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後現代性下的生命與多重時間》
作者： [英] 基思·特斯特
譯者：李康
為了拆解社會文化關系中的限定特性/身份/認同，人們已經付出了種種努力。在這段曆史中，非常清楚地展現出形式與超越、界限與無界限性之間的互相糾結。在現代性的諸般制度和安排中，對于社會文化群體、個體或過程的限定特性/身份/認同的拆解尤其重要。如果一種特性/身份/認同能夠被限定，并是以被視為可以一勞永逸地知悉，那它也就能夠奠立确定性。對限定特性/身份/認同的拆解，使得世界這個空間不再顯得那麼神秘。一方面，對于限定特性/身份/認同的辨識意味着能夠讓世界具備意義(對于社會文化關系據說有的那些秘密，原則上是有可能知悉的，因為這些關系的核心被設定為不随時間和地點變化而變)。但另一方面，限定特性/身份/認同的确立會将自身變成界限，能夠宣稱有權迫使那些離經叛道的活動和态度囿于這些特性/身份/認同的架構，或被知識分子解釋成必須以自由的名義予以超越的東西。
如果這樣強調為自由而鬥争，現代對于世界的解釋，即視之為一個受界限限制的空間，其中的東西都有确定的位置、單一的意義(也就是說，将世界建構成一個壓迫的空間)，也就蘊示着對于其自身的克服，至少為這樣的克服孕育了種子。實際上，考慮到現代性包含着确立并貫徹那些單一的、不可置疑的特性/身份/認同，任何超越都意味着轉向特性/身份/認同的多元性，被解釋成無界限。不過，很自然，即使那些有關超越的蘊示，不用多久也會被認定為界限，并是以被認定為形式，本身就需要被超出。
形式—超越—形式—超越，這種無窮無盡的辯證曆史(也是現代文化中的沖突)，特别清晰地展現在某些叙事中，它們表達并創造了無産階級這一特性/身份/認同，既作為此時此地的一個階級，也作為面向不太遙遠的未來的一種革命主體。事實上，探求無産階級的特性/身份/認同是如何艱難推進的，非常重要，也很有價值，因為從許多方面來看，這個階級都是現代自由的重大希望。不妨把它的命運看做是現代性本身命運的具體呈現。
對于有關無産階級的叙事，可以解讀成那些反思性的興趣和知識分子仆後繼地嘗試讓世界擺脫界限，雖說他們力求克服的界限本身正是早前有關無界限性的蘊示的闡述所造成的。透過無産階級這個例子就有可能看到，特性/身份/認同既可以說成是解釋上的自信的前提條件，也可以解讀為一座囚籠，必須推動人們逃脫。
有關階級特性/身份/認同的艱辛曆史，特别是無産階級特性/身份認同的艱辛曆史，在馬克思的著述中揭示得尤為清晰。考慮到馬克思的思想蔚為大觀，又鑒于他揭示現代性秘密的功力深厚，這一點就毫不令人驚奇了。一方面，馬克思通過“階級”這個觀念來領會既存的世界，領會這個世界裡的各種關系。在馬克思的筆下，這個世界被解釋成一座巨大的囚籠，包含着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孕育出來的那些形式。但另一方面，馬克思又堅信，階級的各種形式，以及階級分割的社會的各種形式，都需要被超越，也可能被超越最終也都會被超越，進而能夠蘊示一種當下看來基本不可言說的普遍無界限性(即共産主義)。這樣一來，在馬克思眼中，未來的世界就将是一個具備反思性的世界，相對于既存的世界而言具備超越性，而既存的世界則就此裡現為一系列持續物化。不過，晚近有關階級特性/身份/認同的讨論，尤其是有關所謂“革命無産階級”命運的讨論，已經表現出一種趨勢，要超出馬克思所蘊示的那種隻能發生一次(once-but-no-more)的無界限性。
而像安德烈·戈爾茲和讓·布希亞之類論家的作品，盡管在其他方面兩人大異其趣，但在對馬克思所蘊示的那種無界限性進行解構這一點上，卻可能看出非常類似的做法。這種解構之是以有正當理據，是因為舊的蘊示現在自己也變成限定不變的、受界限限制的。換句話說，馬克思以反思性方式超越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諸般形式，而戈爾茲與布希亞等人又以反思性方式超越了馬克思筆下無産階級的各種形式(其方式與後來的反思型知識分子一樣)。在20世紀八九十年時間裡，伴着重新解釋的過程，馬克思主義和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的地位發生了重大轉變。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在實際和實用的角度上可謂成功，但也正因如此，他們不再能作為知識分子。相反，他們往往成為技術型知識階層。他們往往自得其樂地守着屋居周邊自己的成就，卻忘了前門外邊的世界。
根據馬克思的解釋，當下的狀況是，具有自我規定潛力的人性，卻被囚禁在規定性、限制性的形式中。實際上，馬克思還間接指出，這個囚籠緊密局促，作為一種存在特征的人性幾乎窒息(馬克思為什麼從這個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社會，原因有不少，參看 Gouldner(1985)的有益探讨)。從許多方面來看，這正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可以發現的有關異化的故事的主要内容(Marx，1977)。馬克思所講述的故事就是人性的衰亡，就是現代世界(是以在形式上是屬人的世界)的去人性化，而造成這種趨勢的就是勞動的僵化了的産物，也就是勞動的形式。換言之，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講述的是世界分割成客體和主體。而所謂現代性的悲劇，正在于人類所産生的客體剝奪了人類自身的生命。它們就像齊美爾筆下的形式，對人類産生規定作用，但事實上，人類本應該去規定它們。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勞工的主體性成就卻使勞工化減到客體的層面。馬克思有一段話強調了這種沖突，無論在用語上，還是在道德關注上，幾乎都可以視為齊美爾的先聲(盡管齊美爾肯定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者。不管怎麼說，我希望我的論證可以清楚表明，相比于針對現代性的分析，從解釋學的角度來說，所謂堅持一種被稱作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意義是很次要的)。當馬克思寫道“在勞動時，個人活動的全部自然的、精神的和社會的差别會表現出來，因而所得的報酬也各不相同；而死的資本總是邁着同樣的步子，根本不在乎實際的個人活動如何”(Marx，1977，p.19)，就是在揭示應然與實然之間的沖突。
在馬克思看來，個體應當以自足的方式，通過勞動完成自我規定(馬克思對勞動的了解，似乎與齊美爾對生命的了解大緻相仿，都是從生機論角度出發的)。然而，在資本主義的所有制關系和生産關系中，對于勞動的形安排(也就是有關勞動的可能性條件的現行制度)卻導緻了對于個體活動的束縛。資本主義生産的形式陷于僵化，與個體保持疏離。它們作為客體與個體相對峙(哪怕個體已被資本主義的制度安排給客體化了)。在具有創造性和生命力的個體看來，資本主義的形式其實已經是僵死狀态。
馬克思提出，這種僵死的社會産生出僵死的居民。這種提法反映出馬克思著述中的道德義憤。由于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要求(比如雇傭勞動和利潤)，勞工不再是充滿生命力的意義創造者。相反，勞工成了通過單調的強制從外部施加的意義的客體。馬克思認為，随着社會的物質财富激增，對于人性的能力也産生了相應的限制，最終徹底予以摧毀。“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Marx，1977，p63)有了資本主義方式的物的生産，就有可能看到這樣一個過程:“勞動過度和早死，淪為機器，淪為資本的奴隸(資本的積累作為某種有危險的東西而與他相對立)，發生新的競争以及一部分勞工餓死或行乞。”(Marx，1977，p21)
世界及其客體成為“某種有危險”的東西。是這種東西規定着意義、位置和特性/身份/認同，而不是通過這種東西，意義、位置和特性/身份/認同規定其自身。實際上，購買高保真音響或洗碗機之類的東西，算不上擺脫困境。資本主義的物品消費并不能買來自由。恰恰相反，那些東西屬于資本主義的形式，就此而言，消費這些東西，其實就是更深地陷入囚籠。馬克思有句名言:“勞工在勞動中耗費的力量越多，親手創造出來反對自身的、異己的對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強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貧乏，歸他所有的東西就越少。”(Marx，1977，p.63)馬克思以更為精确的筆法，繼續探讨這一點:“勞工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對象，但現在這個生命已不再屬于他而屬了對象了。”(Marx，1977，p.63)
這當然就是馬克思闡述勞工在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中的異化的關鍵。如果這裡要否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所包含的主題充滿新意、見解深刻，顯然不合時宜。但在這一點上，馬克思的著述之是以意義重大，與其說是分析深刻，不如說是呈現了現代性的神話/迷思。齊美爾、胡塞爾和昆德拉都大緻相仿地揭示了現代性的核心神話/迷思之一的支撐點(即反思性的産物卻僵化成物化這一問題)，無獨有偶，在馬克思的著述中，也貫穿着同樣的一系列關注，捕捉到同樣的過程。在馬克思的體系裡，現時代的核心問題正是這樣兩類事實之間的沖突：在本體論和人類學的層面上，人性要通過工作來表達，但在社會和文化的層面上，資本主義下的勞工所面對的工作卻是作為異化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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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印秀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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