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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節目開始之前，先來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得中華文明有5000年的曆史嗎？
作為正統史書的《史記》，第一篇就是《五帝本紀》。
《五帝本紀》寫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
《史記》記載了上至上古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曆史。
而從西漢武帝時期算起到今天又是2000多年，
是以中華文明上下5000年的說法開始深入人心。
但是大部分史料對于三皇五帝始、唐堯虞舜這一時期的描述，都充滿了玄幻色彩，
讓人難以分辨究竟是曆史還是神話。
是以另有一種說法是，夏朝以前，甚至包括夏朝都是傳說時代，算不上文明。
真正的中華文明應該從商朝開始算起，也就是3700年。
那麼上下5000年究竟是我們的民族自嗨，還是确有其事呢？
神話故事，究竟是神話還是史實呢？今天這期視訊也許能給你一些啟發。
故事要從1936年杭州西湖博物館的一位地質礦産助理員，施昕更開始說起。
那一年施昕更參與了博物館組織的對杭州古蕩遺址的發掘。
那是一處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遺迹。發掘過程中，施昕更看到了一種長方形有孔的石斧，
好像在老家良渚鎮一帶也見過。頓時感覺冥冥之中有一根線在牽引着他：
古蕩考古發掘和杭州餘杭的良渚鎮會不會有什麼聯系呢？
為了驗證自己的想法，施昕更馬上回到了家鄉良渚，終日在田野阡陌之間奔走，不以為苦。
要說考古，有時也是需要運氣的。
1936年11月3日，施昕更在路經一個因灌溉抽水而幹枯的池塘時，
偶然發現了幾片黑色有光澤的陶片。很快，在西湖博物館的支援下，
施昕更主持了三次發掘，在良渚鎮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和玉器。
但因為當時正值抗戰爆發前夕，發掘工作被迫草草結束。
1938年，施昕更寫成了一篇長達5萬字的考古發掘報告《良渚》。
這份封面淺黃，字迹斑駁的考古報告如今陳列在良渚博物院裡。
在寫成報告的第二年，1939年，28歲的施昕更感染上猩紅熱并發腹膜炎去世。
他永遠也無法得知，由他最初發現的這處古遺址究竟意味着什麼了。
1959年，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根據發現地的現代名稱正式将此遺迹命名為“良渚遺址”。
隻可惜，良渚遺址在1936年，隻冒了個頭就沉寂了，這一沉寂便是半個世紀。
反山王陵
改革開放後，考古工作全面恢複，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
由于施昕更的那份《良渚》報告，良渚遺址的發掘工作成為了浙江省考古重點工作之一。
1986年，鄉鎮企業興起。良渚長命鄉農機廠轉産，準備籌建一間材料廠，
地點選中了長命鄉雉山村反山周圍的大片土地。
當時的反山看上去就是一個高出地面約6米左右，東西長120米、南北寬40米的土墩。
但是生活在雉山村的一位考古人員在這個土墩周圍的斷層裡，
發現了一些碎小的紅燒土顆粒和炭粒，偶爾還能見到一些小陶片，明顯有人工堆築的痕迹。
直覺告訴他，這個土墩不簡單。他所在的考古研究所立刻向國家文物局申報了發掘申請書。
1986年5月6日，考古隊正式進駐反山開工，很快反山12号墓被挖出，
這是反山王陵挖到的第一個也是現今規格最高的良渚墓穴。
這裡出土了良渚文化遺址中的最著名的玉琮王和玉钺王。
玉琮象征着神權，玉钺象征着王權，考古學家推測墓主人很有可能就是良渚的國君。
反山12号墓中還出土了另一件著名文物，嵌玉漆杯。
不過由于南方的酸性土壤不利于漆器等有機物質的儲存，嵌玉漆杯出土時已經化成了一灘。
但依然可以看出杯子的表面髹漆，以及上面鑲嵌着的141 顆玉粒。
這是一張嵌玉漆杯的複原圖。這件嵌玉漆杯集木器制作、玉器制作、
漆藝等多種精湛技藝于一身，也成為了墓主人身份和等級的标志之一。
反山12号墓的發現又引出了後面的10座墓，呈現南北兩排的排列。
而反山這個高土墩實際上良渚先民人工修築的高台墓地。
先在地面上鋪上1.5米高的草裹泥層。
草裹泥是用蘆笛梗、茅草包裹的淤泥塊，能有效防止地下水的滲透。
然後在草裹泥上覆寫一層沙層，最後在沙層上堆築3米厚的黃土，形成一片高台墓地。
從反山11座墓穴中出土的随葬玉器、石器、象牙器、嵌玉漆器、陶器等共1200餘組，
以單件計将近4000件，其中90％為玉器。
根據墓葬的規格，随葬品的數量與種類，考古學家們分析，除了反山12号墓，
其餘的10座墓穴的墓主人也至少是良渚貴族的身份。
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已經有了等級分明的社會結構。
回形祭壇
反山王陵的發現在海内外掀起了至今未衰的良渚玉器研究和收藏熱潮，
同時了激發了杭州餘杭一代的盜墓活動。
1987年，杭州市餘杭區安溪鎮下溪灣村的村民在村落附近的瑤山山頂挖出了玉器，
随後引發瘋狂盜掘。事情很快也驚動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87年5月，考古人員趕往瑤山展開了搶救性發掘。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完成了10餘座墓葬的清理工作。
從墓中随葬物品判斷，瑤山墓葬與反山墓葬屬于同一時期。
與反山相似，瑤山墓葬也是呈南北兩排分布，
南排居中的7号和12号墓與北排居中的11号墓，等級最高，墓葬陪葬品的規律也更加明顯。
瑤山與反山的墓葬出土時，墓主人的骨架基本都已化為一攤污水了，
僅個别墓葬殘留有牙齒，是以無法對墓主人的性别和年齡進行鑒定。
但是從瑤山墓葬的随葬品規律看，作為武器的钺隻有南排墓葬才有，
而紡輪和織具等則僅見于北排墓中，是以推測南排墓可能是男性，北排墓可能是女性。
除了十餘座大墓和大量精美玉器外，瑤山還第一次發現了一座良渚文化的祭壇。
瑤山是一座海拔約35米的小山丘，它既是祭壇也是貴族墓葬。
良渚先民将山頂削平，修築方形土台，土台呈覆鬥狀結構，為正南北方向，
面積約400平方米，被人工精心修鑿得平平整整。
最令人費解的是，祭壇頂部還有一個以挖溝填土方式構築的回字形灰色土框，
外框南北長約11米，東西寬約10米；内框南北長約7.6米，東西寬約6米；
灰土框寬約1.7-2.1米，深0.65-0.85米。
考古專家們一開始對這個回字形溝槽的用途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1991年，在距離瑤山7公裡外的彙觀山，發現了另一座形狀與結構十分相似的祭壇。
彙觀山祭壇面積更大，将近1500平方米。
在祭壇頂面偏西的位置，同樣以挖溝填土的方式，做出了一個回字形的溝槽。
通過對溝槽四角方位的測量，考古專家們發現這裡面大有玄機。
瑤山與彙觀山祭壇回字形溝槽四個角所指向的方向，驚人的一緻，
都是分别為北偏東45°、135°、225°和305°。
夏至日，日出的方向正好與兩座祭壇的東北角重合，
日落的方向剛好與兩座祭壇的西北角重合。冬至日，太陽則從東南角升起，從西南角落下。
春分、秋分日的太陽，恰好從祭壇的正東方向升起，從祭壇的正西方向落下。
這樣的規律顯然無法用“巧合”二字來解釋。
也就是說，祭壇頂部的這個回形溝槽應該是用來觀測太陽進行紀年的。
可見當時的良渚人已經有了一定的天文知識。
在反山、瑤山、彙觀山等一系列墓葬、祭祀場所發掘完成之後，
考古學家們開始尋找墓主人的生活場所。這時位于反山東側的莫角山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莫角山雖然也被稱作“山”，但實際上是一個東西長670多米、
南北寬約450米的大型平坦土台。1992年到1993年，在曆經10個月的勘探後，莫角山之上，
小莫角山、大莫角山和烏龜山三處遺址陸續嶄露頭角。
其中大莫角山最大，面積有近2萬平方米。
這些遺址都是人工搭建的夯土宮殿台基，均由泥層與沙層構成，最高的地方多達13層。
每層的厚度都不一緻，按照從下而上的順序，沙層逐漸加厚、泥層逐漸變薄。
目前主流的猜測是，這裡應該是良渚文化的大型宮殿區。
在莫角山台地東坡還發現有大量碳化稻谷的堆積，經分析足足有2.6萬斤，
進而判斷莫角山宮殿區當時應建有大型糧倉。
2007年，考古學家利用GIS(地理資訊系統)，搭建數字高程模型(DEM)，
發現了良渚古城的外圍城牆。所謂“數字高程模型”，
通俗地說，就是把地圖上相同高度的物體塗上相同的顔色。
這樣，即使一道城牆斷裂成了分散的小段，因為基本高度一緻，
在地圖上就會呈現相同的顔色，進而能清晰看出城牆脈絡。
良渚古城外圍城牆的發現，标志着良渚遺址進入都邑考古新階段，
被學術界稱為“石破天驚”。
截止到2007年，除了反山、瑤山、彙觀山、莫角山，
考古學家們又挖出了塘山、文家山、卞家山等100多處良渚遺址。
至此，良渚古城的全貌逐漸浮現在世人眼前。
良渚古城
和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一樣，
良渚古城也坐落在神秘的北緯30°帶上。
杭州市餘杭區境内，有一處面積達1000平方公裡的C形盆地。良渚古城就位于盆地的北部。
盆地背靠天目山脈，東側是一馬平川的杭嘉湖平原，處于山地與平原交錯處。
豐富的水系和肥沃的土地交織在一起，伴随着溫暖的氣候，構成了絕佳的農作物生态系統，
也為良渚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良渚古城由四面城牆圍合而成，
南北長約1910米、東西寬約1770米，城牆周長達6000多米。圍合總面積約300萬平方米。
城牆将整個良渚遺址分隔為了宮殿區、内城和外城的三重結構。
宮殿區位于良渚古城的中心，由莫角山遺址與其南側的皇墳山台地、池中寺台地組成，
總面積約40萬平方米。内城是統治者、貴族和手工業者等非農業人口的居住區。
宮殿區西面是反山王陵區和姜家山、桑樹頭貴族墓葬區。東面是鐘家港作坊區。
作坊區沿河分布，生産加工玉石器、漆木器、骨器以及大型木構件，
為古良渚人的生産生活提供資料。内城共發現大小古河道51條，大多數為人工開鑿而成。
可以說良渚古城就是因水而生，因水而興。
城中水巷蜿蜒，民居依河築屋，仿佛一座夢幻的水上城市。
分隔内城與外城的城牆上有9座城門，其中8座為水城門，東、西、南、北各兩座，
隻有南面有一座陸城門。說明當時的交通運輸主要依賴竹筏和小船進行水運。
21世紀初，考古學者們陸續發現了位于城外的南部卞家山、東部美人地等遺址，
古城的内城、外城總面積增至800萬平方米。外城主要是普通百姓和農業人口的居住區。
位于外城的卞家山遺址在2003年到2006年間，經過了3次挖掘，清理出了66座墓葬。
個别墓葬中有儲存完好的人骨架，分子生物學家通過采樣出土人骨的Y染色體，
并進行SNP檢測分析，推測良渚人身高中等，面圓，顴骨不突出，杏仁形眼，
頭發黑直細軟，平均壽命在30-40歲之間。這是專家們複原的良渚男性女性面部特征圖。
另外，除了在莫角山台地東坡發現的2.6萬斤碳化稻谷外，
2017年，考古人員又在池中寺台地，發現了面積超過5000平方米的廢棄炭化稻米堆積，
重量高達20萬斤。這說明良渚古城内有大量的糧食倉儲。
但在城内和近郊，都沒有發現水稻田，也沒有發現比較集中的稻作農耕工具，
是以考古學家們判斷，這些糧食應該是走水路從城外運到城内的。
後來，在城址東北26公裡外的茅山遺址，發現的面積高達80畝的良渚稻田遺迹，
也印證了這一觀點。貴族和手工業者居住在城内，農民居住在城外，
說明良渚文化已經有了明确的城鄉分野和社會分工。
令人驚歎的天文知識、等級分明的社會結構和高度發達的手工藝技術，
那麼良渚文化就幾個位于曆史洪流的哪一階段呢？
根據考古學遺址分期和和對出土文物、草裹泥、碳化稻谷等進行的碳14測年，
良渚文化被确定存在于約距今5300年至4300年的這一千年時間裡。
這可比商朝早了670年，比夏朝早了200年。難道說良渚文化就是傳說中的上古時期嗎？
關于良渚人的身份，我們稍後再讨論，
先來看看頻繁出現在良渚玉器上的一種雕刻，也叫良渚神徽。
良渚神徽
良渚文化以玉器而聞名天下，曆年發掘的良渚玉器數目超過15000件，
品種豐富，雕琢精湛。其中最受關注的莫過于反山12号墓中出土的玉琮王和玉钺王了。
玉琮王是呈黃白色的方柱體，内圓外方，通高8.8厘米，重達6500克，
上下兩端為圓面的射，射徑17.1至17.6厘米。正中心有對鑽圓孔，孔徑4.9厘米。
玉琮作為一種祭祀用具，蘊含了上古良渚人的世界觀。
琮的内圓外方表示天和地，中間的穿孔表示天地之間的溝通，從孔中穿過的圓柱是天地柱，
也有天梯的意思。玉琮王琮體的四個面均由中間的直槽一分為二。
四面直槽内，上下各雕刻有一個“神人獸面紋”圖像，共八個，這個圖像也被稱為“良渚神徽”。
琮體四角的凸面，又被橫槽分為了四節，每兩節各刻一組簡化的神徽，
以轉角為中軸線向兩側展開，左右對稱。反山12号墓玉琮王出土後，考古學家們才意識到，
之前他們認為的頻繁出現在良渚玉器上所謂的“獸面紋”，
其實是一個頭戴羽冠、半人半獸的神靈的形象。他用雙手扶住兩隻大大的獸眼，
扁寬的嘴巴裡，隐約可以看到向外伸出的獠牙，下肢是兩個彎曲的獸爪。
不過也有學者認為，良渚神徽刻畫的其實是一位祭祀的巫師騎在神獸之上。
但無論怎樣解釋，該圖案是良渚先民崇拜神的這一結論，已經成為了目前學術界的共識。
值得一提的一點是，代表軍權與王權的玉钺王上也刻有良渚神徽，
說明在當時王權與神權是融為一體的，王也是神的代言人。
良渚神徽最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其細微到肉眼幾乎無法辨識的雕刻工藝。
有學者測量過玉琮王上神徽的紋路，差不多每毫米雕刻有5-6根細紋。
這樣的雕刻工藝，即使是用現代的高科技也很難複刻。這是由玉的翠性所決定的。
在玉器上一毫米的寬度内，作出幾根平行線，出現崩口幾乎是無法避免的。
更别說在五千年前那個沒有任何金屬工具的年代了。
良渚人究竟是如何在3到4厘米見方的範圍内，雕刻出如此複雜的神徽的，
至今還是個未解之謎。
如果你覺得這就已經很厲害了，那麼接下來我要說的一定會讓你歎為觀止。
良渚水利系統
2016年3月，良渚遺址又帶來了一項驚人發現：位于古城西北部的大型水利系統。
這套水利系統由1座長堤、6座高壩和4座低壩組成，
可以控制和影響的流域面積超過100平方公裡。
良渚水利系統的總土方量約為288萬立方米，而蓄水總量可達到4600萬立方米，
工程量與蓄水量的比例約為1:16，即使以現代水利工程标準來衡量，
良渚水利系統也是非常高效的。
水壩的修築，良渚先民使用的是草裹泥縱橫堆砌，最後再覆寫黃土的方式。
前面我們也提到了，草裹泥是用蘆笛梗、茅草将一塊塊淤泥像包粽子那樣包起來，
綁紮牢固。通過草裹可以提高泥土的強度達6倍，
而縱橫交錯堆砌的承載力是順縫擺放的2倍。
草裹泥的原理類似于現代抗洪搶險時的沙包，
可見5000年前的良渚人已經對水利工程施工有了相當深刻的了解。
通過提取草裹泥中殘留的碳元素，進行年代檢測，
考古專家們确定這些壩體的營建時間約為距今5100～4700年前。
一直以來，口口相傳大禹治水神話，大約發生在距今4100多年前。
也就是說良渚水利系統比大禹治水的傳說還早了600到1000年。
這直接改寫了中國和世界的水利發展史。
良渚水利系統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也是中國最古老的水利工程。
剛才我們提到，所有壩體的土方量總計為288萬立方米，
按每立方米土的開挖、運輸、填築需要3個人工來計算，
建好11條壩體大約需要860萬個人工。若由1萬人來建造，大約需要連續不斷工作兩年半。
如果隻是利用每年農閑時間的100天來參與建設，1萬人完成水利系統的建造則需要近9年。
如果将良渚古城遺址和外圍水利工程加在一起，所需的土方量總計約為1005萬立方米，
是古埃及吉薩金字塔群所需的土方量的将近2倍。
這一切都告訴我們，5000多年前，這裡一定有一個強大的、有組織的管理機構，
才能調動這麼多的人力、物力，進行持續的工程建設，并完成後勤保障。
另外，碳14測年表明，良渚古城和水壩的始建時間都是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早期，
也就是說良渚先民剛在這裡站穩腳跟，就開始雄心勃勃地要改天換地。
最遠的壩體與古城間的直線距離約11千米；高壩與低壩間距離達3.5千米；
塘山長堤距離古城最近，約在城北2千米處，整個工程超出了肉眼所能看到的距離。
今天我們有GPS，有遙感和測繪技術，還有衛星圖檔，但良渚先民是從哪裡獲得了
“上帝視角”呢？中國常被調侃為當今的 ‘基建狂魔’，相信這個稱号良渚先民也當得起。
我們回到剛才的問題，創造了如此多奇迹的良渚人究竟是誰呢？
溫馨提示，接下來這部分内容包含大量神話傳說與猜測，不喜歡的可以跳過。
身份推測一：被遺忘的唐虞王朝
目前主流史學界認為，夏朝，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世襲制朝代，是“家天下”的開始。
夏商周斷代工程把夏朝的起始年判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
神話傳說又告訴我們夏朝之前還有一個三皇五帝的上古神話時代。
但實際上在三皇五帝和夏朝之間還夾着一個被稱為“唐虞之治”的時期，
由唐堯和虞舜相繼統治，被稱為唐朝和虞朝。
當然，這個唐朝跟李世民可沒有半點關系。
有少數史學家認為“唐虞”才應該是中國曆史的開始。而良渚文化正是被曆史遺忘的虞王朝。
先秦時期有很多古文獻都提到了虞王朝。
《左傳·成公十三年》中說：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yìn而朝諸秦。
《呂氏春秋·審應覽》中說：今虞、夏、殷、周無存者。
虞王朝的統治者，舜，是三皇五帝中黃帝的七世孫。
《韓非子.顯學》中，有記載說“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
“今乃欲審堯、舜之道于三千歲之前”。意思是，儒家所稱道的殷周時期，
到現在有七百多年了。墨家所推祟的虞夏時期，到現在有兩幹多年了，
而堯舜的思更已經是3000多年前的事了。
山東大學曆史學教授徐鴻修根據這段記述，
推斷虞王朝應該存在于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100年間。這與良渚文化的年代正好吻合。
但是這一觀點不能解釋虞王朝與夏朝的承接問題。
盛極一時的良渚文化在距今4300年左右突然在東南地區消亡了，
這一直是困擾學術界的一個謎題。
根據目前已知的考古發現，良渚文化後，出現在東南地區的是馬橋文化。
但是馬橋文化（距今3800年—3200年前）與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4300年前）之間
存在着500年的缺口。而且良渚文化已然形成了酋邦或國家的社會結構，有發達的農業，
先進的手工業和建造業。可之後的馬橋文化卻倒退回了自給自足、狩獵與采摘的經濟狀态，
恢複成了比較分散的部落社會。
是以，可以判斷馬橋文化與良渚文化之間并不存在直接的承襲關系。
關于良渚人的消失之謎，目前學術界有氣候惡化說、洪災說、北遷說、海侵說、
擴張失利說等幾種不同的猜測。其中氣候惡化說、洪災說、和北遷說是息息相關的。
部分學者認為，在距今4000多年前左右，地球開始進入一個小冰期，
氣溫和降水量變化較大，旱澇及其他自然災害頻發。
雖然良渚人已經修建了11條水壩，但還是無法抵擋一次比一次兇猛的洪水。
無奈之下，良渚先民選擇了北遷，來到了中原地區，
在這裡落地生根、繁衍生息，崛起了之後的夏王朝。
就在良渚文化衰亡的幾乎同時，
中原地區的陶寺遺址、石峁遺址卻突然湧現了大量良渚文化的因素，
出土了玉琮、玉璧等最富有良渚特征的玉禮器，
這至少說明了一點：公元前2300年之後，創造良渚文化的這一族群沒有徹底消失，
他們即使沒有北遷到中原，也一定和中原的諸多部族存在着某種交流。
不僅如此，良渚晚期遺址多數出土于淤積層之下，而且淤積層的體量很大，存在時間很長。
這表明，良渚文明的突然衰落，很有可能就是遇到了嚴重的洪澇災害。
不過就像我剛才所說的，洪災說和北遷說目前還停留在猜測的階段，
想要實錘，還需要更多的證據支援。
身份推測二：蚩尤九黎部落
關于良渚人身份的另一猜測是，戰神蚩尤九黎部落的一個分支。
中國人常常自稱為“炎黃子孫”，這裡的炎和黃分别指的是炎帝和黃帝。
炎帝，号神農氏，是上古時期姜姓部落的統領。黃帝則是華夏部落的統領。
但事實上在上古時代，除了姜姓部落和華夏部落，還有一個著名部落，九黎部落。
而蚩尤便是九黎部落的酋長。炎帝、皇帝、蚩尤也被稱為中華三祖。
與姜姓部落和華夏部落不同的是，九黎其實是一個部落聯盟，
由居住在黃河流域中下遊地區以及長江流域一帶的九個部落共同構成，
足迹遍布山東、河北、河南、江浙地區。
《逸周書》中有一種說法是，蚩尤曾是炎帝的卿士，被炎帝安置在少昊的封地。
少昊的管轄地帶是魯西南，也就是山東西南部地區。
巧合的是，魯南蘇北（山東南部與江蘇北部相連的地區）一帶剛好是考古學上良渚文化
分布的北界。蚩尤九黎部落的活動區域，長江中下遊，也剛好與良渚文化覆寫面部分重合。
另外《史記.五帝本紀》和《山海經.大荒北經》都記載了
一場大約發生在距今5000年前的上古戰争。
傳說，當時蚩尤不敬黃帝，和黃帝為了争奪生存之地，
北上來到了今天的河北省張家口市涿鹿縣一帶，進行了一場惡戰。
炎帝怕禍及自身，于是和黃帝聯盟對蚩尤開戰。這就是著名的涿鹿之戰。
聯軍抓住蚩尤後殺死在了冀州。
蚩尤戰敗，他的部族一部分歸附了炎黃部落，另一部分南遷。
是以良渚人有沒有可能就是蚩尤部落中的一支呢？
（《山海經.大荒北經》記述說，“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
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
魃不得複上，所居不雨”。
《史記·五帝本紀》載：“蚩尤作亂，不用帝命。
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
身份推測三：羽民國
《山海經·海外南經》中說，在東南方有一個羽民國，那裡的臣民都長着人的腦袋，
但面部狹長，像鳥兒一樣，身上長滿了羽毛。
《淮南子》中也說羽民國的人能飛，但卻飛不遠。
（《山海經·海外南經》“羽民國在其東南，其為人長頭，身生羽。
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為人長頰。”）
巧合的是良渚文化也有鳥崇拜的元素。良渚遺址中，挖出了多件鳥型玉器。
其中一件和良渚神徽一樣，雕刻有一雙炯炯有神大眼。
是以有學者猜測，良渚神徽中的神獸其實是一隻神鳥，或者是人鳥合體的形象。
那麼良渚人會不會就是山海經中所記載的羽人呢？
身份推測四：東方的瑪雅文明
關于良渚人身份的最後一種猜測極為颠覆認知。
1839年，美國探險家約翰.史蒂芬斯(John Lloyd Stephens)
來到了中美洲洪都拉斯西部邊境的科潘村。
在當地向導的指引下，他穿過層層密林，看到了一座被巨大藤條和蔓草所湮滅的城市廢墟。
史蒂芬斯被眼前的金字塔，廢墟和各種神秘古怪的石雕驚呆了。他發現的這處巨大遺址，
便是如今已經聞名于世的古代瑪雅文明曾經的首都，科潘（Copan Ruinas）。
科潘遺址坐落在長13公裡、寬2.5公裡的峽谷地帶，海拔600米，占地面積約為15公頃。
依山傍水，土地肥沃。遺址的核心部分是宗教建築 ，
主要有金字塔祭壇、廣場、廟宇、石階、石碑和雕刻。
2015年，中國考古學家李新偉帶領團隊來到了科潘遺址進行考察。
而這次中美洲之旅讓他有了意外的收獲。
他在瑪雅文明的科潘遺址發現了諸多良渚文化的身影。
與埃及金字塔不同，美洲瑪雅金字塔呈放射性結構，四面都有階梯。
從空中俯視，四面階梯恰好交叉呈十字，把金字塔四等分。
這和良渚玉琮四個面上的直槽有異曲同工之妙。
良渚玉琮也被一個個橫槽分隔成了小節，相當于瑪雅金字塔的大石階。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玉琮和瑪雅金字塔都呈現了“四方—中心”（從四方到中心）的結構。
埃及金字塔的用途雖然尚未确定，但瑪雅金字塔的主要功能就是祭祀和觀測天象。
而玉琮在良渚文化中，又是重要的祭祀禮器。
另外，在科潘遺址發現的Rosalila羅莎莉拉神廟入口處的雕刻也與良渚神徽有神似之處。
瑪雅和良渚的城市建造都沒有發現使用金屬的痕迹，二者都有豐富的天文知識，
和不可思議的農業、手工業水準。如此多的共同點，難道說良渚人和瑪雅人是同宗共祖的？
美籍華裔考古學家張光直教授甚至提出過“瑪雅 - 中國文化連續體”的概念。
哈佛大學人類學系教授威廉.法什William L. Fash也堅持認為，
瑪雅考古一定需要有中國學者的參與才會了解得更為透徹。
但如果這兩種文化真的是一個連續體，那麼他們共同的祖先又是誰呢？
我們回到剛才提到的涿鹿之戰。
對于這場戰争史記雖然是一筆帶過，但山海經卻有着詳細的記載。
山海經中說，在那場戰争中，神農氏炎帝的後裔誇父氏選擇了背棄炎帝部族，
與蚩尤站在了一起，合力對戰黃帝炎帝。雙方大戰打了九個回合，依然難分高下。
最後黃帝請來了強力外援九天玄女，蚩尤部落才最終被打敗，
戰神蚩尤的身軀被肢解成碎片。此時，誇父不希望自己的族人成為炮灰，選擇了撤離。
誇父在掩護族人撤退的過程中，被應龍擒殺，喋血關隘。
但同時誇父氏族人也成功向東躲避到了渭水流域。
若幹年後，渭水流域的誇父氏部落人口越來越多，生存空間受到了威脅，不得不選擇分流。
新一任的誇父氏首領，帶領部分族人啟程，遷居到了今天的貝加爾湖地域。
這個遷移過程在《山海經.海外北經》中也有記載。
（“誇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
不知道又過了多少年，新的誇父氏首領再次啟程，沿鄂霍次苦海到達勘查加半島；
後來又越過了白令海峽，抵達了北美洲阿拉斯加地區，再向東來到了加拿大西海岸。
就這樣，東方的文明來到了美洲。這裡插播另外一個的現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瑪雅文明中的羽蛇神和月神，
跟中國神話中的伏羲和嫦娥出奇的相似呢？
美國人亨麗埃特.默茨Henriette Mertz，
花了多年的時間背着背包走在美國中西部荒涼的大地上，用最原始的方法，
也就是自己的腳步，丈量過山與山之間的距離，
得出的結論是《山海經.東山經》和《大荒東經》裡所描述的那些山脈、主峰、河流，
是在美國，而不是在中國。怪不得有人說《山海經》裡其實隐藏着一部失落的世界史。
故事扯得有點遠了，我們回到良渚遺址。
2019年7月，良渚遺址被獲準列入了《世界遺産名錄》，但此事卻引來了極大的争議。
争議的關鍵點并不在于申遺本身，而是在于良渚，究竟該被稱為“文化”，還是“文明”，
它有是否能夠被當做中華5000年文明的實證呢？
1968年，英國考古學家 Glyn Daniel格林·丹尼爾在《最初的文明》一書中
首次提出了文明三要素的概念，即城市、文字、複雜的禮儀。
丹尼爾認為一個社會如果具備了這三種要素中的兩個就基本可以判定進入了文明時代。
對于良渚文化而言，他們顯然已經擁有了一定規模的城市，和複雜的祭祀、
朝拜、喪葬禮儀。那麼良渚有沒有文字呢？在良渚遺址出土的很多陶器以及陶器碎片上，
都發現有大量刻畫符号。有些像鋤頭、有些像稻穗、有些像魚蝦。
截止到2015年，相關學者已經整理出良渚刻畫符号656個，分布在554件器物上，
符号種類超過340種，并編輯出版了《良渚文化刻畫符号》一書。
這些刻畫符号是否能夠被稱為文字，見仁見智。
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些符号是有意識刻畫上去的，即便不能完全承認是一種文字，
也已經具備了文字的象形功能，是文字的一種“初始形态”。
1985，中國考古學家夏鼐又提出判斷文明是否形成的标準應該是城市、文字、和冶金術，
三者同時具備。這成為了目前中西方學術界比較流行的新的文明三要素。
我們剛才也說了，良渚不具備冶金術，那麼按照這種标準良渚确定不應該被稱為文明。
但是，我們要知道世界上不乏并非同時具備“三要素”的文明。
例如瑪雅文明和良渚文明一樣，也不具備冶金術。而輝煌的印加文明是沒有文字的文明。
可見，這“三要素”并不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标準。
很多人不願意承認良渚文明的另外一個原因是，如果把良渚當做了中華文明的源頭，
那豈不是要颠覆曆來“中華文明起源于中原”的這一認知了嗎？
有這樣想法的人忽略了一點，中華文明本身就不是本土起源的，
也并非單一中心，而是多源并發。高度發達的史前文化，既存在于中原大地，
也分布于遼西、長江中遊、黃河下遊、江浙等地區。
這就是考古學泰鬥蘇秉琦先生提出的 “滿天星鬥說”。
中華文明正是在不同文化碰撞和融合的過程中，
逐漸形成了如今豐富多彩、兼并包容的樣子。
回到視訊最初的問題，中華文明到底有沒有5000年的曆史呢？
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5000年前，一群勤勞智慧的良渚人創造了光輝燦爛的良渚文化。
5000年後，另一位熱愛考古、睿智勤奮的良渚人施昕更，因為一把石斧，
寫下了長達5萬字的考古報告，才讓我們有幸重溫了祖先創造的奇迹。
這也許也是一種傳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