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舉辦暑期學校，邀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複旦大學、中山大學、暨南大學等高校的學者圍繞“明清的疆土管理”這一專題對學員進行授課。經主講學者審定、授權，澎湃新聞·私家曆史刊發此次暑期學校這一系列專題報告。本文整理自複旦大學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安介生教授的學術報告。
講座伊始，安介生教授從“民族”“曆史上的中國”與曆史時期民族地理分布格局的演變三方面切入，對曆史民族的諸多基本概念和内涵進行了闡釋。首先，安介生教授回顧學術界對“民族”的概念解釋，指出中外學界目前多運用“ethnic groups”（族群）概念的緣由，并對比了“種族”和“民族”的内涵差別。學界論及民族時往往會注重其與政體或國家、政權之間的關系，是以目前的研究常常會以王朝及地方性政權的演變作為民族研究的線索。其次，安介生教授指出，如何限定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範圍，即“曆史時期中國”的範圍，是民族地理研究中一個最為關鍵的基本問題。譚其骧先生所概括的曆史時期的中國的範圍，即18世紀50年代至19世紀40年代鴉片戰争以前的中國版圖，至今仍是最具代表性、權威性的觀點。此觀點辨明了“曆史時期的中國”範圍與古文獻中的“中國”範圍、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範圍、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土範圍、曆史上的所謂“内地”範圍之間的差別，多卷本的《中國曆史地圖集》即展現了這一觀點。而後，安介生教授回顧了秦漢至元代不斷變化的民族地理格局，并指出其具有明顯的時段性和差異性特征。
譚其骧先生
随後，安介生教授概括了明清兩代疆域建設的成就。清代是中國曆史上又一個由非漢民族所開創的大一統王朝，統一之後全國各級政區的拓展廣度與治理水準，以及境内各民族融合的進度和密切關系，都大大超過以往各個朝代。一方面，清代國力的強盛與政區的一體化，為境内各民族的融合創造了極好時機；另一方面，将統一的政區管理體制推行于擁有衆多民族及族群的廣袤國土之上，清朝也确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一、“長城内外”：明清北疆民族構成之比較
在北疆方面，安介生教授指出，起始于秦或更早的時期的長城一線，既是最重要的民族區域分界線，也是中國北方農牧業分界線。400毫米等降水量線，大緻為大興安嶺-張家口-蘭州-拉薩，與長城一線也相對吻合。北面即被稱為“大漠”的蒙古草原地帶，長城南北一帶，實際上為農牧業過渡地帶。
為抵禦鞑靼人的入侵，明朝在沿邊地區設定九大重鎮，合稱“九邊”。王士性《廣志繹》有載：“九邊延袤幾八千裡，墩台關口，聯以重牆，亦猶長城之遺而諱其名耳。”明代北方蒙古及其他非漢族也是沿邊分布，但其人口相關的史料較少。根據《兵略》與茅元儀《武備志》等書提供的資料和資料，安介生教授分别闡釋了長城一線各邊鎮附近的蒙古部落的情況。粗略統計之下，明代晚期（萬曆末年）沿邊諸鎮附近住牧的蒙古各部合計約有417500餘部落。遊牧部落的“部落”，通常在研究過程中約同于漢族版籍中的“戶”。若按每部落5人計，那麼當時僅漠南地區的蒙古部落人數已經超過了200萬之衆，戶口相當繁庶。
清代對長城南北實作了大一統，長城的功能也随之弱化。安介生教授認為，此後對北疆民族關系發展貢獻最大的，當為歸化七廳的建制與“走西口”移民。土默特及其周圍地區歸入清朝統治之初，基本仿照滿清八旗的制度，編立了土默特二旗及西二盟（烏蘭布察盟與伊克昭盟），實行都統制或由“劄薩克”統領。這顯然考慮到當地蒙古遊牧民族的特點，帶有濃厚的軍事管制色彩，也不能與正式的行政區相提并論。塞北地區的安定與大片宜于耕種的土地對長城以南的漢族平民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在清朝官府允許乃至鼓勵下，影響深遠的“走西口”移民潮初見端倪，不少漢民開始北上進入口外地區從事耕商活動，為該地區的開發帶來了勃勃生機。
雍正元年（1723）設定歸化城理事同知，隸屬于山西朔平府，宣告了歸化城廳的建立，這是該地區行政區建置的初步嘗試，同時也滿足了地區開發及移民管理的需要。乾隆元年（1736），綏遠城建立。後朔州左衛之建威将軍移駐于此，作為歸化地區及西二盟最高軍事長官。再後來，兩翼旗都統事務也劃歸将軍管理。這一系列的移防安排，反映了清政府在這一地區統治的強化，同時有利于山西與歸綏地區合為一體。乾隆六年（1741），歸綏道設立，從此該地區成為山西省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歸綏道和綏遠城将軍的并存，也是清代地方行政中“旗廳并存”制度新的表現形式。
安介生教授随後指出，在口外六廳中，來自山西各地的移民在數量上占有較明顯的優勢，也是最早來到此地從事耕種活動的人群。漢族移民特别是山西移民實為推動該地區政區建置進展的原動力。至光緒八年（1882），張之洞就任山西巡撫，到任不久便提出将口外七廳改撫民兼理事的主張，并于光緒九年（1883）九月上《籌議七廳改制事宜折》，對改制的理由和重要事宜作了詳細說明。此次改制格外強調“編立戶籍”，即建立完整的戶籍管理制度。是以，歸化城諸廳作為清代山西省的一個重要區域，其設定本身不僅是山西行政區劃演變中的一個重大突破，也與山西平民的北上及口外地區農業開發密切相關。
二、“入關與出關”：明清東北區域民族構成之變遷
安介生教授首先指出，山海關為薊州鎮與遼東鎮的分界點，是河北地區與東三省的咽喉要塞，即所謂“至自薊以達遼，惟恃山海關一線以相通”。有明一代，除兀良哈三衛及東遷蒙古部落外，女真族已發展成為東北地區最主要的邊疆民族，也是明代東北地區民族構成中最突出的部分。而當時的女真人又實為一個複雜的族群，其中按居住地域的不同又可分為海西女真、野人女真、建州女真等數種。其中，開原城（在今遼甯開原市北老城鎮）作為遼東鎮與女真部族的交界處，是為明代東北地區民族分布區最重要的分界點之一。
山海關
明廷對于東北及女真族地區最主要的管理方式，便是設立衛所，分而治之。随後，安介生教授梳理了明代遼東都指揮使司和奴兒幹都司所轄羁縻衛所，指出奴兒幹都司及下轄384個衛、24個千戶所、7個站、7個地面、1個寨，除兀良哈三衛外，其餘大都設定于女真族所在地區。
清代滿族的崛起，是東北地區行政建制得以建立，及政治地理發生劇變的關鍵。在複原清代奉天地區人口的基礎上，安介生教授強調，奉天地區由内地人口“入關”所緻的人口變化，實質上也是一個民族構成的轉變過程。“奉省居戶，本皆旗丁”的狀況，一方面是清初東北地區施行八旗制度使然，另一方面也說明當時并沒有多少漢族平民在奉天地區居留。而地理位置更為偏遠，人口也較稀少的黑龍江省，清代民族構成卻更趨于複雜。其中，漢人“最初至厥為漢軍，皆山東産”，“商賈初多山西人，農戶多直、魯人”。雖然軍隊本身也可作為一種特殊性的移民，但與奉天、吉林在開禁前便有招民之舉和州縣之設不同，黑龍江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開放東荒後，漢民整體上才得以成批遷入。
三、從哈密到新疆：明清西北民族地區之變遷
元朝之後，明朝與西域的關系變得十分複雜。西域諸國在各自割據的同時，也與明朝之間形成了朝貢關系。安介生教授認為，與東北地區相仿的是，明朝對西北邊疆地區的經略曆程，十厘清晰地反映在西北地區的衛所設定上。當時西北羁縻衛所可分為兩大部分：一是西番諸衛，包括西甯、河州、洮州、岷州等番族諸衛；二是西域諸衛，包括安定、阿端、典先、沙州、罕東等衛。
明末清初，額魯特（或稱厄魯特）蒙古雄踞天山以北地區，周邊部族難以與之相抗颉，大多臣服納貢。額魯特下分四衛拉部，即綽羅斯（準噶爾）、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各部分地而牧。康熙年間，噶爾丹自立為準噶爾汗，在兼并額魯特四部後，進而吞并天山南部、青海以及漠北蒙古地區，對邊疆地區的穩定構成極為嚴峻的威脅。康熙皇帝先後三次率軍北征，收複了漠北地區。準噶爾餘部降服後，仍舊在阿爾泰山以西至伊犁一帶遊牧。雍正繼位後，準噶爾部又曾進犯蒙古地區。清軍堅決反擊，大舉征伐，但未在天山以北地區建立管理機構。時至乾隆年間，準噶爾部發生内亂，不少酋長與部衆歸降。為永久消除西北邊疆的隐患，清廷先後數次遣師北征，并在事态平定後，設定常駐軍政官員，駐紮大批軍隊。從此，天山北路地區成了清朝疆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康熙皇帝
新疆獨立建省，是清朝在西北邊疆地區政區建置的一個重大突破。乾隆年間平定準部後，便已設有直隸迪化州，下轄阜康、昌吉、綏來三縣。新疆建省問題，也很早就是清代朝野人士議論的話題。然至光緒初年在西北所謂的“回變”平息之後，以左宗棠為代表的清朝官員正式将建省之舉措提到議事日程。光緒四年（1879）、六年（1880），左宗棠先後兩次向朝廷建議在新疆地區“開行省，設郡縣”，直到光緒八年（1882）才得清廷的最終準許。從光緒八年到二十八年（1902），清朝在新疆地區共設定了4道、6府、11廳、2直隸州、1州、21縣、2分縣。有清一代，蒙古、纏、布魯特、哈薩克、甘回，加上滿、漢，構成了清代新疆境内的7種主要民族。
四、從“禁海”到台灣建省：明清東南海島之變遷
安介生教授表示，明朝初期，鄭和率領龐大船隊七下“南洋”，不僅是中國航海史上偉大的奇迹和裡程碑，也是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海洋開發與移民曆史劃時代的重大事件。而在鄭和下西洋之前，已有大批中國東南沿海居民移居海外各地。作為移民定居之标志，一些華人定居聚落及移民社群之存在，出現于文獻記載之中。如明人馬歡，是鄭和的通譯，其所著《瀛涯勝覽》為中外交通史之名著，其中便記載有東南亞各國中華人的情況。明末學者張燮在所著《東西洋考》中也多處提到東南亞各地的中國移民分布狀況。
不過，明代中後期東南海疆最大的問題大概是“倭患”以及與之相關的海禁問題。安介生教授強調，“倭患”問題從根本上反映的是日本對中國物産的貿易需求。《籌海圖編》中專有《倭好》一節，記載了日本人喜愛的各類中國物産。同時，中國士民對倭刀、倭扇、描金飾物等日本商品也有濃厚的興趣。明嘉靖年間，沿海市舶司的罷省可以說是明代海禁政策最極端的表現。事實證明，這種極端的海禁政策是導緻明朝中葉沿海“倭患”日益嚴重的最主要原因。而客觀的貿易需求是無法遏制的，嚴峻的海禁更使中外貿易有利可圖。是以，嘉靖間曾任福建巡撫的譚綸指出：“海上之國，方千裡者不知凡幾也。無中國绫錦絲綿之物則不可以為國。禁之愈嚴，則其值愈厚，而趨之者愈衆。私通不得，則攘奪随之。”據時人鄭曉所著《吾學編》的記載，當時所謂“倭寇”成分相當複雜，有“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等等。
《籌海圖編》中的地圖
明清中國東南沿海移民潮中的一個重要移民方向，便是台灣。台灣的建省，也是中國東南沿海移民潮所取得的最偉大成就之一。台灣地區在中國古文獻中有多種名稱，如“夷洲”“琉球”“毗舍耶”“雞籠淡水”等。台灣原住民族被稱為“山胞”，在古文獻中被稱為“東番”。根據現有研究可知，所謂“東番”就族源而言，絕不是孤立海外的所謂“南島語族”，而當為中國古代百越民族的一個分支。
中國東南沿海以及南海的海上交通，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洋流的影響。例如，秦漢時期中國古人的航海所至及中外交通的範圍，已遠遠超出了文獻記載中所謂“南海”諸郡的範圍。作為台灣島之“門戶”，澎湖列島是為台灣與大陸沿海周邊地區之間交通往來的“咽喉”要地。“台灣之門戶，曰澎湖，俗呼‘鐵門限’，以其有吸鐵石焉，船至則膠；前此之是以不通也。”澎湖地區險惡的航運狀況，在相當長的時間内，影響了台灣與沿海其他地區之間的往來交通。阻礙航運的所謂“吸鐵石”，即後來人們所熟知的“黑水溝”。
宋元時期，澎湖地區歸屬福建泉州後，東南沿海居民便已開始全面投入台灣地區的經濟開發。而出于在東亞海域交通上的特殊位置，西方殖民者很早就展開了對于台灣島的争奪。荷蘭殖民者在天啟二年（1622）占領了澎湖地區，後驅逐了西班牙殖民者，開始了殖民台灣時期。自1624年至1662年，“荷據時期”持續了38年。鄭成功率軍趕走荷蘭殖民者後，仿照明朝政區，着手在台灣地區創置政區。鄭成功及其部下均為東南沿海漳州、泉州人。其入台并定居，實際上也引發了一定規模的外來移民潮。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軍攻克台灣，鄭氏政權歸降。自此，清朝在台灣地區開始了全面的建設，逐漸建立起府、縣等層級的行政管理機構。至光緒十一年（1885），台灣獨立建省，下轄三府、一直隸州、六廳與十一縣。安介生教授指出，自康熙二十二年清軍收複台灣，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被迫割讓台灣為止，台灣歸屬清朝疆域的200餘年的時間，正是台灣地區發展與建設的關鍵時期。
小結
安介生教授最後總結道，明清兩代民族分布的重大變化、民族關系方面的成就，在學術層面所做的客觀評價往往是通過比較得出的。民族地理分布格局的差異，同樣也是通過比較之後才能看得更為清楚。北疆地區，明代以長城為限，清代時大量漢民遷入長城以北地區，其中以山西移民所開發的歸化城七廳最具代表性。東北地區，明代建立奴兒幹都司等羁縻衛所管理少數民族，清代東北地區雖有封禁政策，但仍有移民不斷遷入，民族分布格局演變也促成東三省的建立。西北地區，明代仍以羁縻衛所為主，清代則新疆建省，以民政體制代替了軍政體制。東南的台灣島，明代為“東番之地”，清代以移民為支撐，台灣也得以建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