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孫藍波
本篇紀要為上海大學曆史學系主辦“學術快閃”系列活動第9期内容。
楊長雲（主持人，上海大學）：
近些年在指導研究所學生和大學生撰寫畢業論文的時候，我感到有些學生不太會使用恰當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來進行研究，尤其是相當多的跨學科研究所學生在史學理論和方法運用方面十分薄弱。我們知道，無論是傳統的史學理論和方法，還是後來的各種新字号史學理論和方法——從法國年鑒學派到美國新文化史，從跨學科方法到後現代主義等等——都是史學研究的基礎。鑒于目前史學研究學生群體普遍現狀和史學理論及方法之于曆史學寫作的重要性考慮，我們今天邀請到五位學者就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展開讨論。
梁民愫（上海師範大學）：
我主要談談“全球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及其學術路徑：英國範式”。史學理論在史學研究中是一塊非常重要的領域，有過研究熱潮，也沉寂過一段時間。最近來看又重獲新生，有很多學者或者是學生現在對這個領域抱有極大的熱情。前天剛好聽到北京大學曆史系趙世瑜教授一個題為“曆史哲學與中國社會的曆史人類學”的學術講座，講座内容非常豐富，其中他就特别談到，中國史學理論的研究經曆過幾次熱潮：第一次是晚清西學的傳入、進化論等思想的傳播影響了中國知識界，出現了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史學。第二次是馬克思史學的傳入，産生了一批有關史學理論體系的著作，引發了社會史大讨論。第三次就是80年代以來的學術變革，并影響到現在。我認為這種針對中國史學理論體系源起的學術史概括比較合理。今天我主要來講下馬克思主義史學，馬克思主義史學既是一種理論方法與思想體系，更是史學研究中的一種理論範式與實踐形态。國際史學史家格奧爾格·伊格爾斯認為西方史學演進主要存在古典史學、近代史學、年鑒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等重要史學範式。美國新文化史家林恩·亨特在論述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文化理論”興衰及其曆史批判精神時，事實上也充分肯定了二戰以來全球時代史學寫作的馬克思主義、現代化、年鑒學派以及特别流行于美國的身份認同政治等四大史學研究範式及其影響問題。接下來，我主要從三個部分展開講授，一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轫或源起；二是馬克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全球境遇；三是以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為例，涉及全球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的興起傳播與學術路向問題。
梁啟超
第一部分我先介紹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轫或源起，歐洲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早期現象。就曆史學的發展與成就而言，馬克思主義和世界各國曆史研究結合，創造了20世紀國際曆史學的新局面，呈現了科學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新貢獻。19世紀40年代以來，唯物史觀創立之後，對曆史學的發展和影響巨大。特别是20世紀以來，促進了國際曆史學新局面的産生，開創了科學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新範式，導緻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諸多流派，與西方新史學派之間有很多的交叉和交流。馬克思主義史學因為其本身的博大精深、内涵豐富，國内史學界在運用唯物史觀時還有很多的不足。自19世紀40年代産生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之後，它的曆史觀、史學理念、史學觀以及它的核心的概念，成為我們史學理論最悠久的源頭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範式之一。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早期發展及其演進的形态，主要是表現在經典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諸多著作者思想譜系形态的一種轉換。有兩個方面，一個是馬恩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史學理論的創造、思想體系和實踐成就；第二個是歐洲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代表人物有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弗蘭茨·梅林、奧格斯特·倍倍爾、卡爾·李蔔克内西、卡爾·考茨基、保爾·拉法格、羅莎·盧森堡、愛德華·伯恩施坦等。這些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歐洲社會主義理論家以及勞工運動的上司人，他們的很多著作包含了馬克思的曆史理論，當然有的是修正的，有的是扭曲的，但是我們國内對這方面的研究暫時還停留在國際運動史的領域裡面，還沒有從曆史觀和史學的這麼一個角度去考察，是以我覺得有必要進行深入研究。
第二部分是關于20世紀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的全球分布問題。20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全球範圍内得到廣泛的傳播和關注。表現有三個主要特征：研究群體的多樣性、應對立場反差性、學術影響廣泛性。這期間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經曆了全球性的興起和區域國别性的傳播，大緻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段，第一個時代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伴随着西方世界深刻的社會危機，各種社會思潮和學術思潮空前活躍，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也成為一種強大的史學思潮或者研究範式，影響着國際史學的發展方向。第二個時代是上世紀五六十到八十年代，英、美、德、意大利、法國和加拿大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共同彰顯了20世紀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理論形态、觀念變革及規模水準。非洲、拉丁美洲地區及其他國家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力量則因受到更多限制而顯得相對弱小。第三個時代是20世紀九十年代後的史學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成為一種國際性的社會文化現象和政治理論力量。西方史學潮流中馬克思主義與曆史學的融合傾向，形成了曆史性的思想文化思潮。
如果我們要繼續去思考二戰以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就必須深入以及系統的考察和研究，它的文獻的整理，它的思想的譜系，研究範式分支的轉換和具體各個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影響，特别是其中某些流派的學術地位，從這些多角度去切入。最後更重要的是要把它放在一個全球關聯和時空區隔轉換的視域上，去分别探讨一些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成就，包括它的理論文獻是哪些？它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哪些？學術思想和發展的狀态有些什麼新的變化？
我們的研究不能僅僅停留在意識形态或政治理論方面，而應該深入到學術史的梳理和專題論述的形式，去重點探索和系統闡述。從研究者的視角和研究的對象，我們應該注重兩個史學實踐的路徑。第一，就是要注重在全球史學史和思想史的學術脈絡以及研究路徑，從馬克思主義史學通史的角度，去梳理、探索和叙述每個學派、每個史家他們的成長環境，他們的學術人生，他們的著述成就，最後總結歸納出學科内史和學科外史的内涵及特征。第二，我們要注重全球思想史理論的反思和曆史書寫的方式或者說途徑，具體分析各學派史家興起的原因，史家的譜系、思想淵源、觀念之間的交鋒。
我們研究史家主要是研究史家的著作，當然其它的相關性材料也需要收集，包括史家的個人傳記、活動的具體記錄、有聯系的檔案材料。這些是分析史學理論範式轉換和史學思想譜系的重要基礎材料。縱觀中外學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著作和研究成果可以說已經非常豐富，成績斐然。現今全球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已蔚為壯觀，隻是我們對史學家個體角度的研究關注度還不夠，是以我期待着未來有更多的中青年學者去關注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
接下來，第三部分，我主要來介紹下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史觀邏輯和學術研究路向。第一代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家群體形成的背景有四個方面，第一個是20世紀三四十年代社會思潮、社會運動和學術語境所引發的研究熱情，是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形成時期。第二個就是馬克思主義史家小組的成立（1938年9月）。比如，英國共産黨（新左派）與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起源之間的關系問題。第三個是史學職業化與史學大衆化的演變，分成前期與後期兩個發展階段。最後一點則是從社會思想與學術譜系的關系上，存在着一個英國社會政治變革與學術文化傳統問題。他們的代表人物有莫裡斯·多布、愛德華·湯普森、埃裡克·霍布斯鮑姆、維多克·基爾南等。
第二代的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與第一代相比，既有延續性也有自己的時代特點，第二代跟第一代的差別就在于他們把階級分析與英國文化研究的傳統相結合，推進了文化馬克思主義在英國的發展與興盛。代表人物有斯圖亞特·霍爾、佩裡·安德森、希拉·羅博瑟姆、羅賓·布萊克本等。
我認為無論是研究英國的馬克思史學，還是全球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潮及其學術影響，應該以曆史學派、史家群體和史家個體為研究對象，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史學理論的文獻資料基礎之上，然後采用時間的次元為線索，着眼于他們的史學實踐，同時又聚焦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思想譜系的源流之中進行探讨。
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重視以下的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在全球思想史的視域下，要強調馬克思主義史學分析範式的創新，其次就是細緻梳理馬克思主義史學代際轉換的動力和過程，最後還有就是要關注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譜系和影響傳播的研究。我們做史學理論研究有三個學術前提。首先就是要根植于史料，大力挖掘原始文獻資料與整理研究性史料，包括史家群體的個人傳記與著述文獻。第二點是要關注理論方法，從曆史内在邏輯與史學認識論的角度，充分運用理論和建構分析模式。第三是要學會同情共感，全面收集與考訂史家群體的相關檔案、活動記錄和交往檔案。
從全球史學史的視域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及史學思潮，我們還要關注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國别差異、國族立場、區域分布和著作流傳影響。從史學理論和實踐研究的具象角度，集中關注一些重要國家和重點地區的代表性史學家或史學著作。不能僅僅停留在歐美學者身上，還應關注亞非拉廣大地區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流傳與發展。特别是20世紀中國和世界的百年曆史格局，特别是目前我們面臨着一種前所未有的世界大變局下，我們做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如果把這種背景貫穿進來或者說結合起來将可以發現許多非常好的研究主題。
徐良（江西師範大學）：
我今天跟大家彙報的題目是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百年流變及其影響。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美國史學界并不占主流，但它也是這個國家史學非常重要的一個内容。一般來說，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誕生是以1919年9月美國共産黨成立為标志。
我首先來介紹一下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美國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美國的建立當然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美國的傳播為前提。美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以1848年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在1848年以前，美國社會中影響更廣的是一種空想社會主義思想，這類思想早期的時候主要是依托于歐洲的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在美國所進行的共産主義實驗。正如我們所熟知的羅伯特·歐文、傅立葉等為代表的空想社會主義實踐者，很多都去美國建立了相關的共産主義實驗場。19世紀上半葉美國各類共産主義的實驗公社達到了幾百個，先後參加實驗的人數達到了幾十萬。從某種程度上講，此時的美國可以說已經成為了空想社會主義的第二故鄉。在這些共産主義實驗場的建立過程中，社會主義的相關理論在美國得到了傳播和發展。
羅伯特·歐文
那麼1848年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分界點呢？一個标志是《共産黨宣言》的發表，它代表着科學社會主義的出現。還有一個是1848年爆發的歐洲革命。我們知道，歐洲革命很快就失敗了，之後大量的革命者流亡美國。在學術界，很多人把當年革命失敗後從歐洲逃到美國的流亡者群體稱為“1848年人”。這些人中有一部分将馬克思主義帶到了美國，通過創辦的報紙展開了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随後到了19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也就是美國内戰前後，馬克思與恩格斯也開始親自在美國的一些雜志上發表自己的觀點，特别是用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去分析當時美國的社會運動和重大的事件，包括禁酒運動、西部開發、林肯政府的反奴隸制政策等等，并對林肯總統産生了一定影響。19世紀晚期，勞工運動在美國可以說是如火如荼，勞工運動的浪潮一方面催生了一批有關社會主義史和勞工史的作品，例如理查德·伊利的《美國勞工運動》、艾德文·麥克尼爾的《今日之主要問題——勞工運動》、馬提斯的《美國社會主義》、希爾奎特的《美國社會主義史》等，為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産生奠定了學術基礎。另一方面，在勞工運動的偉大鬥争背景下建立了一批傾向于社會主義的政治組織或政黨，如“美國勞工聯合會”“社會主義職工同盟”和“美國社會民主主義黨”等，它們從社會層面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美國的不斷擴充。
下面我講第二個問題，就是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産生和初期發展。1919年美國共産黨出現，标志着美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進入新階段。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通過著書立說，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應用到對美國曆史問題的考察中，進而推動了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20世紀20年代的産生和30、40年代的快速發展。這個時期的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研究重點主要是勞工史、美國革命史、内戰史、黑人史以及國際工運史等等。他們的共同點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非常重視人民群衆的曆史作用，重視探讨社會曆史程序中的一些規律性的内容。其中代表人物有威廉·澤布朗·福斯特、赫伯特·阿普特克、菲力普·方納等。這些人共同構成了美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史家共同體，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或共産黨人，身兼政治家和史學家的雙重身份，其曆史研究的最大優點就是将研究重點放在勞工、群衆、婦女、黑人以及其他受到排斥的底層群眾身上，為這些底層群眾的現實政治鬥争服務。這批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幾乎都對馬克思主義抱有虔敬之情。是以，往往被後世史學家們稱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中的“老左派”。
第三個問題我講一下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盛和繁榮，主要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當然也有學者把它自然延伸到了80年代，但是我認為主要是在六七十年代。這段時期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盛與繁榮有一個大的國際背景，那就是伴随着二戰的結束，亞非拉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深入發展，第三世界人民的反帝反殖民鬥争取得重大勝利。與此同時，由于蘇聯國力上升，開始對全球進行革命輸出，馬克思主義在國際上盛極一時。在這一時期，美國也出現了大量的社會運動，包括民權運動、女權運動、反越戰運動以及青年反主流文化運動等等，為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複興與繁榮提供了有利條件。這一時期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主要特點是“新、老左派”史家并存。“新左派”史家的崛起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學界的影響力，代表人物有威廉·阿·威廉斯、沃爾特·拉菲伯、尤金·吉諾維斯、霍華德·津恩等。與20世紀上半葉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美國史壇單打獨鬥相比，60、70年代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顯現出—種高亢激昂的氣勢。此時，既有新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創新發展，又有傳統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庚續傳承，标榜信奉馬克思主義或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曆史研究一時成為學術時尚。盡管他們有時對“馬克思主義”這個概念有不同的了解，但都認可馬克思主義既是解釋這個世界的一般理論，又是改變這個世界的一種方法。他們秉承“自下而上”的曆史觀，堅持為以勞工階級為代表的“普通人”“沉默者”代言，書寫了大量的“草根曆史”。盡管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史學仍然屬手當時美國史學界的少數派，但不可置疑的是，新、老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的曆史書寫還是奏響了60、70年代美國史學的最強音，他們共同締造了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上的一個英雄主義的年代。對他們來說，這一時期無疑是一段讓人回味悠長的激情燃燒的歲月。
最後我來講下後冷戰時期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面臨的新挑戰和新發展。伴随着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和“冷戰”的最終結束，馬克思主義面臨空前嚴重的打擊和挑戰。“馬克思主義失敗論”和鼓吹西方民主取得最終勝利的“曆史終結論”甚嚣塵上，60、70年代在美國史壇興盛一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熱潮戛然而止，與美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一起陷入空前衰落。但也正是因為這些挑戰，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有了新的面相。這一時期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特點是受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影響，馬克思義史學與整個美國史學一樣出現了以社會科學化為核心特征的多元化發展趨勢。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與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交叉融合的過程中，呈現出複雜多樣的跨文化研究形态，但重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并利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去剖析後冷戰時代西方社會的新變化、新問題依然是其核心關切。斯坦福大學的納坦·羅森堡指出，科技發展的領先地位為美國準備了實作社會主義原則最理想的條件。（他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失敗并不證明馬克思錯了，相反卻證明他是完全正确的，蘇聯未能使科技進步和研究成果适應本國工農業發展的需要，相比之下，美國所處的地位要有利得多，更加适宜于實作社會主義的變革。羅耀拉大學的大衛·施威卡特和布法羅大學的詹姆斯·勞勒提出了市場社會主義的概念，論證了隻有通過市場才能實作社會主義的主張。他們指出，市場社會主義并不等于資本主義，它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唯一可行的方案。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帶來的全球性生态危機，俄勒岡大學的約翰·福斯特等人提出了生态馬克思主義，認為馬克思的世界觀是系統的、生态的世界觀，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核心是以勞動為中心的自然與社會的“新陳代謝”，是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從總體上看，後冷戰時代的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在跨學科研究方法的主導下，強化反思意識，注重思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和命運，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功能，具有濃厚的思辨性。同時，又非常注重分析、解決當代資本主義面臨的問題，尤其是知識經濟、全球化、生态危機及市場社會主義等問題，具有深刻的現實性。
馬克思主義史學在美國的誕生與發展，造就了—大批傑出的激進主義史學家，打破了美國保守主義史學一統天下的沉悶氣氛，開拓了美國史學研究的新領域，豐富了美國史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有力地促進了美國史學的變革與發展。同時，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們的曆史書寫，不斷深化着人們對資本主義的認知，促進了美國社會的公平與正義。馬克思主義産生于西方工業化社會發展的語境之下，以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為自己的學術基因，以建立公平、公正的理想社會為崇高目标。正因為此，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美國國家曆史的發展中一直扮演着為資本主義社會各種問題把脈、開方的醫者角色。
李友東（天津師範大學）：
今天讨論的主題是西方史學理論的源與流，是以結合研究和教學中的心得體會，我來談一下從西方史學史看史家認識主體的隐與顯。從史學家作為一個認識主體的角度出發，我将西方曆史劃分為了四個階段：（1）古典時期，現實經曆者與“第三者不在場”。（2）文藝複興至19世紀，“自我監視”的史家主體。（3）19世紀後半期至1970年代，相對的“我”和任意的“我”。（4）1970年代以後，拆分、異質的“我”。
因為在史學認識論裡，一直有一個關于認識主體的讨論，就是到底是誰在進行史學認識？是以人們在進行史學認識的時候，會牽扯出一連串疑問：曆史認識中，是否允許史家保有自己的主體意識？史家在當下生活的現實體驗，如何影響了史家的曆史認識？生活于“當下”的史家“自我”，還能“真實”“客觀”地認識曆史麼？
古典時代的史學家，他們寫作的基本上都是當代史，他寫作的曆史其實就是他自己的現實生活，而且事件的親曆者就在他的身邊。是以這些學者們寫曆史的時候，他沒有今天我們所了解的專家意識，精英意識和知識霸權思想。史家把自己經曆過的生活描述出來，這就成了他們寫作的曆史。希羅多德寫作時還會提到“我”的存在，但從修昔底德開始，第一人稱的“我”就開始隐身了，包括後來的凱撒寫高盧戰記，更是娴熟的運用這一技巧。正是通過這種“第三者不在場”的修辭，實作了作者無處不在的作用，并達到了（客觀）說服讀者的目的。在這個時期，史學家作為一個認識主體，他親曆曆史和現實，他們的寫作基本都是屬于當代史。
希羅多德
文藝複興之後，随着博物學派的誕生，史學家開始不再局限于隻寫當代史。而是通過二重證據法，史家開始在寫作内容上，躍出自己生命的界限，可以研究遙遠的過去。從二重證據法開始，史學家越來越多地采取了一種所謂科學觀念的寫作：即作為寫作對象的曆史，要跟史學家自身的現實生活保持一定的距離。作者在曆史叙事中是隐身的、缺席的；在寫作過程中要盡量采取一種非個人化的叙述方式。目的是要表明史學家研究是中立的，或者說叙事是跟史學家個人的現實立場沒有關系的。
過去的古典時代，史學家依靠個人作為認識主體的現實體驗來寫作曆史，但是到文藝複興之後，史學家主要依靠的是檔案，并且逐漸發展出一種約定俗稱的習慣，叫做30年距離。就是說史學家寫作曆史，一般會與史家的當下生活間隔30年的時間距離（海登·懷特稱其為史學家的30年自我封閉）。在這個階段，史學家越來越多的對他自己進行控制，通過這種控制來實作曆史寫作的客觀性。但這種理想的客觀性很難達到，在十九世紀發展成為了孔德難題：即實證主義可以用于研究一切，唯獨不能用于研究史家的心靈；因為研究心靈，就需要動用主觀去移情，就無法客觀，那就不是實證主義。
伴随着狄爾泰對孔德難題的回應，來到了第三階段。從19世紀後半期到上世紀70年代，越來越多的史學家在史學認識論上達成了一種共識——史學家從檔案史料整理到叙述編輯成書的過程中，并非什麼也沒有發生。在史家将檔案史料轉化成史學叙事的過程中，存在着史家自己的建構。特别是在民族國家的戰争中，不同國家的史學家，基于自身的民族或國家立場，會産生完全沖突的曆史認知。從普法戰争到一戰中，各國史家間的公開辯論，充斥着史學家的主觀認識。二戰結束之後，原子彈的爆炸沖擊，使人們對自然科學的客觀性也開始産生了一定懷疑。
1960年代伴随着民權運動和越戰，人們發現很多曆史學家都帶有較強的種族和政治偏見，人們不再相信史學家能做到客觀。克羅齊通過重建曆史認識與現實生活的密切聯系，确立起史家在曆史認識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克羅齊批評了蘭克學派、博物學派或國文學家使用的二重證據法，即“地下+地上”“文字+非文字”的考證方法，認為這隻是解決了曆史知識是否“正确”的問題。但如果不能與現實生活産生共鳴，這種方法就無法解決曆史是否“真實”的問題。
從20世紀70年代之後，曆史學就進入到後現代主題。後現代主義認為所有的史學認識，所有的檔案其實都是語言。基于這樣的觀點，史學家的自我主體性就開始受到質疑。後現代主義者認為作者的作品寫完，作者就已經消失，甚至喊出作者已死的說法。後真相時代，當作品離開作者的案頭時，就會被社會化解讀，（作品意義）已經變了模樣。而且研究者應該承認他們已經被建構在特定的學術話語中，這些話語構成了他們觀察世界和行動的過濾器。話語體系建構了作者的主體，以及作者言說的世界。由此話語反客為主，過去是史家再現的工具，現在則用于生産史家。（在作者與讀者的關系上，）人們越來越重視接受者或讀者，認為作者的作品一旦寫完，作者就已消失，開始交由社會解讀。
史學認識在後現代主義浪潮的沖擊下，出現了史家曆史認識與史家現實體驗之間的斷裂。史學家捕捉現實生活經驗能力的弱化，或者說能夠運用曆史經驗，對現實進行曆史解釋或指導的能力在弱化。由此導緻，當現實的人們需要利用曆史叙事來建構自己的合法身份認同的時候，現代西方學界卻無力提供這種曆史叙事。由此造成了曆史的科學分析也罷，叙事了解也罷，都出現了曆史再現上的危機。這是後真相在曆史學科出現的根本原因，人們甚至開始質疑集體客觀、共識是否真的能夠達成。
曆史學家的主體性，在西方史學史上，是一個曆時性的發展過程。某個階段凸顯，某個階段隐藏。而在當代史學的複雜認識過程中，史家主體性既有顯現出來，讓我們看見的地方（如考訂證據、學術交流、社會影響），也有隐藏起來不容易看到的地方（如史家基于碎片證據建構叙事的過程、如史家受到何種權力或意識形态的左右或影響）。
史家的主體看似個性或“主觀”，但也有其客觀因果性。史家主體的自主叙事，其實受到了現實的制約。一是史家要意識到“自我”主體本身所從事的現實生活的存在，二是史家要意識到曆史認識中總會存在“當代性”“現實性”。是以存在叙事“語境”的現實性與史家主體“能動性”的互相交織。事件親曆者群體、曆史學家群體、讀者群體（主體間性保障）都在親身參與“現實”，并能動講述當下自己經曆的事件，這是一種已經預設主題的曆史現實，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觀性。
唯物史觀認為，史家作為“認識主體”的觀念和思想，并不等于就完全是“主觀的”。因為“主體”的意識，正是來自于他/她對客觀的現實生産生活的體驗，并是由後者決定和塑造的。是以，史家的所謂“主觀”，本身亦是有其客觀性因果關系的。史家看似“自主”的曆史叙事，其實總是在特定的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和曆史等情況制約下産生。例如當代西方學界目前關注的階級、性别和性态的曆史編纂，民族、種族與帝國等的研究，正可以通過全球化背景下，族群-民族主義的複興、歐洲殖民帝國的混亂結局、歐洲戰後移民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美國的種族及族群政治和“美利堅帝國”的崛起等現實問題，來予以解釋。
吳浩（上海大學）：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當代中國史學界對唯物史觀的認知與思考曆程。剛才梁老師和徐老師也都講到了，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特别是英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美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從來沒有成為一個顯學。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對西方的社會科學、曆史學産生了巨大影響。西方很多學者都對馬克思給予了高度評價，例如吉登斯、格爾申克隆、沃勒斯坦和年鑒學派史家們等等。
中國的唯物史觀為什麼在1949年之後從顯學經曆了幾次起伏之後漸漸歸于沉寂，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是什麼？我們首先來看第一階段，建國到“文革”時期唯物史觀基本理論及史學界認知。在中國革命和建國初期，蘇聯作為老大哥，對大陸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這一時期對中國唯物史觀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就是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此時人們的唯物史觀認知呈教條主義傾向，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從社會形态演進的動力問題而言，階級鬥争被視為曆史發展根本動力或真正動力。第二，從社會形态演進背後的人為因素而言，人民群衆被視為曆史的唯一創造者。第三，從社會形态演進的路徑問題而言，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嚴格依次演進的“五種社會形态”理論，被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這一點反映在曆史學研究中，就是從50年代到“文革”前夕的“五朵金花”研究。“五朵金花”是指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争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在古代史分期讨論中，當時依據的理論都是社會形态嚴格按照《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說的五種社會形态依此演進的規律，由此認為中國和西方社會一樣，必須要經曆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階段。在資本主義萌芽的讨論中，當時的研究強調中國在封建社會晚期就已經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如果沒有外來的侵略，肯定會從封建主義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隻不過外來侵略打斷了這個程序。雖然此時也有個别學者對這些教條觀點進行質疑，如南開大學的雷海宗先生，但這些人都是以受到了批判。
時間過渡到“文革”時期，“左”傾錯誤發展到極緻。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理論指導的唯物史觀，受到極“左”思潮與“以階級鬥争為綱”路線的深刻影響，出現嚴重扭曲。第一，從社會形态演進的動力問題而言，階級鬥争被視為曆史發展唯一動力。第二，從社會形态演進動力背後人的作用而言，從“隻有人民群衆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被進一步解釋為“曆史是奴隸們創造的”。第三，從社會形态演進路徑而言，“五種社會形态”嚴格依次演進，被視為“一條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人民群衆的階級鬥争則被視為原始社會後社會形态依次演進的根本動力。
70年代末，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随着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對唯物史觀的反思讨論也進入了第一次高潮。人們重新反思曆史發展動力學說。首先，階級鬥争不再被視為社會發展的唯一動力，而是與科學義化、思想鬥争等一樣作為動力對曆史發展起作用。其次，史學界加深了對曆史發展動力複雜性的認知，逐漸由過去的動力“一進制論”延伸至動力“多元論”，進而提出“合力”說。最後，史學界提出了與之密切相關的新的思考論題——曆史發展動力背後人的作用，以及曆史發展根本動力推動下社會形态演進路徑。在反思曆史創造者問題上，一方面人民群衆作為創造曆史的主體地位得到明确，另一方面傑出人物，甚至剝削階級的曆史作用得到客觀認識。關于曆史發展社會形态問題的反思主要集中于三個問題：（1）關于“五種生産方式”學說如何形成的問題；（2）關于“五種社會形态”理論能否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3）關于馬克思的“三種社會形态理論”。兩種解釋架構都進一步實作了對曆史發展普遍性與多樣性的包容，實際上分别從不同側面加深了唯物史觀社會形态理論的思考。既有“回到馬克思”對基本概念的重新考察，也能夠把“三形态”與馬克思提及的幾種具體生産方式充分聯系在一起加以論證。堅持“五種社會形态”理論的學者在延續了80年代的思考路徑的同時，思考的層次進一步加深，特别是對五種社會形态演進中出現漸進與跨越兩種形式及原因的分析，進一步豐富了這一理論的内涵與解釋力。90年代伴随蘇東巨變，這次反思的熱潮陷入平靜。
進入21世紀，史學界再次掀起了對唯物史觀社會形态理論的讨論高潮。這次讨論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是關于唯物史觀科學屬性的探讨。有人認為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向是社會環境，忽視了作為社會主體的人及其實踐活動的中介條件，是以，其基本原理存在嚴重缺陷；但也有一些觀點認為傳統唯物史觀理論缺陷來自蘇聯的教條主義唯物史觀，不能以此否定馬克思創立的唯物史觀的科學性。第二，是關于唯物史觀基本概念與原理的探讨，如社會存在、生産力、生産關系、階級等。第三，是關于唯物史觀社會形态理論研究的延續。很多學者研究認為“五種社會形态”理論并非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原創，而是由斯大林創造的。他們指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提及的幾種社會形态演進，隻是對西歐曆史的一般描述，馬克思明确反對将這一描述作為曆史發展的普遍規律。而且從實際曆史來看，除了西歐以外，“五種社會形态”理論并不适用于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但仍有少數學者繼續堅持“五種社會形态”理論，認為這一理論是由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但就包括中國在内的不同國家的具體發展道路而言，社會形态演進可以存在“越次”更替的特殊性，這取決于具體的曆史條件。這場世紀初的大讨論結束之後，關于唯物史觀的研究再次陷入沉寂。直到2010年前後，相繼出現了一些問題的新思考，主要有關于“單線論”與“多線論”讨論的深化；關于東西方社會發展觀的重新解析；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概念問題。但這些問題的思考與讨論再沒有引起學術界大的波瀾。
為什麼唯物史觀會在中國當代面臨着被質疑和邊緣化的嚴重挑戰？這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唯物史觀社會形态理論的諸多内在原理依然沒有講透徹，諸多曆史與現實的重大問題（資本主義發展新趨勢、中間階級、農業資本主義、作為第六種生産方式的家庭農場生産方式）依然沒有根據這一理論得到科學合理的解釋。第二，不斷湧入的史學新思潮與曆史觀對唯物史觀社會形态理論的誤解與尖銳批評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回應。第三，除了傳統的問題以外，唯物史觀社會形态理論的研究課題與研究層次依然有待進一步開拓與深化。
呂和應（四川大學）：
我今天所要講的主題是德國史學的現代轉型。德國現代史學是指1815年拿破侖戰争結束至1945年二戰結束這段時期的德國主流史學，其特點包括：以曆史主義為理論基礎；屬于專業化和職業化史學；促進各國曆史學的現代轉型。德國現代史學總共存續了一百多年，按其發展狀況又可劃分為三個階段：1760-1860年為其現代轉型階段，亦即其起源和形成階段；1860-1914年為其體制化和對外傳播階段；1914-1945年為其衰落階段。
我為什麼會關注德國史學現代轉型主要是基于三個問題：第一，19世紀以來，法國、英國、美國和日本等國的現代史學皆受德國現代史學影響而形成，與之相比，德國史學的現代轉型問題一直撲朔迷離，既有研究已否定了德國現代史學直接起源于哥廷根史學的說法，那麼它是西方博學好古研究或18世紀啟蒙史學的直接産物嗎？對此問題，最近數十年的研究傾向于持肯定的回答，然而事實上卻仍值得商榷；第二，在德國現代史學發展的三個階段中，其現代轉型階段最值得單獨研究。在那個新舊交替、多學科互動作用的階段，啟蒙思想、法國大革命、拿破侖戰争、維也納體系、新教神學、新人文主義、浪漫主義、古典國文學、德國古典哲學、哥廷根史學都是促成德國史學現代轉型的重要因素，而在19世紀中葉之後，随着德國現代史學鞏固其學科地位，這些因素的影響逐漸褪去，相應地，德國現代史學的理論基礎、政治蘊涵和體制化結構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第三，諸如蘭克早期史學是否具有突破性等史學史議題在近些年被廣泛讨論，多數研究者傾向于貶低蘭克早期史學的學術貢獻，如果要重新評價蘭克早期史學，研究德國史學的現代轉型階段就尤為必要。
在西方學術史上，克羅齊的《曆史學的理論與曆史》、彼得·賴的《德國啟蒙運動與曆史主義的興起》、莫米利亞諾的《論古代與近代的曆史學》、赫伯特·巴特菲爾德的《曆史學的起源》、安東尼·格拉夫敦的《腳注趣史》和唐納德·凱利的《曆史的機運：從赫爾德到赫伊津哈的曆史探究》都涉及了德國現代史學的起源和形成問題。其中較早的研究受19、20世紀之交德國史學的影響，認為德國現代史學的成就主要表現在考證方面；而賴、莫米利亞諾、格拉夫敦、凱利的研究強調了德國現代史學與歐洲近代史學之間的連續性，認為蘭克開創的德國現代史學與西方博學好古研究、啟蒙史學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系。與上述非德國學者不同，德國或德裔學者更強調德國現代史學自身的傳承和創新，這個角度的代表作有德裔美籍學者伊格爾斯的《1760-1800年的哥廷根大學與曆史學的轉型》和烏爾裡希·穆拉克的《在人文主義和啟蒙思想中的曆史科學：論曆史主義的前史》。
莫米利亞諾
從近些年的研究趨勢來看，國外學術界嘗試從後現代叙事理論的角度來研究德國史學的現代轉型其中丹尼爾·福爾達的《科學出于藝術：德國現代曆史書寫的興起（1760-1860）》和布勞的《作為重制之視：蘭克與現代史學的開端》最具有代表性。除了一部分西方史學史教科書涉及德國現代史學與歐洲近代史學的關系問題，國内僅有劉耀春的《延續與斷裂：啟蒙運動時期到19世紀歐洲史學的轉變》和王晴佳的《西方史學如何完成其近代轉型?——四個方面的考察》，兩位學者專門撰文探讨過此問題。
通過研究與梳理，下面我将澄清德國現代史學與博學好古研究、啟蒙史學之間的連續性和斷裂性。首先，我認為德國現代史學不同于博學好古研究。既有研究通過分析歐洲近代史學以及博學好古研究，以此強調蘭克早期史學并未産生根本性突破。考證是德國現代史學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并非其靈魂，德國現代史學對政治的介入及其民族主義特征是博學好古研究完全不具備的。其次，我認為德國現代史學不同于啟蒙史學。盡管德國現代史學與啟蒙史學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但自蘭克出版其處女作《羅曼與日耳曼諸民族史》開始，德國史學就具有了明顯的反啟蒙的曆史主義特征，隻有反對抽象的啟蒙理性，曆史主義才能成立。再次，德國現代史學并非脫胎于哥廷根史學。哥廷根史學并非德國現代史學的直接源頭。處于現代轉型階段的德國史學旨在追求“闡釋”而非“考證”，這使其與在方法論層面隻強調“考證”的哥廷根史學截然不同。
德國現代史學起源和形成具有其内在性。首先，德國現代史學的起源和形成與多重社會曆史因素密不可分。德國現代史學的興起與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拿破侖戰争以及其後的保守社會氛圍都存在密切的關聯。德國的新人文主義和新教氛圍對曆史主義的興起産生了重要影響。諸如蘭克和德羅伊森這樣的德國現代史學創始者都是受時事感召才轉行從事曆史研究的。其次，德國現代史學的形成是多學科互動作用的産物。現有證據顯示，德國現代史學與哥廷根史學存在較大差異，專業背景和培養方式上的差異尤其明顯。蘭克和德羅伊森等德國現代史學創始者是古典國文學出身且深受新教神學、德國古典哲學影響。盡管學科之争導緻當時曆史學家對借鑒其他學科的思想和方法諱莫如深，但從其他學科截取自身所需資源來建構德國現代史學卻是不争的事實。正是多學科互動作用使得德國現代史學與法國、英國和美國等國的現代史學存在明顯差别。再次，德國現代史學是專業化史學。19世紀的德國建立和完善了曆史學培養體制，闡發了系統的史學方法論，創辦了專業的史學期刊和學會。這方面的舉措對西方其他國家的現代史學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也昭示了德國現代史學與歐洲近代史學大相徑庭。
是以德國史學的現代轉型不是單線而是複線推進的。德國現代史學不是從博學好古研究、啟蒙史學和哥廷根史學直接演變而來的，蘭克和德羅伊森等德國現代史學創始者都不是它們的嫡系傳人，他們在歐洲社會轉型過程中，以古典國文學、德國古典哲學、新人文主義、新教神學為理論資源創造了一種新史學，一種深刻影響各國現代史學的專業史學。在這一轉型程序中，新舊史學存在一個并行交替的過程。在蘭克時代，繼承哥廷根史學的“舊史學”在德國依然大行其道但卻逐漸呈現衰頹之勢；在其他西方國家，不同于現代史學的傳統史學雖然在19世紀遭遇了新史學的挑戰，但仍然存續了較長時間。以上就是我關于德國史學現代轉型的一些簡單了解，謝謝各位！
楊長雲（主持人）：
謝謝各位老師精彩的發言，内容可謂琳琅滿目。五位老師分别從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史家認識主體論、唯物史觀和德國史學的現代轉型，言簡意赅地講述了它們的主要特征、最新進展等。梁老師在思想史和史學史的視域下探讨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全球化和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的演變。其中梁老師具體展現了英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兩代研究群體史學範式的演變和他們的史觀邏輯，我認為這裡面還有非常大的開拓空間。梁老師在講到英國第二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佩裡·安德森時，我非常有感觸，在讀研究所學生期間我就非常喜歡他的著作，他的哥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也是一位家喻戶曉的學者，代表作《想象的共同體》在世界範圍内影響巨大。“想象”是一個很危險的東西，更是一個值得關切的學術問題。通過梁老師的介紹，我們可以發現，西方馬克思主義或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與我們原本的想象有很大差别，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研究特點和研究旨趣，關于馬克思主義史學顯然還有很大探究空間。
徐良老師為我們介紹了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相關問題。從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傳播到1848年的分水嶺，内戰前後馬克思主義開始在美國迅速傳播，這段時期也是美國快速成長的重要時期，在發展過程中産生的一系列問題推動了後來的勞工運動和勞工的反抗鬥争。美國馬克思史家群體的形成與美國共産黨的建立息息相關，關于這一塊國内也有一些相關讨論，諸如王加豐老師的文章。徐老師也提到，美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外界有很高的評價，但這些馬克思主義史家一部分是自己所認同的，還有一部分是人們根據他的著述将他歸類進去的，這就非常有意思。
李友東老師報告的主題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新的知識補充。我在做學生的時候，老師講到史學理論和史學概論會提到主體和客體，又諸如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還有主體性認識，我們都會感到非常頭疼，學到最後猶感雲裡霧裡。李老師為我們細緻地梳理了曆史學家認識主體的觀念演變，從古典時代到後現代，對曆史學家認識主體的看法不斷變化，這其中充斥着曆史客觀性與主觀性的觀點交鋒，成為曆史學讨論的一個永恒主題，值得我們持續關注。
唯物史觀在源頭上也屬于西方史學理論和方法。吳浩老師從國内對于唯物史觀的認識角度，帶我們梳理了中國史學界自1949年以後到現在對唯物史觀的認知變化。通過他的講述，我了解到國内唯物史觀研究經曆了從高潮到沉寂起伏式的演變過程。不知道會不會有很多人跟我一樣發出這樣一連串的質疑：馬克思主義是不是過時了？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不是過時了？唯物史觀是不是過時了？吳老師告訴我們面對這些質疑，我們曆史學者應該将唯物史觀的研究帶回到文本，回到原始文獻中去，隻有這樣才能正确地了解唯物史觀或正确運用唯物史觀進行曆史書寫。
呂和應老師講得非常有條理，很清晰講述了自己對德國史學現代轉型問題的一些思考，介紹了德國現代史學的曆史傳承和自身特征，我聽完之後深受啟發。我在做美國城市史研究的時候，注意到一個現象：美國史學受到德國史學的深刻影響。例如德國曆史學家于爾根·科卡的社會史理論和方法在美國廣受關注，同樣也影響到我對美國城市社會曆史的認知。甚至在美國史學尚未專業化之前，德國史學思想就開始在美國傳播，如浪漫主義史家赫爾德和客觀主義史家蘭克等。德國史學的現代轉型也影響到了其它國家，19世紀大量的美國人前往德國留學，将德國現代史學的研究方法和理論帶到美國高校，如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等，極大地推動了美國史學的專業化及其傳統到現代的範式轉型。
責任編輯：朱凡
校對：張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