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受訪者提供
殺手
一個經典角色的誕生無異于從深入地心處挖掘出礦石，它揭示着人類無意識的某部分，經久不衰。在電視劇《無證之罪》中，李豐田就是那顆礦石。
開拍前，導演呂行對李豐田的設想是《老無所依》中的安東·齊格，反邏輯反經驗反人性的冷血殺手，或者《黃海》中的金久男，在長期邊緣和頹喪中以命搏命。李豐田也應該看上去并不狠毒，與衆人無異，恐怖之處來自他對生命的漠視，應激反應似的以暴力應對一切。選角團隊把近幾年演過悍匪的演員的照片找出來，都不對，一些辨識度太高而稀釋了懸念，一些演戲全靠吹胡子瞪眼，呂行害怕那樣的表演方式。
白闆上還貼着一張照片——選角導演幾次力薦，但未落定——演員甯理。
呂行想起來了。2010年左右他在一次許多人參與的飯局上見過甯理，那時甯理已從國外搬回國内——出國前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并且演過不少戲，在上戲圈子裡頗有知名度，但年輕導演呂行見着面生。“他長得很有意思，眼神有戲劇性，但是待人又謙和，跟我平時接觸的演員性格不太一樣，甚至你會感覺到（人多的時候）他有些拘謹，然後會有緊張。”真人斯文，而過往的角色更偏喜劇。呂行想起來是這樣的。
“甯理可以演李豐田。”制片人忽然說。
呂行以為他胡扯，轉念又想，演技過硬又不是熟面孔，甚至還有錯位感，可以一試。劇本和角色李豐田由此遞到了甯理手上。
《無證之罪》 (2017)
《無證之罪》出現時，甯理回國已經十年。他經曆過一段難熬的适應期，跑組面試而收獲寥寥，太過焦慮的時候會無法控制發脾氣，自然也于事無補。他仍然一年隻能演一兩個戲，“有什麼戲能演就演什麼，隻要内心不是過于拒絕。這就是個工作。就像是醫生一樣，不管病人是英雄也好，兇犯也好，你的職責是把他救活。”
甯理接演了李豐田。
看過《無證之罪》的人很難忘記李豐田，穿着破棉襖，大小眼，不咋說話，抽煙時撕掉煙嘴倒着抽，陰森得令人不寒而栗。甯理顯然也很高興，反複拿出“你家天黑是幾點呐”這句來吓唬人—— 一句李豐田勒索時用來恐吓對方的台詞，末了露出危險的笑。
李豐田殺人時也會不自覺露出微笑，這一點甚至甯理本人都沒有意識到，直到觀衆提醒他。不過他在準備階段看了很多《動物世界》，時隔近五年仍能清晰記得并提醒我其中很重要的一點：當豹子或獅子掌控了獵物的時候它們不再看獵物，它們隻是看四周，進入一種放松的愉悅的狀态——雖然我們不知道動物的微笑是怎麼樣的——它那個狀态是在向世界宣布，我是勝利者。是以甯理塑造李豐田時，将之了解為人本能中獸性的部分，與正義、理性相制衡。
即使人們認不出甯理，也能認出李豐田。
這之後，甯理進入不再愁沒戲拍的階段，可接踵而來的多是臉譜化的殺手角色。2021年年初一個叫《警察榮譽》的項目找到他，沒翻開劇本之前他以為又要演一個被警察抓捕的反社會人格罪犯，刻闆印象都成為他自我認知的一部分了。
這回不是了。甯理看《警察榮譽》的劇本，好像在看講述警察于職務和個人生活之間捉襟見肘的《今天我休息》，主角是派出所的民警，每天面對的不是大案重案，而是家長裡短。他要飾演的民警陳新城人到中年，年輕時因工作失誤導緻妻離子散，困頓消極，直到遇到見習警員李大為，年輕莽撞和他過去如出一轍。看到陳新城，觀衆再次意外，這是當時演李豐田的人嗎？
呂行說，好像他演得多好你都不會覺得意外了。
《警察榮譽》 (2022)
演員
采訪線上上進行，我詢問是否可以視訊連線，他婉拒，又發來一段話：“我有社恐、不喜歡拍照、不習慣視訊，我都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選擇當演員，而且很喜歡！可能在角色身上可以彌補自身的這些不足吧。”
甯理第一次登台演話劇是國小三年級，一共十分鐘，講白色恐怖下重慶一個小團體的故事，甯理戴個小圓眼鏡和長圍巾，扮演富有同情心又不想過度介入時事的大學教授，最終被學生的事迹感動而投入革命。
“非常稚嫩地表演生氣，表演無奈，那時候知道演戲是一個集體的東西，任何一個人缺席都沒辦法進行，而且這個東西并不會把所有光環都集中在誰那裡，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點。”甯理那時候隻是覺得好玩，但表演仍然離自己很遙遠，“家裡沒有人幹這個的。”
高中時期，甯理跟着“文革”期間被下放的父親從北京到了安徽，畢業前一位朋友帶他去看話劇《中國夢》。在剛建好的安徽大劇院裡，甯理像釘子一樣被釘在了原地——幕布、燈光、演員營造出夢幻場景，他感到一陣恍惚。
那年他因為貪玩聯考落榜，還沒來得及為未來着想，現在想起來都有點迷迷糊糊。總之第二年他決定去考上海戲劇學院，過了三次面試，把早已扔掉的文化課課本借回來，大夏天在父親的辦公室埋頭補習。天氣熱，蚊子多，他在屋子裡點上十幾盤蚊香，看着蚊子啪嗒啪嗒往下掉。
“我印象極其深刻的，第一天去上課的時候我都像在夢裡，我真的進到這裡邊了嗎？每個人一大早起來學唱歌、跳舞，有形體課、台詞課，看各種各樣的劇本——這種書平時在家我爸都是說你别看那些閑書了，好好看看你的作業——原來好像不務正業的事情反倒都變成了主業，我突然就覺得我的人生有一道光。”那時候甯理才19歲。
從上戲畢業，被配置設定至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順風順水，幾個天真的少年角色落到甯理手上，在《小浦東傳奇》中是淳樸善良的無業青年阿土根，在《竅哥》裡是靈巧機智的窮小子竅哥。但有一個角色成了他人生的某種印證，在1992年上映的《阙裡人家》中，甯理扮演活潑浮華心比天高的孔維本，孔家是孔子故鄉曲阜的大家族，在改革大潮沖擊下，孔維本想辭掉教師公職出國留學，固執守舊的父親是他眼裡的“保守勢力”，而離家在外的爺爺孔令譚則被他視為英雄。孔維本曾在與爺爺的相處中講出自己心聲：“我覺得人生就像是沖鋒，軍号一響，你就得往前沖啊。甭管三七二十一，死了也不在乎。要是沖上去了，那就是勝利，輝煌的勝利。”
《竅哥》 (1993)
年輕時擔主角，與好導演和德高望重的演員一同工作，出好作品，甯理幾乎摸到過天花闆了。到28歲，春風得意之時又覺察到一種年齡危機——即便還是個小男孩的時候，甯理都覺得自己老了，國小畢業時他知道自己再也看不了五分錢一場的電影，而得花一毛五了，他很快會國中畢業、高中畢業，變成老人然後死去，像電影《平鷹墳》裡一樣的，挖出一個骷髅。他在被窩裡痛哭一場——必須做些什麼。
像是要替孔維本完成未竟心願一樣，1996年，甯理去了美國。
結果呢，隻是從一個泥潭踏進另一個泥潭。他講過很多遍剛出國時的窘境，因為缺錢而買最便宜的罐頭，加點水兌成湯，去二手店買五塊錢的牛仔褲十塊錢的毛衣，去送報紙，當房屋中介等等。在終于有機會成為郵局正式員工、進入穩定體系前夕，他忽然敲了自己幾下：我到美國幹什麼來了？自己到底喜歡什麼？答案是，還是喜歡演戲。
“突然覺得我人生就這麼長，從小按照父親的要求去做這個做那個，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真正喜歡的東西，那就任性一把吧。”甯理考上明尼蘇達大學念電影制作研究所學生，“那時候也不知道未來是怎麼樣，還得要打工，還得要生活，拍東西得自己掏錢買膠片。這東西不但沒帶來收入，還會讓我在經濟上透支，唯一支撐我的就是對它的喜愛。自己喜歡，能咋辦。就像談戀愛似的，中午休息時間才20分鐘，頭天晚上工作還沒睡好，但是男朋友說咱一塊吃個飯，咱一塊到哪兒見個面，感覺跟打了雞血似的，就是得去。喜歡嘛，沒辦法。”
明尼蘇達州的寒冷是出了名的，有一段時間甯理要早晨6點多從住所出發，步行去剪輯室，走20分鐘。後來《無證之罪》在哈爾濱拍攝，從12月到來年2月，室外的溫度十分鐘就能把人凍透，嘎吱作響的冰雪使他想起明尼蘇達常走的那條路，想起那時候略矯情的自我感動，覺得“我在為我的夢想努力”。寒冷從此變成一種記憶，打着哆嗦，感到興奮，腎上腺素飙升。
《阙裡人家》中爺爺孔令譚早對孔維本說過：真正有志氣的人不走捷徑。當然啦這樣的生活很艱難，需要一點真正的勇氣。
過了很多年一回頭，甯理意識到焦慮的30歲簡直年輕得不得了，并領會到人生是一個經曆和體驗的過程，“都是要一個人自己走過去的”。
《阙裡人家》 (1992)
如父如子
甯理說，真正讓他成熟起來的是成為父親。
小時候父親常常出差，甯理想象他是特務，絲絲拉拉玩着他的半導體，出差前答應帶他去哪裡玩，回來後忘得一幹二淨，一定有人冒充了他。不過比起對孩子們嚴厲的母親，父親更溫和。新出版的《三毛流浪記》小人書要好幾毛錢，他猶豫着不敢跟母親講，父親則說那是好東西，給了支援。
甯理11歲的時候，母親因車禍意外離世。那是禮拜三的下午，他和姐姐、弟弟一起在下象棋，“這個象棋很特别，是手工做的。”接受《人物》雜志訪談時他曾回憶，“那時候的家庭普遍比較拮據，買一副象棋也算是一筆開銷。我媽媽是醫生，她就自己畫了個棋盤，用醫院打點滴瓶上的橡皮塞當棋子，然後請會書法的人在上面寫上車、馬、象、士、帥。玩着玩着，突然一個堂姐來了，說我媽媽被車撞了，去世了。當時我姐就嚎啕大哭，我完全是個小孩子，不知道是啥意思，還想那她晚上還能回來給我們做飯嗎？後來每天每天，逐漸逐漸，意識到生活和以前不一樣了。”
父親買了一台手搖留聲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後來音樂在甯理的人生中占據了重要位置。他喜歡甲殼蟲樂隊，喜歡“The love you take equals the love you make（你付出多少愛，便得到多少愛）”這句歌詞，他把人物表演視作一場交響樂，或者說人生就是交響樂，“它有時候是快的，有時候是慢的，任何能給人帶來美的東西都是有節奏的。”
不過原先溫和的父親開始變得嚴厲，他調皮，有時候就被打罵。
後來甯理問過父親，為什麼他變得那麼苛刻。父親說，爺爺很早去世，他自己的成長過程中父親缺席，是以他特别擔心自己變成一個不負責任的失職的父親。
20年前，甯理也成為父親。大女兒出生那天甯理在産房看到她，“我真的特别吃驚——怎麼剛出生的孩子那麼難看，皺皺巴巴的像青蛙一樣，綠不拉幾，當時我想這孩子正常嗎？我爸給我打了一個電話，我跟他說女兒出生了，他說太好了，孩子漂亮嗎？我都不知道該怎麼說。書上說的什麼一道光什麼巨大的神聖都沒有，你隻能說看到一個孩子皺皺巴巴的。”
“可是慢慢地，當她真的能看着你的時候，當她的小手能攥你的手指的時候，那一瞬間，你突然就覺得，我的天，我願意為她付出一切。”
他保留着一頁女兒的作業本，上面是女兒寫了兩行的日記。當時他以為女兒敷衍了事而大為生氣，一把撕掉，女兒愣愣地看着他，“沒有哭，完全沒有哭，但是那種沒有哭比哭更紮心，是以那張紙我偷偷把它粘起來，一直儲存着，提醒我自己，一顆心靈和另一顆心靈可以講道理，但不能傷害它。”
甯理想起小時候有一天半夜醒來，全家人都住在一間屋子裡，他看到父親在燈下一邊給他縫書包一邊落淚。他好像終于開始了解父親了，粗糙的，沖突的，小心翼翼的。
父親對他的影響極深，如何在人生略有錯位時也要認真過活、努力發現樂趣、不要抱怨、對人事物始終保持包容和了解，都是從父親身上學到的。
“父親”也是以折射在了他的許多角色上：出演《無主之城》時他拿着父親年輕時的照片跟劇組說，一個退休的略帶些古闆的老教師該穿成這樣吧；《警察榮譽》裡陳新城出差前反複叮囑女兒一個人在家時關好門窗、瓦斯，那是他在生活中也常和孩子們交代的；哪怕是《無證之罪》裡如此漠視生命的李豐田，殺死法醫的妻子和女兒，也是因為法醫間接導緻了他從未謀面的兒子的死亡，是父親的複仇。
如果甯理要自己創作一個故事，他想他也願意寫寫親情。
《愛情神話》 (2021)
影視是一顆糖衣炮彈
如果細看甯理出演的每一個角色，會發現他熱衷現實主義，契诃夫式的毫發畢現和暗潮湧動，也熱衷在表演中對人性深入挖掘——
以三個間諜為主角展開的《對手》借諜戰外殼，讨論人至中年的困境，甯理是其中最冷血的林彧，為了工作切割掉所有生活，他知道自己飾演着“反派”，也飾演着普通人，會在工作與生活産生沖突時陷入巨大的迷茫和悲哀；
《對手》 (2021)
《無主之城》中的退休教師劉正毅總是拿着一本《蠅王》，這是甯理為角色的内心信仰和悲劇精神所做的設計，戈爾丁筆下崇尚本能的專制派壓倒了講究治理的民主派，強烈地暗示着劉正毅對人本身的失望；
《沉默的真相》中法學教授、刑辯律師張超為完成學生遺願，終于從沉默走向冒險，甯理覺得他們悲壯，在官商勾結的勢力迫害下，翻案如同蚍蜉撼大樹，在劇組他無意中又讀到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忽然淚如雨下，于是借角色之口表達對他們的禮贊：“沒有芳豔不終于凋殘或銷毀，但是你的長夏永遠不會凋落，也不會損失你這皎潔的紅芳，或死神誇口你在他的影裡漂泊，當你在不朽的詩裡與時同長，隻要有人類，或人有眼睛，這詩将長存，并且賜給你生命”……
《沉默的真相》 (2020)
全心全意的表演如同現實之中的夢境，甯理也在夢境中尋求庇護。“有時候晚上做了一個噩夢，醒來以後覺得幸虧隻是一個夢；我是在演着别人的噩夢，但我知道我不是他，我很安全；而當我演一個英雄的時候，我又能在夢裡體會到英雄的榮耀。是以我自己的經驗是，當我進入到忘我的那一瞬間，進入到角色當中，就好像進入了一種冥想的狀态。”甯理說，“這就是演員過瘾的地方。”
有時候甯理也會看看觀衆的回報，看到對他的誇獎時也忍不住得意。但更多時候他告訴自己，觀衆的喜愛其實投射在角色身上，“并不一定是喜歡我們這些演員，我們隻不過是诠釋了他們心中的角色，替他們還原一種生活。”
在那些生活中，觀衆也在尋求庇護，“影視是一顆糖衣炮彈，喜劇片、青春片、懸疑片都是它的糖衣，它就是用這個東西讓觀衆接受它，然後用炮彈實際上去影響觀衆。”甯理說，“而故事是一場儀式，喜劇也好，悲劇也好，觀衆進入到另一個世界當中，也是一場冥想，它會讓你忘掉現實的很多，也會讓你感受到更多。”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 孟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