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格瓦斯梅（Charles Gwathmey）設計的格瓦斯梅住宅與工作室（Gwathmey Residence and Studio）
如今，你看到任何色彩的建築都不稀奇。單靠奇異少見的多彩立面吸引眼球已不足矣，各顯神通的建築師還要想方設法凹出千奇百怪的造型。然而在建築設計理論發展的長期曆史中，色彩的選用并非如現在這般“百無禁忌”。建築師都曾拒絕過哪些顔色？有什麼顔色是建築設計不能采用的？今天，時尚芭莎藝術為你解謎。
百無禁忌
在現代主義初萌後的很長一段時期裡，建築師們不約而同地站在了色彩的對立面。很難說這是否出于一種崇尚權威的迷信，畢竟肩扛現代主義大旗的旗手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在上世紀20年代可謂對建築色彩大肆批判了一番，否認色彩在建築空間建構中可能具有的任何重要性。
勒·柯布西耶設計的薩伏伊别墅（The Villa Savoye）
然而，“物極必反”向來有幾分道理。當城市發展到如複制粘貼般枯燥無味後，建築師對色彩的需求可謂“觸底反彈”，且一經解放便一發不可收拾，打破陳規、行常人不能想象之舉。對他們而言，哪還有什麼禁忌可言！
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設計的建築
現代運動的建築師中，屬來自德國的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尤擅調色。作為最提倡使用色彩的人之一，其大膽配色驚掉了柯布西耶的下巴：“我的天，陶特簡直是色盲！”他于1915年在柏林東南部設計的現代主義住宅群如今已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産，該配色方案卻在落成時激怒了當地人——他們揚言要把建築師本人關起來才解氣。
布魯諾·陶特在柏林東南部設計的現代主義住宅群，左-右：修複前-修複後
其實，純粹主義陣營中的柯布西耶并沒有什麼資格嘲諷陶特。在批判彩色建築後不過幾年時間，他也“叛離”了最初的立場，轉而投入彩色派的懷抱，并言之鑿鑿地稱“人需要顔色才能生活，它是與水和火一樣重要的元素”。
而談及調色，繞不開的另一個名字則是西班牙鬼才建築師裡卡多·波菲爾（Ricardo Bofill）。從粉到綠甚至紫色，在其手中，不能拔地成高樓的顔色根本不存在，以驚豔的配色打造出一個個幻境世界。
裡卡多·波菲爾（Ricardo Bofill）設計的建築
“恐色”時期
話雖如此，和今天我們稱簡約、素淨的色彩搭配具有“進階感”如出一轍，上世紀早期的純粹主義者多少也将建築的無色視作“教育”與“文明”的标志。繁複的裝飾與色彩從屬于舊社會，而新時代建築則應避開這種無謂的“畫蛇添足”。除天然建材本身所具有的黑、白與灰等顔色外，其他任何彩色建築都是輕浮、頹廢的。
密斯·凡·德·羅設計的巴塞羅那世界博覽會德國館
人們仿佛聞“色”即變臉。從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設計的著名的巴塞羅那世界博覽會德國館（Barcelona Pavilion），到弗蘭克·勞埃德·賴特（Frank Lloyd Wright）設計的紐約地标——古根海姆博物館，目光所及之處皆是通體的白牆。此時，所謂“不能應用的彩色”并非出于地域文化所形成的色彩禁忌，而是一種自诩進階審美的站隊。
弗蘭克·勞埃德·賴特設計的紐約古根海姆博物館
彼時，除設計理念的趨勢影響外，大多數建築外部沒有鮮豔的色彩也不乏更現實的原因。外部環境對暴露的建築立面材料不利，是以建築師選擇不會明顯褪色的材料通常是明智之舉，譬如磚石、赤土、水泥、混凝土等灰色、米色與大地色等一系列材質。
奧斯卡·尼邁耶（Oscar Niemeyer）設計的巴西利亞國會大廈
這裡的“建築色彩”已被分化出雙重涵義：一指建築材料的固有色，二則是建築面塗料用色（即顔料）。而“無色”即“無人工添加”、回歸原色。如柯布西耶所說：“形式的觀念先于色彩的觀念……顔色完全取決于材料的形狀。”因而當以鋼筋混凝土、玻璃為主的建立材被廣泛應用于國際主義建築（International Style），頓時引起軒然大波。
密斯·凡·德·羅與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共同設計的紐約西格拉姆大廈
1958年，密斯·凡·德·羅與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在紐約共同設計了西格拉姆大廈（Seagram Building），這是世界上第一座“玻璃盒”高層建築；同一時期，另一國際主義建築風格的标志——倍耐力大廈（Pirelli Tower）則由意大利建築師吉奧·龐蒂（Gio Ponti）設計。美國作家湯姆·沃爾夫（Tom Wolfe）憤怒地指責這些玻璃怪物改變了世界大都會三分之二的天際線，将城市變得千篇一律、了無生趣。
吉奧·龐蒂（Gio Ponti）設計的倍耐力大廈
但抛開人類如同複讀機般的本質，美學趨勢的流行也無非是個圈。建築設計對彩色的拒絕并非偶然現象，在現代主義過後也一度回歸。或許是看膩了後現代主義令人眼花缭亂的絢麗建築，部分終于想要換點“清粥小菜”的建築師們再次摒棄彩色，重蹈白色建築的道路。
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設計的格羅甯根音樂視訊館（Groningen Music-Video Pavilion）
理查德·邁耶（Richard Meier）設計的禧年教堂
理查德·邁耶設計的斯圖加特較高價的電梯大廈
于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橫空出世的著名“紐約五人組”（The New York Five）被稱作“白色派”，其作品整體白淨，令人不難看出他們對柯布西耶思想的沿襲，而形式的表達則更顯抽象，被認為是“新現代”的代表風格。
紐約五人組
查爾斯·格瓦斯梅設計的沙丘之家（原稱the Haupt Residence）
忌諱還是偏好？
雖然看似由建築師的話語權歸屬所主導，但在比對曆史上建築色彩的選擇時，人們始終逃不開地域文化、時期與建築功能的架構。或許你可以接受一座花花綠綠的博物館、一棟如公主屋般粉嫩的家宅，抑或是一幢通體透明的辦公大樓，但你能想象一間藍色的東方寺廟嗎？脫離功能與地域談色彩，與耍流氓沒什麼分别。
倫敦新河岸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遊客可以從外面清楚地看到内部細節。
早在西方中世紀時期，宗教就是影響建築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自基督教被定為羅馬帝國國教開始，基督教藝術成為“唯一”的藝術，基督教建築也成為彼時的世界幾乎惟一重要的公共建築類型。由此，建築色彩開始以褐色、土黃色與灰綠色等暗調色彩為主，更顯陰暗的沉穩感。
君士坦丁堡的聖索菲亞大教堂
到了文藝複興早期，意大利理論家萊昂·巴蒂斯塔·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對宗教建築的觀察頗有心得，認為在神廟中，最讨神喜悅的定是純潔與簡單的色彩，“就像生命一樣”，因而他極力推崇樸素的白色。
古希臘帕特農神廟
但當場景切換至東方寺院，人們所見大多卻為紅與黃色。在古代，黃色是皇帝和貴族的象征，而紅色寓意着莊嚴和富貴。佛教自傳入後，便被皇權奉為尊，且多為禦令敕建，由此多以紅、黃為主色。須知平常百姓家房則萬萬用不得這兩色，謂之“禁忌”。
中國傳統寺廟
與中國建築恢弘、大氣的紅黃高純度配色相反，一海之隔的日本在建築色彩上則顯得洗練。雖曾受大唐文化東傳的影響，日式建築不乏漢唐的影子，但其審美核心依舊是由枯山水與侘寂美學主導的簡約。作家谷崎潤一郎曾在鑒賞建築的随筆中寫道：“我們随處可以看到閃爍不定的光灑落在黃昏暗淡的牆壁上，傷佛以冀儲存其艱辛的餘生。”其中的淡淡禅意躍然紙上。
日本國寶級茶室待庵
日本玉堂美術館枯山水庭院
由此可見，色彩選擇的重要性對建築語言的表達來說并不亞于材質與形狀。若是不管不顧地将具有特殊曆史意義與文化性質的建築“塗畫”得面目全非，其效果則如同房間裡站了一頭粉色大象，存在感的确極強，可令人尴尬的不和諧感将始終揮之不去。
當然，在人人追逐個性、講求離經叛道的今天，除卻上述需要“特殊照顧”的對象外，風格趨勢也不過是一次次輪回，建築師們早已對規則不屑一顧了。你喜歡什麼顔色的建築？歡迎留言分享。
編輯、文謝玮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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