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日本東京街頭撐傘出行。 圖/新華社
近日，日本國家稅務局發起了一場名為“清酒萬歲”的活動，比賽要求20歲至39歲的年輕人分享商業意見，幫助提振酒精飲料的人氣，激發同齡人的飲酒需求。酒水品類不限于清酒，還包括燒酒、威士忌、啤酒、葡萄酒等。
而不僅日本，印度近來也和酒“杠上了”。今年9月1日起，印度德裡國家首都轄區将恢複私營賣酒禁令，當地居民買酒或許将失去往日的便利。
日本“縱酒”、印度“控酒”，面臨經濟衰退和政府收入下降，同為亞洲國家的日本和印度，不約而同地盯上了酒，卻又為何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對策呢？
兩大截然相反的“酒政”
日本國稅廳網站上，開宗明義地表示必須采取一切措施振興日本酒業，吸引日本年輕一代更多消費酒類。活動策劃方認為，日本酒類消費下降的關鍵，是出生率下跌、人口老齡化，以及新冠疫情的影響。
酒類消費稅是日本稅賦的重要來源之一，這一傳統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日本江戶幕府（公元1603-1867年）時代前期。但近年來，日本酒類稅收在總稅收中占比不斷下降，1980财年為5%，2011财年降至3%，2020财年僅占1.7%，計1.1萬億日元，約合8.1億美元，同比重挫9.1%——考慮到前一财年因疫情應對措施，餐飲業和夜場等酒類消費重點場所營業長期不正常，如此大的下挫幅度是非比尋常的。
而印度，确切地說是印度首都德裡則正好相反：聯邦總理莫迪所上司的印度人民黨，正着手迫使直接管理德裡的國家首都轄區政府收緊此前放開的“酒政”。
2021年，德裡國家首都轄區在執政的地方黨派平民黨推動下，放松酒類專賣制度，一次性發放了849張私營酒類營運商許可證，允許這些私營營運商從原來的22點營業至淩晨3點，将最低合法飲酒年齡降至21歲，而原本為全球非禁酒國家中最高的25歲。
就在幾個月前，印度國家首都轄區政府為減輕私營酒類營運商因疫情影響所造成的庫存壓力，還允許其對酒類實行“買一送一”或打折50%的“大甩賣”。
但7月下旬，莫迪政府通過德裡副州長和聯邦中央調查局不斷對其進行“花式幹預”，最終迫使國家首都轄區政府宣布，自7月30日至9月1日所有酒類營運商停止營業，此後将重新核發許可證。預計去年“新政”所核發給私營營運商的許可證将大部分甚至全部廢棄。
莫迪政府及人民黨稱，“德裡酒政”造成酒類營業場所門口大排長隊，“不僅有傷風化和公共健康，且對經濟發展不利”。德裡副州長薩克那不僅威脅将“一票否決”酒政，而且“告禦狀”到聯邦政府，指控“酒政”涉嫌“程式性失誤”——這在印度官場用語中，實際上是“貪腐”的代名詞。
以此為由，聯邦中央調查局也順水推舟地對國家首都轄區政府展開了“反腐調查”。
2021年4月19日，印度新德裡居民在全城實施封鎖前搶購酒品。圖/新華社
折騰“酒政”背後有玄機
古今中外都有出于經濟、财稅等目的折騰“酒政”的傳統，且千變萬化，各不相同。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府一直主張“限酒”，最初是認為江戶時代的酗酒之風系“不文明的陋習”，且認定男性酗酒會妨礙他們成為軍國主義的全勤勞動力，戰後則認為過多飲酒損害國民健康。
長期以來，主導醫衛政策的厚生勞動省一直定期推出反酗酒公益廣告。2021年時，該機構官網還刊出專文抨擊酗酒是“主要的社會弊端”，敦促酗酒者“重新慎重考慮自己與酒類間的關系”。
如今，日本政府轉向“縱酒”也是出于經濟層面的考量：非常時期政府需要增加各項開支，而酒水稅收入卻大幅下降。更讓當局憂慮的是，現有酒類消費出現了“危險軌迹”。
首先，年輕人越來越不熱衷飲酒，據經濟産業省統計，日本40-60歲人口中每周至少飲酒3次者占30%，而20-30歲者中這一比例僅為7.8%；其次，更多飲酒者開始選擇“更經濟飲酒法”，包括盡量不去居酒屋而在家中或家庭餐廳飲酒，盡量選用少加或不加稅的酒類。
據統計，2020财年日本啤酒銷量同比下降20.1%，而麒麟啤酒公司的資料則顯示，2020年日本人均啤酒消費量約55瓶，同比降幅高達9.1%。啤酒是日本酒類稅賦貢獻占比最大、降幅也最大的。可以預見，不論“清酒萬歲”運動有效或無效，日本“縱酒運動”都大機率會蔓延到啤酒領域。
與日本“縱酒”實際是為了增加稅收不同，印度“控酒”的背後，則是黨争和聯邦——地方權益之争。
莫迪的印度人民黨曆來靠印度教民粹主義聚攏選票，這一民粹主義的一大核心價值觀，便是包括禁酒在内的“欲望節制”，莫迪和印度人民黨當然不願輕易放棄這個一再被證明有效的“選舉逗貓棒”。
尤其是，平民黨近年來在首都地區異軍突起，分流了印度人民黨大量民粹選票，令後者如芒刺在背。其在國家首都轄區内放開酒禁，允許私營營運商領牌售酒，甚至鼓勵“清倉大甩賣”，勢必令平民黨借地區性酒稅的大增獲得更多财源，進而更有能力在各級選舉中與印度人民黨唱對台戲。這是莫迪和印度人民黨決不能坐視不管的。
印度是聯邦制，聯邦政府控制的聯邦中央調查局有權調查地方“貪腐指控”。而國家首都轄區的上一級行政機關——德裡州，根據現行規則，其副州長有權“一票否決”國家首都轄區的行政決定。
副州長不同于州一把手的“首席部長”，是由聯邦政府任命的行政幹部。也就是說，不論手握“反腐”大棒的聯邦中央調查局，還是捏着“否決”剪刀的德裡州副州長，其實都是莫迪和人民黨的人，德裡地區的“酒政”即便躲得過初一，也絕躲不過十五。
2019年2月24日，在印度阿薩姆邦戈拉卡德縣的一家醫院，飲用過假酒的患者在醫院接受治療。圖/新華社
“縱酒”“控酒”都有些一廂情願
日本許多人認為，“由政府出面鼓勵酗酒莫名其妙”。而且，許多社會學家指出，酒類消費、尤其年輕世代在居酒屋之類場合酒類消費下降，是和“泡沫經濟”破滅導緻日本傳統職場文化發生重大轉折，“職場居酒屋文化”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息息相關的。
政府無能力促進經濟、就業并扭轉職場“派遣制”盛行的大趨勢，卻執着于“清酒萬歲”或“啤酒萬歲”，實在是本末倒置、異想天開。更有人在網上諷刺稱，日本政府信誓旦旦要解決“少子化”，但鼓勵年輕人酗酒，豈不是會令“少子化”變本加厲？
2022年1月1日起，日本成年标準從20歲下調至18歲，意味着飲酒最低合法年齡也下降，這一措施同樣包含了“扭轉‘少子化’趨勢”和“增加酒稅收入”兩大願景，但基于上述理由，恐和“清酒萬歲”一樣不過是一廂情願。
而印度人民黨的“超越式跳閘”則被不少印度人稱作“無濟于事的發酒瘋”。這些人指出，當初美國的禁酒令徒然令稅賦減少，但沒有杜絕當時美國社會的酗酒風尚，相反，卻造成私釀盛行、因私釀中毒者劇增，和黑社會大量卷入私釀産業等嚴重社會弊端。
印度本就是全球私釀最為猖獗的國家之一，每年死于私釀中毒者甚至逾千人。近年來，數十人、上百人因私釀“群死群傷”的重大惡性事件也層出不窮。
退一步說，即便德裡“收緊”酒政，也仍舊無濟于事。印度各邦地方性法規、政策各行其是，酒徒們将會紛紛湧向酒政松弛的鄰近哈裡亞納邦，印度“酒弊”從總體上并不會有實質性減少。
當然，如果認為德裡“控酒”本就“醉翁之意不在酒”，那麼也就一切不在話下，畢竟平民黨的錢袋子的确會癟下去不少。
撰稿 / 陶短房（專欄作家）
編輯 / 劉昀昀
校對 / 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