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雨
8月19日晚，由中信出版集團和建投書局主辦的《一嚼兩千年》新書分享會在北京建投書局國貿店舉行，本書作者、暨南大學文學院教師、青年學者曹雨作為嘉賓，與線上線下的讀者分享了他的創作心得，揭示了槟榔背後，社會與文化的種種變遷。以下為本次活動的内容整理。
《一嚼兩千年：從藥品到瘾品，槟榔在中國的流行史》，曹雨/著，中信出版集團·新思文化，2022年6月版
我先講講《一嚼兩千年》這本書的封面的來曆。封面的顔色，實際上是跟槟榔成熟果子的顔色比較接近的，它嚼出來的汁液差不多也是這個顔色，可以說是拟态，模拟槟榔的顔色。
槟榔
青色的槟榔
我們現在在中國最常接觸到的槟榔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就是湖南式的，包括幹的槟榔——包裝的槟榔是我們最常接觸到的。實際上這種類型的槟榔的流行在中國非常晚近。就像這本書的名字《一嚼兩千年》，中國人吃槟榔吃了有兩千年的時間，傳統上吃槟榔，吃的是青色的槟榔，而這種原本的食用方法曾經廣泛流行于整個廣東、海南、福建這些沿海地區，比較靠近熱帶的地方。
William Alexander描繪的中國人吃槟榔的畫像
這是我們現在能夠看到的最早的一幅描繪中國人吃槟榔的比較寫實的畫像，是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畫師William Alexander畫下來的。當時這幅畫像是沒有寫地點的，但是從他的行程來看，最有可能的地方是在澳門。這幅畫裡有蒌葉，有一個石灰盒子，裡邊是已經包好的槟榔。這個時候的槟榔就跟台灣看到的包葉槟榔幾乎是一模一樣的，當時廣東是流行這樣吃槟榔的。但是大家如果最近去廣東的話就會發現，其實廣東人早就已經不這樣吃槟榔了，這個習俗對于廣東人來講都是非常陌生的了，因為它已經消失了至少一百年的時間，以至于到民國初年的時候，嚼槟榔的這個問題已經不成為一個社會問題，而在其他地方它還會被認為是一種社會問題。
廣東人食用槟榔的習俗是從哪裡來的呢？世界上所有吃槟榔的人，嚼槟榔的習俗的起源都是南島語系族群。南島語系族群對于華北或者北方的人來講可能還是蠻陌生的概念，如果我們了解中國的語言構成通常會說漢藏語系，漢族、彜族這些都屬于漢藏語系的民族；還有一個很典型的語族就是侗台語族，侗族、壯族、傣族都講侗台語族的語言，是在中南半島活躍的；還有一個苗瑤語族，有時候也叫它中南語系，這個語系的族群活躍在中南半島；接下來，中國北方還有阿爾泰語系。南島語系族群是一個很重要的族群，這個族群的起源地，一般來講學術界廣泛地認為是大陸的台灣島。台灣源起以後向整個太平洋群島和東南亞的島嶼進發，這個族群是遍布在海洋上的，以航海技術作為他們很顯著的一個特點。他們還有一些奇怪的民俗，比如中國古籍裡面記載的“雕題黑齒”，一般就是指南島語系族群的後裔。是以，當我們看到中國古籍的時候會發現有個問題，它裡面會寫到很多對南方民族混淆的稱呼，會把瓯越、越裳、駱越都認為是百越，不加以細緻的差別，但實際上在中國長江以南的這些原生民族之間是有很大的差異的，他們可能是屬于不同語系的，比如有些是來自侗台語系的，有些是來自南島語系的，這些民族都是生活在華南大地上的。随着漢族逐漸地向南拓展，這些民族有一部分融入了漢族，有一部分永遠地離開了華南，遷徙到中南半島上面去了，南島語系族群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現在在中國大陸已經看不到任何的南島語系族群了，但是曾經它在大陸沿海有定居地。
南島語系族群是目前被發現的第一個食用槟榔的族群，最早的遺址是在巴拉望島上，這個島上有個都揚洞穴，發現了最早的人類嚼槟榔的痕迹——大概距今五千年前的嚼槟榔的人的牙齒的痕迹，必須是由槟榔和石灰混合以後産生的痕迹。
之後的記錄也可以在馬來半島或者菲律賓群島、越南南部發現這些嚼槟榔的痕迹。但是很遺憾，在華南并沒有出土這樣的東西。如果按照嚴格的考古學的判定方法，我們不能印證說嚼槟榔的習俗在漢人到達華南以前就真正存在過，但是文獻上能夠支援漢人到達華南以後發現槟榔的說法，是以我們現在能夠得到的證據就是說雖然沒有明确的考古學證據，但是我們可以間接地推斷出來，華南是存在嚼槟榔的南島語族的部落的。
嚼槟榔的習俗随着南島語系族群的擴散，到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地方，還影響了它北方的兩個鄰居，一個是印度，一個是中華。印度受到影響以後，幾乎在整個南亞次大陸上都産生了嚼槟榔的習慣，他們把這個作為一個宗教儀式當中的一部分流傳下來。是以在印度嚼槟榔是個很普遍的事情，到現在也是。印度人嚼槟榔跟南島語系族群還是有點不一樣的，印度人嚼槟榔的方法是把槟榔切得非常碎，裹在蒌葉裡面，也是會加石灰，但是他們還會加煙草、加糖，會加其他的香料，是非常混合的嚼法。在中國嚼槟榔的習慣，長期以來在嶺南是保持着跟南島語系族群一緻的嚼法，就是青葉青裹的狀态。
說到中國人對槟榔的記載，第一個記載槟榔的人是楊孚。楊孚本身就是廣州人，當然廣州這個名稱出現既早又晚，它在漢代的時候就已經有交州廣州這樣的說法，但是當時的廣州是泛指廣東廣西的所有地方，現在的廣州市是在民國初年重新定義的，是以現在的廣州跟以前的廣州所指的範圍不一樣。可以想象一下，當東漢的楊孚詳細記錄槟榔的時候，你所得到的資訊就是楊孚是一個在南越的漢人，他很有可能是漢王朝為了征伐南越而派下的軍官的後代——大概是這樣一個征服者的地位出現在南越的土地上。他詳細地記錄了槟榔的食用方法。比他更早的司馬相如也記錄了槟榔，但是他隻有一句話——他在《上林賦》裡說“仁頻并闾”，仁頻就是槟榔，并闾就是棕榈樹，是以我們不認為他是實地見過或者能夠直接傳遞資訊的。
楊孚是這樣記載的：“槟榔，若筍竹生竿，種之精硬，引莖直上，不生枝葉，其狀若柱。其颠近上未五六尺間，洪洪腫起，若瘣木焉。因坼裂，出若黍穗，無花而為實，大如桃李”，描述槟榔的樣貌。最後很重要的一點是說“飲啖設為口實”，就是說當時嶺南人嚼食的方法，加上解釋，把牡蛎灰加入槟榔當中同嚼能讓人産生欣快的感覺，俗曰：“槟榔扶留，可以忘憂”。後來《本草綱目》也沿用了這句話。是以，對槟榔的一個很重要的文化想象就是從這裡來的。楊孚特别寫成了《異物志》，把嶺南的各種物産介紹到中原去，使中原人第一次知道了嶺南有如此多的物産，可能會有很重要的藥用價值或者食用價值。
槟榔對于華夏文明的影響是很大的，它同樣對印度文明也有很重要的影響。槟榔傳到印度以後，也在印度文明中産生了一系列的發酵，尤其是它跟婆羅門和佛教的結合，産生了一系列的文化想象。這裡我就不詳加解釋，主要講它對西方文字的影響。西方文字當中對于槟榔的說法一直是不太确定的，它有兩種說法，一種叫betel-nut，一種叫areca-nut，我書裡用的是areca-nut，因為betel-nut這個用法不是很準确。西方人對于槟榔這種樹一直有個很樸素的認知，以至于後來産生了很大的誤會，我在後面會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誤會是怎麼産生的，以及為什麼我要用這個areca-nut。
槟榔在楊孚把它介紹到華夏文明、中原文明之後，就産生了它的第一個用途。因為槟榔是嶺南人經常嚼的東西，而當時的中原人對嶺南的印象是多瘴氣，是以當時認為嶺南人之是以在嶺南而不會生疾病，是因為他們嚼了槟榔，槟榔可以祛瘴氣。是以從這時候開始槟榔被賦予了“洗瘴丹”的别名，人們認為它可以去除南方的瘴氣。瘴氣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想象，如果現在一個北京人要去廣東，大概不會把瘴氣作為一個考量的因素——其實不僅是現在不會想，從明朝開始就不太會有人想這個事情了。但是如果你放在兩漢或者魏晉時期，當時的人對于發配嶺南還是非常恐懼的，認為如果我到了嶺南的話一定活不長，一定會中瘴氣，一定會死掉。總之，至少是在宋代以前，基本上嶺南是一個被人畏懼的地方。但是後來為什麼就沒有了呢，尤其南宋以後基本上對嶺南的瘴氣就沒有太多的描述了？主要是因為嶺南的生活條件變得比較好，大家願意去了，瘴氣其實隻是個借口，我要是不想去它就有瘴氣，我要想去它就沒有什麼瘴氣。生活條件變好了以後，以至于到了明朝的時候，嶺南已經變成了一個商賈雲集、沃野千裡的地方，那時候是搶着去，那些當官的一想到能夠去嶺南刮刮地皮還是很開心的，這個時候已經完全不畏懼瘴氣了。但是在兩漢之際，瘴氣還是很明顯的，是以槟榔進入中國人的文化視野，馬上就被賦予了洗瘴丹的想象。槟榔也成為了下一切氣的首選用藥，就是指所有的惡氣、嘔氣、覺得氣不順的情況都可以使用槟榔來調節。槟榔當時在四大南藥之中作為首選用藥，是以對槟榔的需求量很大。不過也不要認為槟榔是個便宜的東西，藥在古代的價格是很高的。
槟榔心切片
槟榔入藥的形态一般是這樣，槟榔心切片以後的圓柱狀态，可以看到它的紋路很漂亮。是以我們有時候說一些木料或者一些東西比較好會說它有槟榔紋就從這裡來的，因為它的紋路很好。
對于槟榔入藥的記錄最早是由張仲景開始的。張仲景當時在他的藥方當中就明确寫了好幾味關于下胃氣、下嘔氣、消食的藥用到槟榔。從他開始，葛洪和陶弘景都有描述槟榔的使用。經過魏晉以後，它已經成為了一個非常普遍的下氣的用藥，中醫藥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鞏固，以至于到了東晉以後，它已經是一個非常常見的藥品。
前面說過漢人南遷對于槟榔的影響，我們知道在槟榔的發展當中一個很重要的時代就是魏晉南北朝，實際上這個時期的核心就在于統治重心的南移。在兩漢時期關于槟榔的記載，一般來講出現在《異物志》裡或者一些醫書或者藥書裡，在兩漢之後槟榔開始普遍地出現在中文的文獻裡面，最核心的要點就在于中國的統治重心從原來的洛陽轉向了建康。當把首都搬遷到南京以後——建康就是現在的南京，整個文化和士人集團都向南遷移，它對于槟榔的認知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因為建康離南方近了很多，原來統治的邊陲，比如說漢代時把交廣二州的首府放在廣西梧州和廣東封開之間的位置，這裡沒有什麼平地，基本上是西江中遊很多山的地方，是非常不适合作為都城或者大的城邑發展的。廣州是一個非常适合作為大的城邑發展的地方，都是平地，能夠統轄整個珠三角的肥沃平原。在南越國的時候，廣州的市區一直都是作為城邑而存在的，但是到漢代的時候這個城邑毀掉了，遷到封開去，意思就是穩定勝于發展。對于漢朝來講，嶺南不重要，是以我需要把你的城邑放在一個比較小的地方，要限制你的發展。那麼到了東晉，尤其是在東吳的時候，情況就不一樣了，因為東吳并不統治北方的已開發地區，是以南方對他來講很重要，他很重視開發廣州。當時的孫吳政權就把原來在封開的交廣二州首府搬到廣州去了，把廣州重建立立了起來。
到了東晉的時候，嶺南對東晉來講也很重要，因為它把北方所有的腹地都丢光了，需要加強對這裡的統治，不斷地派遣得力的官員，不斷地把嶺南的物産開發出來，能夠為其所用。是以當華夏統治重心南移的時候，槟榔作為文獻當中記載的東西就變得特别重要。
大家很正常地會産生這樣的想象，比如說在北京，文化資源是很多的，以至于我作為一個廣州的文化人都經常想着要搬到北京去住，因為北京實在是聚集了太多的資源，靠近統治重心是文化人天然的屬性。建康也是一樣的道理，當你的首都在建康的時候，文化人都會跑到建康附近去住，這樣對南方物産的記錄和描寫自然多起來。是以這就造成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是對槟榔描述最多的一個時代。
大家如果知道佛教傳入中國的曆史的話，會想到洛陽的白馬寺，這是中國第一座佛教寺廟。雖然在東漢的時候佛教就已經傳到了中國，但是它真正的興起是在南北朝，在南北兩方都進入大混亂的背景下，佛教就成為了最大的赢家，而且雙方統治者都非常需要佛教來鞏固他不正統的政權地位。比如說漢代是一個正統性非常高的政權，它對于宗教的依賴是比較弱的，但是南北朝無論是北魏還是蕭梁，都屬于僞政權，因為自從宋武帝劉裕篡位之後，整個政權的合法性受到了很大的質疑，這個時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佛教又再一次加強了槟榔的印象。
剛才提到南島語系族群對印度人的影響，印度人嚼槟榔非常早，在佛教誕生以前印度人就有普遍嚼槟榔的習慣，但中國人沒有，主要是因為氣候條件所緻，印度是适宜種植槟榔的，南亞西大陸的南端都适宜種植槟榔，但是中國不适宜，到現在為止隻有海南和台灣是可以出産槟榔的，廣東的南部甚至很熱的地方都不适合種植槟榔，因為冬天仍然會受到寒潮的影響，槟榔樹一旦受到寒潮影響結的籽就非常小，結小籽之後商業價值會大為降低。而在印度，槟榔在佛教誕生以前就深深嵌入了印度文化當中，當佛教誕生以後它已經很自然地成為一種供養品，其中“五樹六花”的規定就包括了菩提樹、高榕、貝葉棕、槟榔和糖棕。菩提就不用說了，菩提是智慧的化身，高榕一般來講是一種觀賞性很強的植物，貝葉棕的貝葉就是用來寫《貝葉經》的，還有藏傳的經文也是用貝葉寫出來的，它是曬幹以後書寫經文用的。槟榔則是作為佛教僧侶的香口物和提神物的，一方面是香口，你不可能用你污穢的口氣去沖撞佛祖，是以你需要槟榔來香口；另外就是你需要用槟榔來提神，佛教僧侶在打坐和冥想的時候其實是蠻容易睡着的，如果有槟榔就會好一些。糖棕就是用來生産一種褐色糖的東西，也是當時作為寺廟的一種很重要的供養品。
這個規定到了漢傳佛教以後沒有很好地保留，因為“五樹六花”裡面全部都是熱帶作物，漢地不太可能種得活這些東西。菩提和高榕還勉強可以，貝葉棕、槟榔和糖棕是不可能成活的。荷花還能成活，文書蘭、黃姜花、雞蛋花、緬桂花和地湧金蓮，這些如果在華北的話應該是種不活的，南方會好一點點，但是也不能完全集齊五樹六花。“五樹六花”我見到的最齊的是在泰國，泰國的佛教就保持了傳統佛教要求的“五樹六花”，泰國的僧侶至今也保持嚼槟榔的傳統，泰國佛前的供奉就是槟榔。
當佛教在中國的土地上大興的時候，中國人也突然發現了槟榔。東漢以來，中國人一直把槟榔當成一種藥來用，作為一種洗瘴丹來使用，突然發現佛教裡面也用到了槟榔，這時候槟榔的地位一下就上來了。是以，槟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被作為賞賜品，賞賜給僧人或者寺廟。那個時候，槟榔的價格非常高。
我們後來能夠找到的關于漢人使用槟榔作為一種信仰象征的标志，最明确的例證就是河北宣化遼張文藻墓，他的墓前是有兩盤槟榔的，明确地把槟榔供奉在墓前。是以這是一個非常有力的發現，就是鐵證，說明它對于佛教的強烈的信仰。因為張文藻墓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墓葬，使用的是西天荼毗禮的葬法，把人燒成灰以後紮在一個木偶裡面埋下去。它後面的經文全部都是佛教經文，裡面所有的貢品沒有出現肉食。南朝蕭嶷的遺囑裡面也是這樣強調的，蕭嶷囑咐家人在他死之後不能給他供奉屠宰的三牲。大家知道按照儒家的傳統，一個親王去世的時候至少要用到少牢的規格，是需要屠宰牲畜的，但是在蕭嶷的要求當中不允許出現這個，他要求用槟榔和肉幹、酒來供奉——在部分佛教概念當中，肉幹屬于三淨肉。是以，在那個時代，槟榔已經被認為是一種佛教的，而且可以用來取代傳統儒家的禮儀。
張文藻墓中，最右側的兩個貢碟盛放着槟榔
但是我認為即使在張文藻的墓裡面發現了槟榔，也不能認為在遼的時代，北方就有廣泛吃槟榔的可能性，因為我始終認為在北方槟榔是作為一種非常昂貴的東西，或者說隻跟佛教信仰搭配的東西出現，它可能沒有那麼廣泛的流行，隻是少部分的貴族會享用，它畢竟是個高價物。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墓葬裡面發現的東西是個常态，但其實是個變态，比如我們考察一些比較重要的遺址會發現青銅器，但是古人吃飯真的是拿青銅器吃的嗎？不可能的，古人吃飯是拿陶器吃的，隻是那些陶器沒有儲存下來，它有一個幸存者偏差的問題。
到了南朝以後，（除了）我們剛才講的兩種用途——一個是槟榔的藥用用途，是從它物體的本身特性來出發的，另外一個是佛教的用途，直接從印度佛教傳過來的，被中華文化所借鑒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我說的四種對槟榔的想象當中很重要的一種，叫做“調直亭亭，千百若一”的想象。這個想象使得槟榔多次出現在貶谪詩裡面，就是當一個中原的文人或者士大夫被貶到南方的時候，他通常都會寫到槟榔，而且會一再強調自己的心跟槟榔一樣，無限的向往，對朝廷有忠誠度，比如這一段寫的“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這其實是展現了槟榔作為一種物被頌揚的狀态，它被漢人賦予了一個文化上的想象，是一種正面的積極的植物。這種想象是漢文化疊加給槟榔的第一次想象。
當然這種想象很快就變成了另外一種想象：對伴侶的忠貞不二。因為這種想象一般指的是對皇上的，雖然我被發配到了嶺南，我見到了槟榔我就把它寫下來，以表達我對朝廷的心是沒有變的，我還是心向皇上，心向朝廷的。但是到了民間以後，做官的機會不是人人有，情愛的關系是人人都有的，這種想象就變成了忠貞不二的相生相需，就變成了民間的定情信物。經過中國文人的不斷加工以後，槟榔在中國文化的形象被進一步加強了。比如李白的《一斛槟榔》，“何時黃金盤，一斛薦槟榔”使用了這個典故，還有“淚向槟榔盡，身随鴻雁歸”，庾信的《忽見槟榔》“綠房千子熟，紫穗百花開。莫言行萬裡，曾經相識來”。由于這些文人對槟榔形象的渲染，槟榔在中國文化當中形成了更加強烈的文化印記，使得槟榔變成了中國文化當中的一個标志物，就好像我們一般說到蓮花就會想起《愛蓮說》，或者說到芙蓉就會有一系列的文化想象。槟榔的文化想象是從這裡開始的，它是比較正面的。但是在陳滅亡以後，由于統治重心的轉移，對槟榔的記載就開始減少，是以第一個高潮就過去了。
槟榔在很長的曆史時間裡面是一種嶺南的風俗，這種民間風俗由于我們對于槟榔的想象，形成了一種很固定的男女情愛的印象。比如蘇轼，他寫到槟榔的作品大概有七八首，他寫槟榔還有一個意思其實是包含了對朝廷、對皇上的盡心盡力，或者說我的心沒有變，我随時可以被你召回開封去。包括楊萬裡的《小泊英洲》也寫“人人藤葉嚼槟榔，戶戶茅檐覆土床。隻有春風不寒乞，隔溪吹度柚花香”，楊萬裡寫這種田園詩寫得非常優美，他這裡寫的英洲就是現在廣州的英德，産英德紅茶的地方。
我們再看看古代人吃槟榔要花多少錢。我們現在如果看到槟榔的話，在北京有20塊錢、30塊錢、50塊錢，還有一種100塊錢的，是以槟榔是個很貴的東西。在古代它也是個很貴的東西。根據桂林通判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小而光者為雞心槟榔，大而扁者為大腹子。中下細民，一日費槟榔錢百餘”，這個“錢”是指制錢，制錢百餘就是一天要花掉一百多枚制錢來買槟榔。以一百論，千文是一貫，一天要吃掉十分之一貫，當時從八品的知縣月俸是15貫，可以想象一下槟榔耗費的錢的數量大概是個什麼樣的比例。
但是宋代是一個很特殊的時代，大家有沒有發現宋代的老百姓生活标準好像特别高，尤其在南宋的時候，除了糧食收入以外，還有很多的貨币收入。實際上，南宋時期的人民生活水準是遠比明清時期要高的。那個時代的人如果日費槟榔錢百餘是可以承受的，放到明清以後基本上沒有這樣的記載了，因為明清以後老百姓已經吃不起槟榔了，是以後來槟榔的衰弱跟老百姓吃不起是有很大關系的。我們看一個東西的傳承其實民間的傳承是非常重要的，這個東西在老百姓當中有很大的市場大機率能夠傳下去，如果它隻是貴族食用，當這個貴族或者這個朝廷被推翻的時候它就會完全的消失，不能傳下去。
在廣府的曆史當中有大量的關于槟榔的記載還有實物的留存，包括槟榔用具，這些都在廣東省博物館可以看到。大家知道故宮裡也會展出槟榔荷包這樣的東西，清代的内府經常會出現槟榔包，是以實際上各個地方主要是社會的上層都有嚼槟榔的習慣，因為你會看到這些槟榔器都是用銀做的，槟榔習慣在其他地方的消失也跟這些上層有很大的關系。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槟榔荷包
乾隆禦用的槟榔玉盒，故宮博物院藏
我們再看看廣東人在明清兩代吃槟榔的方法，在屈大均的《廣東新語》中有詳細的記載：“食未熟者曰槟榔青，青，皮殼也，以槟榔肉兼食之，味厚而芳，瓊人最嗜之”，這裡說到海南人吃的是槟榔青，就是青果的狀态；“熟者曰槟榔肉，曰玉子，則廉、欽、新會及西粵、交趾人嗜之”，就是說廣東、廣西、越南這些地方的人喜歡吃，交趾就是越南，他們喜歡吃這種狀态的，玉子就是剛才說的那個槟榔心的狀态；“熟而幹焦連殼者曰棗子槟榔，則高、雷、陽江、陽春人嗜之”，這些地名都沒有變過，仍然是這些地方的人喜歡吃；“以鹽漬者曰槟榔鹵，則廣州、肇慶人嗜之。日暴既幹，心如香附者，曰幹槟榔，則惠、潮、東莞、順德人嗜之”，地名都沒有變過，都是這些地方的人。大家可以看到有這麼四種狀态，槟榔青、槟榔肉、棗子槟榔和幹槟榔，是當時比較常見的四種消費槟榔的形态。這是按照粵海關的分類法，因為粵海關是分類交稅的。再強調一下，粵海關征稅的對象是對所有的過關貨品而不管你從哪裡來的，如果這個東西是從海南來的，也是要交海關的關稅的，明清兩代都是這個規矩。槟榔是要交兩重稅的，第一重是榔椰稅，是在海南當地征收的，第二重稅是在粵海關收的，如果内陸其他地方還設關卡的話還要再交一遍稅，隻要過關就收稅。收稅就有一個分類法，要不然沒法征收。
大家知道槟榔裡面使人産生欣快的有效成分叫槟榔堿，槟榔堿是會随熱分解的，當我們把槟榔加熱，比如我把它曬幹，它大概會損失掉三成到四成的槟榔堿，對它的口感是有影響的。而榔鹹這種狀态（把槟榔的外殼用鹽漬了以後變幹的狀态）是最好的保留槟榔堿的辦法，它可以使槟榔堿最大程度的保留，因為它沒有經過加熱，隻是把水分去掉了，能夠長期的儲存，是以這個狀态是當時人認為比較好的一種儲存辦法。但是這個辦法顯而易見的有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會很鹹。當時所謂的白槟榔就是指這個狀态，因為它覆滿了鹽是以叫白槟榔。汪廣洋的《嶺南雜錄》是這樣寫的：“海濱朝夕易炎涼，濕氣蒸人沁薄裳。昨日崖州有船到，滿城争買白槟榔。”這個滿城是指廣州城，全部去買白槟榔。而這個鹽漬狀态的槟榔要怎麼吃呢？大概有點像現在的法制楊梅或者法制話梅的狀态，要經過泡再經過加糖或者加别的香料。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國人是這麼吃槟榔的。中國人為什麼對槟榔有零食的印象，大概就是從這裡來的。從明代的筆記中也能夠看出來，槟榔就是一個可以用來做成像果脯一樣的東西。
在嶺南，槟榔還有别的含義。在當年廣東的婚禮上面是一定要出現槟榔的，以展現婚禮當中互相的投入和專一的狀态。槟榔長期以來保持着一種情愛關系的象征，比如說在印度的神話裡經常有關于槟榔和定情物的關系。在中國的文化裡面也是有這樣的含義，比如說廣西的婚禮當中槟榔都是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禮物要互相交換的，非常正式，“奉槟榔、擔槟榔、酬槟榔、槟榔歌”，有一套儀式跟它相伴随。它是展現正式關系的，而不是展現偷情的關系。但是在北方的文獻記錄當中展現了一種偷情的關系，比如說《紅樓夢》中的賈琏跟尤二姐讨槟榔，這展現的是一種非正式的關系。這是為什麼呢？你想，情愛的意思沒有變，但是因為它在北方不是那麼常見，是以就被賦予了一個更加非正式關系的含義。
這是在民國初年的時候畫的一幅圖，“此中國賣槟榔之圖也，其人用籠内裝安南海南槟榔，沿巷售賣，每枚用剪夾碎數瓣，買去零星食之”，是對當時賣槟榔的記載。其實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時候，在湖南的街頭還經常可以看到一些賣槟榔的攤販，當然已經不是用這種擔擔，一般是用小推車來行進的。我們現在所熟悉的包裝槟榔是從1990年代以後才開始大規模流行起來的，它真正的盛行是2000年之後随着電視媒體的推廣在全國開始流行，也是在特定的職業當中，比如說火車司機，還有電競行業從業者，它有特别的職業偏好。
在台灣，槟榔還有一個别的含義，就是指“槟榔西施”，這是在台灣産生的一種獨特的文化符号。台灣一直是可以出産槟榔的，是中國唯二的槟榔産地之一，但槟榔西施是另外一種風俗。
在清末的大變局當中，廣府地區曾經是非常重要的吃槟榔的領地，現在隻有零星的文化遺存，大陸地區在二十世紀以後隻剩下湘潭地區比較完整地保留了吃槟榔的習俗。但是對于槟榔的記載當中廣州人是寫得最多的，廣州在曆史上吃了很長時間的槟榔，而且廣州是嶺南文化的核心地帶，這個地方記載了槟榔的曆史，包括楊孚的《異物志》、萬震的《南州異物志》、僧人沙門義淨的筆記《南海寄歸内法傳》、周去非的《嶺外代答》、民國時期容媛和楊成志寫的《槟榔研究》……
接下來我們再解答一下剛開始出現的問題，為什麼西方人一直叫錯槟榔？西方人叫槟榔betel nut，這是一個很常見的叫法，但betel nut實際上按字面意思來翻譯的話是指蒌葉。那是因為西方人在他們的印象當中，一直把槟榔和蒌葉看成一種植物。他們沒有辦法區分蒌葉和槟榔這兩種植物的生長是完全不同的，雖然蒌葉經常會生長在槟榔樹下，但它們并不是同一種植物。
責任編輯：顧明
校對：栾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