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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迦陵:巴格達騷亂背後:尴尬的選舉制度與伊朗滲透

作者:觀察者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孫迦陵】

2021年10月10日,伊拉克舉行議會大選,卻在結果出爐後陷入長達數月的政治癱瘓,并誘發了8月29日群眾攻占議會大樓、沖入外國使團所在地“綠區”的流血事件。

孫迦陵:巴格達騷亂背後:尴尬的選舉制度與伊朗滲透

伊拉克總理府遭示威者沖擊。圖源:視覺中國

一片混亂中,政治領袖薩德爾的武裝支援群衆與親伊朗民兵爆發激烈沖突,最終導緻30人死亡、700多人受傷,其中包括前來維持秩序的110名伊拉克安全部隊成員。

8月30日,薩德爾呼籲支援群衆從巴格達街頭撤離,混亂多日的局勢重歸平靜,伊拉克聯合行動指揮部亦于同日下午發表聲明,宣布解除全國宵禁。然雖說騷亂暫止,伊拉克的困境卻依舊難解。

根據聯合國報告,伊拉克雖有豐富的油氣儲量,其人口卻有三分之一生活在貧困之中,青年失業率更是高達40%,經濟前景十分黯淡;與此同時,政治精英們受困于結盟博弈、境外幹預的“政治遊戲”,至今都無法組成新政府,即便看守政府總理卡迪米仍将繼續任職,其也隻能處理伊拉克日常事務。

換言之,百姓們短期之内将被迫忍受治理無能的漫長折磨,直到忍無可忍、再度上街。而由伊拉克的視角觀之,此次沖突的爆發展現了伊拉克政治在“後薩達姆時代”的兩大困局:選制的反噬、伊朗對伊拉克的幹預。

選制的反噬

首先,伊拉克有利小黨生存的選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導緻了2021年10月以降的政治僵局。

去年10月10日,伊拉克舉行了新一屆國民議會選舉,在總共329個議席中,什葉派宗教領袖薩德爾所上司的“薩德爾運動”獲得73個議席,成為議會最大黨派。但根據伊拉克憲法規定,籌組政府的第一步,是議會必須以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選出總統,而“薩德爾運動”顯然還未達門坎。

在此情況下,薩德爾先是與遜尼派的“庫爾德斯坦民主黨”(KDP)結盟,後者由伊拉克北部庫爾德自治區親土耳其的巴爾紮尼上司,在議會中擁有31個席次。然即便如此,其依舊難達三分之二多數門坎,此後薩德爾即便向庫爾德勢力其餘政黨、遜尼派勢力抛出橄榄枝,亦未能如願形成三分之二多數。

與此同時,有意組建政府的也不僅薩德爾一支勢力,由親伊朗什葉派組成的政黨聯盟“協調架構”亦然。然在此次選舉中,伊拉克政壇的親伊朗勢力受到重創,導緻其同樣無法達到三分之二的推選總統門坎。以伊朗扶持的“法塔赫聯盟”為例,其在2018年的議會選舉中,還能擁有48席的成績,此次選舉卻暴跌至17席,版圖縮水了一半以上。

在此情況下,身為最大黨的“薩德爾運動”雖不能成功推選總統,卻有能力否決對手聯盟提名的總統人選。如此各方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狀态,導緻了伊拉克新政府的持續難産,僵局時長創下“後薩達姆時代”紀錄。而導緻局勢進一步更新的,是6月以降的一系列政治變化。

6月12日,“薩德爾運動”的73席議員集體辭職,理由是抗議“伊朗代理人”幹涉伊拉克政治;但根據伊拉克法律,議會中若有任何席位出現空缺,則由該選區第二高票候選人遞補,故“協調架構”的總席次上升至122席。

親伊朗勢力遂開始嘗試繞過“薩德爾運動”推選總統與總理,例如獲伊朗支援的前總理馬利基便毛遂自薦擔任總理,但受到了薩德爾與其支援者的猛烈抨擊;“協調架構”又提名了前内政部長蘇丹尼,但薩德爾的支援者們同樣不滿意,因其認為蘇丹尼是馬利基的忠實支援者,基本上與馬利基無異。

而在發現“以退為進”成效不佳後,“薩德爾運動”自7月起開始了街頭示威,地點遍布伊拉克各省。7月27日,示威者第一次襲擊并闖入位于巴格達的伊拉克議會大樓,但僅停留了大約兩個小時,便聽從薩德爾的号召離開;7月30日,上千名“薩德爾運動”支援者再次占領議會大樓,甚至闖入外國使團所在地“綠區”。

孫迦陵:巴格達騷亂背後:尴尬的選舉制度與伊朗滲透

伊拉克巴格達綠區遭火箭彈襲擊,納西裡耶市政大樓關閉。圖源:視覺中國

此次沖突的暴力程度比起27日高出許多,根據伊拉克衛生部表示,約有125人在混亂中受傷,包括100名示威者與25名安全部隊成員,且發動占領的薩德爾本人并未迅速勸退群衆,而是直到31日還在社交網站上稱,靜坐是“從根本上挑戰政治制度、憲法和選舉的絕佳機會”,并呼籲所有伊拉克人加入這場“革命”。

8月29日,薩德爾忽然宣布“退出政壇”,同時關閉伊拉克各地的“薩德爾運動”辦公室。幾個小時後,薩德爾的武裝支援者沖入綠區的共和宮,并在街頭與親伊朗民兵爆發沖突。民兵甚至向綠區發射火箭,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的C-RAM防空系統一度響聲大作。伊拉克安全部隊随後将示威者逐出共和宮,并要求雙方停火談判,結果卻隻是吸引了更多示威者前來“助陣”。

最終,薩德爾于8月30日呼籲支援者進行“和平革命”、離開綠區,表示自己不想成為暴力革命的一部分,也不想讓伊拉克人流血,示威者這才逐漸散去;親伊朗民兵也順勢呼籲了“進行對話”,但政府難産的僵局持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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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什葉派宗教領袖薩德爾稱将退出政壇。圖源:視覺中國

回顧上述過程,薩德爾在6月以降的一系列政治操作,雖是激化沖突的導火線,但導緻政治僵局的主要根源之一,還是選制問題。

自2003年美國發動戰争推翻薩達姆政府後,伊拉克政治經曆無數波折,終在美國強硬扶植、内部各派系勉強達成共識下,形成了如今的議會民主制。而為平衡伊拉克内部的什葉派、遜尼派、庫爾德人等多方勢力,其議會選制采取強調“弱勢也有機會發聲”的“比例代表制”,而非“多數決制”,前者容易産生小黨林立的政黨體系,後者則相對容易催生兩大黨對決制。

由政治學視角觀之,實行“比例代表制”的國家因為極難産生議會席次穩定過半的大黨,故往往都要組成政黨聯盟,拿下議會過半席次,才有執政可能。換言之,倘若有關鍵小黨退出執政聯盟,政權将被迫垮台重新大選;若遲遲無法形成席次過半的執政聯盟,國家将在僵局中原地打轉。

以色列之是以在近期上演了3年即将5次大選的政治荒誕劇,便是因為不同的關鍵小黨議員先後退出執政聯盟,導緻政權瓦解,隻能被迫深陷大選怪圈;德國則曾在2013年聯邦大選後進行了85天的政府組成談判,比利時更曾在2010年至2011年發生長達541天的政府難産危機。

但即便“比例代表制”容易導緻小黨林立,倘若伊拉克議會能産生席次過半的執政聯盟,也不至于導緻僵局。但在比例代表制外,伊拉克又為追求上司人的代表性,采取了類似黎巴嫩的宗派配置設定制(Muhasasa Ta'ifia),規定總統須由庫爾德人擔任、總理須為什葉派、國會議長為遜尼派,而議會選舉結果出爐後,須經三分之二同意門坎選出總統,總統再任命總理,并經議會表決準許後就職,如此方能形成政府。

換言之,伊拉克的政黨聯盟存在兩層執政門坎,除了與多數比例代表制國家相同的二分之一議會席次外,還有一道與推選總統相綁訂的三分之二多數門坎。如此設計放諸多數西方國家,都是過于嚴格的标準。

而比例代表制在伊拉克實踐多年,即便2021年的伊拉克議會選制有所調整,由純粹的比例代表制改為不可轉移單票制(SNTV),但其目的同樣是增加地方的代表性,對小黨存續有利。故短期之内,伊拉克政治型态都不可能發展出美國這般典型的共和兩黨對決制,而是會持續多黨林立的态勢。

如此結構,一旦遇上撕裂共識的政治氛圍,便容易觸發政治僵局。而這便是導緻此次沖突的另一個原因,也是“後薩達姆時代”的第二個政治困局:伊朗對伊拉克的幹預。

伊朗對伊拉克的幹預

簡言之,伊朗支援的政治勢力曾在伊拉克呼風喚雨,如今卻漸遭伊拉克民意排斥,原本團結的什葉派陣營亦為此分裂,間接導緻了此次長達數月的政治僵局,以及後續失控的流血沖突。

回顧伊朗對伊拉克的介入,可追溯至2003年的美軍入侵。伊拉克戰争爆發後,伊朗憂喜參半:一來,薩達姆政權與伊朗有過8年的兩伊戰争血仇,如今一朝倒台,伊朗自然歡欣鼓舞;二來,伊朗亦會擔憂,繼阿富汗與伊拉克之後,自己可能成為美國下一個軍事幹預目标。

孫迦陵:巴格達騷亂背後:尴尬的選舉制度與伊朗滲透

2003年3月20日: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争 意圖推翻薩達姆政權。圖源:視覺中國

幾經考慮後,擔憂最終壓倒了雀躍,伊朗決定先下手為強。故自2004年起,德黑蘭開始支援伊拉克的什葉派民兵,包括最初期的“馬赫迪軍”(Jaysh al-Mahdi),以及2006年以後崛起的“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正義聯盟”(Asa'ib Ahl al-Haq)等。2011年美國正式宣布将從伊拉克撤軍時,伊朗在伊拉克的影響力已創下近代以來新高。

孫迦陵:巴格達騷亂背後:尴尬的選舉制度與伊朗滲透

伊朗總統萊希會見伊拉克外長侯賽因。圖源:視覺中國

2014年後,“伊斯蘭國”開始在叙利亞、伊拉克之交肆虐,伊朗更是把握了這一戰略機遇,積極擴張軍事影響力。第一,伊朗統合了自己于伊拉克境内支援、教育訓練的武裝團體,使其組成“人民動員部隊”(Popular Mobilization Forces,簡稱PMF),與伊拉克軍隊共同執行反恐任務。第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聖城旅部隊在伊拉克政府要求下,入境伊拉克協助伊軍與“伊斯蘭國”作戰。

2017 年底,“伊斯蘭國”政權在各方圍剿下垮台,但伊朗的軍事存在已然紮入伊拉克,部分武裝團體更在2018年共組“法塔赫聯盟”,參與全國大選,并如前所述獲得48席的好成績,是當年的議會第二大派别。

但也就在2018年5月,特朗普對伊朗發動了“極限施壓”,不僅單邊退出2015年簽署的伊朗核協定,更對伊朗支援的伊拉克民兵上司人實施制裁。

2019 年起,駐伊美軍與親伊朗民兵對峙加劇,前者開始對後者的陣地發動襲擊,後者亦會回以顔色,雙方沖突在2020年1月3日白熱化:美軍無人機于巴格達機場發動空襲,成功擊殺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以及副指揮官穆罕迪斯。

伊朗此後雖對美軍基地展開回擊,但無奈形勢比人強,德黑蘭隻能咬牙切齒,誓言“要将美軍逐出伊拉克”,實際上是一邊與美軍進行互射火箭的騷擾戰,一邊暗自期待美軍能像撤出阿富汗般,幾乎全數撤出伊拉克。

但由結果來看,駐伊美軍人數雖持續減少,卻始終沒有完全撤出,根據2021年1月資料,駐伊美軍人數由5000多人減少到2500人左右,但與此同時,北約卻應伊拉克政府要求,将駐伊兵力由500人提升到4000人。短期之内,伊朗要完全排除伊拉克境内的其他武裝勢力,應是相當困難。

此外,伊朗也面臨伊拉克内部的洶湧民意沖擊。2003年以降,伊朗之是以被不少伊拉克群眾視為正義使者,是因發動戰争的美軍承擔了“入侵者”的邪惡形象,“伊斯蘭國”的惡名昭彰更讓參與反恐行動的伊朗身披道德光環。然在美軍逐漸撤出伊拉克、“伊斯蘭國”倒台的時空下,伊朗逐漸淪為占據伊拉克的“新入侵者”,關鍵原因有二。

第一,部分伊朗支援的民兵自視戰功卓著,便自認能不受伊拉克法律管束、不受伊拉克政府控制,開始在政治、經濟、安全領域橫行霸道,不僅參與不透明或非法經濟活動,更自設檢查站征稅、開設建築公司強包工程、幹預海港運作,甚至被指控犯下多起針對反伊朗政治人士的暗殺等。

第二,上述種種行徑,既讓伊拉克政府如坐針氈,更讓不少群眾心聲厭惡。但後者眼見政府無所作為、任由民兵幹涉伊拉克内政,自然會更加怨恨伊朗,進而形成強大的反伊朗民意基礎。

2019年,伊拉克爆發全國示威,群眾的抗争核心雖是低薪、公共服務失能、裙帶關系盛行、猖獗腐敗等治理議題,卻也同時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既喊出反美口号,也對伊朗幹涉伊拉克發出怒吼;伊朗駐伊拉克納傑夫(Najaf)和卡爾巴拉(Karbala)的領事館甚至遭群眾包圍與襲擊,而這兩大城人口皆以什葉派居多,傳統上是與伊朗往來密切的重鎮,卻被群眾放火焚燒領事館外牆,伊朗自然備受震撼。

而讓伊朗更加頭痛的,還有薩德爾等傳統親伊朗政治領袖的疏遠。回顧過往,薩德爾出身什葉派宗教領袖世家,本在意識形态上就對伊朗具有天然好感,2003年美軍入侵後,其也一度率領伊朗扶植的“馬赫迪軍”(如今已成薩德爾自身武裝)與美作戰;然而美軍逐漸撤出後,薩德爾敏銳察覺到了伊拉克漸起的“反伊朗幹涉”民意,遂與伊朗漸行漸遠,并開始将自己塑造為強烈反美又反伊朗的“伊拉克民族主義者”。蘇萊曼尼遇刺後,薩德爾更是毫無顧忌、屢屢公開批評伊朗幹涉伊拉克内政。

而在嘗試與伊朗保持距離上,薩德爾并非孤例。伊拉克現任看守總理卡迪米雖受伊朗支援,卻試圖與海灣國家發展關系,甚至公開表示伊拉克應與美國保持良好互動,其目的不言自明:要平衡伊朗日漸強大的幹涉。與此同時,卡迪米也采取多項措施來限制“人民動員部隊”的權力,而此一舉措同樣受到與伊朗關系密切的伊拉克前總理馬利基支援。

孫迦陵:巴格達騷亂背後:尴尬的選舉制度與伊朗滲透

伊拉克總理:如果該國複雜的政治局勢持續下去 他将辭去總理職務。圖源:視覺中國

簡言之,有鑒于伊拉克群眾對伊朗的角色認知發生變化,在當今伊拉克社會,與伊朗親近已不再是全然正面的政治資産,傳統的親伊朗政治精英亦要因應輿情變化,校正己身立場。

其中薩德爾走得最遠,直接站到了伊朗對立面,卡迪米、馬利基則更多是進行微調。而此一校正的直接結果,便是導緻本為伊拉克政壇多數的什葉派陣營發生分裂,難以形成政治上的統一勢力。

細究薩德爾的支援群衆,什葉派、反對伊朗幹涉可謂是兩大名額;此外薩德爾亦與伊拉克共産黨合作,喊出改善經濟、反對腐敗等口号,故也吸引到大批底層群衆支援,得以成為當今伊拉克政壇最大勢力。

然而其餘什葉派陣營未必願與伊朗全然決裂,“法塔赫聯盟”更是由伊朗直接扶植而成,即便在此次選舉中受到重創、不如過往威風,卻依舊能囊括一定席次。故短期之内,伊拉克什葉派恐難回過往的統一态勢。

而由伊朗的視角觀之,其亦不可能放棄對伊拉克的政治、軍事幹涉。長達8年的兩伊戰争使其認知到,如果伊拉克國力強盛、且由民族主義或泛阿拉伯勢力主導,将對伊朗構成潛在威脅。故其即便難以全面宰制伊拉克政府,卻也不可能放棄借什葉派的“戰略支點”幹涉伊拉克内政。

此外,伊拉克亦在伊朗的地區戰略中扮演重要角色。由地理位置來看,伊拉克是伊朗通向叙利亞、黎巴嫩的“必經陸橋”,2011年叙利亞内戰爆發後,伊朗支援的民兵更是借此地利之便,頻繁往返于三國之間。

若伊朗要繼續推動什葉新月戰略,第一步便是確定伊拉克的暢通,尤其要避免伊拉克被美國及其中東盟友所控制。

由結果觀之,在伊朗的長年布局下,其并未能在伊拉克經濟市場扮演角色,但伊朗的軍事與政治存在,着實在控制伊拉克政府立場上,發揮了一定作用。然而面對伊拉克群眾的情緒,以及希望政府更加獨立自主的要求,伊朗的挑戰恐怕會日漸沉重。

一來,伊拉克政治精英似乎希望維系與美國的戰略關系,而非如伊朗所述,希望美軍全數撤離;二來,伊拉克政府同樣歡迎土耳其、沙特前來平衡伊朗的獨大存在,沙特與伊朗的長年競争自不待言,土耳其屢于伊拉克北境打擊庫爾德武裝之舉,令德黑蘭陷入了地緣焦慮:埃爾多安是否有意在伊拉克複制叙北模式,建立土耳其實控的安全緩沖區?

回到伊拉克自身,如今其國土上存在兩層競争次元:第一,伊朗與美國及其區域對手正在伊拉克展開地緣博弈;第二,政壇上的親伊朗、反伊朗勢力對峙漸趨白熱化,并導緻了政治僵局與流血沖突。

雖說卡迪米等人希望平衡外交關系,建立穩定的中央政權,但上述兩層競争次元導緻種種期許淪為幻夢。眼下薩德爾雖呼籲再次大選,但什葉陣營的分裂态勢短期難複,伊朗更不可能退出伊拉克,故在可見未來内,政治僵局與親伊朗反伊朗的對峙,将在伊拉克重複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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