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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迪斯科、女排姑娘,托福來了和東風卡車出國記

作者:autocarweekly

文 | Dedee

“1978-1988那十年”的第四篇如約而至,繼續接着上文書,看看1981年發生的那些讓無數人至今都念念不忘時刻回想的人與事。”

1981年2月5日,農曆大年初一,中國電視史上的首台春晚在魔都誕生,全稱是“1981年春節電視點播大聯歡”。

當時國内還沒有綜藝的概念,隻有“聯歡會”這樣的名詞。雖然名字很古早,但這場春晚用現在的眼光看則相當時髦。比如在電視、電台和報紙上提前預熱,邀請觀衆寫信點播想看的節目。

串場的主持人并不是專業人士,而是著名電影演員韓非,他以猜謎的形式,引出下一個表演嘉賓與節目,極善于活躍氣氛;各路藝術家和演員齊聚一堂,上台表演下台看戲,和主持人打成一片……怎麼看都覺着,這場聯歡會可謂是如今國内各路主流文藝晚會和綜藝節目的老祖宗。

1981年:迪斯科、女排姑娘,托福來了和東風卡車出國記

晚會的節目内容也堪稱豪華:話劇、各地方戲曲曲藝、芭蕾、詩歌朗誦、電影配音、魔術、雜技、故事演繹、電影歌曲、海外民歌、流行歌曲、樂器表演等等……各行各業的各路神仙都來了。

是的,晚會上,藝術家們不僅重新演繹了意大利民歌《我的太陽》,印度電影《大篷車》的著名插曲,芭蕾舞《胡桃夾子》選段,還唱了兩首“靡靡之音”,更準确地說法是台灣校園民謠,分别是《橄榄樹》和《鄉間的小路》。

不過這兩首歌在那場晚會上的演唱者,是當時極為著名的美聲歌唱家朱逢博和施鴻鄂,在他們的演繹下,台灣校園民謠瞬間端莊大氣起來,“靡靡”也就無從談起了……

這場晚會也從側面說明,當時中國人對于藝術的各類表現形式涉獵越來越多,範圍也越來越廣——拓展到了海峽對岸和大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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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于外面的世界,好奇心一日勝過一日,甚至還不惜做出些許越軌的舉動。不僅聽起了海外民歌、海峽對岸的校園民謠,還暗戳戳地對另一種藝術形式動起了腦筋——跳舞,尤其是Disco。

中國人正式從耳朵開始,對身體開啟一場解放運動。

由于舞廳尚未出現,那段時間北上廣的公園每到周末都熱鬧到不行。小年輕們扛着家裡花了大價錢購入的雙喇叭錄音機來到能敞開跳舞的公共場所,公放起了各種國外和港台Disco音樂。大家通過音樂互相battle着臀大肌,創造着屬于新一代人的娛樂方式。

其中最有名的,莫過于北京圓明園的周日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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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諸如“星星美展”、“四月影會”和“今天” 等民間組織中存在着大量急需用臀部釋放荷爾蒙的年輕人,他們和本就百無禁忌的使館區歪果仁們一起,成為了當時圓明園周日舞會的中堅力量。

不管認識不認識,不管膚色發色瞳色,隻要在周日這個特定時間段來到圓明園公園,大家就都是Disco星人。跟着舞曲喝啤酒扭屁股,是陌生人進入這個“組織”最直接的方式。

最受人歡迎的曲子,必然有西德著名迪斯科演唱組合Boney M的一系列舞曲。比如《Sunny》、《巴比倫河》、《拉斯普京》和《Gotta Go Home》。我敢拍斷肋骨保證,但凡生于1990年前的中國人,必然聽過其中的一兩首。

記得《青紅》中有一段關于1980年代舞會的描寫:第一首歌曲就是《巴比倫河》。而讓穿喇叭褲戴墨鏡吹飛機頭的秦昊,努力模仿《周末夜狂熱》瘋狂扭胯的那首舞曲,則是《Gotta Go Home》。

年輕人如此喜歡Disco的原因很簡單——“不健康”和禁忌。

自1979年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誼舞再次光明正大地出現在人民大會堂聯歡會上之後,中國人聚會跳舞終于不再帶着什麼政治色彩。隻不過,要看跟誰跳、在哪兒跳,用什麼音樂跳,怎麼跳。如果任何一種“跳法”不達标,那就是典型的“不健康舞” 。

其中,Disco以舞蹈本身即原罪,當之無愧地成為了“不健康舞”的頂流,甚至還有一個專有名詞:扭屁股舞。

也恰恰因為禁忌,使Disco格外性感格外禍禍人——無數男青年甘願冒着被抓進局子寫檢查罰款的風險,也要來上一曲過過瘾。

那些誕生于1960-1970年代,即遇到國内第一輪嬰兒潮的城市男青年們,大抵都存着一段關于“派出所半日遊”的記憶:一大群朋友在夜間的天台/家/小花園裡聽着《巴比倫河》鍛煉着臀大肌,突然間沖出來幾十個老派,将幾十人帶回派出所關到淩晨一點,每人一份檢查外加罰款五元,而當時青工的平均月工資為36元。手寫收據上罰款原因都寫得清清楚楚:跳不健康舞。

即使被罰掉七分之一的工資,已年過五旬的中老年男子依舊對當年的“行徑”無怨無悔。他們無比懷念着當年成為舞池中最性感的雄孔雀、雄蜘蛛和雄螳螂的光輝歲月。那裡,他遵從着自己的本能與本性,成功釋放出了大量吸引異性的激素,即使周邊環境危機四起也在所不惜。

當然沒人會想到,僅僅過了兩年,許多組織聚衆跳“不健康舞”的人會被贈予10塊錢一顆的花生米……

1981年:迪斯科、女排姑娘,托福來了和東風卡車出國記

1981年,中國年輕人無處安放的荷爾蒙不僅在國内見縫插針地散發着,還在國際上散出了影響,散出了知名度,甚至成為了前無古人的獨一份。

4月,中國乒乓球隊在南斯拉夫諾維薩德(如今塞爾維亞第二大城市),辦了件如今看來無比稀松平常的小事兒——在第36屆世界乒乓球錦标賽上,徹底成為全世界媒體口中那個“别人家的小孩”,拿下全部七項錦标,五個單項的冠亞軍,創造了世界乒乓球賽的曆史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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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之前,尚未有一個國家能對斯韋思林杯做出如此能文能武之事。

當然了,在1920年代,匈牙利也曾有過将其它國家團滅的輝煌記錄。但當時的斯韋思林杯僅有4個獎項,參與的國家也遠沒有1981年那屆多——後者的參與數達到了59個。

歐美官媒算是徹底被開了大眼,于是分分鐘就将這件“小事兒”咋呼得滿世界皆知。

法新社表示:“七項比賽、獲得七個金牌——這是中國對今天在這裡結束的第36屆乒乓球錦标賽的回答。在這次錦标賽的曆史上從來沒有過一個像這樣全面稱霸乒壇的情況。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甚至實力雄厚的日本也沒有這種情況……”

美聯社則透過蔡振華和謝賽克的過人表現,看到了未來國際體壇中國崛起的無限可能,并發出了準到令人頭皮發麻的預判:

“中國有大量的人才,經過兩年時間培養出了兩個出色的,但實際上人們不知道的少年蔡振華和謝賽克。他們顯然有能力打敗世界上的任何對手,他們的紀律和體質似乎是沒有人能超越的……中國現在似乎很有可能重返國際羽毛球壇,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他們将繼續證明在那個項目中也是占有很大優勢的,他們有可能使世界和全英格蘭決賽出現類似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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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中國體壇,可謂是秦始皇照鏡子,雙赢。

除了乒乓球隊,中國女排更是首次獲得世界錦标賽冠軍。此後直到1986年,女排姑娘連續五年,年年将冠軍獎杯舉高高,成為了世界女排史上的第一個“五連冠”,堪稱是秦始皇摸電門,赢麻了的典範。

是的,比2019年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奪冠》中描寫的1984年中國女排奧運會奪冠、首獲世界大賽三連冠的故事更古早,也更傳奇——以七戰全勝的戰績成為了全民英雄,更成為了大陸在世界三大球比賽中唯一的牌面——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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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全中國高度關注女排姑娘,其實還有一個更為刻骨銘心的原因——她們對陣的是有“東瀛魔女”之稱的東道主日本隊。而好巧不巧的是,正是在1981年,狠狠影響過無數70和80後的古早日劇《青春的火焰》在國内首播。

此後一直到1990年代末期,國内幾乎每個地方台都曾将《青春的火焰》作為收視保障反複播放,其影響力甚至遠勝于1998年開播的《灌籃高手》。

無數70後表示,當年在看女排姑娘比賽時曾經怕得全身都在冒汗:“好怕日本隊隊員會突然騰空而起,來上一記晴空霹靂或是流星火球!”

當然最後的結局是,沒有超能力的中國姑娘以十七比十五拿下最後的關鍵一局,三比二艱難戰勝同樣沒有超能力的日本姑娘,可喜可賀。

但隻要看過那場每球必争人人拼命的比賽,就知道在場的每一個亞洲姑娘,都值得人尊敬。

無論是《青春的火焰》主題曲中,那句“我已經對家鄉的山巒起誓,就算艱辛,就算痛苦,決不能讓人看見我落淚……”還是中國女排姑娘信奉的“紮紮實實、勤學苦練、無所畏懼、頑強拼搏、同甘共苦、團結戰鬥、刻苦鑽研、勇攀高峰”——雖然國家不同,語言不同,但體育精神的本質是相同的。

額外插一句,純子的扮演者荒木由美子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一海之隔的中國,擁有着基數無比龐大的粉絲。其中,一個叫馬雲的男人在1994年到2000年間,連續6次來到日本追星,過程差不多都能拍成一部電影了。

他找荒木由美子的原因很簡單:“如果沒有她,也許就沒有今天的馬雲。”他表示聯考數次落榜,創業屢遭失敗,但他都沒有放棄過。

因為那個永不放棄的排球女将小鹿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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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難怪當年,國内無數心靈手巧的媽媽們,一邊為中國姑娘拍腫大腿喊啞嗓子,一邊比照着小鹿純子和夏川由加的照片,為女兒進行全方位的仿妝——從發型到毛衣再到背帶褲,力求做到高度相似。

尤其是純子與由佳的半披肩發,與《窗外》、《聚散兩依依》、《夢的衣裳》等台灣瓊瑤電影中林青霞與呂秀菱的中分披肩長發一起,開始替代燙頭,成為1980年代初年輕女性的新寵。

年輕人對于發型與服裝的偏好明顯多元起來,無論是燙着頭的時髦女工,瓊瑤式的女文青,抑或是敢打敢拼的運動少女,都能在1980年代初成為“大衆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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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中國,不僅僅是文藝體育、時尚等方面開始力求與西方同呼吸,其它方面也開始試着和國際接軌,跟上甚至與海外同步。

比如1981年4月8日成立的東風汽車工業聯營公司。

正是它的出現,拉開了國家經濟體制由完全的計劃經濟,向有計劃的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序幕,引發了以汽車産業為首的,大陸工業第二次大調整和結構性整頓——以二汽為基礎,聯合杭州汽車廠、漢陽汽車制配廠、廣州汽車廠、柳州汽車廠、重慶汽車廠、貴州汽車廠、雲南汽車廠、烏魯木齊汽車裝配廠等8家汽車廠加入聯營陣線,史稱“老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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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營之後,老八路們依據各自之長很快就進行内部分工,走上了“保護競争,促進聯合”的專業化發展道路,共同分擔生産千餘種與東風系列有關的零部件。僅僅過了一年,東風汽車工業聯營公司很快就生産出各種專用車13類50餘種,快速打破國内汽車工業制造長期處于“分散、重複,小而全、品種雜、品質參差不齊、成本高”的慘淡狀态。

這次聯營,不僅救活了急需發展而又是一盤散沙的中國汽車工業,還讓海外同行開始刮目相看,甚至得到了“老汽車人”鄧公的稱贊。

比如當時,聯營旗下的二汽有一台“聞名遐迩”的1.2萬噸熱模鍛壓力機自動生産線,當時引進花了1000萬美元的天價!不出意外地話,這麼進階的機器十有八九會被鎖進倉庫,靜靜等待海外友軍伸出援手。

但是不出意外地出意外了。

當西德同行們準備像天神一般降臨工廠解救生産線時,發現後者已經被二汽人自行安裝好了,且操作與運作情況良好并因地制宜地進行了小改動。他們當場就表示:你們可算是給我們開了個大眼。我們明确看出中國實作現代化的決心、氣魄和能力。

他們還告訴相關負責人:這批生産線已經漲到了3000萬,你們等于賺了一大筆差價。

此外,東風牌卡車還與法國雷諾公司展開了外貿合作——不是建合資公司,隻是非常實惠的車型合作。

雙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則,中國人将排量為5.491升的雷諾797型直列6缸四沖程水冷柴油機安在了東風EQ140卡車上,開發出了三種專門出口菲律賓、喀麥隆等亞非兄弟國家的6噸柴油卡車與自卸車。

不過由于衆所周知的原因,當時的中國品牌在海外毫無銷售管道可言,知名度不能說是大名鼎鼎,也稱得上是默默無聞。是以隻能挂上雷諾logo,被稱作雷諾EQD142,通過雷諾的海外銷售網絡賺取外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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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迂回的賣法,怎麼看似乎都是中方吃虧,卻獲得了鄧公的肯定。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老人家年輕時曾經做過雷諾的鉗工。雖然被狠狠剝削過,但這門手藝讓他記了一輩子,甚至還在曾經的蹉跎歲月中派上過大用場。

鄧公認為:雷諾是家優秀的海外車企,中國車企和它合作肯定能學到更多國際貿易方面的彎彎繞繞,能為以後打基礎。而且,國際市場汽車已趨于飽和,人家還願意帶你玩,說明中國的汽車産業及相關的周邊機械産業有着光明的未來。必須要把好品質關,這才是中國工業出口的關鍵所在。

無論如何,1980年代初東風X雷諾的這片出口試驗田,成為了改革開放後,中國汽車品牌在拓展海外市場方面,最早且最成功的一次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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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這一年,中國民航開啟直飛美國的航線,為北京——上海——舊金山——紐約,全程為1.58萬公裡。年底,732名中國學生則迎接了一場改變他們生命軌迹的語言類考試——托福(TOEFL)。

這也是中國内地的第一次托福考試,在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同時開考。并成功創下内地考試的諸多第一:第一次将美國标準化考試引入中國,第一次使用機讀答題卡,第一次英語考試出現聽力題。

自此,中國學生終于徹底擺脫申請美國高校後,要先不計成本地出國考一次托福的奇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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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負責報名環節的老師回憶:自己是仔仔細細逐一檢查了每一張報名卡,務必保證每一位考生在報名環節不發生任何意外。“因為這些報名卡都是直接寄往美國的,如果有一張出錯,不僅考試沒有成績,19美元的報名費也要打水漂,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開考前一天,732名考生被召集開會,每個人收到了一張答題卡的影印件,來做練習。負責的老師在會上反複強調:一定要帶一把尺子進考場,可以避免塗串行。

監考老師則被通知:不允許在考生身後站立超過30秒,不然會影響考生的情緒,繼而影響他們的發揮。

每個考場除了兩名監考老師之外,還會标配一名機務人員——專門負責聽力耳機業務的人員。

當然,最誇張還要數考生答題用的鉛筆、橡皮和卷筆刀,都是跟着試卷一起從美國空運來的,每一根鉛筆上都印着“TOEFL”的字樣。因為美方擔心“中國鉛筆色度不夠,會影響機器判卷的準确性;橡皮頭擦過試卷上不會變黑……”

這些文具在考生結束後會被統統回收,留着給第二年的考生再使用——除了衛生問題有待考量,這招幾乎沒啥缺點。

如今看來,不少規則與細節似乎過于小心謹慎。但小心才能駛得萬年船,畢竟這場“托福首秀”,從組織考生報名、交報名費,再到寄卷子和布局相關保密措施,前前後後起碼用了6個月時間。

一招失誤滿盤皆輸的經典案例,之前又不是沒見識過。

幾個月後,732名學生都拿到了自己的成績單。少部分人在600分以上,可以名正言順地成為美國夢的一部分;更多的人在550分以上,輕輕跳一跳,也能夠到那個夢。

41年前的這場第一次,徹底改變了幾百個中國學生的命運——也讓成千上萬的學生看到了另一種可能。“托福”很快就成為無數北上廣年輕人心心念念的流行詞,全國各地英語角不斷冒出,甚至出現了全民學習英語的熱潮。

英語對于無數的中國青年而言,不再是一門外語那麼簡單,更是他們打開新世界大門的鑰匙。

1981年:迪斯科、女排姑娘,托福來了和東風卡車出國記

1981年,著名的綜合類文摘雜志《讀者文摘》創刊。最早是隻有48頁的雙月刊,售價三角。封面的“讀者”二字,由原中國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題寫。創刊僅一年,發行量就達到了16萬份。

《CHINA DAILY》也出現了。周一至周五每天24版,周末16版,采用當時極為新潮大氣的雜志設計範兒。文章多以深度分析作為基石,旨在對外解讀中國萬象,順便點評世界風雲。

88歲的宋慶齡,在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名譽主席榮譽稱号後的第13天與世長辭。并留下了一句話:“民主是不能裝飾的。”

鄧公在這年的夏天,首次提出“一國兩制”的方針。

1981年的中國人正在不斷改變自己,不斷尋找着自信的底氣和理由——通過一同跳扭屁股舞,通過乒乓隊與女排姑娘的勝利,通過《青春的火焰》裡小鹿純子的燦爛笑容,通過托福考試,通過将車出口到海外的全新聯營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