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關珺冉
編輯/漆菲
随着哨聲響起，四隻巨形皮卡丘人偶邁着整齊的步伐、左右搖擺着進入會場。渴望合影留念的人們早就在舞台側面排成長隊。
9月24日-25日，位于北京朝陽門的悠唐購物中心，一場以“協力同心，共創未來”為主題的民間紀念活動正在舉行。奧特曼問答環節、與皮卡丘合影以及展示日本花樣滑冰運動員羽生結弦的簽名，日本在華企業牢牢掌控了吸引普通中國人的“流量密碼”。
9月25日，位于北京朝陽門的悠唐購物中心，一場以“協力同心，共創未來”為主題的民間紀念活動正在舉行。
為了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100多家日本企業發起并贊助了這場民間活動。日本駐華大使館公使、新聞文化中心主任貴島善子在現場興奮地向《鳳凰周刊》說道：“這些企業提前一年半就開始籌備了，反複開會商議。直到一周前我們才順利通過審批。雖然推廣時間很短，兩天時間内依然吸引到數萬名中國群眾的駐足。”
9月24日，為期兩天的“2022年日中交流節”活動在日本東京代代木公園拉開帷幕。
為了這場活動，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和中國前駐日大使、中日友好協會常務副會長程永華共同站台。垂秀夫在緻辭中強調了舉辦這一活動的意義，稱其“将有助于加深兩國人民之間的互相了解和信任”。程永華也說：“希望中國人民通過這次活動能了解日本的文化和傳統。”
以“協力同心、共創未來”為主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民間紀念活動9月24日在北京開幕。
同一個周末，日本東京的代代木公園内，一場名為“2022日中交流節”的慶祝活動也在進行。一隻可愛的“熊本熊”在公園舞台上跳起了中國廣播體操《時代在召喚》，大螢幕上播放着上野動物園内大熊貓的最新視訊，從雲南的過橋米線到台灣的大排雞、鹵肉飯，中華料理遍布會場。這被中國網友評論為“硬核文化輸出”。在這場日本最大規模的中日交流盛典上，前首相福田康夫、前駐華大使宮本雄二也前來捧場。
9月29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互緻賀電。習近平強調，我高度重視中日關系發展，願同岸田文雄首相一道，引領雙方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為契機，順應潮流大勢，共同緻力于建構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岸田文雄則稱，日方願同中方一道，着眼下一個50年，推動構築建設性、穩定的日中關系，共同促進兩國、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招待會現場圖
冷暖起伏間，高層尋找首腦會談契機
9月29日，在東京舉辦的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紀念活動上，岸田文雄并未出席，而是由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在會上緻辭。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岸田曾考慮參加活動，但可能鑒于9月較早時候在紐約并未實作日中外長會談，認為“未形成足夠友好的氣氛”，是以放棄出席活動。最終，林芳正與在場的中國駐日本大使孔铉佑、經濟團體聯合會會長十倉雅和、前首相福田康夫、前衆議院議長河野洋平、自民黨前幹事長二階俊博等人共同舉杯。
2022年9月22日，駐日本大使孔铉佑在東京新大谷飯店隆重舉行慶祝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招待會。
“活動現場很安靜。結束後中日各方人士一邊聊天、一邊交換名片。”參與這次活動的日方人士水橋先生向《鳳凰周刊》感歎道，“我是見證中日貿易往來的第三代人。有句話說‘富不過三代’，第一代人開辟道路，第二代人修路，到了我們這代，需要通過這條路将中日友好延續下去。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在日中關系上）投入更多精力。”
如水橋所言，三代人經曆中日關系五十載，既有過親密友好的瞬間，也有過波瀾起伏的時刻。中日之間的那些敏感問題如同“低氣壓”，始終萦繞在兩國上空。這股暗流曾阻礙中日邦交正常化，也幹擾到兩國戰略互惠關系進一步發展。
1972年，時任首相田中角榮高調訪華，兩國關系進入新階段。1978年10月，鄧小平回訪日本，與時任首相福田糾夫共同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字儀式，參觀新日鐵、松下、日産等公司，提出向日本學習。
1972年，時任日本首相田中角榮高調訪華，兩國關系進入新階段。
但随着冷戰的結束，世界朝向多極化的方向發展，日本的對華感觀也發生了變化。尤當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裂，日本國民逐漸失去信心，一些右翼分子開始編寫新曆史教科書。進入新世紀，中日兩國關系更加充滿不确定性，不時出現摩擦。2001年至2006年，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6次參拜靖國神社，引起中韓兩國不滿。
2010年成為兩國關系的關鍵轉折點——中國國内生産總值（GDP）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兩國國力發生了逆轉。自此以後，中日GDP差距進一步擴大。面對一個崛起的中國，日本在安全方面的憂慮不斷上升。
在“國力逆轉”的過渡期，領土問題成為這一時期最為激烈的争端。2010年中日釣魚島海域發生撞船事件、2012年日本對釣魚島實施“國有化”促使中國爆發反日遊行，兩國關系一度跌至谷底。雖說2014年中日基于“四個政治檔案”達成重新開機交流的四點共識，但對于跌入冰點的兩國關系未有顯著效果。
2018年開始，中美進入“新冷戰”格局，在此背景下中日關系更顯脆弱。日本以2018年5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日和2018年10月時任首相安倍訪華為契機，邀請中國最高上司人于2020年春季訪日，但由于新冠疫情暴發，中日人員往來被迫中斷。
2022年首相岸田文雄上台後，日本的安全政策愈加清晰地“指向中國”。在6月舉行的七國集團（G7）峰會上，岸田花了不少時間針對中國發言：“東海、南海的情況極其嚴重”“今天的烏克蘭可能就是明天的東亞”。日本還将中國定義為印太地區的“最大威脅”，呼籲提高軍費擴充軍備，并在印太地區扮演以遏制中國為目标的角色。甚至出現自民黨議員欲強行登釣魚島、中日海警船發生對峙等事件。
更讓人不安的是，如今岸田政府在台海和南海問題上蠢蠢欲動。前首相安倍晉三卸任後喊出“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岸田政府也積極跟随美國，在台海問題上向中國大陸發起挑釁。
8月5日，在高棉金邊舉行的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上，林芳正剛要發言時，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同時離場。日本《朝日新聞》解讀認為，中方是抗議包括日本在内的七國集團（G7）國家和歐盟在佩洛西竄台後發表所謂涉台聲明。原先商定的中日外長會面也被取消。
直到兩周後，一場長達7小時的對話确定了重構中日關系的決心，也讓冷清的紀念氣氛有了些許緩和迹象。
8月17日，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天津與日本國家安全保障局長秋葉剛男舉行會談。雙方就各自關心的問題表達了立場，兩人一緻認為，“有必要為建構中日兩國建設性且穩定的關系而努力，并确認将繼續對話。鑒于9月29日将迎來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兩國政府将開始重新建構中日關系。”9月22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同日本經濟界代表舉行進階别視訊對話會，雙方就中日關系以及經貿合作、應對全球經濟金融挑戰、氣候變化、老齡化等廣泛議題對話交流。
李克強指出，經貿合作始終是中日關系的“壓艙石”和“推進器”。中方願同日方推動兩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合作提質更新。用好《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挖掘地區經濟增長潛力。中方将在做好防疫工作前提下有序增加中日之間直航航班，進一步便利雙方人員往來。他還強調：“中國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不動搖，對外開放的大門隻會越開越大。”
9月28日，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在出席前首相安倍晉三葬禮期間，與日本官房長官松野博一舉行會談，雙方基于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節點，确認了旨在穩定兩國關系的立場。
多家日媒稱，中日兩國高層官員正在努力尋求機會，希望能在11月印尼巴厘島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上舉行中日首腦會談。過去三年間，中國最高上司人與日本首相的對話僅有2020年9月與前首相菅義偉、2021年10月與岸田文雄的電話會談。
針對中日首腦會談事宜，松野博一9月29日在記者會上表示，“目前沒有任何決定”，日中之間正在進行各式各樣的對話，今後也将持續對話。外界期待，随着兩國首腦實作會面，橫亘于中日之間的石塊或将能盡早移除。
一系列交流活動喚起50年交往點滴
9月29日紀念日當晚，在東京歌劇城音樂廳的紀念活動上，身穿黑色皮鞋、深色西裝，系紅色領帶的花滑運動員羽生結弦在一片掌聲中登場。他不僅在現場大秀中文，還向支援他的粉絲說道：“将在未來為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交流做出貢獻，并将繼續挑戰四周半跳。”
9月29日，羽生結弦在東京都新宿區出席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慶典。
年初的北京冬奧會上，羽生結弦以一己之力“拉動”了中日關系。2月20日，羽生結弦在花樣滑冰表演賽中的曲目是《春天來了》。表演中他親吻冰面的那一刻，讓粉絲感動又心疼。有評論說，“羽生的出現意味着春天來了，是中日關系的破冰之旅。”
為了紀念邦交正常化50周年，各式各樣的民間交流活動陸續舉行。
早在6月8日，一場好事多磨的影展《永遠的鄰居》在北京世紀壇開展。《鳳凰周刊》記者在展覽的“前言”部分看到這樣一段話：“五十而知天命。作為永遠都搬不走的鄰國，維護和發展中日友好合作關系，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亞洲乃至世界和平、穩定、繁榮。”
《永遠的鄰居——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攝影展》
這次影展提前半年就開始籌備，采取社會征稿和定向邀請方式征集了近兩萬幅照片，最終展出了202幅作品。其中，酷愛攝影的日本駐華大使垂秀夫分享了照片《熠熠生輝的角樓》。與其并排展示的是前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拍攝的日本山梨縣河口湖町。
202幅作品也喚起中日50年來民間交往的點滴。例如在邦交正常化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蜜月期，高層互訪使得民間交往有了廣闊空間。其中有展示1972年9月，在東京高島屋百貨商店的櫥窗前，日本市民觀看毛澤東和田中角榮的肖像以及慶祝中日複交的橫幅的照片。而到了80年代，不少日本戰争孤兒抵日尋親。這些在戰争中被遺棄的日本孤兒多數被中國養父母撫養成人并成家立業。
即使兩國政治關系處于摩擦乃至急速惡化時，民間交往也從未中斷。50年間，中日兩國共締結約260對友好城市。人員往來規模由邦交正常化之初每年不到1萬人次，增加至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前的1200萬人次。中日之間的航班數也從1987年剛通航時的每周54航次增加了22倍多，達到1250航次。雙邊貿易額則從10億美元增至如今的3700多億美元。
然而疫情三年間，中日民間交往幾乎全面阻斷。9月21日，日本民間智庫“言論NPO”釋出的一份民調顯示，67.1%的日本受訪者不知道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43.9%日本受訪者對目前的日中關系感到不滿，還有四成受訪者認為應盡早實施兩國上司人互訪。
近一段時間，已經84歲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出席了各種紀念活動，他感慨道：“中日邦交正常化都已經50年了，今天還需要我們這些80多歲的老人登台來推動兩國關系，内心始終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有着類似感受的還有日本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東京大學教授高原明生。他向《鳳凰周刊》直言：“見到的人幾乎都是老面孔，缺少新鮮血液。日中關系不能隻靠研究日中問題的專家來解決，我們需要各領域的人士一同來了解、讨論。”
近日，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的長女田中真紀子在接受美聯社采訪時透露，自己已被邀請去清華大學演講。同時她計劃在今年晚些時候邀請一個中國代表團到她父親的故鄉新潟縣舉行紀念活動。田中角榮被稱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他于1993年去世後被埋葬在新潟縣的田中家族墓園。
在田中真紀子看來，外交關系到的是人，以及你是否能發展出個人關系并在必要時進行溝通。“能做到這一點的政治家并不多。”
“目前看不到兩國政治關系改善的希望，但我正在推動民間的深入聯系。”田中真紀子坦言，“如果商業、科學和文化交流得到更多的推動，兩國之間會産生一種親密感。”
日本将于今年10月11日起全面放開入境遊，取消一系列防疫而采取的邊境管控措施，重振旅遊業。時隔三年，中國遊客也開始期盼能夠赴日旅遊的那一天。
43年對華援助落幕，對華合作遠未結束
伴随邦交正常化而來的還有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ODA）。北京冬奧會期間，持續了43年的ODA項目靜悄悄地落幕了。
今年2月，江蘇省宿遷市東北部的沐陽縣，25歲的日本青年矢部紬正在教授最後一學期的日語課。2019年，矢部紬從東京女子大學國際社會學系畢業後，作為日本青年海外協力隊隊員被派往中國。
1965年，日本創立了日本青年海外協力隊，向開發中國家和地區派遣志願人員。1974年，實施ODA項目的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成立後，青年海外協力隊成為其重要組成部分。
“當時我對世界文化和日語教師的職業很感興趣，在校期間學習了國際關系。為了被派遣出國，我一邊報名了文化人類學研究班，一邊參加日語教師的教育訓練課程。”矢部紬說。
矢部紬所前往的建陵高中有2000多名學生學習日語，占到全校學生的四成以上。但在她之前，這裡從來沒有日本老師。課堂上，一半以上學生來自周邊農村地區。她說：“很多貧困家庭出身的孩子由于缺乏條件學習英語而緻基礎薄弱，轉而選擇用日語參加聯考。”這裡的學生十分刻苦，每天從早上6點30分到晚上10點都在學校，每個月隻有一天休息時間。
由于疫情，矢部紬曾傳回日本一年多，直到去年下半年等來重返中國的機會。她回到學校，完成了最後8個月的教學工作。臨别前，學生在給她的留言中寫道：“今後也要多多聯絡哦。”
“我感到有些遺憾吧。要是之後還能有日本志願者來就好了，這樣可以進行深入交流，也能讓這樣良好的關系持續下去。”矢部紬說。伴随她的任期結束，日本對華ODA項目正式畫上句号。
JICA向中國派遣青年志願者始于1986年，至今一共派遣了850人。“不隻是派遣到中國，我們的志願者也被派往全球100多個國家。他們經過面試稽核，在被詢問過想前往的國家後，再參照申請國提出的需求進行配置設定。”JICA中國事務所所長佐佐木美穗向《鳳凰周刊》介紹說，“日語教師是派遣人數最多的職業，其他還包括護士、幼教、棒球老師等。”
在佐佐木的記憶中，2000年前後是JICA中國事務所最鼎盛的時期，當時職員有60至70人，而今僅剩8人。“其實預算最多的時期是在1990年代後半期，但因為真正執行的時候已經到了2000年初，是以當時的人數最多。”
JICA中國事務所所長佐佐木美穗
“遠親不如近鄰”是她對這43年來日本對華援助的總結：“中日距離很近，如果有什麼困難的話，兩國可以互相提供幫助。日方一直抱着這樣的心情在中國開展工作。我相信，中方也抱有同樣想法與我們合作。”
3.66萬億日元（約合2551億人民币），是43年間日本對華ODA項目的總額。
這其中，對華日元貸款達到3.3165億日元、無償援助為1576億日元、派遣日語教師等技術協助方面的資金為1858億日元。關于日元貸款，中國最後的還款期限為2047年。
北京的中日友好醫院、首都機場2号航站樓；上海的寶鋼和浦東機場；武漢的長江二橋；京泰鐵路的電氣化改造等，都是過去的日本援華項目。近年來，四川省汶川地震後的重建、老齡化社會之下的介護教育訓練、空氣污染防治等項目也均有日方參與。
中日友好醫院
日本的對華ODA是從1979年12月時任首相大平正芳訪華開始的。為了打消外界的顧慮，大平正芳當時發表了對華ODA“三原則”：第一，不提供與軍事有關的援助和合作；第二，跟亞非各國（尤其是東盟國家）的項目不會受到影響；第三，日中關系不是排他性的，是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協調之下才合作的。
中日之間的第一個合作項目定在上海寶山鋼鐵廠（寶鋼集團前身），主要是從新日鐵引進技術裝備。寶鋼從日本引進幹熄焦技術後，成為國内首家采用這一技術的企業，之後将該技術傳播到全國各地，為1996年中國粗鋼産量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一邁出第一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研究員馬淑萍曾向《鳳凰周刊》評價：“日本将當時最先進的沿海一貫式鋼鐵生産方式引入到中國，不但讓中國企業的生産效率提高了，還帶來了先進的經營理念，把中國整個鋼鐵行業的發展模式都改變了。”
當時，中國對日本通商産業省（現經濟産業省）制定的産業政策表現出強烈興趣。曾在經業省工作過的日本學者津上俊哉向《鳳凰周刊》解釋說，當時日本的産業政策殘留着戰前國家社會主義的内容，比如産業界團體一體化、國民抱團來達成業界目标、制定國家總動員體制等。
雖說大平正芳促成了日本對華援助，但他不無悲觀地看到：“現在是友好氣氛，好像很熱鬧，30年、40年後中國實作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一定會有難題發生啊！”結果一語成谶。
這一時期，1981年的“寶鋼合同變更問題”、1982年“教科書問題”、1985年“參拜靖國神社問題”、1987年“光華寮問題”等涉及經貿、曆史、台灣方面的敏感因素不斷發酵。雖然中日此前達成的基本共識及日本對華ODA政策未被撼動，政治隐患初現端倪。
1989年之後，一部分日本政府人員退出ODA項目，但并未中止其援助政策。1992年6月，時任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制定了集大成的《日本ODA大綱》，政治色彩加深。1995年8月，日本以中國進行核試驗為由，當機了除人道主義緊急援助和民間援助以外的所有無償援助，援助金額也從1994年的約78億日元驟降至約5億日元。而當1996年中國聲明暫停核試驗後，很多無償援助又逐漸恢複了。
中日國力的逆轉在21世紀初逐漸展現。1999年到2000年跨世紀之際，中國軍費突破千億，“對華ODA畢業論”呼聲在日本變高。圍繞“ODA項目要不要叫停”的争論一直未停。日本ODA項目曾以1400美元的收入為界限，中國個人所得在2003年達到1090美元，之後兩三年便達到上限。
2004年夏天的亞洲杯足球賽上，日本奪冠、中國獲得亞軍。同一年，日本國會派遣議員赴華實地考察，之後決定終止有償援助的部分——日元低息貸款項目。2005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在2008年停止提供對華貸款，但仍保留向中國提供以節能和環保為主的技術合作。
直到2018年10月23日，日方宣布，對華持續近40年的ODA項目将于年内全盤告終。時任首相安倍晉三在訪華時說：“在這一過程中，日本通過ODA以及民間投資，與中國一同前行。”
當時，時任JICA理事長北岡伸一在接受《鳳凰周刊》采訪時說：“中國如果覺得還能從日本找到值得學習的地方，完全可以繼續開展合作。”如其所言，今年3月，JICA并未因ODA項目的終止而停止對華合作，而是保留了作為執行機關的中國事務所。
今年3月，JICA并未因ODA項目的終止而停止對華合作，而是保留了作為執行機關的中國事務所。
2020年1月新冠疫情暴發，JICA參與了第一次日本包機援助物資的工作。1.5萬個口罩、5萬雙手套、8000個防護鏡、2000個醫療口罩、50套防護服被送抵武漢。
而根據2022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的倡議，JICA也在就解決老齡化問題與中方展開合作。“我們曾在北京、江蘇、浙江、陝西等四個地區開展針對老年人看護的人才培養計劃。雖然上述項目已經結束，但我們仍在幫助相關機構培養看護人才、促進該領域的人才交流。”佐佐木分享道，“對于日本來說，老齡化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希望跟中國不斷交流，推動老齡化問題的解決。”
“無論兩國關系如何，我的職責是保持經貿合作”
近年來，關于“日企減少對華依賴”“日企撤出中國”等論調在網上屢次出現。但根據中國日本商會今年7月釋出的《中國經濟與日本企業2022年白皮書》，關于未來一至兩年業務發展方向的調查中，回答“擴大”在華業務的日企占比40.9%，較上年增加4.3個百分點；計劃縮減業務或離開中國市場的僅有3%至4%。對比因新冠疫情而業績陷入低谷的2020年，在華日企2021年度的業績也有顯著恢複。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北京代表處所長、東北亞地區總代表高島龍祐認為，近年來日企海外投資之是以在東南亞變得活躍起來，主因是中國不再是擁有低廉勞動力的國家了。“但由于中國市場仍然龐大且重要，日企在投資時仍會優先考慮中國。”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北京代表處所長、東北亞地區總代表高島龍祐
2005年，高島第一次來到中國，在“日中經濟協會”駐北京辦事處工作。“日中經濟協會”成立于1972年11月，緻力于推動兩國經貿合作，促進民間友好關系。當時的高島，主要負責幫助日企進駐中國，并與中國各地政府部門對接。
他至今記得，2006年在東京參加第一屆中日節能環保綜合論壇時的情景。時任中國駐日大使王毅在講話中提到：“在中日兩國政治關系面臨困難的形勢下，雙方加強節能環保領域的合作，有助于兩國群眾進一步增進對中日互相依存、休戚與共的共識，增強兩國的共同利益紐帶，進而為中日關系的改善和穩定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為期三天的論壇上，280多名中方代表與500餘名日方代表圍繞節能、環保等領域進行廣泛交流。最終，中日兩國簽署多項合作協定。自此以後，“将節能環保技術引進中國”成為高島的重要工作之一。
回溯兩國貿易往來，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之前就已開啟。1962年由中方代表廖承志和日方代表高崎達之助牽頭，兩國簽署《發展中日兩國民間備忘錄》（簡稱“LT協定”，以兩人姓氏首字母命名）。
1962年由中方代表廖承志和日方代表高崎達之助牽頭，兩國簽署《發展中日兩國民間備忘錄》。
“之是以能夠簽署‘LT協定’，是因為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日中經貿合作存在必要性。”高島解釋道，“當時的日本十分需要中國的煤炭和鐵礦石資源，而中國則需要日本的工業品和技術。兩國都需要彼此國家的經濟資源支援。”
“日中經濟合作走上快速發展道路，還是從中國改革開放開始。1978年鄧小平先生訪日是很重要的契機。”高島向《鳳凰周刊》回憶道，“這是中國國家上司人第一次訪日。他訪日的時候我才14歲，在電視上看到他乘坐新幹線的畫面。對于日本人來說，鄧小平先生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大家特别敬重他。”
此後，應鄧小平之邀，很多日企前往中國投資，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作出巨大貢獻。
50年來，中日雙邊貿易額基本保持增長态勢，但2012年受到日本政府“購島”風波的影響，之後連續五年出現負增長；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也在2013年後連續四年出現負增長，直到2017年實作逆轉。
據中方統計，2021年中日貿易總額3714億美元，同比增長17.1%。日本常年居于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國地位。在日方的統計中，去年中日貿易額達到3914億美元，同比增長15.1%。
“我不能确定經貿關系未來是否能一直是日中關系的穩定器。但無論兩國關系怎樣變化，我的職責都是保持日中經貿的合作關系。”高島坦言，“無論什麼時代都需要經貿合作，而我的工作就是為兩國企業合作提供幫助。”
高島近年來一直從事中日經濟交流與合作的工作。讓他感慨的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來，日企在華投資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他感受最深的領域是知識産權保護。“2000年初，中國企業雖然開始有了知識産權保護的念頭，但很多人還是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但近幾年來，我看到了阿裡巴巴、騰訊等大型企業想要保護知識産權的決心與毅力。”
除此之外，2008年中國首部《反壟斷法》實施，讓市場競争變得更加公平。“不過，新冠疫情以後，在疫情防控方面的規定對在華日企的發展産生了一定限制。為了企業更好地經營，我們希望中方未來能給予更大空間。”高島說。
另外，中國政府于2020年正式宣布将在2030年前實作碳達峰，在2060年前實作碳中和。在《中國經濟與日本企業2022年白皮書》中顯示，六成以上在華日企已經或考慮采取措施，實作這一目标。高島透露：“一些在華日企也利用自己的技術，幫助中國企業實作碳達峰以及碳中和。對于它們而言，這方面的工作已成為必要任務。”
今年1月1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生效，意味着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正式啟航。近一年來，高島所在的JETRO也在為日本中小企業普及如何利用該協定在中國、東盟等國家開展投資與合作。
對企業來說，RCEP生效後最大好處莫過于降低關稅後帶來的進口成本降低和出口機遇增多。根據協定，日本出口至中國86%的産品實作零關稅，中國出口至日本88%的産品也享受零關稅待遇。據日本政府估算，RCEP最終有望使日本91.5%的工業品獲得免稅，國内生産總值（GDP）提高2.7%，帶來的經濟效益超過日本迄今簽署的其他貿易協定。
采訪最後，高島不忘“種草”道，“你知道資生堂和網紅書店茑屋書店聯手打造的快閃店已經登陸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前廣場麼？”他興奮地介紹說，去年4月，日本超人氣購物中心LaLaport（啦啦寶都）首度出海便選擇在上海開店，永旺夢樂城也将在中國各地陸續開店，其目标是到2025年在中國打造29家購物中心。“日企對華投資以前主要是以制造業為主。現在，它們正在尋找新的商機。”
（實習生祁夢含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