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學學者趙四
《消失，記憶》
《白烏鴉》
《藍光枕之塔》
封面專訪
趙四認為，人多少皆可感詩境、詩意、詩趣，但成為詩人必定要有語言天賦，要倚靠詩性精神體的長成錘煉詩藝。一個文人，一旦你執筆，便需謹記：你所寫下的每一個字，最後就會成為你本人，是以不管你有什麼樣的理想，關于寫什麼、怎麼寫，是你永遠不能回避，不能找借口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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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需要有不斷的增長點”
封面新聞：你作為研究西方現代詩歌的專家，也是翻譯西方詩歌的文學翻譯家。請你談談是怎麼走上這條道路的？這份專業給你的生命，尤其是精神生活帶來了什麼?
趙四：2005年，機緣巧合，在《詩歌月刊》組織的圖書出版項目中，我出版了詩集《白烏鴉》，這使我在多年求學路上回到了詩歌場域，是以在“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專業方向确定博士論文選題時，我決定研究西方現代詩學，并在博士後期間繼續此項研究。當時逐漸形成了“生成詩學”的構想，這一概念可以解釋清楚現代詩歌（寫作方法上始于法國詩人蘭波之後）與此前包括浪漫主義詩歌在内所有詩歌的最大差別，也就是作為一種發生學研究的“生成詩學”可以解釋清楚現代詩歌的獨特性和其價值。詩歌和讀書，是我的生活方式、生命形态，是自我選擇，也是命中注定，是以，反倒很難說清它會帶來什麼，因為你過深地身在其中。
封面新聞：很多人都比較傾向于認為，詩歌創作主要是來自靈感，是一種語言的天賦。确實也有不少人在沒有掌握很多知識學問的情況下，靠着天分寫出了不錯的有靈氣的詩歌。你如何看待天分與學問分别在寫詩這件事上的作用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
趙四：詩有别才，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我自然是相信，每一個真正的詩人都是天生的。但是每一個詩人要想走得長遠，需要有不斷的增長點。靠着初始天賦，一個人可以寫出一段時間的好詩，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往往很快就會枯竭，如何使自己活水有源，是從生活形态到閱讀品質都需要不斷建設的事情。讀書，是必須的，但作為詩人，你最好是讀自己興趣所在的，能夠和詩歌寫作同步不斷拓寬拓深你精神系統的讀物，比如一個詩人讀些神學或者腦科學研究書籍可能就比他去窮究邏輯哲學要有助得多。有些過于專業的閱讀對詩人而言是非必要的，但是不讀書是萬萬不行的。每個詩人需建立起自己的一套讀書系統，建設起自己的隐秘圖書館，那裡可以成為你的天堂，那裡也是你寫作的一個原鄉。
你提及的這個問題，其實霍朗就是一個最有說服力的例子。他學曆不高，高中畢業就工作了，但是他卻是那一代捷克詩人中最具國際視野的詩人。他自己在寫詩、做詩歌翻譯的同時，還做了大量的将語言學家的作品翻譯修訂成詩句的工作，他先後參與譯介過的世界詩人多達160多位，可以說，他建設了一個自己的世界詩歌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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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可成為一種生命存在方式”
封面新聞：很多人都知道，文學翻譯的稿酬标準較低，做文學翻譯總體是比較清貧的工作。你的體會如何？促使你一直願意從事文學翻譯的動力和吸引力是什麼？像詩歌翻譯更是小衆中的小衆，你在做這份工作的時候，會不會有曲高和寡的孤獨感？
趙四：塵世喧嚣且耗人，孤獨能産生對創作者來說有時是一種真正的蒙福。人的一生，可以做自己願意做的事，就足以讓人知足常樂了。因為真正的詩人本身都不是物質性的人，有時我們會發現越是“空心”的詩人越容易成為好詩人，生活嘛，過得去即可，你可以把它處理成簡單模式。我是詩人譯者，因為又是翻譯詩歌編輯，不免詩歌翻譯做得多了些，做詩歌翻譯對寫詩還是有些益處的，隻是需要調配好時間。我目前在完成了霍朗這本書和特德·休斯的《烏鴉》《季節之歌》兩個詩集的翻譯之後，今年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了自己的詩歌創作上。這幾年疫情，對我來說，反倒是個讀書的好時候，《俄耳甫斯主義詩人》一文也是這階段讀書的成果。我現在恰好處在一個曆史意識成為詩歌新的增長點的年齡段上，是以我拟出的新詩集将取名叫《時間的真相樹&詩選》，正是這幾年回溯人類曆史的閱讀結出的一些創作果實。
在這方面，霍朗又是我們的一個典型。他從1948年-1968年20年間，幽居在布拉格康帕島一棟現名韋裡赫别墅的巴洛克小樓上，幾乎足不出戶，遠離公衆、社會生活、一切文學活動，隻和一些至親好友有來往。這種出離生活的生活，實際上有助于他完全沉浸在詩歌狀态中，以緻他有幾天不寫詩，就會産生生理上的不适。詩歌，可以成為一種生命存在方式。他的《與哈姆雷特之夜》便是在此期間的八年時間裡，每有靈感，将字字句句随手記錄在小紙片、電影票、邀請函、印刷品紙張随便什麼手邊摸到的材料上，後來熱愛他詩歌的編輯好友由斯特帶來打字機，并不斷地敦促，兩人共同聽寫、整理、删定、修改，最後謄清成篇，才終于問世的。是以對詩人而言，他（她）本來就是可以活在内心世界中的一種生物，他（她）也是以内心的力量來穿透各種現實，這樣詩歌才會是有效的。但有時候，我也有遊走世界的需要，雖然上不了太空，但在地球上到處旅行、增廣見聞的興趣，我至今也沒有消退。隻是當條件不許可的時候，讀書、沉浸于文史世界也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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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永遠屬于需要詩歌的人”
封面新聞：在匆忙、不确定感增強的時代，你如何看待純文學尤其是詩歌，其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它似乎最容易被忽略，但又似乎最能給人安慰和力量。
趙四：詩歌屬于一種古老的文化形式，它的知識載體功能、宗教功能、療愈功能在文字文明之前的時代是至高無上的，祭司、詩人、正義之王，他們是那個文化系統中掌握真理的人，雖然那免不了是一種暧昧的真理。也正是因為人仍然對詩歌的崇高性有記憶，詩歌才會始終在神壇有一席之地，哪怕如今衆神已遠走、神壇已空場，然而，人無意識當中的記憶是不滅的。但是分工緻密的、碎片化的、控制論的現實，是如今詩歌必須面對，也會被其有意無意不知不覺就拉低的。但是源頭的詩歌，神話的思維方式，或者說神的做工方式，這種整體性思維方式仍留存在詩歌當中，它是能夠療救無意義的碎片化心靈的，這也是藝術的通用功能，越是具原創力的，這種功能愈強大。“創傷源點”是詩人創造力的重要起點，也是一些原先不需要詩歌，但受創後突然讀詩了的人的内心需要，正是因為它具有療愈功能，能夠改造心靈，彌合碎片、使其“重生”。詩歌永遠屬于需要詩歌的人，一個人是否要成為詩人或成為真正的詩歌讀者，讓他們在機緣巧合、自然狀态下發生吧，雖然詩歌（包括現代詩歌）的啟蒙教育理當成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内容。
封面新聞：在你看來，現在普羅大衆對詩歌最容易産生的誤會有哪些？有哪些誤區？很少看到有嚴肅文學類型的小說（除了那種娛樂性的）引發全民熱議的。這幾年最容易引發争議、最能出圈的是新詩。這除了跟網際網路媒介發達，某些新詩水準的确有限之外，是否跟普通群眾對新詩的認識不清晰有關？很多人不明白，古典詩詞之是以優美、進階，是跟幾千年的發展、沉澱有關，古代也有大量不好的詩詞，隻是被淘汰了。現在因為網際網路平台的存在，寫得差的詩也會得到傳播。你怎麼看？
趙四：你這個問題提得很好，我不知是否有能力回答。因為我長期習慣于埋頭做自己認定的事情，有點像霍朗這樣，盡量不讓紛亂現象世界來攪擾内心，一個詩人，除了自己的方寸之心，再無其他詩性來源，他(她)必須千方百計養護好它，心一亂，必定傷害文本。
二十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内，有過關于詩的各種觀念，簡言之，可以說就是兩個極端介于其間。一極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寫詩，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入詩；另一極是寫一首真正的好詩是如此之難，以至一個抒情詩人一生可以追求的最好成就，有望傳至後世的不過就是五六首而已。後一種觀念，其實是現實主義的，要想傳之後世，必經時間這唯一的大師揀選，唯有最純正的詩才有可能入選。就像《全唐詩》四萬八千九百多首，選進《唐詩三百首》的，能有幾何？前一種觀念則是理想主義的，是革命家的想法。我個人認為，人多少皆可感詩境、詩意、詩趣，但成為詩人必定要有語言天賦，要倚靠詩性精神體的長成錘煉詩藝。一個文人，一旦你執筆，便需謹記：你所寫下的每一個字，最後就會成為你本人，是以不管你有什麼樣的理想，關于寫什麼、怎麼寫，是你永遠不能回避，不能找借口的問題。
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來源：華西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