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條創作挑戰賽#
一個普通而平常的日子，有多少位決心撥正曆史船頭的青年人，坐在一間十來平方米的餐廳裡，進行最為偉大的會議？他們都是來自哪裡？叫什麼名字？這個極端秘密的會議選在上海法租界的什麼地方？
高度機密的會議，順利地進行着，然而，在會議的最後一天，卻發生了怎樣的意想不到的狀況？“穿灰布長衫”的陌生人突然的闖撞，讓這個會議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國際代表馬林，因何以手擊桌，并作出什麼決定？
對于一個陌生人闖撞進入會場，與會代表都是親曆者，他們在事後都有怎樣的記述？有共同的記憶，也有怎樣的不同的表述？後來是由誰來應對被警察包圍的會場？有驚無險，不幸中的萬幸，又是指的是什麼？
闖撞會場的陌生人，是法租界的密探，但他到底是什麼來頭，叫什麼名字？這對于參會的代表來說，是怎樣的一個謎團？這個謎，又是誰在68年後，通過誰的回憶來解開的？這個密探最後的人生結局是怎樣的？
1921年7月23日，一個值得永遠記住的日子，中國現代史掀開了嶄新的一頁，中國共産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興業路76号）李書誠和李漢俊兄弟的寓所召開。這是一幢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是典型的上海石庫門式建築。會議在一樓客廳舉行，會場的陳設簡樸，但氛圍莊重。
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總共13位。他們是：上海小組的李達、李漢俊，武漢小組的董必武、陳潭秋，長沙小組的毛澤東、何叔衡，濟南小組的王盡美、鄧恩銘，北京小組的張國焘、劉仁靜，廣州小組的陳公博，旅日小組的周佛海以及來自廣州的由陳獨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産國際代表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也出席了大會。陳獨秀和李大钊均因事務繁忙，沒有出席這次大會。
中共一大會場
這是一個極其秘密的大會。然而，在大會進行中，一位“穿灰布長衫”的不速之客從弄堂進來直接推開後門，闖撞進入了會場。
這天是7月30日，是中共一大的第六次會議，也是最後的會議。會議由張國焘主持，毛澤東擔任記錄。這位借口尋找社聯王主席的男子的突然闖入，又匆忙離去。這讓富有地下鬥争經驗的共産國際代表馬林立即意識到情況嚴重.他擊桌起身：中止會議，馬上轉移。他的這個提議，改變了中共一大的會議程序。正如會後中共給共産國際的報告中所提及的，“為了使代表大會繼續開會，隻好到附近的一個不大的小城市去。”
這個不大的小城市，就是浙江嘉興。
關于會中，有人突然闖入，參加會議的當事人後來各有回憶，最早回憶該事件的是陳公博，他在回憶錄《寒風集》中寫道：
一天晚上，變故遂降臨了。我們在漢俊樓上開會，人還沒有到齊，國際代表馬林和尼科羅夫斯基也到了，忽然有一個仆人跑上樓來報告，說有一個面生可疑的人問經理在家否，這個仆人也算機警，急急上樓報告。國際代表一聽這樣說，或者因為長期經驗關系罷，立刻主張解散，我看各人本來已有些慌張，一聽馬林主張解散，都開前門分頭逃走。
對于此事，張國焘在晚年也有比較詳細的回憶:
大約那天晚上七時……正要宣告開會的時候，突然有一個陌生人揭開書房的門簾，窺探了一下，說聲“我找錯了人家”，就轉身走了。我們都警覺到這人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我立即請大家将檔案收拾好，準備立即離開，并将此事翻譯給馬林和尼科羅夫斯基聽。馬林十分機警，從座位上一躍而起，以手擊桌說:“我建議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離開。”
南湖紅船
對于闖撞一大會場的這個人，參加一大會議的代表都曾在各自的回憶錄上有所記述：劉仁靜說是“突然有一個人”；李達說是“不速之客”；張國焘說是“陌生人”；陳公博說是“面目可疑的人”；包惠僧回憶他“穿灰色竹布長褂”；陳潭秋說是“一個獐頭鼠目的穿長衫的人”。盡管他們對這個人的具體“形态”有些分歧，但陌生人的态度很好，“對不起”是幾乎所有回憶者都聽到的并有一緻性的回憶，顯然陌生人不希望打草驚蛇。
在這個闖撞會場的人，匆匆而去，會議代表撤離後不到不到15分鐘，巡捕房就開來兩輛警車，他們包圍了李公館，然後沖進公館翻箱倒櫃，嚴密搜查。因為沒有搜查到有價值的東西，隻好怏怏而去。
陳公博在一大會議後的第十天，寫下《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文中記叙了密探闖入會場後的場景。因文章發表在《新青年》這本公開的雜志上，是以有些話用了隐語：
……不想馬上便來了一個法國總巡，兩個法國偵探，兩個中國偵探，一個法兵，三個翻譯，那個法兵更是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睜眉怒目，要馬上拿人的樣子。那個總巡先問我們，為什麼開會？我們答他不是開會，隻是尋常的叙談。他更問我們那兩個教授是哪一國人？我答他說是英人。那個總巡很是狐疑，即下指令，嚴密搜檢，于是翻箱搜箧，騷擾了足足兩個鐘頭。
……那個偵探告訴我，他實是誤認我是日本人，誤認那兩個教授是俄國的共産黨，是以才來搜檢。是時他們也搜查完了，但最是湊巧的，剛剛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學問的專家，家裡藏書很是不少，也有外國的文學科學，也有中國的經史子集。但這幾位外國先生僅認得英文的馬克思經濟各書，而不認得中國孔孟的經典。
他搜查之後，微笑着對着我們說:“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确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者将來對于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今日本來可以封房子，捕你們，然而看你們還是有知識身份的人，是以我也隻好通融辦理……”
闖入中共一大會場的密探程子卿
1944年，陳公博寫了一篇《我與中國共産黨》。在這篇回憶文章中他補充了一個重要的情節:
(密探)什麼都看過，唯有擺在抽屜裡的一張共産黨組織大綱草案，卻始終沒有注意，或者他們注意在軍械罷，或者他們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開地方罷，或者因為那張大綱寫在一張薄紙上而又改得一塌糊塗，故認為是一張無關緊要的碎紙罷，連看也不看……
當時留在會場上的李漢俊泰然自若地與警探周旋。因為當時開會之地，還是《新時代叢書》社通訊處，是專事翻譯出版的機構。李漢俊又精通英、德、法語，在通過和那個曾闖撞會場人的“對話”，明了這位闖撞者，是法租界巡捕房的密探。而會場被搜查，卻沒有遭到任何破壞，這在相當程度上得力于《新時代叢書》社的掩護和李漢俊的“随機應變”。不過，唯一的，在當時，李漢俊并沒有沒有問，或許也不能問。那個闖撞會場的密探姓甚名誰，億以這個密探的名字，便成為一個謎。
而更讓人想不到的是，這個謎團一直藏匿了68年，直到1998年，才解開這個謎。
1998年，著名作家葉永烈從上海電影制片廠導演中叔皇處了解到，有位叫薛耕莘的老人，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他可能知道那個密探。
于是，葉永烈采訪了薛耕莘。随後，葉永烈在其所著的《紅色的起點》一書中，披露了薛耕莘的情況和一些别人從不知曉的一些“史實”，也首次揭開了當年闖撞中共“一大”的密探叫程子卿。
薛耕莘，生在上海，9歲時到比利時。後來回到上海，在上海的法文日報工作。1929年，薛耕莘考入法租界巡捕房，為便衣警務人員，後擔任政治處社會科翻譯。後來程子卿歸在薛耕莘手下，繼續擔任密探。兩人在一起工作，相處得不錯。後來，程子卿将闖入共産黨會場的秘密告訴了薛耕莘。
薛耕莘（左三）和程子卿（左二）
那麼，法租界的密探當時是怎麼知曉中共一大成立大會召開的呢？
其實，這事與馬林有關。馬林這位世界職業革命家于1921年4月在奧地利維也納領取前往中國簽證時被捕，獲釋之後馬林，成了各國警方密切注視的目标。馬林在動身來華後，其行蹤一直處于嚴密監視之中。6月3日馬林到上海後，便到上海的荷蘭總領事館進行登記，如果不進行登記，就有被驅逐的危險。馬林在上海以《地方經濟學家》雜志駐上海記者身份公開活動。
而在此時，租界警方已獲得到共産主義組織要在上海開會的情報。日本警視廳6月底就得到情報說，“上海支那共産黨”近期将召集各北京、上海、廣州、蘇州、南京、蕪湖、安慶、鎮江等地代表開會，日本人也将參加。這份報告雖然把預定開會日期誤作“6月30日”，但開會地點卻确是“上海法租界貝勒路”(今黃陂南路)。按照當時的外交慣例，日本警方的情報是必須要通報給上海的各國當局的。是以，馬林到上海後，密探們已把他的行蹤查得清清楚楚，并記錄在案。馬林來到李公館開會時，就已經引起了法租界當局的警覺。
不僅如此，法租界當局還針對所獲情報，立即制定了一個條例，即7月31日上海報紙報道的《取締集會條例》。條例規定，自8月1日以後，凡集會須于48小時前取得法租界警察局局長許可，秘密集會，或不申明集會目的者，一旦探知，即加以處罰。
法租界巡捕房派程子卿闖撞進入李公館偵查，這一見機行事，看似“誤撞”，實則是有意為之。而薛耕莘引用程子卿的解釋也是比較特别的:
1921年7月1日前的一周，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公共道路薩坡賽路上(今淡水路)例行巡邏時，攔下兩個形迹可疑的人：他們操着一口北方話，緊接着在他們身上搜出兩顆手雷。司法警察帶回巡捕房政治組後，我們對這兩人進行審問，最終了解到，這是北京政府許諾，如果能将這兩顆手雷扔到共産黨開會的地方，就給他們一萬大洋。他們還透露，即将在7月1日開會的12位紅色政權上司人中的一人，将開會的資訊出賣給段祺瑞元帥，而這天被認為是共産黨的成立之日。根據這些情況，我将此事報告刑事組長查紮爾( Chazal)先生，希望能夠通知共産黨上司人轉移中共成立大會召開的地點。
薛耕莘在他的法文版回憶錄裡說，闖入會場的事情程子卿對他說過很多遍，是以記憶非常清晰。他甚至認為，是程子卿有意放跑了共産黨人。
由于程子卿的闖入，中共一大不得不中止，後移至嘉興南湖召開了最後一天的會議。
程子卿本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卻因闖入中共一大會場而使他在曆史上留名。隻要寫中共黨史的開始部分，他的名字注定會和黨的創始人們同時出現。
那程子卿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又有怎樣的人生結局呢？
程子卿是江蘇鎮江人，生于1882年3月3日。從小入私塾後又上國中，算是一個文化人。後到鎮江米店當學徒，在米店練就了過人的臂力。1900年前，程子卿從鎮江到上海謀生。在十六鋪碼頭做搬運工。他在那裡結識上海幫會頭子黃金榮，結拜為幫，人稱“黃老大”(黃金榮)、“丁老二”(丁順華)、“程老三”(程子卿)。又因為他的皮膚黝黑，綽号叫“黑皮子卿”，屬青幫的“悟”字輩人物。1905年，經黃金榮介紹，程子卿進入法國巡捕房當了巡捕，後來升為刑事科的政治組探長。
1921年7月30日，程子卿在闖入中共“一大”會場後，發現了異樣，于是迅速回到警署，調人包圍了“一大”會場。“一大”之後，程子卿和黃金榮還兩次同時抓捕過中共領袖陳獨秀。
1921年10月6日《申報》 第14版報道：住居法新租界地方之陳獨秀，迩因編輯共産主義、社會主義、工黨主義、勞動主義、新青年等書籍，被特别機關探目黃金榮、包探程子卿偵悉，以其有過激性質，于前日偕同西探至該處，抄出是項書籍甚夥，當即将陳及其妻林氏并牽涉人褚輔成、牟有德、楊一生、胡樹人等，一并帶入捕房。
1922年8月10日上海 《時事新報》 報道：陳獨秀氏寓居法租界環龍路銘德裡二号，昨（九日） 被法總巡捕房特别機關西探目長西戴納，會同監察員黃金榮，華探目程子卿，李友生，包探曹義卿等捕獲，帶入蘆家灣（引者注：即盧家灣）總巡捕房，候請公堂訊核。
1927年，程子卿參與了“四·一二”政變，獲得“青天白日三等”勳章。胡漢民、汪精衛分别贈他親書字軸一幅，着實讓他激動了好幾天。
在法租界，程子卿也為共産黨、進步人士以及國民黨左派做些有益的工作。他曾參加了宋慶齡上司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活動，并為活動的開展提供友善；一些中共黨員被捕，經宋慶齡等人向他“疏通”而獲釋；參與偵破國民黨特務暗殺楊杏佛案；國民黨特務曾在法租界綁架農工民主黨上司人鄧演達，被巡捕房破獲後，程子卿曾請宋慶齡轉告鄧演達:“切戒一人随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護，以防不測。”程子卿曾表示“我現在也是教徒，願追随真理做人和做事”，他的這些行為引起了國民黨内右翼分子的不滿。
1968年，薛耕莘交待的關于程子卿闖入一大會場的經過
1931年至1936年間，程子卿曾先後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後兩次還附有子彈。程子卿曾在上海徐家彙路打浦橋附近遇刺未中。此後，程子卿上下班時，法租界巡捕房派員護送，前後達半年之久，直到抗戰爆發，才得以平安度過。
新中國成立後，程子卿留在了上海，因政治問題受到政府審查。在這個時候，他想到了宋慶齡，于是他便求助于宋慶齡。經宋慶齡出面向有關部門作了說明後，沒有被捕入獄。程子卿以後回憶說：“由于他對人民做過一些好事，解放後被審查時，幸蒙宋慶齡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間，才未予關押……也沒有被懷疑是帝國主義買通的間諜。”
宋慶齡能為程子卿作證明，有個很大還情之由。曾經國民黨特務機構一直監視宋慶齡，但隻能在外圍，無法深入，得知宋慶齡身邊保姆李燕娥單身，便選美男特工與李燕娥戀愛，以求打入宋慶齡家中。程子卿獲知這一情報後，便把那美男身份悄然告訴宋慶齡，使宋慶齡及時識破這一“美男計”。
程子卿和他的太太楊景德，于1920年結婚，婚後不久，兩人一起加入了天主教，育有兩女一子。他們原在上海建國中路（薛華立路）137弄建造4幢三層新式裡弄住宅。除了其中一幢自住之外，另外3幢出租。在程子卿晚年，靠着收取租金，過着衣食無憂的生活。
1961年9月27日，程子卿病逝于建國中路私宅，終年79歲。
1980年， 程子卿太太楊景德因患肺炎離世，終年83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