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一段時間，張文宏主任因為一句“多吃肉少喝粥”上了微網誌熱搜，甚至被一些人扣上了“崇洋媚外”的帽子。
說到這兒，可能有人就好奇了，“吃肉”和“西方文化”究竟有什麼關系？
老實說，“吃肉”還真是一度被視為“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隻不過，這一認知并非出現在中國，而是在我們的隔壁——日本。更為有趣的是，最早大力提倡日本人“多吃肉”的，正是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澤谕吉（1835—1901）。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古代日本人“不吃肉”？福澤谕吉号召日本人“多吃肉”的動機是什麼？我查了一些資料，接下來跟大家聊聊。
日元上的福澤谕吉
1）為什麼古代日本人不吃肉？
需要指出的是，自7世紀末至明治維新之前的19世紀中葉，在日本人的餐桌上，幾乎看不到我們常見的“硬菜”。是以，不少人（比如我）總會開玩笑地說，“近代日本人之是以身材矮小，就是因為不吃肉”。
明治維新的幾個上司人：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看上去身高确實比較有限
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日本人不吃肉？學界普遍認為，這一習慣與佛教的“不殺生”戒律和古代日本文化中的“穢”觀念，有着很大的關系。
1）“大口吃肉”與佛教理念的沖突
公元6世紀中葉，佛教從中國經北韓傳入日本，在7世紀中葉，佛教已經在日本列島頗具規模，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享有“鎮護國家”之教的特殊地位。
衆所周知，佛教雖有各種宗派，但對修行者的言行舉止和内在修養等環節，普遍都有着很高的要求。其中，以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為主要内容的“五戒”，便是典型的代表。
根據“五戒”的戒律，“修佛者”不可飲酒、不可吃肉。換言之，在佛教大行其道的古代日本，“大口吃肉”是一種“不符合主流價值觀”的行為。
日本奈良大佛
2）崇佛背景下的“官方禁肉令”
公元675年，對佛教極為虔誠的天武天皇（約631—686），幹脆下令“全國禁止肉食”。具體而言：
- 牛、馬、狗、猿、雞等禽畜，均被列入“禁食”之列；
- 狩獵捕魚者不可設定陷阱，不可用投槍或各種機關來獲得捕獵物；
- 在每年的4月至9月期間，不可設定水中阻攔物（旨在保護魚苗）。
當然，在山林中捕獲的野生動物以及在河海湖泊中捕撈的魚類，并不在禁止的行列（“莫食牛馬犬猿雞之肉，以外不在禁例”）。由此可見，這一時期的日本人，至少可以靠“多吃魚”來“解饞”的。
建于天武天皇9年（680）的藥師寺
在聖武天皇統治時期（在位期間：724—749），是自然災害和疫病（天花）的多發年代。好在他處理得體，是以并未造成大的社會動蕩。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他成為了極其虔誠的佛教徒。是以，在他積極營建佛寺的同時，相繼頒布了更為嚴格的“禁肉令”：
- 公元737年，他下令禁止屠殺禽獸，不過效果甚微。
- 公元743年正月，他再一次頒布诏書，規定“自該正月十四開始的七十七日内，禁止殺生并嚴禁一切肉食”；
- 見收效不如預期，公元745年9月，他第三次頒布诏書，規定“在三年内，禁止天下捕殺一切禽獸”。
至此，普通日本人幾乎沒有什麼“解饞”的機會了。
聖武天皇畫像
簡言之，從7世紀後半期開始，幾乎曆代天皇都會下達“禁肉令”。随着時間的推移，到了8世紀中後期，“捕殺動物”逐漸演變為血腥、殘暴的代名詞，“禁止殺生”成為了社會中上層階級的定例，“吃肉”被視作粗鄙、野蠻的行為。
除了偶爾出現的飛禽（按照“日本慣例”，飛禽不是肉食）之外，肉類食品已經從王公貴族的食譜中盡數消失了。
當然，居住在山林地帶的極少數普通百姓們，也會偷偷摸摸地獵捕野豬、山鹿等野生動物“解饞”。不過，以耕牛為代表的家畜，是絕不允許食用的。
奈良時代（710—794）的日本貴族
3）“穢”與“大口吃肉”的沖突
另外，在日本本土的神話體系中，一直存在着以血污為代表的“穢”的思想萌芽。伴随着佛教“潔淨”、“神聖”觀念的傳入，這種以殺戮為代表的“穢”的思想，其内涵有了一步的深入和延展。
具體而言，“穢”不僅會玷污人的身體和心靈，還會擾亂、污染社會共同體的秩序。是以，以狩獵者為代表的“遭受污穢”的人，如果沒有通過“禊”和“祓”的儀式“洗淨和淨化”，是不允許參加重大的祭祀活動。
一言概之，從7世紀末以後，肉制品幾乎很難進入日本上層社會的“法眼”。普通百姓固然可以偷偷摸摸地吃肉，但鑒于捕獲量極為有限。是以，至少在明治維新（1868）之前，絕大多數日本人已經沒有了“吃肉剛需”。
平安時代（794—1192）的日本貴族
2）為什麼福澤谕吉倡導“多吃肉”？
實際上，在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伴随着基督教的傳入，食用牛肉的現象在日本的西南地區大有“燎原之勢”。不過，伴随着德川幕府鎖國政策的開啟，“吃牛肉”之風迅速偃旗息鼓。
1）要不要“多吃肉”，是個糾結的問題
黑船事件爆發後，美日兩國于1854年簽訂《日美親善條約》。不久，幕府先後與英國、俄國、荷蘭等西方列強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通商條約。至此，延續了兩百餘年的“鎖國政策”，徹底宣告崩潰（拓展閱讀：一文概述：為什麼明治維新取得了成功，而戊戌變法卻以失敗收場？）。
浮世繪中的佩裡與美國海軍軍官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迅速在日本列島流行開來，其中就包括了以“吃肉”為代表的“西方飲食文化”。
不過，鑒于思想和制度上的長期禁锢，日本的上層人士們，依然對“吃肉”一事，持有保留甚至是抵觸的态度。
看到這麼多人“冥頑不化”，一直倡導“脫亞入歐”的福澤谕吉，馬上炮制出了所謂“食肉說”，即“号召所有日本人，必須養成多吃肉的習慣”。在今天看來，他無疑是個“異端”般的存在。
2）福澤谕吉的“文明觀念”
實際上，在明治維新正式開啟之前，他就有過三次“留洋經曆”。
- 1860年，初學英語的他，作為被派往美國的使節團成員，第一次抵達美國；
- 1862年，他作為遣歐使節團成員，先後通路了英國、法國、普魯士、荷蘭等歐洲諸國；
- 1867年，他作為軍艦接受委員，第二次通路美國，并購買了大量英文書籍。
三次留洋經曆，讓他深切感受到了日本與歐美強國的全方位差距。同時，他敏銳意識到，一直抗拒西方文明的中國（清朝），即将陷入萬劫不複的深淵。于是，他決心引導日本人主動向歐美強國看齊（拓展閱讀：東瀛志：福澤谕吉是如何“看貶”中國的？）。
烏德勒支大使館前的訪歐團成員，左二為福澤谕吉
那麼問題來了，日本該如何向“西方看齊”？福澤谕吉認為：
（西方）文明有兩個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具體而言，思想、觀念、意識屬于“内在的精神”，衣食、（西洋）器械乃至政令法律均屬于“外在的文明”。“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精神難求，（日本）要想邁入文明國家行列，必須先苦學其内在的精神”。
是以，他一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思想啟蒙”上面。資料顯示，截至1869年，他先後撰寫并出版了《西洋事情（1866）》、《掌中萬國一覽（1869）》、《世界國盡（1869）》等著述。進入70年代，撰寫了論文集《勸學篇（1871—1876）》以及《文明論之概略（1875）》等著述。
《文明論之概略（1875）》的封面
但需要指出的是，福澤谕吉頻繁強調“内在精神”，并不代表他對“（歐美）外在的事物”持無視态度。
實際上，早在1867年，他就以“片山淳之助”之名，撰寫了一本名為《西洋衣食住》的小冊子，對西餐的餐具、歐美人的用餐方式以及紅葡萄酒、啤酒（麥酒）等“西洋酒品”，進行了較為詳細的介紹。
《西洋衣食住》内頁
3）“多吃肉”與“民族自信”
需要指出的是，福澤谕吉對于肉制品的推崇，主要是出于對其高營養價值的深度認可。“西洋諸國之是以強大，原因之一就是西洋人種強壯高大”，“西洋人種之是以強壯高大，在于他們合理的肉食和乳制品食物構成”。
在他看來，日本要想實作“富國強兵”，首先要保證國民擁有強健的體魄。要想造就國民的強健體魄，首當其沖就是“多吃肉”。
明治維新，讓日本快速“起飛”
1870年，他不幸患了一場腸菌痢，身體迅速消瘦。不久，東京的一家畜牧公司，向他提供了牛奶，使之在很短的時間内便恢複了健康。
痊愈之後，他特意撰寫了一篇題為《肉食之說》的短文，“理直氣壯”地号召日本人“多喝牛奶多吃肉”：“古來我日本國從事農業，人們的日常食物為五谷，而鮮有肉類。由此人身營養偏于一方，造成日本人的體質羸弱。從今以後，應開牧牛羊之法，食其肉，飲其乳，以補日本人的營養之缺。”
緊接着，他對佛教“五戒論”和傳統的“污穢觀”，發起了極為強勢的攻擊：“人們常以為肉食乃污穢之物，并生厭惡之情。….但是牛與鲸相比，何者為大？為何對于獵捕鲸魚并食其肉的現象并不覺得怪異？ 抑或有人見到屠殺生物的場景，覺得殘忍不堪，那麼活剖鳗魚或割落龜首，難道并不痛楚？或許有人覺得牛肉牛乳乃污穢之物，然牛羊的食物皆為五谷草木與水而已，其肉之清潔無需多論。”
最後，他再一次重點強調了“吃肉”的重要性。“而今我日本國民缺乏肉食，乃是不養生的做法，是以而力量虛弱者亦不在少數。此乃一國之損亡。既然已經知曉其損亡，如今又知曉了彌補之法，為何不施用？”
慶應義塾大學校内的福澤谕吉雕像
1882年12月，他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必須吃肉》的文章。他認為，“歐美人心智的活潑，筋骨的健壯和體力的強大”的主要原因，主要是“食物的差異”：
“歐美人食用人類最富有滋養的禽獸之肉，而日本人則吃滋養不足的草實菜根，不喜好肉類。是以，即便在血氣充沛的壯年，在勞動身心時也不如歐美人那麼勁頭十足。稍微上了年紀，體力大減，頓顯老态，而歐美人即便滿頭白發，卻依然臉色紅潤，年屆七十而不必借助拐杖，其差異真是何止天壤之别！”
在文章結尾，他甚至“悲觀”地表示：“日本人民軀幹短小，顔色蒼蒼，如喪家之犬，在萬國競争的今日，實為國家之大患。倘若不迅速剪除舊有的菜食陋習并轉入肉食的美風，一旦遭難，将會追悔莫及。”
在福澤谕吉看來，日本人要想“身體強壯，精神健旺”，就必須摒棄“肉食污穢”和佛教“五戒論”的觀念，“大口吃肉”。在今天看來，這種尋求“身體強壯、精神健旺”的心理背後，無疑映射了他“跻身于世界文明強國之列”的迫切心情。
《時事新報》剪影
3）日本人的“吃肉之旅”
用發展的眼光看，福澤谕吉極力倡導“多吃肉”的背後，蘊藏着很深的“啟蒙民智”的意味。具體而言，通過對日本人飲食習慣的改變，進一步拉近日本與歐美列強之間的距離，旨在達到西方文明的水準。
當然，飲食習慣乃至國民的身體狀況，并不能視為衡量文明水準的唯一标尺。但不可否認的是，福澤谕吉的“多吃肉”主張，在當時的日本各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實際上，一直力圖“文明開化”的明治政府，早在1869年就允許海軍将牛肉設定為營養食物。
1872年1月24日，在政府的安排下，時年20歲的明治天皇，決定在這一天“試食牛肉”，并通過《新聞雜志》等媒體進行了全方位報道。至此，延續了千年的“禁肉令”被正式撤消，日本群眾們可以“肆無忌憚地大口吃肉”了。
不久，各級地方政府也相繼頒布政策，鼓勵群眾“多吃牛肉”。當年4月，政府甚至頒布公告，準許僧侶可以吃肉、蓄發、娶妻——佛教徒恪守的清規戒律，被徹底掀翻了。
日趨西化的近代日本
囿于觀念意識和經濟水準的制約，在明治中期，日本人的肉食量不及歐美強國的零頭。等到了明治後期，“大口吃肉”已經和穿西裝、住樓房、說英語一樣，成為了日本“文明開化”的顯著标志之一，“大口吃肉”已經成為了各界的廣泛共識。
在全民“大口吃肉”的大背景下，日本國民的身高也有了顯著增長。資料顯示，到了1914年，日本男性的平均身高已經達到了1.56米，“漲幅”超過了10厘米之多。
由此可見，日本之是以能成功走上近代化道路，并一度成為亞洲唯一的發達國家，與“大口吃肉”還真的存在一定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