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教育研究》2022年第7期
作者：程猛 李嘉怡
摘要：在世界範圍内，抑郁已經成為一種時代病症，象牙塔尖也未能幸免。 高等學校博士生抑郁風險不僅是一個精神醫學或心理學領域的論題，也關乎大陸高層次創新人才的培養品質。 通過對正在或曾在讀博期間受抑郁困擾的博士生進行深度訪談，借助網絡搜集博士生讀博期間抑郁體驗的記錄，深描這一群體的抑郁體驗，探索抑郁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制度性和文化根源。 象牙塔作為一個地方性的道德系統，内隐着博士生應遵守的“讀博時鐘”和道德承諾。 受抑郁困擾的博士生遭遇了學術生涯中的種種風險和不确定性，對沉沒成本有着複雜的、極其個人化的道德感覺，被學業失敗的恐懼和危機所折磨，難以過上一種有尊嚴的道德生活。 他們尋求療愈的過程經曆了從一進制到多元、從線性到複雜時間觀的轉向，高度依賴重要他人的了解和支援。 道德秩序的破碎與重建是了解博士生抑郁體驗發生及療愈機制的關鍵。 對博士生抑郁風險的關注需要了解他們的道德處境，突破不利于潛心研究、盲目追求成果數量的培養和評價制度，重塑健康的學術文化，為博士生的學術創新提供寬松和支援性的學術土壤。
關鍵詞：博士生;抑郁體驗;叙事;道德秩序;學術文化
目前，大陸已建成世界規模最大的高等教育體系，但博士生的心理健康狀況卻不容樂觀。有研究表明，大陸高等學校博士生正面臨高抑郁風險。[1]博士生抑郁問題不僅是一個精神醫學或心理學領域的論題，它真實地存在于高等學校的博士生群體之中，也是博士生、導師和高等學校管理者共同關心的問題。作為國民教育體系的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是國家核心競争力的重要展現。博士生的身心健康既關乎其能否充分發揮學術潛能，也關乎大陸高層次創新人才的培養品質。是以，亟待探尋博士生抑郁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制度性和文化根源，以期為推進高等學校人才培養，學術文化和精神健康幹預體系的完善提供參考。
問題的提出
在世界範圍内，抑郁已經成為一種時代病症，象牙塔尖也未能幸免。國外多所知名大學的調查顯示，大學生的精神健康狀況堪憂，抑郁風險激增。[2]埃文斯（Evans,T.）等人的研究發現，研究所學生遭遇抑郁和焦慮的機率比一般人群高6倍。[3]《自然》雜志2019年全球博士生調查顯示，36%的博士生回報因抑郁或焦慮尋求過幫助，比2017年增長了3倍。[4]
20世紀末，大陸高等學校實施的擴張政策推動了博士生招生規模的快速擴充，從1999年的17 724人激增至2010年的63 762人[5]，到2020年已達到116 047人[6]。《自然》雜志2019年的一篇報道顯示，在對690名中國博士生中的調查中，4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因讀博期間的抑郁和焦慮尋求過幫助，而其他國家是36%。[7]2016年，據北京青年報報道，北京一所著名大學40人被确證抑郁，碩士、博士患病趨多。[8]在問答網站“知乎”，問題“如何緩解讀博中反複抑郁的症狀？”共有267人回答，最高票答案有5 156人點贊。[9]2020年9月，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釋出的《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提出，“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内容”，引發了普遍關注和讨論。[10]有學者指出，“我們的孩子今天很脆弱”，“教育要重回學生的健康”，包括身體、心理和精神的健康。[11]
盡管博士生抑郁相關話題時常引發人們的關注，在現實生活中卻經常“談之色變”。公衆對博士生抑郁的了解大多來自他們因抑郁選擇結束生命的新聞報道，習慣于将他們抑郁的原因歸結為“想不開”、“壓力大”，甚至導向自私、不孝等道德指責。這類粗糙、靜态的了解難以幫助我們了解受抑郁困擾的博士生們究竟經曆過什麼，也簡化了抑郁問題的社會根源，忽略了疾痛與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
醫學領域存在這樣的假設，即對大學生有效緩解抑郁症的方法也适用于博士生。但近年來的一些研究表明，博士生的許多經曆與其他學生相比有着獨特性，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應該得到特别的重視。[12]一些涉及博士生抑郁問題的相關分析或者歸因于“畢業要求過高”[13]、“科研工作涉及很複雜和高深的工作”[14]等淺層的外部因素，或者歸于“求勝心強”[8]、“完美主義”[16]等人格特質。對博士生與其他群體抑郁問題發生機制的差異人們還知之甚少，但研究者越來越意識到對博士生抑郁進行獨立研究的重要性，并逐漸轉向對博士生抑郁成因的結構性解釋。[2]
目前，對博士生抑郁問題的深入研究尚不多見，教育學理論也較少觀照精神疾痛在青少年成長中的意義。一旦青少年面臨抑郁等問題，就被劃入心理學或精神醫學的領地。作為一門“迷戀他人成長的學問”[18]，抑或以人的“心靈健康發展”[19]作為其本質，教育學不應缺席。當下，關于抑郁的“敏感”和“污名”依然存在，發揮社會學的想象力，将抑郁給博士生帶來的“個人困擾”上升到“社會論題”[20]顯得尤為必要。基于此，本研究嘗試通過深描博士生在面對抑郁、與抑郁相處以及尋求療愈過程中的内心體驗，分析造成博士生抑郁問題的社會根源，探索博士生抑郁問題的發生機制和緩釋之道。
概念、範式與方法
抑郁的概念背後内隐着複雜的社會建構過程。對博士生抑郁問題的研究，有必要探究“抑郁”概念的起源和紛争，尋找到适切的研究範式和方法，進而深描這一群體的抑郁體驗及其發生機制。
（一）抑郁：“廢紙簍”還是疾病實體
關于抑郁症的起源衆說紛纭，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正如比克（Beak,A.T.）和奧爾福德（Alford,B.A.）在《抑郁：原因和治療（Depression:Causes and Treatment）》中發出的诘問：“抑郁是一個被完美定義、有着明确病因以及可預測的發作、過程和結果的臨床實體，還是一個包攬多種紊亂的廢紙簍？”[21]
哈佛大學凱博文（Kleinman,A.）教授是促使抑郁（depression）在中國逐漸替代神經衰弱（neurasthenia）的主要研究者。[22]在對20世紀80年代湖南醫學院被診斷為“神經衰弱”病人的研究中，他發現可以把病人的神經衰弱重新闡釋為“重性抑郁障礙”。[23]進入21世紀後，神經衰弱的診斷開始式微，抑郁症日益成為精神醫學界的主流診斷。2002年4月，《中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2002—2010）》将抑郁症确定為重點防治的疾病。政府強有力的推進和廣泛宣傳促使抑郁症成為中國醫學界普遍認可的一種精神疾病。[24]基于對抑郁本質的不同了解，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種研究範式。
第一，占主導地位的生物精神醫學（biological psychiatry），認為客觀存在着一個被人稱為“抑郁症”的疾病實體。[25]第二，反精神醫學範式（anti-psychiatry），或者如戈夫曼（Goffman,E.）所認為的“每個人也都可能表現出任何一種基本的精神症狀”[26]，或者像福柯（Foucault,M.）所認為的瘋狂是“非理性的體驗”，卻在文明的演化過程中被轉化為“疾病”[27]，或者像薩斯（Szasz,T.）所認為的“精神病學是公權力的工具”[28]。商業力量也會滲透精神醫學界，使得“精神疾病診斷越來越受制藥公司操縱”[29]。第三，跨文化情境的醫學人類學（medical anthropology），認為抑郁反映了“一種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社會性的情感和障礙”，且與社會制度、社會苦難和社會關系密不可分。[23]“抑郁”連接配接着身體、自我與社會，也植根于地方性的文化脈絡。如若希望突破人們對博士生抑郁的日常了解，就必須深入考察“抑郁體驗”的社會建構過程。
（二）作為研究範式的疾痛叙事
“危機和無常是生活固有的一面”[31]，疾病亦如此。正如桑塔格（Sontag,S.）所言，“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一屬于健康王國，另一則屬于疾病王國”。[32]20世紀下半葉以來，伴随着許多社會問題被日益醫學化的潮流，“遏制和治理醫學化意識形态的泛濫”也被提上議事日程，對社會醫學化的反思不絕于耳。生物性精神醫學的普及使得大部分精神醫學的研究都被窄化到生物與基因面向，朝向一種無心靈的生物醫學（mindless biological psychiatry)[25]。有研究認為，醫學化程序的實質是将某些社會成員的身心狀态（此類身心狀态通常具有社會越軌特征）予以西醫式“凝視”，進而為生物醫學手段介入鋪平道路。[34]在《精神病院（Asylums）》中，戈夫曼向我們清晰展現了精神醫學診斷存在的問題。
當一個即将成為病人的人接受第一次的入院會談時，負責收治的醫生便會應用醫療模式。不管病人的社會處境如何，不管他的“疾病”具有怎樣的特性，隻要運用單一的技術——精神醫學觀點，就可以把該病人的問題當成是可以“探讨”（假如不是“處理”）的問題。病人的性别、年齡、種族、婚姻狀态、宗教信仰或社會階級都有所不同這件事實，隻不過是一個會被納入考量、被校正的項目，這樣一來，就能夠應用普遍的精神醫學理論，也能夠察覺社會生活中淺薄的外在差異背後的那些放諸四海皆準的主題。[26]
戈夫曼指出的問題恰如一句諺語所言：“如果你隻有一個錘子，那麼滿眼望去都是你的釘子”1。醫學領域對精神疾病的專業化過程很容易“把我們引導到某個既膚淺又無人情味的個體模式，在處理人的精神問題的專業化過程中否定人的道德意義”[31]。依照凱博文對疾痛（illness）和疾病（disease）的區分，“抑郁”在本文中指向疾痛而非“疾病”。疾痛問題不隻是疾病本身，也指涉了“病人及其家人，乃至更廣的社會關系”[37]。相比于疾病，疾痛指向了個體整體性、深層次的生命體驗，是患者對疾病引發的身體異常或不适的切身感受和一系列社會性經驗。凱博文所倡導的疾痛叙事（illness narrative）能夠幫助我們接近患者的疾痛體驗，诠釋疾痛的社會性，了解疾痛背後的文化和道德意涵，展現了“現象學的研究視角”[38]。
抑郁既是個體遭遇的人生磨難，也是布爾迪厄（Bourdieu,P.）所說的“反映社會秩序的苦難”[39]或威爾金森（Wilkinson,I.）所說的“社會苦難”（social suffering)[40]的一部分。作為社會性的情感障礙，抑郁不僅指向博士生個體，也指向了博士生所生活的文化和制度情境，甚至指向我們這個時代某些共通的病症。造成博士生抑郁問題的原因是社會性的，對抑郁經曆中内心體驗和社會行動的記錄、對造成抑郁的社會根源的批判和反思就顯得尤為必要。
（三）研究對象和方法
本研究緻力于通過疾痛叙事探索博士生的“抑郁問題”（depression issue）。這裡所說的“抑郁問題”，不僅包括醫院精神科确診的抑郁症2，也涵蓋了未經醫院确診，但有不同程度抑郁症狀，并嚴重影響正常生活和學習、破壞個體生活秩序的“抑郁情緒”。“抑郁問題”不僅指向抑郁症狀，而且涵蓋了抑郁發生和發展過程中所伴随的種種社會性體驗。考慮到選擇正在經曆中度或重度抑郁的博士生作為研究對象可能面臨的風險和倫理問題，訪談對象主要選擇了曾經受抑郁困擾或者正經曆輕度抑郁困擾的博士生。
抑郁是一個頗為敏感的話題，這為研究資料的收集帶來了不小的挑戰。《自然》有一篇報道甚至寫道：“坦白地說，談論某一個抑郁症患者的死亡要比談論一個帶着抑郁生活的人簡單得多。”[41]中國社會文化中對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傾向使得身體問題而非心理問題才是尋求幫助的合理緣由。抑郁症患者即便意識到了自己身患抑郁的可能，也可能由于擔心被另眼相待而向他人隐藏自己的真實情況，掩飾和壓抑他們的抑郁感受。考慮到抑郁經曆的複雜性和隐私性，借由行動者主體的叙事來接近這種複雜的人類經驗，對于研究而言具有特别的意義。是以，在研究過程中，主要采取了深度訪談和自傳社會學兩種收集資料的方法。
1. 深度訪談
深度訪談可以随時調整問題，幫助研究者“解釋性地了解被訪者的意義世界”[42]。通過網絡邀請、私人關系等方式，我們對11位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博士生和3位讀博期間有過抑郁經曆的博士後進行了深度訪談3。在14位訪談對象中，有5位經過醫院确診為抑郁症或抑郁狀态，9位自陳正在或曾受抑郁困擾。（見表1)
研究試圖深描這些與“抑郁”遭遇的博士生究竟經曆了什麼，他們如何叙述抑郁的體驗，又怎樣了解抑郁的原因、過程以及抑郁帶給他們的影響。在訪談時，我們尊重研究對象的意願，不過度訪談。在一些情況下采用速記方式，尊重被訪者不錄音的要求。同時，對訪談記錄保密并做匿名處理，充分保護被訪者的隐私。
2. 自傳社會學
在社會學領域，自傳社會學是最具“人文主義精神”的方法，試圖“把人從結構中解救出來”。[43]托馬斯（Thomas,W.I.）與茲納涅茨基（Znaniecki,F.）在1918—1920年出版的《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利用了收集到的數百封波蘭移民的書信以及大量的移民日記、回憶錄，被公認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傳記研究著作。[44]
2018至2022年，研究團隊陸續收集了24位有過抑郁體驗的博士生在網絡平台（知乎21位、豆瓣2位、小木蟲1位）對抑郁經曆的記錄，将這種個人記錄視為具有自傳性質的文本。對博士生傳記性質的抑郁經曆的篩選有以下兩條标準：第一，明确透露已經過醫院确診為抑郁症或抑郁狀态以及自陳有明顯破壞生活秩序的“抑郁情緒”；第二，記錄較為詳細、豐富。依照這兩條标準，收集的抑郁體驗記錄近6萬字。4
作為來源于網絡的文本記錄，雖然有難以确認其叙述真實性的局限（一些網友是通過網站匿名功能叙述的），但其優勢也恰恰在此。絕大多數記錄來自知乎匿名網友，叙述者能夠放心地将自己的經曆和盤托出，較少考慮對已有社會關系的影響，是以整體上是較為真實、可信的。這些個人記錄是一種記憶的回溯，而“回溯”是“對壓抑的超越”[45]。這種方式比較适合對較為敏感和隐私的個體經驗的研究，可以作為深度訪談之外的一種補充。此外，為了能夠更深入地了解高等學校目前的博士生培養以及心理健康預防和幹預體系，研究團隊還對3位博士生導師、5位輔導員（包括兼職班主任）進行了訪談。
博士生的抑郁體驗
抑郁的體驗在政治家、文學家、藝術家那裡已有感性的刻畫。丘吉爾（Churchill,W.）曾稱抑郁症稱為“黑狗”（black dog）。[46]所羅門（Solomon,A.）這樣描述重度憂郁症：“苦悶的内心遮住了你看世界和看自己的目光，欲哭無淚便是這種生活的寫照。”[47]盡管抑郁體驗具有某些相似性，但不同群體的抑郁經曆是在具體的社會土壤中發生的，是情境性的，必然也因其所置身生活場景的文化和制度架構而具有不同的特點。在國内與抑郁症有關的話語體系中，心理學和醫學話語占據主導地位。“患者話語都是被遮蔽隐去的，患者未能成為抑郁症話語建構的主體。”[48]走近博士生的抑郁感受，需要從他們的叙述中窺見痛苦流淌過的印記。
（一）壓力
抑郁的體驗與壓力的體驗緊緊纏繞。盡管壓力是造成抑郁的普遍性因素，但博士生的壓力體驗有其獨特性，與博士生的求學經曆、身處的學術環境、同輩壓力、年齡焦慮、性别等因素密切相關。在訪談中，有博士生提到自大學起就陷入周期性的輕度抑郁。
高中的時候學業壓力比較大嘛，因為在那個（地方）競争壓力特别激烈。剛上大學的時候，我還是以一種火力全開的狀态，就是想要保研。該放松的時候沒有放松下來，自己給自己的壓力還是太大了。長期一直處于一個高壓的狀态，就是那種情緒的積澱在那裡……不想上課，不想起床……到了兩周的時候，爸媽就坐不住了，就帶我去醫院看，做了檢查之後就确診了。（X-F-14)
博士階段承受的壓力更是多重的。第一重壓力是讀博本身自帶的創新壓力。博士階段與其他學業階段不同，需要找到自己的研究領域，做出具有原創性的學術成果。
一方面，希望能夠做出來别人沒有做出來的工作，最起碼為學科稍微做一些貢獻。另一方面，在接受無數的打壓後，想着，愛咋地咋地，我要畢業！我要混個論文趕緊了事！天使和魔鬼不斷撕扯着我的精神，最終在這樣的糾結中土崩瓦解。（X-F-4)
第二重壓力來自同輩群體的比較和競争。博士生雖然彼此之間相對獨立，但同在一個學術領域，學術成果方面的競争和比較是難免的。同學之間在開題、發表等方面節奏的快慢差異很容易增加額外的壓力。
我的同學們有一些已經在11月的時候開題了。但是當時因為我的項目進展不順利，是以老師覺得我現在開題不成熟，就稍微往後挪了一些……有了一些喘息的機會，我有時間可以面對自己的情緒的時候，我就覺得好像有些不太對，非常的不對勁。我好像之前因為有deadline一直逼着我，但是現在稍微有了時間喘息但壓力沒有消失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做不了事情。（X-F-3)
女博士生則常常面臨另一重來自社會文化的壓力，特别是伴随年齡增長和婚育而來的焦慮。
女生的話，因為你讀博一般都是四五年，出來之後也都快三十歲了。如果說你還沒有跟男朋友定下來，沒有辦法結婚，也沒有辦法确定将來去哪個城市工作，這個壓力，比男生更大。（X-F-5)
（二）喪失
壓力一旦積累到個體難以承受的程度，就可能會顯著降低正常的學習和工作效率。
去年10月份之後，導師交代我任務之後根本無法進行下去，很難形容那種狀态。就是你坐在電腦前，一個字都看不進去，就真的是什麼都做不了。晚上大概就是渾渾噩噩地過去，第二天早上一醒來就是哭。（X-F-2)
博士生抑郁的體驗常常伴随着喪失——失去以往高效率學習和工作的能力，無法達成自我和他人的期望，打亂其原有的生活秩序。喪失是一個惡性循環，在某一方面能力的受損很容易影響個體的身心狀态，進而引發更多的挫敗。
睡眠長期不好，整晚整晚地做夢，早上起來感覺整個人跟沒睡一樣，就是整個腦袋非常的暈。第二天狀态不好，沒有辦法全心全意地集中注意力。這樣子到晚上，又會覺得自己效率不高，然後整個人就會有點郁悶，然後又會影響睡覺，就是一個惡性循環。（X-F-5)
我覺得我真的生病了，是我無法控制的那種生病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整個人都很麻木很絕望，對什麼都提不起興趣。（X-M-7)
原來那麼活潑的人，就變成那麼沉默寡言的人。我媽就說我，以前都是歡樂的小鳥，怎麼現在這樣。（X-F-8)
當一個受抑郁困擾的博士生失去體驗和享受生活的興趣，學術也就幾乎成了生命的負累，過尋常生活的能力也被剝奪了。喪失的惡性循環既表現在學業壓力的不斷累積，也表現在個人自信的持續受挫。就像是一個不斷被加壓的氣球，終有一天到達崩潰的臨界點，直至失去對自我的信心和重建生活的勇氣。
（三）負面認知
抑郁所造成的精神緊張、失眠、焦慮使得博士生無法維持平時的工作效率，學業壓力長期得不到減輕，甚至每一天這種壓力都在增大，如同溺水一般。長期受挫會使得個體傾向于将失敗歸因于自己内在、普遍且不可更改的缺陷，對自我的認知産生非理性的偏差。[49]學業進展的不順利導緻對自我學術能力的懷疑，進而會延展到對自己全方位能力的懷疑。
（讀博）那會兒我會想過退學。那個時候我無法釋懷，無法在那個環境中再待下去了。你想我的很多同學，很多直博的同學，人家都已經當上大學老師了呀，人家發展都很順，師妹們都快起來了，而我畢業還很難。就那種有形的、無形的、自己的、外界的太多壓力了。我骨子裡太多的脆弱了……那些你難以承受，你想到外面人對你評價的眼光和你内心對自己的否定。（X-F-12)
學業困境使得他們内心時時刻刻壓着一座大山。就如同森田正馬（Shoma,M.）在分析“神經衰弱”時所說的那樣：“将注意力經常集中在某種特定的感覺。注意越是深入，感覺越是敏銳，感受越是強烈，注意力便又更加集中于此。”[50]抑郁的狀态使得個體從向外的積極探索轉向和自我的搏鬥，形成了難以掙脫的内心困境，破壞了博士生自我驅動和整合資源的努力，持續傷害自尊和自信。他們會忽視自己已取得的成就，難以辯證地看待自己的處境，很容易陷入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認為自己一無是處。
（四）敏感
處于抑郁中的博士生會格外在意他人對自己言行的反應，變得尤為敏感，産生強烈的情緒反應。即便是他們自己，也常常會驚訝于自己情緒的激烈爆發。
有一次我和我媽媽在一起，老師那天給我發了一個微信，導緻我那天晚上就有點抑郁發作了，就是情緒崩潰。然後我媽稍微說了一點點話，你怎麼能這麼說？然後我就開始發脾氣，要不是發脾氣，我不會說出來，就是心裡特别特别痛苦。我那天自己一個人悶着頭哭了一兩個小時停不住，我還離家出走了，然後把我媽媽吓壞了。（X-F-2)
我經常冬天光着腿在樓道裡（給男朋友）打電話，說着說着就吵起來，怕樓道裡影響别人休息，就跑到外面。外面零下十幾度的冷風刺骨，加上憤怒的我，情緒失控的我……我瘋狂的尖叫。我都快不認識自己了。（E-Z-22)
因為情緒的異常，處于抑郁之中的博士生不僅受到疾痛本身的困擾，還可能會遭受人際關系的損害，在和重要他人的相處中面臨深深的挫敗和無力感。當一個人處于身心的虛弱狀态，浸湮于彌散的不安全感之中，就很難平衡自己的内心情緒。敏感不是個性特征，而是一種内心投射，也是一種情緒的宣洩和自我保護。學業壓力和家人的不了解也會加重患者本人的負面心理體驗，源源不斷的外在壓力不斷内化，轉換為對自我的苛責和攻擊。
（五）軀體化
抑郁不僅是個體心理和精神上的緊張，還會帶來軀體化的感受和症狀。一旦面對無法完成的任務，持續受挫而又不得不去完成，難以承受的壓力就會引發一系列身體反應，出現失眠、頭疼等常見的不适症狀。
吃不下飯，覺得自己像個行屍走肉，世界都是灰蒙蒙的，很累很疲憊，晚上睡不着。白天坐在機位上就腦子疼，但是又睡不好或者睡不着。（X-F-6)
抑郁的軀體化可以了解為“個體和個體間苦痛通過一種生理疾病的習慣用語表達出來，包括在此基礎上進行的一種求醫模式”，即“個體經曆了嚴重的個人和社會問題，卻通過身體這一媒介來解釋、表達、體驗和應對這些問題”[23]。有研究者在對大陸香港地區抑郁症患者的研究中認為，盡管病人意識到他們情感上的擾亂，但是他們依然傾向于在尋求幫助時用“軀體化”的症狀來表達。[52]X-M-7一開始以為自己有胃病，後來才在醫生的建議下看心理醫生并确診了中度抑郁。凱博文指出：“身體問題具有社會标記，而心理問題沒有。”[23]軀體化的症狀為精神上的痛苦尋求到了一種可被文化認可的話語。即使對受過長期高等教育的博士生而言，準确判斷自己的精神健康狀況也是困難的，他們往往會首先因為生理上的不适而尋求幫助。
總的來說，在博士生的抑郁體驗中，他們被壓力擊潰，被喪失之感包裹，生活中彌散着對自己的負面認知，對人際關系尤為敏感，甚至産生種種軀體化的症狀。這些症狀既是生活在象牙塔之中的博士生個體内心痛苦的外顯，也映射出當下高等教育制度環境中存在的諸多隐憂。
制度化生存的風險
英國人類學家道格拉斯（Douglas,M.）在《潔淨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中對社會有這樣的一種闡釋：“‘社會’這個概念是一個強有力的形象。它本身就擁有支配人們或使之采取行動的權利。這種形象有其形态，還有外部的界限、邊緣及内部結構。它的綱領具有一種獎勵順從和擊退攻擊的能力。”[54]博士生所生活的象牙塔中的培養制度和學術文化也共同組構了這樣一個地方性的道德系統，同樣有這樣一些可見與不可見的“界限、邊緣和内部結構”，其本質是一種制度化的分類體系，即劃定時間的應有秩序、言語和行為的邊界以及确立行動者應遵守的道德承諾。這樣一套制度化的分類體系構成了博士生抑郁體驗生長的土壤。是以，我們有必要超越博士生個體的抑郁體驗，考察他們置身其中的制度架構和學術文化。
（一）在不确定性中前行
“不發表就出局”（publish or perish）已成為科研界預設的潛規則。[55]讀博生涯，也是與焦慮同行的旅程。[56]伴随近些年追求績效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及審計文化的盛行，[57]博士生的發表成了高等學校科研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博士生成果發表的硬性規定依然是每一位博士生的“緊箍咒”。就像一位博士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所說的，“一個沒有文章的博士，就像沒有子嗣的妃子。”[58]多數高等學校都明确規定必須發表若幹篇相應層次的論文才能申請畢業答辯。在X-F-12所在的T大G學院，對博士生的論文發表要求：“在學期間應以第一作者身份至少發表2篇與學位論文研究内容相關的學術論文，其中至少有1篇正式刊出在《T大學G學院博士生發表論文重要學術期刊目錄》收錄的期刊上，另1篇發表在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以下簡稱CSSCI）收錄的學術期刊、集刊上；或者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收錄期刊上發表1篇有關學位論文工作的學術論文（含錄用函）。以上期刊、集刊的增刊不計。”
而在X-M-9所在的大學，需按照要求發表2篇以上CSSCI期刊論文，部分學院要求其中一篇是學院規定的權威刊物。有研究表明，博士生論文發表數量要求與期刊承載量之間存在巨大沖突，學術論文刊發難的現實情況以及延期畢業現象的泛濫，導緻發表資格論文要求的可行性較低。[59]沒有合乎規定的發表就不能按時畢業，也很大程度上預示着無法在競争激烈的求職環境中尋求到一方安心立命之所。
我患抑郁症的原因是在讀博那段時間論文一直中不了，長期處于高壓狀态。那段時間，的确很痛苦，在退學和繼續讀博之間搖擺不定，猶豫不決。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活着就是浪費糧食，沒有價值。（E-Z-18)
博士期間的壓力既是持續性的，又充滿着種種風險和不确定性，作為一個“合格”的博士生，常常既需要統籌自己的小論文和大論文的關系，也需要協調好自己的學術研究和導師課題的關系。學術成果的生産和回報周期都比較長。對于初入學術門庭的博士生來說，更需要長期在混沌中摸索。X-F-5坦言，“讀博壓力最大的一點就是沒有及時的正向回報……倒不是說讀博有經濟上的這種壓力，主要是沒有一種‘你付出了，然後有所得’的感覺。”在大多數動物中，不可控且飽含壓力的事件會導緻“習得性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6。博士生一旦長期缺少正面回報，很容易因重重壓力陷入習得性無助的困境。當然，需要注意到，每位博士生的現實處境不同，能夠承受的壓力極限也不同。即便是同樣一種壓力，在不同的制度情境下也會對個體産生具有差異性的影響。
（二）“讀博時鐘”與時間管理
社會時鐘（social clock）指的是依據年齡而定義的重要的人生轉變。如果個體在既定的年齡做既定的事情，新的角色符合社會規範，就會被認為是合宜的，反之則被認為是不合宜的。[60]我們可以将讀博看作一段節奏緊張的人生旅程，那麼，自然也會有讀博時鐘（doctoral clock）。即一種被視為“正當”的特定時間觀，在恰當的時間範圍和節點達成相應的目标。
在X-M-12讀博時所在的S大學，三年是“标準”的畢業時間。最好的時間節奏是第一年修滿課程學分，第二年的上學期開題，同時考慮到國内日益激烈的學術崗位，申請國家留學基金委半年到一年的聯合培養會增加自己的求職優勢。在這種時鐘下，博士生很容易不自覺地要求自己進行嚴苛的時間管理，生怕自己成了臨期或過期的博士，唯有高度自律，才可能在規定時間達成預期目标。
出了一個環節的差錯，可能就會往另一個方向發展。這種坎兒是很多的。你有一個過不去的話，之前的工作就都被否定了。（X-F-3)
三年級，按道理我不是該畢業了嘛。結果還沒有開題……我四年級的時候，因為我四年級最爆發那一次，我有3個月不敢出寝室的門，不是不敢出，是不想出，我害怕見光。（X-F-8)
目前，在國内大多數高等學校，學術型博士學習年限一般為三至五年，最多可延至六年。“延期”不僅意味着難以按時獲得學位，還意味着至少在延期的半年、一年甚至幾年之内喪失獲得潛在的經濟收益，進而還可能影響找工作，甚至結婚生子等重大人生選擇。相比于具有彈性的“質的時間”和“柔軟”的時間，[61]博士生所處的制度化時間是一種彈性很小的“量的時間”7和“硬的時間”。博士生既要做出真正有學術價值的研究，又需要在競争日益激烈的學術市場中不斷面對發論文和畢業的壓力。為了将自己納入這樣一張緊湊的時間表，他們需要不停地奔跑，争分奪秒，努力規避風險，為不确定的未來不間斷地積累籌碼。
我老擔心畢業的問題，就是博士花了三年四年。正常的四年的時間，你畢不了業，四年的努力都浪費。（X-M-1)
這種“沖卡闖關”式的讀博生涯中，每一個關卡都充滿了艱辛、不确定和風險。一旦在某個環節耽誤時間，機會成本可能會是難以承受的。在這樣的時間觀之下，博士生很容易被“讀博時鐘”牢牢束縛住，幾乎隻能接受成功，不能有任何閃失。為了達到這一預期，正常的放松和享受生活就很容易被認為是放低對自己的要求，是“浪費”時間，甚至産生濃重的負罪感。長此以往，時間的嚴苛意味着心靈的嚴苛，自我已被制度内隐着的一套道德規範完全占據。博士生抑郁體驗中的道德意味提醒我們進一步關注博士生的社會角色以及讀博本身内隐的道德意涵。
（三）沉沒成本中的道德感覺
對于許多博士生來說，已經很難保持純粹的學生角色，可能需要同時承擔學術研究者甚至家庭供養者等多重角色，肩負相應的道德責任，承受着遠遠超出學術本身的壓力。一旦博士生無法依循“讀博時鐘”按時完成發論文、開題、預答辯、盲審、答辯等一系列工作，就很難按期畢業，還要在同輩群體的比較中承受巨大壓力。讀博的順利與否不僅關乎自己多年的付出、家人的期望、自己的未來，還意味着自我價值的全部支點。一旦這個支點被動搖，整個生活世界都會搖搖欲墜。對于處于掙紮中的博士生而言，是繼續努力還是就此放棄，是一個艱難的選擇。他們對讀博的沉沒成本有着複雜的、極其個人化的道德感覺。
白天嘛，心情難受得要死，擔心畢不了業。我這碩博連讀的學生隻有大學畢業證，擔心畢不了業怎麼對得起父母的期望，總之各種複雜的心情就和惡鬼纏身一樣，時時刻刻粘着你。好容易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腦袋裡仍然是塞滿各種對未來的絕望，困的時候就像有人拽着你的眼皮，讓你困倦但睡不着。好容易睡着了，不出3個小時又醒了。（E-Z-16)
X-F-4也說道：“（如果讀博）到頭來都是一場空。那我的青春跟人生，都沒有了什麼意義。”E-Z-10寫道：“自己為什麼拼命了20多年，到頭來淪落到社會最底層都不如。”E-Z-5則在休學的三個月裡一直害怕“如果我沒讀完這個博士，它會是我一輩子的陰影”。退學的成本很高，一旦放棄博士學業，或者隻能拿碩士學位，甚至隻能拿大學學位找工作，那麼過去的幾年時光都将成為“沉沒成本”。如果想退學後直接工作，“相比于其他博士畢業生，他們沒有學位。而相比于其他大學畢業就進入工作市場的人，他們又缺少經驗”[62]。對于家境貧寒的博士生而言，讀博更被認為是必須要完成的，幾乎是能走通的唯一道路。E-Z-10斷言：“沒有學位就沒有工作，沒有工作就沒有未來。”他們既難以放棄，也難以前行，困在密不透風的内心牢籠之中，“成了最自由、最開放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縛在有無數去向的路口”[63]。
博士生越是依賴和認可他們所身處的制度環境内隐的一系列道德規範，就越可能處于一種“制度化生存”的狀态。一旦陷入學業的惡性循環，過去的時間已經追不回來，眼前的困境無法得到緩釋，自己就成了一個道德上難以完滿的人。在遭遇學術生涯的種種風險和不确定因素之後，他們便很容易陷入“去道德化”的困境。說到底，抑郁是伴随制度化生存的一種必然風險。
道德秩序的破碎與重建
無論我們身在哪裡，總要處于一個基本的人類生活架構和具體的地方性制度場景之中。在博士生抑郁體驗的叙事中，我們看到讀博的過程也是自我和制度化的環境、内心期望與外部現實不斷碰撞的過程，這其中充盈着豐富的情感以及複雜的期待、責任和愧疚。可以說，抑郁體驗的叙事也是一種道德經驗的叙事。了解博士生的抑郁機制以及緩釋之道，需要仔細考察他們的道德世界。從受抑郁困擾的博士講述的療愈過程，我們能夠從中看見他們努力掙脫出原有的道德牢籠，恢複道德自主性的創造性實踐。
（一）時間觀的轉向
時間是一個考察創造性實踐的視窗。在訪談和自述中，不少博士生提到讀博以後，“沒有自己的生活”，“逾時工作是日常”，甚至“晝夜颠倒”。斯莫勒（Smoller,J）在《正常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Normal）》中這樣寫道：正常（normal）經常被賦予“标準”（standard），即“本該有的樣子”（ought to be）的含義，但正常不等于“正确”。[64]
“以‘過勞工作’和‘逾時加班’為美德”的科研文化環境卻使得逾時工作逐漸轉變為一種道德責任，一點一滴地侵蝕着博士生的身心健康。在“讀博時鐘”的壓力下，博士生會拼命擠出更多的時間用于學術，艱難地平衡學術與生活，“覺得所有不寫論文的時間都是在浪費”（E-Z-1）。因為學術研究進展不順利，博士生更是常常容易陷入一種自我懲罰，推遲或者放棄正常的交際、運動和日常享受。這種單一目标的時間觀既來源于博士生所處的制度文化環境，也進一步惡化了他們的現實處境。不少受訪者在抑郁之後開始審視自己學術時間和生活時間的界限，轉向一種更多元目标的時間觀。
香薰、養貓、搬出來自己住、持續的鍛煉，對情緒有些好處。唯一能讓自己不焦慮的就是學新東西，能一定時間内看到成效的，學架子鼓、拳擊、學國畫，認識不一樣的人。（X-F-4)
在挖掘自己在做好科研之外的人生價值、重建信心和意義感之外，從線性時間觀向複雜時間觀的轉向也是博士生走出抑郁困境的重要面向。線性時間觀認為每個人的人生就像是過了河的卒子一樣，隻能向前。線性時間觀容不得挫折和不順，也很難在受打擊後恢複對自我的信心，隻會讓博士生處于難以逃離的壓力與日益拉扯的道德沖突之中，喪失從時間的牢籠中修整自我，進而突破藩籬的能力。在這樣的時間觀籠罩之下，沉浸在抑郁困擾之中的博士生會将論文、學位、工作和未來進行強綁定。而複雜的時間觀相信人生不是一帆風順，難免有起有落。在奮力尋求療愈的過程中，他們心中這些堅硬的邏輯傳導鍊條逐漸松動，開始重建自己的認知，認為許多事情沒必要“看那麼重”（X-F-2），“不是所有事情隻要努力都能做到”（E-Z-22）。時間是一切人與事件的背景闆。時間秩序的改變也并不隻是涉及對待時間的态度，也關乎主體如何了解學術與生活的界限、自我與他人的關系以及自己所應承擔道德責任的邊界。
（二）道德處境與道德生活
如果将抑郁視為一種社會性的情感障礙，受抑郁困擾的博士生在情緒上體驗的痛苦就必然是一種社會性的痛苦，也是一種道德性質的痛苦。X-F-12在抑郁最嚴重的時候曾經兩次站在學校最高的那棟樓的樓頂。在訪談中，她這樣反思造成自己當時低谷狀态的原因。
為什麼我那段時間不想活了？我讓家裡人失望，讓老師失望，讓同學失望，不知道該怎麼辦……太多了，我難以承受。
與此相似的是，X-F-2也曾深陷這樣一種道德痛苦之中。作為一個理工科博士，她從小到大一直是一個乖乖女。“老師說什麼我一定要努力做到，我是一定要去努力達到老師的期望，成為老師眼中的乖學生、好學生。”但她卻在讀博的過程中遇到了一個經常“打壓”和貶低學生的老師，始終難以讓導師滿意，“無論如何也達不到他的期望”。另一方面，“作為大師姐又背負着幫助同組師弟、師妹的責任”。
這裡無論是“努力達到老師的期望”還是“作為大師姐”的責任都表明X-F-2的抑郁體驗連帶着一種強烈的道德負擔感。當他們承擔不起這些自己認為應該承擔的道德負重，道德性的自我便開始出現裂痕，直至陷入坍塌。在霍尼（Horney,K.）看來，“絕望是沖突造成的最終産物，其根源在于患者放棄了保持身心統一不被分裂的希望。”[65]在生物醫療模式下，無論是什麼樣的社會性因素導緻的抑郁，都可以根據症狀開出藥方。藥物雖然能夠緩解症狀，但真正解決心靈裡糾纏着的道德沖突依然要依靠自己。
在這樣的危機時刻，來自周遭人際關系網絡的支援尤為重要。X-F-2曾在抑郁之後鼓起勇氣去見導師一面，但導師見面後直接否定了她對自己抑郁的判斷——“你根本沒有抑郁症，讀博都是這樣的。”不同的導師對抑郁的态度有很大差别。X-F-4在告訴導師之後，導師卻給予了了解和關心，“感覺像是對待小孩一樣，讓師兄對我好點”。當X-F-12深陷抑郁邊緣時，她反思自己能夠走出來是“慶幸有一些力量，包括我的兩位導師和師兄，他們願意幫助我”。而X-F-3則談到自己不敢把抑郁的事情告訴導師，害怕被導師當作“一個脆弱、不堪一擊的人”，進而失去導師的信任和學術資源。如果博士生因為害怕得不到了解或失去學術信任而隐藏自己的抑郁情況，就可能會因為無法完成正常的學術任務而被導師認為不夠努力或者不認真，進而造成師生關系的緊張，反過來又會加重自己的學業壓力。
不過不少博士生導師缺乏對精神疾病的了解，也缺乏适切的心理準備，不知該如何應對。在訪談某知名院校一位博士生導師D-F-1時，這位老師坦承自己曾經有過抑郁的學生，得知學生抑郁後就會“說話特别小心”，也感到莫名的不安，不知如何與學生相處，也不知道該怎麼幫助學生，隻能盡量減少對學生的學術要求。在訪談北京一所學校負責學生工作的老師C-F-3時，她坦承做學生工作最怕遇到抑郁的學生，直言“如果班上有一個抑郁的學生，那你就完了”。高等學校精神健康知識普及的匮乏和對抑郁的敏感一定程度上也加重了受抑郁困擾的個體所承受的心理負擔，無法開口求助也就很難激活博士生周遭的人際支援資源。
早在20世紀90年代，希金斯（Higgins,E.T.）就提出，個人的信仰、标準和實踐與社會道德規範之間的差異會增加其罹患抑郁的可能性。[66]凱博文也曾指出，“精神健康的最基本事實是道德性的：有精神疾病的個體生存于最惡劣的道德處境之下。”[67]那麼受抑郁困擾的博士生究竟處于何種道德處境之中呢？面對完成博士學業所需符合的硬性衡量标準，缺乏發表、沒有卡上讀博各種關卡的時間節點等“意外”情況都會給博士生帶來巨大的内心壓力。一旦疊加外部支援的匮乏，就很容易滋生抑郁情緒。延期畢業有時會難以承受、中途退學更是無比艱難且沉重的選擇，是與一個“稱職”和“好”的博士生所應遵循的道德規範相背離的。
當博士自身的道德實踐難以符合已經内化于心的“讀博時鐘”和周遭的道德期待，就會面臨“最看重的價值和感情受到威脅或喪失”[31]。而疾痛的發展又使得他們過上一種道德生活的努力常常舉步維艱，陷入惡性循環，造成“絕望、去道德化、自認失敗的人格和處境”[23]。受抑郁困擾的博士生往往無法實作自己的道德承諾和責任，無力滿足他人的期待，甚至無法言說自己的情緒，不斷被道德失敗的巨大危機所折磨，面臨難以過上一種有尊嚴的“道德生活”（moral life）的困境。
博士生抑郁的社會根源來自個體與地方性場景内隐道德規範的複雜沖突。這些沖突破壞了原有的價值體系，造成原有道德秩序的瓦解，擊潰了他們賴以生存的道德世界。從抑郁内隐的道德沖突中解脫，進而重建道德秩序，這是超脫抑郁困擾的關鍵。可以說，受抑郁困擾的博士生生存處境的“去道德化”和“再道德化”是了解他們抑郁體驗的發生和療愈機制的一個基本架構。這樣來看，抑郁可以視之為行動者的身心對外部環境的一種自然反應，讓超出行動者現有承受範圍的某種巨大壓力得以顯現在我們面前。博士生抑郁體驗讓我們看見博士生個體與所處環境的複雜關系。
這一危機時刻不僅充斥着痛苦，也可能是有意義的。X-F-12在訪談中坦承“正是我經曆的這些痛苦，我自己的反思，才讓我成為堅不可摧的一個人”。抑郁也是博士生重建道德秩序和道德生活的一個契機。在陷入抑郁困擾之後，X-F-2征得父母和男朋友的支援，得到了“即便退學也沒關系”的回應。之後她暫時中止了與學業有關的一切事情，選擇了休學半年，在自己恢複之後與導師重建立立師生關系的邊界，最終順利完成學業。在幫助朋友方面，不再“勉強自己去做任何事，隻有在我真的想，真的願意，并且很開心的情況下，我才會去盡我所能地幫助他人”。人際關系邊界的改變也意味着一種新的道德自我以及新的道德生活的創造，而這種重建離不開來自重要他人的了解和支援。
作為公共問題的抑郁
博士生的抑郁體驗像是一面鏡子，映射出個體内心世界與外部道德規範之間的沖突和沖突，不僅是一種個體體驗，也是一種社會叙事。在訪談以及一次次試圖進入這些體驗的努力過程，我們深感每一位被訪者所經曆的痛苦都是複雜而獨特的，植根于個人的曆史和社會的曆史共同的交織之中，尋求超越和解脫的道路也遠非文字所能完全描摹。導緻博士生抑郁的原因是複雜的，成長過程中的風險性因素對他們讀博期間的抑郁困擾也有間接或直接的影響。本文對這些社會性痛苦的記錄和解釋性了解同樣是“不完整的”，但“學術研究有助于給采取行動發現一些可能性”[70]。
在對博士生抑郁問題的日常了解中，經常有一種“逆果為因”的傾向，即将抑郁視為解釋他們現實困境以及認知和行為改變的初始和萬能原因，而不會深究究竟是什麼造成了他們的抑郁症狀。這種“逆果為因”的思維傾向遮掩了造成博士生抑郁問題的結構性因素，也簡化了抑郁問題帶來的嚴重後果。這項探索性研究可能的意義之一是讓正在受抑郁困擾的博士生感受到自己并不是孤軍奮戰，看見自己所承受痛苦的社會和制度根源，進而保有“免于自責的可能性”[39]。研究也指出了一條通往消除抑郁症污名化的道路，即将受抑郁困擾的個體置于其所處的道德環境中，以更具社會性的視角了解抑郁的發生機制以及造成抑郁的結構性和制度性根源，取代歸因為個體特質的污名化視角，避免将社會和制度問題轉化為個體問題，減輕受抑郁困擾的個體所承受的道德壓力。
博士生抑郁問題對博士生培養制度和學術文化具有重要的預警意義。對博士生精神健康的關注需要了解他們的道德處境，不應停留于病理學，而要正視博士生的高抑郁風險以及由“正常”的道德經驗引發的深重痛苦。“症狀并不隻是個體的不适表達，也可能成為一種表達集體性不适的合法語言。”[23]博士生既處在“社會時間加速”[73]的時代，又在講究績效主義和功利化的學術場域裡尋求自己的發展空間，這為他們過上一種道德生活帶來了特别的挑戰。對于高等學校來說，博士生抑郁風險的預防和幹預需要了解他們的道德處境，突破不利于潛心研究、盲目追求成果數量的培養和評價制度，重塑“質的時間”和健康的學術文化，為博士生的學術創新提供寬松和支援性的學術土壤。
此外，博士生的身心健康問題不是孤立存在的，與象牙塔裡大學生的“内卷生态”[74]以及高等學校教師日益膨脹的“職業負荷”和“身心健康危機”[75]息息相關。相比于幹預，高等學校需要更加注重抑郁風險的預防，不能僅僅停留在“不要出事”8的底線思維邏輯，而應系統性促進有利于博士生身心健康的制度、文化和資源平台建設，充分應用博士生論文互助小組、博士生情緒工作坊等多種團體性的預防和幹預模式，加快建設友好、專業、及時的心理健康支援和服務體系。在普及包括抑郁在内的精神健康常識的同時，需要注重抑郁的公共性和社會性，破除對抑郁的污名化想象，讓每一個人都能夠在自己遭遇精神困厄之時勇敢地發出求助的聲音，也有能力為處于精神痛苦中的個體提供适切的幫助。唯有保持健康的身心狀态，博士生才能更好地承擔學術之志業。
參考文獻與注釋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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