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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隔15年，王朔終于将陸續推出新作、長篇小說《起初》，厚厚的四卷，其最後一卷《紀年》最近剛剛出版，我們立刻便奉上閱讀報告。當然，另外還有7本中文原創新書以及4本外文譯著的推薦。
《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複興，1950-2000》
王笛/著，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年7月版
推薦人：鄭詩亮
推薦語：
最近讀罷《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複興，1950-2000》，又把《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翻出來重讀，兩相對照，真讓人感慨良多。在2010年出版的《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的結尾，王笛教授寫道，茶館和茶客即将踏入“轟轟烈烈”的“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而《茶館：成都公共生活的衰落與複興，1950-2000》恰恰借由小小的茶館，具體而微地展現了“轟轟烈烈”的時代究竟什麼樣，而當“轟轟烈烈”變為“平平淡淡”之後，人們的日常生活又會發生怎樣的變化。——一百年來的中國，就濃縮在了小小的茶館之中。面對時代變局，無論是茶館老闆、茶客、在茶館中開展表演的各路藝人，還是置身于更為廣闊天地裡的人們，能做出的選擇委實有限，最終也不過是在浪頭一個接一個打過來的時候，勉力上來透口氣。
《鼙鼓聲中涉江人——沈祖棻詞賞析集》
張宏生/編，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9月版
推薦人：方曉燕
推薦語：
沈祖棻先生的《宋詞賞析》名氣很大，幾乎是涉足古典文學尤其是詞學必讀的書，但先生本人的詞作以前卻沒有讀過。這本《鼙鼓聲中涉江人》是程千帆先生的弟子張宏生當時為紀念師母110周年誕辰而組織編撰的，從沈先生存世的500多首詞作中選取了110首（組），由本事、用典到章法、詞藝等等，做了體例完全等同于《宋詞鑒賞辭典》等書之于古典詞人詞作的賞析，撰稿人包括施議對、鐘振振、王兆鵬、彭玉平等知名詞學學者及多位出色的程門弟子、再傳弟子，其中還有沈祖棻先生的外孫女張春曉。将該書與程千帆先生箋注的《涉江詩詞集》參照來讀，對于沈先生作品的了解會深入許多。
1949年春天，沈祖棻先生手定《涉江詞》，詞集名源自屈原的《九章·涉江》和《古詩十九首》之“涉江采芙蓉”，寄托了她獨立自守的意志和寄望江南之情。從1932年到1949年，沈先生的五百多首詞作中有四百多首創作于抗戰期間，誠如張春曉所說，“一部《涉江詞》将興亡之痛與身世之感打成一片”。沈祖棻研究者黃阿莎在鑒賞中寫道：“女詞人詞中所書寫的，是她耳聞目睹的一切，是她所經曆的時代變局與家國興亡，而不是隻拘泥于閨閣之内、兒女情長”，“諸如空襲、戰火、手術等親曆之事一一入詞。為了不違背詞‘要眇宜修’的審美特質，她必須有意改造舊有語典來書寫新興事物。”葉嘉瑩先生曾說“沈祖棻先生的好處在于字字都有來曆”（《從李清照到沈祖棻——談女性詞作之美感特質的演進》）。她在詞作中大量使用“舊有語典”，化用晏幾道、賀鑄、周邦彥、吳文英、張炎等古代詞人的句子，然而卻能熔鑄前人成句，将“古典與今情”融合，“古老的意境被用來書寫二十世紀中日戰争中的個人體驗”（黃阿莎），而詞的創作也讓在颠沛、久病、思鄉、孤獨中煎熬的詞人獲得了某種依托，所謂“微命托詞箋”，先生“将詞作為全部情志甚至生命的寄托，是以其詞中的悲喜愁怨，往往搖動人心”（彭潔明）。下面這首《金縷曲》，是沈祖棻在抗戰中分寄友人蕭印唐等的，蕭先生得詞“泣誦再三，并傳觀師友，以博同聲一哭”：
寂寞人間世。論交遊、死生患難，如君能幾？辛苦分金憐管叔，知我平生鮑子。更莫說、文章信美。不見相如親賣酒，算從來、詞賦工何味？心血盡，幾人會？
重逢待訴凄涼意。且休教、等閑飄盡，天涯涕淚。我亦萬金輕擲者，今日難謀鬥米。空料理、年年歸計。一樣關山多病日，未能忘、尚有中原事。堪共語，兄和姊。
《起初·紀年》
王朔/著，新星出版社·新經典文化，2022年8月版
推薦人：丁雄飛
推薦語：
王朔是一個對寫作高度自覺的作家。在《起初·紀年》的“自序”裡，他已經交待了這部小說的不少形式秘密：“聊天體”、新北京話口語、外地方語、從音不從字、變文陌生化、第一人稱到第三人稱……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對于曆史與叙事、真實與虛構，換言之，對于曆史小說這一文類的基本态度。《起初·紀年》是王朔十四年來第一次出書，是他預告已久的大小說，是四卷本系列小說《起初》（分為《魚甜》《竹書》《絕地天通》《紀年》）的最後一卷——“最後完成這卷即本書，文字最順，閱讀體驗最好”，是以“應該把最好、無歧義部分優先提供給讀者”。
《紀年》“取材于《資治通鑒》《漢書》《史記》所載漢武舊事”，第一句“起初，我六年”，“我”就是漢武帝。開頭五章，全在開會，通篇對話和報告，研判匈奴和對匈戰事。其中最令人忍俊不禁的，是這些仿佛有時代錯誤的詞語和句子：“國飯店”“成活率”“公主班”“香型”“人體工程學”“我署對匈工作可分中行老師入匈前和中行老師入匈後”“阿老曾來我處視查，與我們共同分析狄情，對我處工作作出重要訓示”“我說中行老師沒了，什麼病？阿老說梅毒。我說他不是長樂宮出身，太監……怎麼會？阿老說哦，這個梅毒不一定插入，接觸、用一塊帕子擦臉，也會傳染。我說太可惜了。”“我說他愛他。小栾說誰愛誰？我說軍臣單于愛呼衍朵尼。這還看不出來，男人和男人之間也會産生感情，你不要光想他們地位差距。”“我說好！建議将來工程完成，找一個地方，把這個展覽變成永久性展出，組織部隊參觀。将來匈奴不再為患，也可以開放給老百姓參觀，也是國防、曆史雙教育，告訴子孫我們曾經面對多麼強大兇惡的敵人。”這些現代詞語，從王朔筆下的漢朝人口中講出，竟也沒那麼突兀，這些痞味句子，幽默而不鄙陋，使人回想起王朔八十年代的小說。王朔八十年代寫的是中短篇，而體量對小說而言，并不僅僅意味字數的多少，更是文類形式的判然有别。時間所限，我還不知道王朔的語言将如何結構這五十四萬字的長篇，我迫不及待地奔向《起初·紀年》的下一個情節關節處……
《秦漢國家祭祀史稿》
田天/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1月版
推薦人：黃曉峰
推薦語：
根據作者在緒論中定義：“本書所論的秦與西漢的‘國家祭祀’是指：受中央祠官直接管轄的神祠祭祀。”（緒論，第2頁）作者讨論的是從秦至西漢末年，大一統國家祭祀的整合過程，也就是秦漢帝國的官方意識形态的一個重要面向——國家宗教祭祀——從駁雜到統一的過程。大緻的程序如作者所述：“秦與西漢的國家祭祀，由分布于全國的神祠組成。戰國時代的秦國有廣立神祠的傳統。至戰國末年，秦的畤、廟、祠以雍為中心，遍布關中地區。秦統一後，原六國山川祭祀及齊地八主祠也被納入中央祠官的管轄範圍。漢初襲秦舊制，漢武帝對祭祀進行了重大改革，但主要手段仍為在全國範圍内廣修神祠。這種以分布廣泛的神祠為主體的祭祀形态，直到西漢末年郊祀制度改革時，才真正被改變。”（緒論，第1頁）作者認為，這一曆程經過秦始皇、漢武帝、王莽三次改革才逐漸定型。
秦滅六國後，各方面的整頓還來不及着手，就迅速亡國，是以其整饬國家祭祀的辦法有點像羅馬帝國的萬神殿，先兼收并蓄，對東方六國的祭祀傳統并沒有做什麼規劃。
“秦人統一六國，無意夷平六國的所有傳統。相反，将六國祭祀納入彀中、獲得祭祀他國神祇的權力，才更能展現征服者的威權。秦人的名山大川祠，展現的就是這一思路。齊地八主祭祀，也是以得以留存。在逐一征服六國的過程中，‘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鹹陽北阪上’，這是一種典型的戰利品收集行為。從情理推斷，若東方原有神祠祭祀的傳統，也會如鹹陽的六國宮室一樣，成為秦帝國用以展示的戰利品。是以，秦帝國國家祭祀事實上的構成狀态，可能與原東方六國與秦不同的祭祀傳統有關。在國家祭祀中設定密集的以‘祠’為名的祭祀場所，并非東方傳統，而是秦人風俗。”（65頁）
西漢代秦之後，“漢高祖對國家祭祀的調整大緻可歸納為三點：承秦祠、設諸巫、興民祀”。西漢定都長安，當然也就順勢繼承了秦國在關中地區的祭祀傳統，并恢複各種民間基層祭祀。政治穩定之後，“漢武帝對國家祭祀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改，先立泰畤-後土祠，建立漢家郊祭；經營雲陽甘泉宮，使之成為漢王朝、尤其是關中地區最大的祭祀中心；封禅泰山、修造明堂、大興仙人祭祀，以泰山為軸心輻射和帶動了山東半島祭祀環與五嶽祭祀；他還改造了雍五畤祭儀，并打通回中道，通過雍地控制隴西、北地。藉由這三大祭祀中心，中央得以控制散布于全國的衆多神祠，使之運轉如意。”（207頁）
簡單地說，漢武帝将國家祭祀的格局體系基本确定，劃定了幾大祭祀區，而且通過不斷出巡，祭祀名山大川和尋訪仙人，提高了東部原齊國祭祀核心區泰山的地位。個人胡亂猜測，東漢後期冥府成型後定都于泰山，與漢武帝建立的這一國家祭祀體系以及封禅泰山關系很大。
但是，這一祭祀體系依然過于蕪雜，且很重要的缺陷是多中心祭祀，這對國家意識形态的統一是個巨大的隐患。且不說武帝之後國力衰落，後幾任帝王也沒有漢武那樣四處巡視的興緻。是以西漢晚期的祭祀改革就是要強化國家祭祀的國家意志和秩序。有意思的是，這個改革是由王莽完成的。王莽的利器是《周禮》，作者總結說：“首先，王莽整合經典文獻，又引入《周禮》，祭祀理論完整清晰，舊祭祀體系在理論依據上無法與之抗衡。其次，王莽以《周禮》為據，拟定了一套完整詳細的祭祀儀式，操作性強，改變了匡衡空談‘複古’，卻隻能在舊禮儀上修修補補的困境。其三，王莽的郊祀改革從空間上對舊祭祀體系做了極大壓縮，将原先分布于全國的重大祭祀遷移至長安四郊。元始儀徹底地将地方神祠清除出國家祭祀，獨尊郊祀，也改變了匡衡隻遷移天地之祭，不廢神祠祭祀的做法。繼而，王莽剔除舊祭祀制度中由方士掌控的部分，隻留下祭祀山川諸星的典禮，延續了匡衡祛除方士影響的精神。元始儀在最大限度地容納舊體系中神祇的同時，将百神集于長安，再也沒有地方神祠與之分享權威，南郊郊祀的威嚴與神聖得到了确認與強調。這些，都是其優勝之處。”（252-253頁）
至此，漢帝國的國家行政中心和祭祀中心合而為一。“中央集權的行政體制逐漸得以确立，國家已可借助行政系統，而非皇帝本人親至地方來彰顯皇權。就祭祀制度内部的演化而言，郊祀制度不再強調諸神的神聖性，而強調君主與天的聯系，以及這種聯系的唯一與權威。”（257頁）“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王莽的複古改革，把國家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都折騰得一塌糊塗，身死國滅；但是在崇“祀”這一點，也就是樹立皇帝的宗教權威方面，卻有開創之功、獨樹一幟。在這方面，曆代帝王中也許隻有明太祖可以與他媲美。
《夜晚的潛水艇》
陳春成/著，上海三聯書店·理想國，2020年9月版
推薦人：顧明
推薦語：
《夜晚的潛水艇》買回來快兩年了，一直沒有機會打開。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朋友圈裡很多人力薦這位“90後”作家；最近，又有人在朋友圈推薦他，于是便拿起這本書，也明白了為什麼陳春成會再次被提及。“陳春成，男，1990年出生，福建省甯德市屏南縣人……”屏南縣，正是近日燒毀的萬安橋的所在縣。
抛開這則新聞，讀到該書第一篇、也就是與書同名的《夜晚的潛水艇》的第一段，我便被深深地吸引了。“1966年一個寒夜，博爾赫斯站在輪船甲闆上，往海中丢了一枚硬币。”19年後，一位是博爾赫斯忠粉的富商突發奇想，召集了一個探險隊，去尋找這枚硬币。結局當然是無果而終，探險隊也神秘消失了。此後，故事中嵌入了另一個故事，那是探險隊隊長的一篇回憶散文，講述了一個國中生每晚駕駛着腦海中創造出的潛水艇開啟冒險之旅，但是，面對考試、升學等壓力，他不得不放棄了幻想，擱置了這艘夜晚的潛水艇，做回正常人，努力學習，參加聯考，畢業求職……小說的結尾，200年後，一個小男孩在沙灘上撿起了鏽迹斑斑的它，又将它丢進了大海。很顯然，博爾赫斯的硬币有着明确的寓意。雖然故事中關于學業的壓力讀來令人覺得像是學生習作，但是作者的想象力，與故事中環環相扣、一層疊一層的構思，令人稱奇。這在另一篇《<紅樓夢>彌撒》中，同樣會遇到。當2000多年後的人逼着故事主人公“我”回（背）憶（誦）《紅樓夢》的中心思想時，我不禁覺得好笑。這不是《紅樓夢》彌撒，簡直是“紅樓夢魇”。
總之，這本書讀來令人欣喜。它是陳春成的短篇小說集，除了上述兩篇之外，還有7則同樣充滿想象力的故事。想象力，對于文學創作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其實不光是文學，對于哲學、曆史、考古……乃至科學來說，想象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隐秘的女皇：北宋劉娥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劉雲軍/著，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2022年7月版
推薦人：于淑娟
推薦語：
這是一本宋史方面的大衆曆史讀物，作者是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的劉雲軍。劉老師是澎湃的老作者，寫過好幾篇書評，也有曆史科普文章，還熱情參與過澎湃問吧，回答網友問題盡心竭力、有問必答。如此熱心參與公衆曆史，那麼，他來嘗試寫作大衆曆史讀物，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了。近年，出版界推出的一些宋史作品，從策劃到營銷，或多或少地可見其中試圖貼近大衆閱讀的努力，但實作的程度不一。《隐秘的女皇》既定位在大衆曆史讀物，其選題、章節設計、語言風格在貼近大衆閱讀興趣上還是做了很多努力，而且也兼顧了專業——開篇有簡明地介紹出場的“主要人物”；行文中有做到言必有據，引用的文獻、研究成果都出了注釋；篇末除了列舉可供讀者按圖索骥的參考文獻外，還附錄了大事年表和宰執表。
再說書的内容，由副标題可知，一來講曆史上的劉娥，二來以劉娥切入北宋政治史。“劉娥究竟是如何爬上權力之巅的？她為何最終沒有成為第二個武則天？她為什麼得到與武則天截然相反的評價？劉娥對于宋代的曆史發展，又有何影響？”對這幾問感興趣的讀者，即使你自覺沒什麼曆史知識的積累，我想這本書應該可以讓你在輕松的閱讀中收獲答案。
《置身事内：中國政府與經濟發展》
蘭小歡/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1年8月版
推薦人：龔思量
推薦語：
作為2021年上海人最愛讀的100書中的第30位，《置身事内》的熱度無需多言。此書以細緻的方法幫助讀者了解中央與地方政府如何通過政策進行經濟治理。在中國，政府不但影響“蛋糕”的配置設定，也參與“蛋糕”的生産。作者蘭小歡從分析地方政府的權力與事務出發，描述了包括招商引資、提供土地等一系列政府參與經濟建設的行為。在閱讀本書的前半部分時，讀者能夠對地方政府的政策和治理如何影響了中國經濟發展形成系統的認識。正如蘭小歡在與“上海書評”的訪談中談到的：“在日常經濟生活中，歐美國家政府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它們更多是通過制定政策、法律或稅收等間接的制度方式參與，很少撸起袖子直接自己下場。而在我們國家，從國企、國有銀行體系，到政府招商引資、提供土地，政府自己積極下場做了很多事……本書的标題，主要想傳達的就是中國政府這種主動的姿态和深度參與經濟的模式。”以我在閱讀的第三章為例，在系統性的解釋外，作者也使用了例如“成都寬窄巷子”、“上海新天地”、“蘇州工業園區”等實際例子來解釋城投公司與土地金融的關系，闡述了這些項目除投資回報外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
《知識生成的圖像史》
尹吉男/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2年7月版
推薦人：韓少華
推薦語：
尹吉男主編“開放的藝術史”叢書，自2005年起至今有皇皇三十幾冊，我們終于等來他自己的這本文集——《知識生成的圖像史》。
恰如這本書的緒論中所寫的：“生成從未停止過，生成方式要比古史辨派所說的‘層累造成說’還要複雜和多樣，不是單一模式。生成的臨時結果并不會固化在曆史中。它們并不是僅僅朝着豐富的方向運作，有時也朝着少和消亡的方向運作，在物和知識的互動中也會産生各種變體……所有過去的知識，不論正确與否，清晰還是迷幻，都有自我生成的能力，像生命或病毒一樣充滿生機。”
這本書中的一些章節也曾以文章的形式單篇發表過，在那些時刻就曾引起種種反響。
其中《“董源”概念的曆史生成》一篇，首次發表于2005年，我在十年前才第一次讀到，因為略略知道“層累說”，讀下來即大受震動。且摘引其中總結性的一段如下：“董源概念的曆史生成一方面意味着南方品評權力的最終确立，一方面意味着江南文人心目中的繪畫史主線的最終形成；與此同時，影響市場和金錢關系的鑒藏譜系業已完成。實際上，我們會注意到這樣的線索：曆代畫家和鑒藏家都願意相信董源及其畫迹的曆史存在。這其中暗暗運作一種特殊的信任關系。由個人和地方趣味引導的信任表現在崇拜者和被崇拜者之間尤為明顯。在這個信任鍊上，米芾、董其昌至為關鍵。他們本身具有書法家、畫家、品評家、鑒定家、收藏家和文人的多重身份。換句話說，他們本身具有的典範意義更使人們對之确信不疑。董源本人及其作品的真實性似乎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董源作為一個知識概念所衍生的曆史過程的真實性，成為我們了解中國文化脈絡的一個關鍵。”
附：譯著新作推薦
《肯辛頓舊事》
【英】缪麗爾·斯帕克/著，柏雪/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2月版
推薦人：朱凡
推薦語：
《肯辛頓舊事》是缪麗爾·斯帕克的一部晚期作品，小說有一個迷人的開頭，故事開始于“我”在失眠的夜晚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南肯辛頓工作和生活的回憶，“失眠的品質完全取決于你決定思考些什麼”。那時，人們叫“我”霍金斯太太，是一個28歲、在出版社工作的大塊頭遺孀。霍金斯太太可靠、有趣、睿智，無論是她樂于免費提供的建議還是一針見血的觀察都令人擊節稱歎，她的減肥秘訣是“吃喝跟以前一樣，隻要減半就行”，她給找不到方向的作家的建議是“文字工作者應該養一隻貓”；她常常不動聲色地透露世情冷暖，比如“并不是因為我們卑鄙，會抛棄那些落魄的人，而是因為我們很尴尬”，甚至自嘲起來也十分犀利，“我的建議是，任何因為能幹而獲得聲譽的女人，不要過多地展示她的能力”，否則一旦想要脫離人設，周圍的人會怒不可遏。除了這些吉光片羽，斯帕克的獨到之處在于用寥寥幾頁就能勾勒出一個特點鮮明的空間和其中的各色人物，無論是她租住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還是次第供職的兩家出版社和一家雜志社都是如此。小小劇透一下，本書的一個關鍵線索是霍金斯太太（減去一半體重後成為了南希）和一個蹩腳文人之間的恨意，源于她用一個絕妙的法語詞奚落他。對了，霍金斯太太還有一個建議，那就是，當你感到煩惱的時候，去巴黎。
《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貨币、食鹽、稅收的新證據》
【瑞士】傅漢思/著 黨寶海、馬曉林、周思成/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5月版
這是一本題目很有意思，但并不易讀的書。
1995年大英博物館的中文部主任吳芳思（Frances Wood）出版著作《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在書中他認為馬可·波羅沒有來過中國。此論一出，引發了很多争議。傅漢思教授的這本書就是對吳芳思一書的回應。
傅漢思是圖賓根大學漢學系教授、著名漢學家，他長期關注中國古代的賦稅、鹽業等經濟史問題。如副标題所言，傅漢思教授主要是通過考證《馬可·波羅遊記》中記載的一些細節，認為馬可·波羅是自己到過中國、見識過，才有如此細緻的記載。他考證的内容有元代的紙币、雲南和東南亞流通的貝币、雲南的鹽業生産和鹽币、元代的鹽稅等——我在讀書時，聽老師介紹過傅漢思教授的這項研究，但不曾具體了解，近期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此書中譯本，當然就想一覽為快。
這紮紮實實是一大學學術書，而且是德國漢學家風格的學術論著，作為普通讀者，學力有限，隻好先挑導論、結論，以及部分感興趣的章節略作閱讀，不求甚解。
《尋找門衛：一個隐秘的社交世界》
【美】彼得·比爾曼/著 王佳鵬/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薄荷實驗，2022年5月版
推薦人：鐘源
推薦語：
優秀的學者能從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活中看出社會互動的玄妙，《尋找門衛：一個隐秘的社交世界》就是這樣一部研究著作。它的研究對象是紐約高層住宅的門衛，彼得·比爾曼讓上他社會學導論課的哥倫比亞大學大一學生們分組去曼哈頓的高層住宅進行觀察、訪談和記錄，最終擷取了212份民族志研究樣本，再将這些豐富的實地田野調查與嚴謹的正式模型結合起來，生動展示了門衛與住戶之間“日常生活的文法”，即“組織各種社會互動、形塑不同決策、驅動日常行為的那些并未言明的準則”。
引用本書結語部分段落：為何門衛并非種族主義者，但其行動方式卻看似歧視？這一點很簡單，當态度跟做出行為的脈絡相脫離時，态度和行為經常會不一緻。當門衛對待黑人訪客的方式不同于白人訪客時，不是因為他們不喜歡或不信任黑人，而是因為他們是按照一種極其有效的同質性理論（homophily theory）來對待訪客的。由于社會階級（和種族）會導緻友誼的隔離，是以，主要在白人較高價的電梯大廈内工作的門衛在嚴格檢查黑人時，表達出了其住戶對于白人訪客的偏好。就此而言，門衛的行為就成為一個櫥窗，不隻是他們自己意識的櫥窗，也是其住戶意識的櫥窗。
為何管理者并非種族主義者，但他們參與的雇傭程式總體上卻是歧視性的？管理者可以雇用少量門衛。在做出雇傭決策時，他們依賴于朋友、門衛和工會的推薦。該朋友跟他們的關系越近，他們與之就越有共鳴，也就越能了解該朋友推薦某人的依據。結果，他們傾向于在關系緊密的弱關系網絡中雇人。由于這種網絡在族裔性上是有偏向的，是以，管理者獲得的都是同一個族群成員的相信。每個決策在微觀上都是理性的，然而卻導緻了不平等的雇傭程式。就此而言，管理者的行為同樣也是一個櫥窗，不隻是他們自己意識的櫥窗，也是他們所嵌入的友誼網絡結構的櫥窗。
《中國中世紀的鬼節》
【美】太史文/著，侯旭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版
前幾天是農曆七月十五鬼節，又重讀了《中國中世紀的鬼節》。此書中文版最初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原書名為《幽靈的節日：中國中世紀的信仰與生活》。
對于鬼節的起源，一直有各種意見，相持不下。同為七月十五日，一般稱為鬼節，但道教稱為“中元節”，佛教則稱為“盂蘭盆節”。個人覺得，以中國古人祖先崇拜的狂熱程度，幾乎每天都可能是鬼節。宗懔的《荊楚歲時記》記錄的南朝中國南方的各種節日禮俗，幾乎都與祭祀祖先有關。七月十五之是以脫穎而出，作者認為：“在中國進一步顯示此節日傳播的是皇帝與朝廷的介入。有唐一代一半年份中，都城及州道的敕賜寺觀中對僧衆道士的七月供養均由國庫出資，來為萬民祖先祈福。不過，整個帝國裡最顯赫的祖先則通過天子私下舉行的儀式而蒙褒揚佑助。請出儲存于太廟的先帝神座，并将飾以金翠的盆供予他們。多數年份中，皇帝祭祖禮畢，則駕幸城内大寺參加節慶。”（第3頁）也就是說，由于皇家和官府的大力資助，才使得七月半在社會上紮根，壓倒了其他的“鬼節”競争者。當然，佛道兩教與民間信仰在一些聚合點上的融合，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作者說：“佛道兩教關于七月節的說法出自一共同的結構，像共用一基座的兩個金字塔的頂端。一個層面上，對少數人來說，供養僅是針對僧人或道士而非兩者兼有。另一層面上，無論是寺、觀還是壇，大衆利用其中近在咫尺的，供養方式上則佛道莫辨。準确地說，不同傳統的這種綜合，說明鬼節（或盂蘭盆、中元或帶有偏見的史家貼上的不論何種标簽）流傳遍及中國中世紀社會的原因。”（33-34頁）
作者讨論鬼節的視角是佛教，是以主要根據敦煌文獻中的目連救母故事來分析佛教“盂蘭盆會”的形成及其在中世紀社會生活中的影響。在第三章“中國中世紀鬼節史片段”中，作者主要通過對數種敦煌佛教文獻，展示了佛教如何利用變文故事，将目連救母的故事與中國的孝道傳統結合，進而使盂蘭盆會的儀式、内涵廣布于廣大群眾。“這個散韻參雜的故事産生于口頭講唱傳統，其價值在于它說明了鬼節及目連對于中世紀時期大衆頭腦具有何種獨特的吸引力。作為中國宗教在基層群眾中的反映，《目連救母變文》提供一幅世界全景，其中外來的神祇、英雄及觀念與本土固有的密合無間。變文的焦點與藏内資料不同。這種目連神話的表述幾乎完全關注目連遊行冥間，在對堕地獄者的懲罰、不可抗拒的業報、掌管懲罰的固執官員的叙述上不厭其詳。變文中目連兼挾巫的法力與拔母脫地獄煎熬的僧人的法力，同時滿足了孝順與出世的要求。”（68頁）
正因為變文故事吸引了最大多數的中國群眾，入腦入心，是以在唐晚期會昌滅佛雖然對佛教傷害極大，但作者認為：“如果說鎮壓作為制度的佛教的結果沒有佛教史家宣稱的那麼可怕的話，滅佛對佛教非制度性部分的影響就更不具有毀滅性。喪禮、年度的節日、方伎以及民間傳教者的療疾活動等，沒有什麼證據表明宗教生活的這些方面因會昌滅佛而受到重大的影響。”（76頁）宋以後，更有戲曲和寶卷反複以各種形式講述目連神話，完全滲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作者接着讨論了目連的巫師形象，他認為：“目連在中國宗教中保持一中心位置是由于他将為不同社會階級所能認可的巫的諸種形式集于一身。其遊行既是身體的也是精神的，其力量亦既是鬥士般的也是象征性的。目連将中國社會的兩極連接配接起來，恰如他作為兩個不同世界間的媒介。”（131頁）不過對于這一點，我一直有些困惑，在中國人的宇宙觀傳統中，陽間人進入冥界，大部分無需法術或靈媒的幫助，也就是說，西方學者習慣于運用的“薩滿”巫術的解釋方式，對于中國傳統宗教（或民間宗教）來說，未必那麼契合。目連對于中國人的更深的印象，恐怕還是孝順以及大鬧冥府的法力。就像我們并不覺得孫悟空能進入冥界、龍宮水府是多麼了不起的本領，而他大鬧冥府、龍宮，在龍宮打砸搶、在冥府胡亂塗改生死簿，才讓我們覺得帶感。
在佛教初入中國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一直被批評者指責棄絕社會，但“盂蘭盆會”強調的恰恰是對父母的孝順和救贖，原本被排斥在社會系統之外的佛教，因為鬼節而成為連接配接家庭的中介。“鬼節儀式中，為維持自然的和諧運轉及促進生者、亡者的幸福，在家者與苦行者互不可少。僧衆借獨自掌握的普濟衆生的法力，成為中國家庭宗教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确切地講，由于僧衆抛棄了親族的束縛，他們獲得了為家庭創造更多福祉的能力。鬼節的曆史證明遁世者的角色補充進傳統中國的社會，并說明了佛教準備使其自身轉化、綜合，以及中世紀以後擴散遍及中國社會全部機體的途徑。”（180頁）
東晉的名僧道安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佛教僧徒對于鬼節的熱忱，一方面可以說是高明的傳教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對社會環境的主動迎合。畢竟，正如書中提到的高僧宗密的疑慮：從嚴格的佛教教義來說，業緣純為個人性的，不可能通過子孫在鬼節的祭祀就能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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