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一】
十字軍東征以後的歐洲文藝複興，導緻了整個歐洲的宮廷腐敗、道德堕落、軍閥混戰，以及教皇和歐洲王室對金錢與商業利益的無底線追求，最終導緻歐洲各國“國家意識”的覺醒與國家力量的崛起。促成這個“國家意識”崛起的催化劑之一就是爆發在17世紀上半葉的三十年戰争（1618–1648年）。
而“國家意識”一旦崛起，必然會在歐洲國家間爆發一系列由“國家利益”驅動的新的大混戰。是以後來的曆史學家和政治家以訛傳訛的關于《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如何推動了歐洲近代史上對國家主權的尊重的說法，完全是将三十年戰争以後爆發的一系列戰争置若罔聞。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以後才爆發的這一系列17世紀大混戰，展現了歐洲“工業化戰争機器”崛起前的激烈競争狀态，為18世紀的第四次英荷戰争、19世紀初的拿破侖戰争和20世紀初的兩次世界大戰埋下了伏筆。
是以，17世紀初的這場三十年戰争不可能是歐洲的最後一場史詩級戰争，而是一場對17世紀下半葉和整個18-19世紀以及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的預演和排練。它也是一場在戰争烈度、戰争規模和殘酷程度上僅次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争。換句話說，三十年戰争結束了文藝複興運動，将這個期間發育形成的意大利城邦國家之間的微型“國家競争體系”，破土而出地升華到了一個嶄新的層次——終于達到了中國古代春秋戰國時代的水準，開啟了歐洲未來二三百年繼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後的民族國家興起運動。
在這場國家争雄的運動中，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國将會衰落，法國、瑞典、荷蘭、英國、奧地利、普魯士以及邁向統一的德意志帝國将會踩着哈布斯堡王朝和普魯士、奧地利、波西米亞等陸權帝國的血迹與屍體而崛起。
三十年戰争被描述為歐洲曆史上最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之一。800萬人（主要是德國人）死于刀劍、火炮、饑荒、疾病和報複性屠殺。國家間來回的拉鋸戰和重新結盟使得歐洲很多城市反複淪陷，各國雇傭軍從四面八方朝歐洲腹地戰場蜂擁而至，所經之處屍橫遍野，部隊踐踏莊稼、燒毀城鎮、強奸和謀殺平民、搶劫和破壞财物。
這場破壞性大戰連綿不斷持續了三十年，充分再現了十字軍東征的“去道德化”後遺症，不過這次大屠殺的刀鋒和劍刃是朝向歐洲白人基督徒自己——隻不過打着天主教與新教的宗教沖突的旗号而已。而且這場戰争是内崁于一場更加漫長的延續了八十年的荷蘭-西班牙戰争和法國-西班牙之間的戰争，而這兩場戰争都與宗教沖突無關，而與政治和商業利益密切相關。
圖：2006年由考古學家在德國萊比錫發現的一個大規模墳墓裡面的累累白骨，死者都是15-50歲的軍人，經鑒定是三十年戰争期間發生的呂岑戰役的遺址。多數士兵死于頭部槍擊，個别死于刀傷。這場戰役是三十年戰争的轉折點之一。
德國18世紀的思想家和大文豪席勒，在其曆史專著《三十年戰争史》中，對于歐洲進入17世紀後發生的這場三十年戰争有如下描述：“由于戰争，這些地區的人口急劇減少，莊稼被毀，城市和鄉村淪為廢墟，成千上萬士兵犧牲了生命。德意志地區剛發出的微弱的文化火焰被熄滅了半個世紀，尚未完全振興的社會道德又重新讓位于古老的野蠻習俗。”
“德意志蘭【指統一前的整個德語地區——作者注】确實到了滅頂之災的地步。昔日經常雲集着歡樂的勤勞人群的地方，昔日大自然曾傾吐它最美妙的祝福，和那曾是最繁榮昌盛的地方，現在已是一片荒蕪。土地離開了鋤犁耕田者勤勞的雙手，抛了荒，雜草叢生；在新種剛要結實或已豐收在望的地方，一次行軍就能使整年的辛勞化為烏有，奪走了憔悴不堪的農民們的最後希望；焚毀的宮殿，荒野的土地，燒成灰燼的村莊，觸目皆是，一派家破人亡的景象。”
“千萬張嘴千萬次地在祈求和平，即使最有害的和平也被當成是上天的善舉。” 席勒認為表面上是“宗教造成了所有這一切，所發生的一切都是因為宗教而引起的，但所有采取的軍事行動不全是為了宗教。倘若不是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迅速達成了一緻，神學家和人民的呼聲就不會有那麼多熱心諸侯來響應，也不會有那麼多勇敢和無畏的戰士為新的教義而戰。”
席勒在書中企圖撕去戰争雙方神聖的宗教外衣，揭露這些戰争都是出于皇帝、諸侯和各國君主的“自私自利的”和“不可告人的權力欲”，是一場争奪霸權、土地和财富的大混戰。
在談到為什麼瑞典國王阿道夫會帶領大軍入侵德國時，席勒一針見血地指出，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入侵德國的目的，一是要保持德意志國家政治上的四分五裂，打擊德意志中央皇權的形成；二是要大量掠取德意志國家的豐富的礦藏、财富以及土地。“君主們為自己和擴張而戰，而宗教熱忱為他們招募了軍隊，為他們打開人民的财富。大批的參戰者并非是抱着在戰旗下能獲得獵品的希望上陣的，他們認為是在為真理流血，而實際上他們是在為諸侯利益而戰。”
“教會分裂導緻了德意志長期的政治分裂，使它經曆了100多年的混亂，⋯北部的一些強國，如丹麥、瑞典，能首先納入歐洲國家體系多半由宗教改革所緻。⋯正如宗教改革使市民之間、統治者與臣民之間出現另一種關系那樣，國家彼此之間的地位亦發生新的變化，因為必須借助事物的特殊程序達到教會分裂，進而導緻國家間集合成為一個緊密的聯合。但是一個作用是可怕和有害的，因為這種普遍的政治同情宣告了一場長達30年之久的毀滅戰争”
在席勒看來，這場歐洲君主國家争奪霸權的戰争之是以在德意志民族的大地上展開，是因為德國在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和歐洲大國之間毫無道德底線的争權奪利，這是造成德意志這場深重災難的根本原因。
席勒認為，德國内部諸侯間的宗教戰争，歐洲外部國家的入侵和在德意志大地上的橫行霸道，新興德意志民族成長的困難，其根源無一不是由于德國在政治上的分崩離析。
是以就像文藝複興初期偉大詩人但丁和文藝複興中期偉大思想家馬基雅維利，在面對意大利的四分五裂和法國的野蠻入侵時一樣，席勒認為凡是有利于德國統一的事情，哪怕加強皇權或者實行絕對君主制度，也會比四分五裂對德國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這其實也是清朝末年和民國時代中國所面臨的狀況——是以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代背景。
圖為“戰争大悲劇”組圖的一部分。《戰争大悲劇》是由法國藝術家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1592–1635）制作的一系列18幅蝕刻版畫。該系列出版于1633年，是卡洛特最著名的作品，被稱為歐洲藝術中的第一篇“反戰聲明”。
三十年戰争使得整個歐洲徹底耗盡了自己的财力與物力，變得精疲力竭之後，歐洲國家才不得不回到談判桌前，簽訂了具有曆史意義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
三十年戰争使得神聖羅馬帝國的人口從1600年的大約二千萬，下降到到1650年的一千萬多一點，降幅達到将近一半，以至于直到戰争結束一百年之後的1750年才恢複到戰前的人口水準。在德國的許多地區，居民人數下降高達60％。從1620年到1650年，奧格斯堡的人口從48,000降至21,000，慕尼黑的人口從22,000降至17,000。在德國其它地區，農村人口也銳減40%， 城市人口銳減三分之一。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是1648年10月在威斯特伐利亞的城市奧斯納布呂克和明斯特簽署的兩項和平條約的總稱。談判過程漫長而複雜，談判在兩個城市舉行，因為戰争雙方都想在自己控制的領土上舉行會議。共有109個代表團代表交戰國，但并非所有代表團都同時出席。談判會議簽署了兩項條約以結束每一次重疊的戰争：《明斯特和平條約》和《奧斯納布呂克和平條約》。
這些條約結束了神聖羅馬帝國的三十年戰争，其中哈布斯堡王朝（奧地利和西班牙的統治者）及其天主教盟友站在一邊，新教強國（瑞典、丹麥和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以及天主教法國為另一邊。後來的國際關系學者經常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确定為對現代國際關系至關重要的原則的起源，包括宗教自由、邊界的不可侵犯性和互不幹涉主權國家的内政等。
但是這其實僅僅是後來英美主導的意識形态曆史觀一個美好的願望。決定歐洲曆史程序的不是幾個假惺惺的和約，也不是所謂西方的契約精神，而是三十年戰争以後脫穎而出的新型歐洲大國關系和它們所展現的國家利益和國家意志。
這種新型的民族國家利益關系和國家意志将會在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的啟蒙運動感召下，推動歐洲自地理大發現以來的新一輪殖民主義運動，和對葡萄牙、西班牙通過上一次殖民主義運動所霸占的全球利益的重新瓜分，并在這場新一輪的利益瓜分運動中，通過緊鑼密鼓的軍備競賽與商業競争完成了一場永垂史冊的“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并利用這兩場革命所積蓄的巨大能量與破壞力，在二十世紀初引爆兩場無論在規模和烈度上都使“三十年戰争”相形見绌的世界大戰。在三十年戰争中飽受煎熬的德意志民族将在這兩次世界大戰中對曾經壓迫過他們的所有歐洲人進行報仇雪恨。
是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時和簽訂後的實際情形則與英美曆史學家和國際關系學家的解讀大不相同。這個條約僅僅确認了天主教與新教之間的互相承認，君主們可以自行選擇自己國家的宗教而且不得因宗教理由迫害彼此的信徒。那些所謂國家主權與邊界的互相承認根本沒有寫進條約，完全是後人的解讀，尤其是占統治地位的英美學者們出于維護歐洲大陸均衡體系而給出的解讀。
而且條約并沒有完全結束三十年戰争引起的沖突。比如法國和西班牙之間的戰争一直持續到1659年的《比利牛斯條約》才結束。而西班牙和葡萄牙之間的戰争也沒有結束，這是一場包含在80年戰争中的沖突；西-葡戰争直到1663年才結束。而且緊接着三十年戰争的還有“太陽王”路易十四的一系列戰争和同為新教國家的英國與荷蘭之間的“四次英荷”戰争。這些戰争都是挑戰歐洲各國國家主權和邊界的戰争，何來主權與邊界的互相尊重和承認？
不過，三十年戰争所達到的實際效果，是歐洲國家君主門意識到他們所代表的是整個國家的商業利益和與之相關的地緣政治利益，而不僅僅是皇室自己的利益。換句話說，三十年戰争産生的一個新的“國家意識”就是王室應該像管理公司那樣來管理國家，并且為這個“公司”謀求最大的商業利益。
國家間可以為商業利益而合作，也可以為商業利益而開戰，但是戰争的目标不是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強加給對方，而隻能是為商業利益和與此密切相關的地緣政治利益。
而這樣一種商業化的國家利益，才應該是一國君主應該追求的最高目标。是以，三十年戰争之後，歐洲國家都接受了“沒有永恒的盟友，隻有永恒的利益”這樣的信條和國家相處之道，因為三十年戰争本身證明了這一真理，再也不要為宗教感情而兩脅插刀了。歐洲唯一需要維護的，不是統一的宗教價值觀，而是實力均衡；隻有均衡才有歐洲的和平。
是以，雖然《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并沒有黑字白紙地公開承認歐洲的國家關系和國家競争體系是一個基于“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和“國家理由”的體系，但是，它通過宗教和解強化了一種試圖将國家關系建立在一個普遍的達爾文“叢林競争”規則基礎之上的潛意識。
這樣一種潛意識是将過去曆史上基于宗教理由的戰争與征服行動，轉變為基于“國家商業利益”這樣一種“國家理由”的公司行為，或者類似公司間的競争關系，隻不過更加血腥而已。
這樣一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就在十字軍東征五百年和文藝複興三百年之後，正式将“國家”實體化和“國家暴力”商業化了。這也真正展現了文藝複興和馬基雅維利思想的精髓——即國家再也不應該因為宗教信仰或者政治制度的不同而窮兵黩武的理由，以至于為此浪費大量稅收資源，但是卻可以因為商業利益和地緣政治利益沖突而發動戰争，恰如《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以後接下來的一系列戰争所證明了的那樣。
事實上，三十年戰争結束不久，屬于同一宗教（新教）陣營的荷蘭與英國，便開啟了一系列海上戰争——但戰争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為了争奪全球貿易和海外殖民資源的控制權，而戰争的手段是軍事重商主義的，即通過互相摧毀對方的貿易通道和商業利益迫使對方就範，而不是以消滅對方人口為目的的大屠殺。
三十年戰争之後，歐洲各國意識到他們可以共處于一種即互相競争又互相交流合作的國家競争體系中，國家間的事務以商業事務為主，但是軍事實力和戰争手段才是談判桌上讨價還價的籌碼。正如美國海軍助理部長和第26屆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所說：“備戰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證，⋯⋯那些希望看到一國與其他國家和平相處的人如果依賴的是一支由一流戰艦組成的一流艦隊，而不是靠聰明人設計出的任何仲裁條約，那才是睿智的。”
是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精神展現了法國傑出政治家、路易十三國王的樞機主教與首輔大臣黎塞留的國家觀：國家是一個具有自身存在價值的抽象永恒實體；國家的需求不是由統治者的個人喜好、家族利益或者追求向全世界傳播宗教意識形态的目标決定的，而是基于商業原則的國家地緣政治利益決定的，即所謂“國家理由”。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在三十年戰争中法國沒有站在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一邊，而是毅然決然地站在了信奉新教的北歐國家一邊，因為法國的國家利益，而不是路易十三國王的宗教偏好，決定了法國的敵人和它的戰争立場。
黎塞留把哈布斯堡王朝（中歐）的分裂看作法國國家利益的需要，一個強大統一的天主教中歐地區（即哈布斯堡王朝）會壟斷歐洲大陸的資源，是以阻止中歐（包括西班牙、波西米亞、奧地利、普魯士、西屬荷蘭）的統一符合法國的國家利益。
在1632年的備忘錄中，黎塞留（Richelieu）闡明了他所看到的法國直接參戰對戰争的意義：使其能夠“完全摧毀奧地利王朝，……從殘局中獲利，并使法國國王成為基督教世界所有天主教王子的首領，成為歐洲最有權勢的人物。這個目标将與瑞典一起共同實作，但此後瑞典國王将無法與法國國王匹敵，尤其是因為他“沒有法國那樣多的資源”。
經過十字軍東征、文藝複興和地理大發現帶來的商業繁榮以後，法國長期以來認為自己兩面受敵，南邊是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朝，東邊是以哈布斯堡王朝為首的神聖羅馬帝國。
是以，信奉天主教的法國在三十年戰争中毅然決然地站到了北歐新教國家集團一邊，正是出于它的國家利益。正如基辛格所說，“倘若新教徒一方被徹底打垮，奧地利王室的劍鋒就會直指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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