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段王在祯最不願意提及，也最無法忘卻的記憶。
他本在山東章丘農村生活，是一名抗日遊擊隊員。被日軍俘虜後，他先是被裝進悶罐車，後又被塞進貨輪底艙，送往日本九州島做苦工。
在日本一年多，他吃不飽穿不暖，一天要下井工作十四五個小時，日本監工稍有不稱心，就對他們這些中國勞工拳打腳踢。每天都有人死去，王在祯為了能多吃上一個窩窩頭，硬着頭皮不知道擡了多少屍體。讓自己活下去，這成了貫穿他一生的信念。
日本投降後，他坐船回到了祖國，又走了五天五夜回到家鄉。從那之後，參軍，參加解放戰争，進學校讀書，做老師，當護林員，人生過得風風火火。他把在日本的苦難埋葬在了心底。
看到找尋被擄赴日勞工并為他們維權的人上門拜訪，王在祯決定站出來講述這段屈辱的經曆。自1995年起，中國勞工在日本法院陸續提起14件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及企業向幸存者或家屬道歉及賠償，但均以敗訴告終。王在祯看着他的工友們相繼離世，活着對他來說有了超越生命本身的意義，“隻要活着，我就是證據。”
2022年8月8日，王在祯因器官衰竭去世，享年97歲。最終他也沒能等來那句屬于他的道歉。
2010年，王在祯回憶在日往事時擦拭眼淚。受訪者供圖
唯一的信念就是活下去
1944年4月，王在祯18周歲，命運被徹底改變。
一場力量懸殊的戰鬥中，由于叛徒的出賣，王在祯和300多名遊擊隊員還有老鄉一起，被日軍俘虜。王在祯是章丘水寨鎮張家林村的村民，也是一名抗日遊擊隊員。
之後他成了一名被日軍擄掠的勞工。他們被當成貨物一樣，一路輾轉運送，時間早已模糊，更不知道要被運到哪裡，王在祯不敢想，自己還能不能活下去。
慌亂中，他隻記得一些碎片。被俘第二天，他們離開家鄉，被押往淄博周村，緊接着又被塞進了密不透風的悶罐火車，連夜運走。
路上曾有過一次機會逃跑。車廂大門的鐵絲突然斷裂，許多人趁機從門縫中跳車，王在祯看到跳下去的人好像都沒了動靜，便打了退堂鼓。
像沙丁魚一樣在悶罐車裡熬了八個多小時，到濟南後，王在祯被關進了“新華苑”，這是當年侵華日軍設立的關押中國戰俘的集中營。兩個多月的時間裡，由于疾病和饑餓，這裡每天都有人死去，“上午拉一車死屍，下午拉一車死屍。”
王在祯對祖國最後的印象是，在一個碼頭，他們被裝上一艘貨輪。在最底層船艙裡，感受不到黑夜和白天，隻有沒完沒了的暈船嘔吐，王在祯看到，有些病得起不來身的人，被直接扔進了海裡。
下船後，暈暈乎乎的他向岸上的陌生人打聽，這是哪裡，現在是幾月，但對方毫無反應。王在祯這才發現不對勁兒，仔細一聽，岸上人交談所用的語言和圍攻自己的日軍有點相似。他被擄到了日本九州島。
噩夢才剛剛開始。王在祯被強制在日鐵鹿町煤礦挖煤。
他每天要勞作十四五個小時，除了睡覺就是幹活，一天都吃不上一頓飽飯，隻有三個兩寸大小的窩窩頭充饑，很多人是以餓死。為了活下去，勞工們撿路人當垃圾扔掉的菜葉和果皮，但凡可以入口的東西，看見就搶，王在祯甚至還吃過草紙。冬天沒有棉衣，隻能多套點麻袋之類的東西禦寒。
被毆打、被羞辱更是家常便飯。有時是因為幹活的動作稍微慢了些，有時卻是沒有任何理由，隻是日本監工想要“出氣”，勞工們被拳打腳踢，被石塊砸，甚至被強迫喝日本人的尿。王在祯肩頭上有一道長長的疤痕，直到晚年還清晰可見，就是當時的日本監工拿刺刀刺的。
中國勞工最害怕的是生病，如果病倒了，在日本監工眼裡他們就失去了價值，不但不會給他們進行任何治療，還會斷掉食物供給，讓他們活活餓死。
饑餓、寒冷、勞累、疾病之下，一個又一個中國勞工客死他鄉。沒人願意擡屍體，日本監工許諾，隻要肯擡死人，就可以每天多吃一個窩窩頭。為了活下去，王在祯硬着頭皮擡了不少死人。
活下去，是王在祯唯一的信念。他甚至不敢奢望有生之年能夠回到祖國，再見親人一面。
仗着自己從小在田間地頭勞作的身體底子，王在祯撐到了1945年8月。得到自由那天和往常并無不同，王在祯準備下井幹活時，卻發現日本監工紛紛離開了。
日本投降了，他們可以回國了，王在祯喜極而泣，趕緊剪了個頭發，他要清清爽爽地回國。
2022年4月，王在祯在家中。受訪者供圖
“當年我受到的傷害，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在王在祯記憶中，回國隻用了一天。從日本上船，一天後，他就站在了祖國的土地上。
下船時，他領到了兩塊錢路費，可這些錢不夠買回章丘的車票。王在祯回家心切，決定走着回家。其實他根本不認得回家的路，隻知道章丘在天津的南邊，就背着幹糧沿着大道向南一直走一直走，累得實在走不動時，就找路人打聽離章丘還有多遠，一是避免走錯繞路，二是為了給自己一點動力。
從天津到章丘，三百多公裡，王在祯足足走了五天五夜。父母和兄弟姐妹隻知道他被日軍抓走了，都以為他兇多吉少，看到他安然無恙地回來了，全家人抱頭痛哭。
王在祯從日本活着回來的消息傳開了，人們從四面八方趕來，打聽同樣被日本人抓走的自己親人的下落，但大多數得到的都是壞消息，最後淚流滿面地離開。
回家後不久，王在祯便參加了解放軍，曾做過地下工作和警衛工作，經曆了多次死裡逃生的戰鬥。新中國成立後，他還接受了中學教育。1962年6月退職回到家鄉，将自己的退職金貢獻出來，帶領鄉親們發展種藕産業。後來，他又先後從事過民辦教師、護林員等職業。
王在祯從來不會主動提起被擄赴日當勞工的那段經曆，他常常挂在口頭講述的，是他在解放戰争時期那些驚心動魄的戰鬥故事。“我們很驕傲父親是革命英雄，也知道他曾經被擄赴日做勞工，至于在日本的生活細節，他從來沒跟家人講過。”王在祯的三女兒王慶梅說。
孩子們隻是看到，一提起日本人，父親就情緒激動，恨得咬牙切齒，也見不得人浪費一點糧食。
十五六年前，王在祯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了，一群正在尋找被擄赴日勞工的人登門拜訪，請他說出當年在日本被奴役的細節。
韓建平是山東被擄往日本勞工聯誼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對于這場見面，他印象深刻。韓建平記得，當時王在祯身高一米七出頭，圓臉，顴骨略高，很清瘦，說話很和氣，“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不像普通農民。”
王在祯晚年，一家子靠務農為生，經濟條件不太好，韓建平看到，他家裡隻放着一台小電視機，桌子椅子都是舊的，也沒什麼值錢的擺設。但是家庭環境很溫馨，不大的房子被王在祯的老伴打掃得幹幹淨淨，收拾得井井有條。賓客來了，也是她在樂呵呵地張羅，忙着端茶倒水。“他老伴比他小十幾歲，是個快人快語、性格開朗的老太太，他們夫妻的感情也很和諧。”韓建平說。
得知他們是為被擄赴日勞工的事而來，王在祯很高興。他耳朵不太好使，右耳聽力稍好些，聽韓建平說話時，總是把右耳貼上去。
“當年我受到的傷害，我永遠都不會忘記。”王在祯告訴韓建平。
2016年韓建平和王在祯合影。受訪者供圖
“日本的道歉和賠償，我看不到了”
這是王慶梅第一次聽父親詳細講起那段他諱莫如深的經曆。當時王在祯已經八十歲了，如果沒有這場突如其來的拜訪，這些屈辱的記憶大概會被他當作秘密帶到棺材裡。
一談起這些，王在祯一改平時溫和平靜的語氣，情緒激動起來，反複說，“日本鬼子”“不是人”。韓建平回憶，“當時他拉着我的手，說他能從礦上回來已經是非常幸運了，不計其數的人被折磨死，回來的都是有福的。”
“他還帶着哭腔喊着說，那些日本人的話他聽不懂，有時候就看表情，他們臉上都是對中國勞工的恨意，‘可是他們沒道理恨我們啊！如果當時手裡有槍，我就斃了他們！’”
平日裡，王在祯性格堅強，從沒掉過眼淚，可那天，說到悲慘處，他的眼淚怎麼也忍不住，拿手擦了好幾次。
韓建平告訴他，山東被擄往日本勞工聯誼會一直在四處奔走，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奴役這些赴日勞工的日本企業向幸存者或家屬賠償道歉。王在祯知道以後特别激動，後來不時會打電話問韓建平，“勞工的事怎麼樣了？”
在此之前，王在祯就關注過被擄赴日勞工維權的情況。1995年，“北海道野人”劉連仁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道歉賠償。劉連仁和王在祯一樣，也是山東人，1944年被擄至日本北海道做苦工。因無法忍受殘酷的生活條件，1945年他逃到了深山老林，像個野人一樣在原始森林中生活了十三年，後被日本獵人發現，輾轉回國。
2001年，劉連仁勝訴，而他已在前一年去世。勝訴後，劉連仁的家人召開釋出會，還邀請了王在祯。因為湊不出來二百塊錢的路費，王在祯沒能成行。對于此事，王在祯一直耿耿于懷，他想看看别人是怎麼讨回公道的，也想為自己讨個公道。
後來，日本政府不服判決，再次提起上訴。2005年，東京進階法院判劉連仁敗訴，判決中雖然承認了劉連仁被強擄到日本并遭受了苦難的曆史事實，但仍然駁回了劉連仁方的索賠請求，審判長稱日本政府不應為戰時上司人依據戰時憲法作出的不當行為承擔責任。劉連仁家人不服選擇繼續上訴，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維持東京進階法院判決。
2021年9月，王在祯在家中。受訪者供圖
鑒于在日本訴訟的艱難，長期以來給予被擄赴日勞工支援的日方律師團隊也在推動雙方“和解”，尋求另一種“讨回公道”的方式。2017年5月21日，日本三菱綜合材料公司在濟南向已經逝世的受害者張景全的家人發放了十萬元賠償金，三菱稱之為“和解金”，并表示“向中國勞工及其遺屬真誠地謝罪”。
王在祯參加了這場儀式，他有些弄不清楚當初奴役自己的人和三菱公司有什麼關系，但他看到了希望。他要努力活着，活到自己也獲得道歉的那一天。
人生的最後十年，王在祯是在老家張家林村度過的。九十歲的時候，他還能騎自行車，有時候還能下地幫老伴幹活。他最大的愛好就是寫毛筆字，閑來無事的時候也會到村口和其他老人一起打打牌。直到2019年，他因為中風，器官逐漸開始衰竭，很多事都記不太清了。
但他還記得在日本經曆過的苦難，記得那些和他一起回國的工友，他們拜了把子，一直有聯系，後來其他人接連去世，隻剩下了他自己，“他們都死了，我還活着。隻要活着，我就是證據。”
臨去世的時候，王在祯還在遺憾地說，“日本的道歉和賠償，我看不到了。”
新京報記者 彭鏡陶 實習生 蘇磊
編輯 劉倩 校對 楊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