還略微因錯失諾獎作品而感覺遺憾。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談起工作細節，諾獎為什麼對編輯如此重要，做書的意義，以及翻譯工作怎樣減輕困擾等等。編輯、讀者和譯者的身份在談話中交替出現，它們說明推測諾獎得主和關注神秘的賠率并非簡單地出自功利心，它與編輯工作存在非常具體的聯系。
普照提起兩年前譯介到中國，相當受歡迎的法語著作《回歸故裡》。這本書裡，曾寫出《米歇爾·福柯傳》的社會學家迪迪埃·埃裡蓬多次引用埃爾諾的話。《回歸故裡》描繪的階級流動，也是埃爾諾數十年間的寫作主題之一。不屈不撓的号召，坦率直白的回憶，平淡卻有力的文風，種種易于辨識的元素令埃爾諾的文學寫作格外迷人。
就像被征引的《一個女人》中的句子：“我深知她對我的愛，以及我們之間的不平等：她從早到晚給我烹制洋芋和牛奶，好讓我可以坐在階梯教室裡聽老師講柏拉圖。”這足夠清晰和冷靜了。
普照願意把漫長的、交錯不同感受的過程講出來。他說：“對個人來說是一個纾解，或者是給它一個交代，這樣心裡就過了。”需要說明，“普照”是他做翻譯和編輯時的筆名。
以下是由采訪整理而成的自述。
确實是不一樣的聲音
我2021年8月開始跟公司正式地探讨安妮·埃爾諾，我想把文學做下去，機會不是很多，主要靠自己把握，這次從指縫間溜走了。
現在國内熱切地推廣女性寫作，當然是從林奕含那本《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開始，但對外語作品的引介還不夠。埃爾諾其實是被忽視的，我做選題讨論時，大家說怎麼做年齡這麼大的作者，為什麼不做三四十歲、比較青春的女性作家？我說如果不想做去世的作者，做經典必然要到這個年齡，分量顯然在那裡。
現在這麼說感覺像事後諸葛亮，但當時法國人裡我覺得就是她，沒有其他人了，此外還選了幾位英語和西班牙語的作者。
埃爾諾的小說我三年前就開始關注、研究，做了很多資料查索。非要用一個詞的話是“自傳式小說”，或“自我虛構”（autofiction）。用一個詞概括一位作家的風格，難免失于片面。現在有很多種類的混合文體，還有一種叫“小說回憶錄”或“半虛構回憶錄”（novelistic memoir）。我去年給譯林出版社翻譯了一本《博爾赫斯與我》，是美國作家傑伊·帕裡尼回憶50年前跟博爾赫斯共處一周的回憶錄。他說時間過去半個世紀，很多記憶都補不上了，有些部分可能隻是根據感覺來虛構。現在流行這種文體，是一個趨勢吧。
公司說做外國文學，就是要找一個方向。獎項好像隻有諾貝爾文學獎在國内真正有影響力，布克獎等對專業讀者有影響力，更多大衆讀者卻未必關心。諾貝爾獎每次頒發真是世界各地關注，今天這股熱潮已經過去，埃爾諾還是挺小衆的。比較獲獎前在國内的知名度，她可能比去年的得主古爾納稍好一點。她以前在國内出過兩本書，我買了二手書，都讀了。
埃爾諾之前被國内很多人知道，是因為去年有一本挺火的書叫《回歸故裡》，作者是社會學家，寫階級流動，裡面引了好多她的内容。她有一本書英文版叫《一個男人的位置》，法語版直譯叫《位置》，講的是她跟父親的回憶。她回憶父親怎樣成長，她對父親的了解，以及她跟父親的相處。開場就寫父親臨終時的場景，她回家後沒趕得及見父親最後一面，還是上樓去看他。
寫了特别多細節，都是生活裡很常見的場景，好像在寫“流水賬”，初讀或許會覺得挺平庸，“金句”也不多，感覺像普通的回憶錄。她寫任何作品都是寫自己記住了什麼，不界定是小說還是非虛構。她覺得小說裡的“我”不一定是作者，不一定是她本人，她隻是通過這個人講述自己記得的，但記憶中也會加入虛構部分。法國本來就有這個傳統，是他們的一種審美。既然諾獎選她，就是因為她是這種寫作風格中有代表性的聲音。
她現在身體很好，活躍在各種場合，在法國真的很熱門。《一個男人的位置》寫到她去讀大學，每次回家都會覺得跟父母的距離遠了一些。她向知識階級流動，而父母還在原地，交流越來越困難，很多事情沒法說了。
我覺得埃爾諾代表一種個人性的、自述性的風格，女性在其中講述自己遭遇的性的、身體的、情感的、社會經濟方面等等很多具體形态的不平等。埃爾諾82歲了，她從1970年代就開始寫這些事。她的特征很明顯，顯然是代表了一種未來的潮流。
安妮·埃爾諾幾乎一直在寫自己的經曆，被認為開創了“無人稱自傳”的寫作方式。 （視覺中國/圖）
到底誰能得諾獎？确實是抱着這種心理做作者調查。已有的資料無非就是賠率榜，但賠率榜每五年大概有兩三年是被結果“開涮”的，尤其是2017年、2018年有諾獎評委涉及性醜聞後換了一批人。是以大家沒有想到石黑一雄，他之前是偶爾在榜，但都很靠後。格麗克也是，之前偶爾在，比起同為北美背景的安妮·卡森，她顯然不是所謂熱門。
我看了一圈國際上比較有聲譽的幾個法國作家，覺得維勒貝克相比埃爾諾劣勢比較大。他是很典型的男性化寫作，跟現在的女性聲音有點唱反調。我個人認為他得獎的可能性确實不如埃爾諾。還有幾個殖民背景的非裔作家，因為已經給了古爾納，這幾年就不太可能了。古爾納完全是意外的，大家當時都在分析他是什麼背景。托卡爾丘克之後可能還會有東歐作家獲得諾獎，這個我很确定，就是這幾年。
埃爾諾确實是不一樣的聲音。美國人寫書評比較誇張，認為埃爾諾是一種普魯斯特主義。具體是說她對記憶主題的關注，不斷重新通過後來的叙述建構記憶，儲存個人經驗，其實作在很流行。國内曆史出版方面這兩年流行微觀史，文學出版方面流行私人寫作、私人記憶。石黑一雄也是，我個人很喜歡他，得獎當年有些聲音質疑他。他真的挺厲害，很精緻，而且不是特别不留餘地的精緻。
對比同期的英國作家，巴恩斯太“英國”了，麥克尤恩的整體水準不太平均。石黑一雄很平均，聲音是整齊劃一的，能看到不斷的變化和發展。諾獎會獎勵持續進步的作家，或者在意這個作家有沒有面向未來。我今天聽一個播客聊到奧斯特，說奧斯特越寫越差，你看他甚至不會出現在賠率榜上了。
今年我覺得拉什迪可能性也大一點，但出了特别的事件，諾獎反而不想頒獎了。因為他們不想有媚俗或趨炎附勢的傾向，反而會放一放。如果拉什迪狀況穩定，這幾年再出一部口碑很好的書，或者題材或風格上代表某種新的趨勢，他就很可能獲獎。
這完全歸于運氣有點勉強
去年9月份我們的競價就輸掉了。“價”不是說錢有太大差距，埃爾諾沒有版權代理，我們通過法國伽利瑪出版社直接聯系，報價方三選一，價錢我猜差别不大，由作者自己決定。作者最後選擇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是做過福柯作品的編輯室。可能作者很喜歡這樣的社會科學背景，法國人的文學和哲學不分家，在意的或許是中國出版方有沒有法語基礎，有沒有很好的相關出版目錄。
去年年底，拿到版權的編輯室發新書預告，我才看到花落誰家。這完全歸于運氣有點勉強；寬松的環境，思考、策劃空間比較大、比較自由，是以會有這樣的運氣落在頭上，不是偶然的。
另外，拿到版權也跟這個編輯室長期關注法國有關。埃爾諾的寫作本身就是邊界模糊的，世界文學現今的潮流就是模糊文體界限、模糊學科分野。比如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也可以說是文學作品，但大家會把他主要界定為符号學家。
世界文學現今的潮流是模糊文體界限和學科分野，例如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 （視覺中國/圖）
去年8月下決心報價埃爾諾，跟公司探讨，正好趕上她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正發生》獲得威尼斯金獅獎。如果沒有金獅獎，我可能也會錯過這個報價機會。幾次争取，加上這個契機就去報了。
之前沒人報，報價之後突然有競價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之前出過她的作品，會參與；我沒料到的一方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做哲學的編輯室。當時第二輪提價了，我覺得整體報價還算有把握。
埃爾諾的書都很薄，她很少寫超過300頁的書，甚至大多數都不到100頁。國内之前引進過她很有名的幾本書，除了《悠悠歲月》稍長一點，有200頁，還有把三部篇幅短的小說放在一本裡出版的，我覺得挺浪費。莫迪亞諾之前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出100頁的書，會做成小精裝，比正常32開小很多。我當時就想這樣做，一本一本出再做套裝，肯定不想把幾本書合到一起。因為每本書有自己的個性，我簽其他作者也是這樣設想。
有些書法語版隻有五六十頁就出了，國内這樣做定價是提不上去的。一本書隻定二十幾元，一打折就是十塊錢，刨除成本根本沒辦法掙錢。現在說的這種做法，定價要定到四十元以上才行，一打折都是五折甚至四折，這是沒法做的。如果書不到100頁，做成單本有這方面的困難。
尤其不甘心的是，我今年2月又問了一次。因為我估計埃爾諾剩下的作品，拿到版權的國内出版社暫時也不想做，就又問一下。伽利瑪方面說其餘作品版權還在，可以報價。
但第二次我沒報是因為有一點疑慮：這些作品或許不是她最核心的代表作，引進的話，有些題材還稍微有些棘手，比如《正發生》的原著小說是堕胎題材，還有一本講不倫之戀的。但我覺得應該尊重文學表達，這些也都是很多年前寫成的小說，還是想報價這幾本。但往後拖了一下，就趕上上海封控了，很多“生産資料”都在公司電腦裡，工作流程全部往後推。時隔近三個月，回來後有段時間我在個人的恢複重建中，就沒有再去跟進。
9月，我想諾獎又要頒發了，是不是應該再報一下，跟公司說了一次，但我沒有具體推進，就放着了。到10月份，假期裡我在譯書，想關注一下。當時覺得今年不一定是她，安妮·卡森很有可能，但2020年發給了格麗克，今年就不太可能，她們太像了。兩個北美詩人，寫的都是女性經驗，結合神話題材、現實政治等。看看法國也沒有其他人了，就是她了。
頒獎那天晚上我又去給伽利瑪寫郵件，我說：“雖然時機微妙，但我們是否可以參與後續競價？”當然他們沒回我，可能太忙了。第一次是三家競價，我跟了兩輪，跟他們打過交道。伽利瑪那邊是很忙的，對接中國大陸的就一個人，那麼多人聯系。不确定是版權沒有開放，還是對方太忙了。
如果自己在郵件中措詞不夠準确，或者顯得沒那麼有誠意，甚至對方太忙了，都可能就此不會收到回複了。要附上出版社的介紹、書目，以及一份提案，也就是PPT，講為什麼要做這些書、怎麼做，自己這邊出了什麼書，為什麼喜歡這位作者，為什麼認為他在中國大陸可以有好前景，有怎樣的宣傳推廣實力，做過什麼樣的、與作者作品有關的暢銷書。這些都是比較能看到的考量依據。
根據埃爾諾小說改編的電影《正發生》獲得第78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獅獎。故事講述了20世紀60年代，女學生安娜因意外懷孕，不得不冒着犯法的危險尋找堕胎辦法。 （資料圖/圖）
想把更多人的心靈連接配接在一起
埃爾諾是我第二次猜中諾獎，2014年上學時還猜中了一次莫迪亞諾。頒獎前一天我在朋友圈發莫迪亞諾，他第二天就得獎（有截圖為證）。法國人近五年也不太會獲獎了。這兩天我腦袋裡已經浮現出兩個要鎖定的名字了，也是所謂國内很小衆的，甚至從來沒出版過。之前最年輕的諾獎得主是吉蔔林，42歲，加缪也很年輕。近幾年五六十歲獲諾獎也是常見的。
我以前讀英語專業，後來去香港讀中文系的研究所學生，這對我影響蠻大的，對華國文學了解得比較多，另一方面是發現要與不同地域的文學參照。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這個專業常被吐槽沒用或虛無，但其實重要的是一種看世界的眼光，走出去再回過頭看。這個過程讓我更願意先看它是怎麼樣的形态，再去下結論，不會帶着先入之見。
我做編輯完全帶着之前作為文學讀者的趣味。我從十來歲就讀《萌芽》《科幻世界》這樣的雜志。《萌芽》這批作者有幾位我一直喜歡到現在，不隻是作品，還喜歡他們的閱讀口味和眼光。比如周嘉甯，現在我們也成為朋友。她會讀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我也受到她閱讀口味的影響。
作為男性，我一開始的确對女性主義不那麼有代入感，共情女性的困境天然是有點難的。因為有很多次契機，不斷地出現微妙的時刻，引導我終于也決定去看看什麼。比如上野千鶴子紅了很久，我去年買了書，看不進去《父權制與資本主義》，特别學術，特别社會學，但今年出的《從零開始的女性主義》就能看進去。入門真的要看入門書，不要勉強自己看很“厲害”的書，那樣可能門就永遠打不開了。
我小時候喜歡王小波。他認為人要有幽默感，有犀利的眼光，保持個人的判斷力，有良知、正義感，而不要受到庸俗或偏見的影響。後來我覺得加缪跟王小波挺契合，加缪一開始火的隻有《局外人》，但最近《西西弗神話》越來越紅了。
世界的變化确實挺劇烈的，以前流行的成功學、雞湯，包括背包客這種，好像都無效了，必須叩問自己的心靈，看到、感受更深處的東西。做書也一樣，你做的書很容易離大家很遠，而讀者讀文學其實有很大的心理動因，他們想要從中獲得安慰或者啟示。
文學很曲折，呼應人内心的深層次情感和需求。甚至它無法呼應情緒需求，情緒需求是被文案包裝呼應的。編輯要了解書的深層次在講什麼情感，又不能直接把這個問題提煉出來：“這本書就是講這個的，是以你要看。”必須在中間設定情緒上的環節，去吸引讀者，這就是編輯行業不同于文學讀者的地方。除了有連接配接讀者的意識，具體執行更要掌握文案策劃技能。這一步到現在還是最難的，我一直在學習。
稍微專業一點的讀者會覺得一些品牌的文案太誇張，甚至很多部分失實，跟書的調性不合。但在某些方面，他們的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對讀者抓的點很準，能捏住時代情緒的脈搏。他們調性首先偏向于讀者，對文本倒沒那麼看重，而文本有些點大緻契合他們想推給讀者的情緒點，就可以去做這本書。他們也在做他們從前不大做的文學，有些成功了，有些差一點。但他們在尊重讀者，或者看重讀者情緒需求方面，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我做編輯，放下了很多文學讀者的想法，想把更多人的心靈連接配接在一起。不是簡單做一本書，說它在講什麼，别人就會去讀。
我做書真的很慢，做策劃編輯四年，自己策劃的書隻做出來兩本。但我給其他人的選題做過責編，有兩三本反響還可以。比如埃特加·凱雷特，他的特點是一篇故事隻有三四頁，很适合短閱讀，寫的也是現代人荒謬的生活處境。他常寫童年，寫情感中不平衡的處境，還寫戰争中的荒謬處境，很關注當下。
出版諾獎得主的好作品，首先考慮的不是“榮譽”這些大詞，最直接的感受是對自己挺有鼓舞。做書很緩慢，尤其是外國文學，報選題、簽下來，再到出版，就要兩三年。如果作者後來得諾獎了，證明你的眼光、付出的時間和精力都沒有荒廢，是挺大的一個肯定。對自己來說尤其重要，你還可以繼續做下去，确實是一個蠻重要的節點。
現在對我來說是反向刺激，至少在公司裡大家會覺得我的眼光還可以，那就再做呗。可能真的是五年、八年、十年，甚至也不會有了。不過，當世的好作家就這麼多人，你比别人更了解，就可以繼續做這個方向的挖掘，去嘗試。
大家都說編輯有什麼好做的，夕陽行業，也賺不了錢，要做出暢銷書也很難。但是我挺快樂的。我喜歡這個行業，也通過這個行業認識了很多趣味相投的人。大家可以聊書，不然還能聊什麼有趣的呢？
忘我而無用的專注
頒獎當天我翻譯了挺多字，但看到諾獎時還是思緒翻湧。第二天起來又翻譯，已經想明年是誰了。翻譯可以讓我專注地做某一件事情，之前包慧怡翻譯畢肖普詩集《唯有孤獨恒常如新》的時候，寫了一篇譯者序，标題是“忘我而無用的專注”，是畢肖普寫詩的狀态，也是譯者的狀态。
創作或翻譯，就是那種專注吸引人。你可以讓自己進入另一種存在狀态，對人有一種緩解或者治愈，把時間投入完全純粹的活動，也是有成果的。翻譯的成果可以傳播到更多人那裡，比發呆或胡思亂想好。
很巧，2019年我接手編輯兩本詩集，一本是洛威爾的《生活研究》，另一本是畢肖普的《唯有孤獨恒常如新》的再版。我把兩本書放在一起做，對他們倆了解也挺多的，真的是超越性别的好朋友，一輩子的。當時做文案，我查了一下諾獎網站，洛威爾截至1969年獲得了三次提名。他1977年去世，後來可能還有人提名，但沒法查了，提名名單要封存五十年才公布，是以隻能寫“至少三次”。
當時沒查畢肖普，但我想可能不會有人提名她，她是一個比較社恐的人，不太願意在文學圈廣泛交友。她有點像狄金森，之前挺低調的，大概晚年獲得了很多聲譽。其實都是洛威爾給她推薦，不斷給她提供資源，這就是我翻譯書信時了解到的。他們倆老是聊八卦，聊一些互相推薦的事情。洛威爾還幫畢肖普組織晚會，因為她得了一個美國詩歌學會的獎，這也是洛威爾推薦的。
編輯這兩本詩集吸引我的地方在于，我之前都變得不太讀詩歌了。很多人對詩歌的接受度都比較低，覺得語言之間的邏輯跳轉好像不如其他文章好懂。是以把詩集做起來而且賣得很多，其實是挺難的，除非這個人很有名。之前辛波絲卡的詩集《萬物靜默如謎》是賣得比較多的一本，還有聶魯達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
但我覺得洛威爾的詩是很難的，譯者也這麼說，是以翻譯了很久。我後面改稿子也很艱難，有很多晦澀的東西。改完讀了好幾遍，我發現自己又能讀詩了，有一種挺快樂的感覺。不管怎麼樣，你有更多的解讀可能，能體會到語言的豐富性。這種可能性喚醒了我對詩歌的熱情，也喚醒了不斷做文學書的熱情。這種體驗讓我一直惦記，一直說應該再引進更多洛威爾的書。
最近，洛威爾跟第二任太太哈德威克的通信集《海豚信》也由廣西人民出版社的“大雅”出版了。夫妻倆都屬于當時的紐約知識分子圈，參與創辦了《紐約書評》，和阿倫特這些人聚會，一起探讨政治的、時代的問題，很多人持有真知灼見，發出帶有痛感的聲音。詩歌有這樣的背景，确實是挺迷人的。
1965年，作家羅伯特·洛威爾和太太伊麗莎白·哈德威克漫步在紐約街頭。 （視覺中國/圖）
我不知道詩歌當時為什麼那麼有影響力。1960年代，洛威爾經常面對幾百人朗讀詩歌，跟現在的明星見面會一樣。那時那麼亂，有越戰和冷戰，大家對詩歌的需求更盛，仿佛是某種演出。我想到一個場景，洛威爾有一首有名的詩歌叫《為聯邦軍陣亡将士而作》，我想象他曾在内戰紀念碑下面念這首詩，在場者肯定都捏緊拳頭，有被點燃的感覺。詩歌确實像電影，近似聲音表演或者樂隊表演。如果身處朗讀詩歌的現場，肯定是非常深刻的體驗。
現在就不會有這種場景了，能在某種情境下跟詩歌相遇，讀得進去也是一種福分。跟一些詩人相遇，跟不同的文學聲音相遇，就是一種體驗，挺真實的。做編輯也是，大部分時候是快樂的。但還是難免遭遇這種錯失，這種痛苦，真實得讓人有些難受，得失心确實挺令人煎熬。
我不太喜歡出來一件事大家都去蹭一下的功利的場景，挺累、挺虛無的。我平常也不太愛說話，尤其不太喜歡說自己做了什麼，但這件事确實對我刺激挺大的。我至少想說，為此我下了很久功夫，感到當時必須說出自己的感受。把這件事情整個聊一遍，或許對我來說就過了，就這樣吧。
南方周末記者 宋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