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家李懷宇多年從事知識人的訪談和研究。曾出版《思想人：當代文化二十家》《知識人：台灣文化十六家》《通路曆史：三十位中國知識人的笑聲淚影》《家國萬裡：通路旅美十二學人》等作品。本文為他對香港“四大才子”之一——蔡瀾的回憶。』
（圖檔來自《齊魯晚報》）
我剛出道時，一度對香港文化入迷，尤其心折“香江四大才子”：金庸、倪匡、黃霑、蔡瀾。發願要一一通路四人,後來果然如願以償。如今黃、金、倪已逝，唯獨蔡瀾還在雲遊江湖。世人稱道蔡瀾寫食評、影評、遊記皆妙，我尤愛讀他寫人的文章。我這十幾年來也算在人物訪談和寫作上刻苦琢磨，每見蔡瀾寫人物，不免望洋興歎，歎服的是他的閱曆和豁達。
蔡瀾先生在香港的公司還在經營，2004年我第一次應約去暢談。記憶裡,他的辦公室有許多稀奇古怪的東西，一見難忘的是兩位巨星相贈的禮品：成龍的醉拳模型和周潤發的攝影作品。啟功的書法則是：“能将忙事成閑事，不薄今人愛古人。”
生活裡，蔡瀾抽煙喝酒品茶。凡是附庸風雅之事，他都能玩一點。談書法，蔡瀾笑道，大導演張徹的書法也不俗，在邵氏共事時彼此常常切磋。他的父親蔡文玄是潮州人，烽火年代移居南洋。蔡瀾的書名，多是自己老爸親筆題字。
香港有“四大才子”之說，蔡瀾說：“按咱們潮州老輩人的說法，才子至少要具備這些條件：琴棋書畫拳，詩詞歌賦文，山醫命蔔訟，嫖賭酒茶煙。按這個标準，才子二字，與我無緣。”不過，我所知的關于金庸、倪匡、黃霑的趣事，大半都是從蔡瀾那兒聽來的。這四人，我都在香港見過，可惜黃霑先生去世得早，我沒有好好地留下通路記錄，他當日跟我講過的妙語都忘記得差不多了，看來“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是對的。
金庸的武俠小說，倪匡的幻想小說，黃霑的詞作，蔡瀾的散文，相信很多年後還會有讀者。這四人的作品，我讀來讀去還是覺得金庸最好玩，隻是金庸本人的談話太正經，倒是其他三人都好玩得不得了。
而蔡瀾，一般人會叫他“玩家”。盡管他似乎有數不清的頭銜：電影人、作家、美食家、旅行家、電視節目主持人。他卻笑着自我評價：“我作為電影人，是一個很不稱職的電影人；作為寫作人，是一個可以說很輕浮的寫作人，也不算是很稱職；我做商人隻是做小買賣，也不算是很稱職的。我想我比較拿手的是能夠逃避現實，能夠笑一笑，我的心情比較愉快，我能夠把壞的事情往好的地方想，這種天塌下來當被蓋的性格讓我成為做很愉快的人的專家，這個我很稱職。”
金庸吹捧蔡瀾的話，有一段我深信不疑：“蔡瀾是一個真正潇灑的人。率真潇灑而能以輕松活潑的心态對待人生，尤其是對人生中的失落或不愉快遭遇處之泰然，若無其事，不但外表如此，而且是真正的不萦于懷，一笑置之。‘置之’不大容易,要加上‘一笑’，那是更加不容易了。”
有一次倪匡鬧着要離婚，金庸和黃霑力勸，倪匡在氣頭上，口不擇言：“你們倆都離過婚,沒資格來勸我！”我聽潘耀明先生說過，他的朋友妻中，最有雅量的是蔡瀾的太太，結婚幾十年，不生小孩，生活一直很美滿。蔡瀾寫過：“最好的男女關系是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們在一起互相欣賞地愛。”也許正是自己的婚姻秘笈。
蔡瀾寫的老友，皆是我年輕時神往的人物：金庸、黃霑、倪匡、亦舒、黃永玉、古龍、張徹、胡金铨、蔡志忠……寫人難，寫名人更難。一個人一旦出名，自然有各路豪傑臧否。恭維有時未必得體，批評也不見得全出于公心。好像有一位大家說過：聲名是誤會的總和。而聲名背後的苦樂，往往千人萬人中，一人二人知。知心者，老友也。
我很喜歡看蔡瀾寫和老友們吃吃喝喝的趣事。“每回都是查先生埋單。有時争着付，總會給查太太罵。總過意不去。但有一次，倪匡兄說：‘你比查先生有錢嗎？’說得我啞口無言，隻好接受他們的好意。”又說：“席上，倪匡兄總是坐在查先生一旁，他們兩位浙江人叽裡咕噜。大家記性又好，把《三國演義》《水浒傳》人物的家丁名字都叫得出來。”
蔡瀾對亦舒很欣賞，寫了許多信給她。其中有一封信，我多年前讀到，即刻記住重點：“有一次到台北古龍家中做客,剛是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候。古龍說：‘我寫什麼文字，出版商都接受：有一個父親，有一個母親，生了四個女兒，嫁給四個老公，就能賣錢。’返港後遇查先生，把這件事告訴他，查先生笑眯眯地說：‘我也能寫：有一個父親，有一個母親，生了四個女兒，嫁給五個老公。’‘為什麼四個女兒嫁給五個老公？’在座的人即刻問。這就叫做文章！”
我個人的印象，蔡瀾寫倪匡、黃霑、古龍三人的文章，最是有情有趣。《黃霑再婚記》一篇，我看過好多遍，每一次都忍不住笑。而蔡瀾講黃霑的一個個笑話，我常常借來作為飯餘的談資，總能博得同座者一笑。寫古龍的一篇中，蔡瀾這麼開玩笑：“古龍喝酒是一杯杯往喉嚨中倒進去。是名副其實地‘倒’。不經口腔，直入腸胃。這一來當然醉，而大醉之後醒來，通常不在楊柳岸，也沒有曉風殘月，就是感到頭大五六倍。”在這些玩笑背後，也許隻有知己才明白高手酒醒時的寂寞。
蔡瀾學藝術的老師是馮康侯和丁雄泉。蔡瀾向馮老師學習篆刻和書法，向丁先生學習繪畫。馮老師告訴蔡瀾：“眼高手低。更是好事情！好的東西看得多，能夠吸引便叫眼高。眼高表示欣賞力強。手低隻是技巧的問題，勤能補拙，多做功夫手便不低。最怕的是，眼也不高，手也不高。“蔡瀾自得馮老師之熏陶，開始讀碑帖，學篆刻，看名畫。而蔡瀾向丁雄泉學畫畫，問：“要不要正式來個拜師典禮？”丁先生大笑：“那是流氓才做的玩意兒。我們是朋友，一起向天真的感情學習。”兩人去一家餐廳吃飯，丁先生卻點了很多道菜。“夠了，夠了。”餐廳經理說。“老遠乘飛機來吃的，多一點不要緊。”丁先生說：“而且我們還請了很多朋友。”經理問：“什麼時候來？”“不來了。”“丁先生和蔡先生請客，怎麼不來？”經理問：“到底請了什麼人？”丁先生笑說：“請了李白，請了蘇東坡，請了畢加索。都來不了。”
蔡瀾早年在電影界工作，和著名導演和明星都有近距離接觸，寫起來全無隔靴搔癢之感。我最早讀到《悼張徹》一篇，頗為震動。文章說：“在拍攝現場，張徹大罵人,罵得很兇。對副導演、道具和服裝，一不稱心即刻破口大罵。張徹似乎在徐增宏身上學到的是罵人。我覺得人與人之間總要保持一份互相的尊敬，但張徹絕不同意。每一個人都不同，隻有由他去了。”後面又說：“我親眼看到一些已經三十多歲的導演被張徹罵得淌出眼淚來，深感同情，對張徹甚不以為然。發誓有一天和他碰上一定和他大打出手。張徹從不運動，打不過我的。”但是蔡瀾與張徹之間好像沒有沖突過。張一有空就跑到蔡的辦公室，聊聊文學和書法，喝杯茶。偶爾也約金庸和倪匡一起去吃上海菜。病過之後，張照樣每天拍戲。閑時又來蔡的辦公室喝茶，向蔡說：“人在不如意時可以自修。”
蔡在張鼓勵之下做很多與電影無關的學問，但張徹本人能勸人自己卻停留着。動作片的潮流更換了又更換，李小龍的魄力、成龍的喜感、周潤發的槍戰等等，張徹的動作還是平劇北派式的打鬥，一拳一腳。2002年4月，香港電影金像獎發出“終身成就獎”給張徹時，看到他的照片，已覺慘不忍睹。“英雄，是的，不許見白頭。我一方面很惦記他，一方面希望他早點離去。不能夠平息心中的内疚，我隻有怨毒地想：‘當年那麼愛罵人,罪有應得！’”
蔡瀾悼念另一位大導演胡金铨，用的是另一種筆法：“記得家父常說：‘老友是古董瓷器，打爛一件不見一件。’家中挂着一幅胡金铨的畫，描寫北京街頭燒餅油條小販的辛勤。他沒有正式上過美術課，其實他也沒有正式上過任何課，但樣樣精通。英文也是自修；畫，是在攝影棚中随手撿來的手藝之一。”在這一點上,蔡瀾的“樣樣精通”倒與胡金铨異曲同工。又說：“閑時胡金铨便讀書，他屬于過目不忘的那種人。金庸、倪匡都是。他們一談《三國》，什麼人的名字、穿什麼衣服、說過什麼話,都能一一背出。”由此可知，這些看似天才式的人物，都曾下過外人不知的苦功。
寫明星，蔡瀾筆法輕松，卻帶出不一般的成功之道。不管今天的成龍在觀衆心中形象如何，他早年的刻苦，在蔡瀾寫來，别有一番動人之處。如後藤久美子來拍《城市獵人》的時候，日本影迷認出是她，上前要求簽名。她最初不瞅不睬，後來成龍向她說：“親近影迷是我們做演員工作的一部分。”後藤久美子被點醒之後露出笑容，可愛得多。
蔡瀾偶爾寫些嚴肅一點的文章，如《論李安》，即顯出他在電影上的功力。“從前的導演,知識分子居多。當今的，就是缺少了書生的氣質。有了讀書人的底子，就能把文字化為第一等的形象出來。任何題材都能拍，都能去挑戰，創造出經典來。李安是目前少有的一個知識分子，我們可以在《理智與感情》中看出他的文學修養已經跨越了國籍，英國人也不一定拍得出那麼英國的電影來。”
蔡瀾寫《蔔少夫先生》，關于酒，與别人無異：“來了香港後遇見蔔少夫先生，我這個無名小卒他不會認識。介紹之後，老先生把我抱得緊緊的：‘聽朋友說你也愛喝酒。’後來數次的宴會中，我們都坐在一起，話題不離酒。蔔少夫先生逢酒必喝，逢喝必醉，但絕對不麻煩别人。醉後就笑嘻嘻回家。這一點我向他學習，也能像他那麼喝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