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儉約勤政到奢靡成風，徽宗在一年多時間内便完成了這一蛻變。他出手闊綽，常常是一擲千金，毫不吝惜，國家有限的帑藏，都在他漫不經心的賞賜中化為烏有了。他對寵幸的近臣，首先是賞賜府第，一座府第往往要花費數十萬缗，如果要修繕得美輪美奂，非百萬缗不可。
徽宗當天子二十五年，賜大臣府第遍于京畿，且都建築豪華。其次是賞賜田地，不管臣下有無功勞，隻要他心情高興，大筆一揮，大片良田沃野便成了某人的私人田産。這種賜田遍及海内。當然最常見的還是賞賜金帛财物。比如蔡京官至宰相，位極人臣，無官可遷，便賜以天子乘輿用的排方玉帶。到了宣和年間，親王、公主及其他近屬親畹入宮，也能得到金帶。國家每年的茶稅收入才一百多萬缗，但賞賜李德柔建造齋房用的錢，一次便有五百萬缗，另外賞賜道士林靈素的塗金銀牌、金牌，價值亦不菲。
宮廷收藏的藕絲燈價值連城，徽宗随手賜給宦官梁師成，毫不吝惜。宋朝庋藏瑰寶之處在宣和殿，珍寶種類甚多，是從太祖趙匡胤建國後陸續搜集的，徽宗以前的諸帝，對這些珍寶甚為重視，秘不示人，更不必說動辄賞賜臣下了。其中僅一顆北珠便值三百萬缗，徽宗随手掬取，用以賞賜寵妃侍從，不計其數。太宗時命巧匠打造金帶三十條，一條自用，另一條賞賜給大将曹彬，餘下的二十八條貯于庫中，珍貴無比，從真宗到哲宗，都未動用過。徽宗即位後，隻要高興，便命人取出金帶賞賜臣下，童貫、蔡攸等人都得到了金帶。
靖康年間，金人攻入京師，大量索要金銀，隻因國庫已被徽宗揮霍一空，欽宗隻得下诏說：“不論有官無官諸色人等，曾經徽宗皇帝賞賜金帶的，各自根據所賜條數自陳交納官府，不得隐瞞。如有隐匿者，許人告發，将從嚴懲處。”從這條記載可以看出，徽宗賞賜金帶之濫，不管官職大小，也不管是官是民，隻要高興，便随意賞賜，數量之多，以緻沒有底冊可以稽查，隻憑自己陳說納官。
賞賜财物隻是一個方面，更要命的是，徽宗賜官更濫。往往是良莠不分，泥沙俱下，随心所欲，以至于正直士人以做官為辱。倒是那些閹宦、道士及流氓無賴拖朱纡紫，成為朝中顯貴。特别是宦官，在徽宗朝頗受青睐，不少人手握節钺，位高權重，氣焰熏灼。宣和年間，宦官官至太保少保、節度使者比比皆是。在一段時期，大小百司、上下之權，幾乎全歸于閹寺，甚至連他們的奴仆也都趾高氣揚，一個個袍笏登場，成了朝廷命官。
宦官如此，其他官職封賜皆朱紫紛亂，不勝其濫。崇甯至宣和年間，天下承平，吏員冗濫，魚龍混雜，僅節度使便有八十餘人。節度使雖是虛銜，但俸祿高于宰相，并給儀仗，稱為旌節。宋初隻用以封賞功高勳重者，人數甚少，一般人無緣得此榮譽，即使提出要求，天子也靳而不與，到徽宗時卻泛濫成災。其他如留後、觀察與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多達一百五十人。三省、樞密院吏員猥雜，有身為中大夫（寄祿官）而兼大夫俸者。從宣和元年（1119）七月至宣和二年（1120）三月，不到一年時間内，遷官論賞者便有五千餘人，甚至有步入仕途才兩年而升官十次者。
更為可笑的是，政和、宣和年間，擢升侍從（宋代稱殿閣學士、直學士、待制、翰林學士、給事中、六部尚書、六部侍郎等官為侍從）以上級别的官員，不看能力大小、政績好壞，一律先讓算卦的推算其五行休咎，然後任命，幾近兒戲。無怪乎當時的官員要想升遷，都去巴結術士，隻要他們口角春風，美言幾句，升遷便不成問題了，誰還肯再下氣力勤政愛民？徽宗有時興之所至，竟對同一名官員一天下數次任命狀，而且前後官職沖突，令執行者無所适從，朝政混亂到了無以複加的程度。
徽宗揮霍帑藏，濫封官職，引起了正直朝臣的憂慮。前面提及的淮南轉運使張根就大聲疾呼：“如今百廢待舉，應當撙節開支，當務之急是削減土木建築之費。陛下賞賜大臣一座府第，動辄花費百萬缗之多，而臣所管轄的二十個州，一年才上交國庫三十萬缗，還不夠建造一座府第的費用。大臣們原已有府第，陛下還要錦上添花，而這些錢又出在本已貧窮的百姓身上，陛下于心何忍！即使像太祖朝的趙普、仁宗時的韓琦，他們皆有佐命定策之功，不聞有賜第之舉，請陛下對此務必謹慎行事。其次如田園、邸店，雖沒有賞賜府第花錢多，但積少成多，也應當逐漸減少。至于金帛玩好之類，也不可浪費。再比如賜帶，雖然差的隻值數百缗，但也凝聚着百姓的血汗，如今差役仆隸都可得到，招搖過市，混雜于公卿之間，人們無法區分賢愚，這是朝廷的恥辱。”徽宗雖知張根所進乃谠言忠論，但根本不予理睬。吏治窳敗，奸佞滿朝，正直之士或急流勇退，或栖身林泉與煙波釣徒為伍，而北宋帝國最終遭到覆亡的厄運。
徽宗時的大臣、蔡京之子蔡絛在其所著的《鐵圍山叢談》中說：“大觀、政和年間，海宇宴清，四夷向慕中華風俗，紛紛向宋朝表示友好；天氣也氤氲異常，風調雨順，家給人足，朝野之間無事，天天講究禮樂，慶祝祥瑞，可稱太平盛世。”《東京夢華錄》的作者孟元老，在崇甯年間曾蔔居京師，他在《東京夢華錄》的序言中形容當時東京的繁華景象說：“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幹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遊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118宋徽宗街，寶馬争馳于禦路，金翠耀目，羅绮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湊，萬國鹹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箫鼓喧空，幾家夜宴。”真是一派太平景象！
四海升平，天下無事，徽宗少年登位，無治國經驗，他身邊又聚集了一群奸佞宵小，很快便從一個年輕有為的帝王沉淪為昏庸之君。蔡京之子蔡攸曾勸徽宗說：“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人生歲月幾何，豈可徒自勞苦！”隻有奸臣才誘導天子驕奢淫逸，及時享樂，而徽宗聽了蔡攸這番話，不僅沒有責備，反而點頭稱是。
徽宗久居深宮，樓台掩映，亭榭峥嵘，屋内玉軸牙簽，漢鼎秦彜，雖然富麗堂皇，但時間久了，也生厭煩之情，他很想體驗一下小橋流水、茅屋草舍的南國風光，于是下诏苑囿皆仿效江浙風俗，建成白色房屋，上面不事彩繪，如村居野店一般，聚珍禽數千置于其中，供徽宗玩賞。每當夜深人靜之時，禽鳴獸啼，聲徹四野，使人恍若置身于山林陂澤之間，心曠神怡，榮辱皆忘。
盡管宮苑内風光旖旎，徽宗仍不滿足，每逢花朝月夜，良辰美景，便帶上童貫、蔡京、高俅、楊戬一幫奸佞遊逛皇城，尋歡作樂。甚至在宮掖内設立市肆，令宮女當垆賣酒。玩到高興處，徽宗甚至裝扮成叫花子，穿一身破爛衣服，拄一根木棍，手端一隻破碗，行乞于宮苑市肆之中，全無君臣體統。又經常同群臣作長夜之飲，通宵達旦，尋歡作樂。徽宗還與蔡攸在宮禁中扮作俳優演戲，君臣二人争相粉墨登場。他們常演參軍戲，戲中有參軍、蒼鹘兩個角色，徽宗扮演參軍，作滑稽表演。每逢出場，蔡攸便戲谑說：“陛下好個神宗皇帝！”徽宗用杖輕輕擊打他說：“你也好個司馬丞相！”堂堂天子扮演優伶，哪還有心思治理國家！
每年的十月十日是徽宗生日，号稱天甯節，屆時各地州郡照例都要為天子祝壽。諸州除發給公使錢、系省錢外，諸路監司允許支給諸司錢物，作為祝壽的款項。舉辦壽宴者借此機會大操大辦，揮霍錢财，一桌普通筵席，便要花費數百千缗。各州郡互相攀比，祝壽規模越來越大，花錢也越來越多。京師乃人煙浩穰之地，祝壽規模更大，組織也更嚴密。
當天，尚書省宰執率宣教郎以上官員，分别到相國寺參加祝聖齋筵，再赴尚書省都廳賜宴，一些級别太低的官員無緣參加這些宴會，隻能在自己家裡為天子祝壽。十月十二日，宰執、親王、宗室、百官人等入宮為徽宗舞蹈祝壽。音樂未作之時，集英殿山樓上教坊樂人先仿效獸禽聲鳴叫，忽如黃鹂鳴于翠柳，忽如雛燕呢喃于巢，忽如虎嘯震爍山岡，忽如猿啼樹梢之間，半空中音樂陣陣，铿锵和鳴，鸾鳳翔集，内外肅然，莫不引領延頸，凝神靜聽。殿上廊下坐着各級官員數百人，徽宗禦賜美酒九盞，群臣山呼萬歲，然後開懷暢飲。酒器皆珍貴無比，坐在殿上的大臣，使用的酒杯系純金制成，坐在廊下的官員，使用的酒杯則為純銀打造，奢華無比。
北宋各代帝王皆雅好上元節賞燈，上元節觀燈成了東京達官顯貴、士庶百姓的狂歡活動。但奢侈無逾徽宗者！
北宋詞人晁沖之有《傳言玉女》《上林春慢》兩首詞描繪上元節燈火之盛。
《傳言玉女》雲：
一夜東風，吹散柳梢殘雪。禦樓煙暖，正鳌山對結。箫鼓向晚，鳳辇初歸宮阙。千門燈火，九街風月。繡閣人人，乍嬉遊、困又歇。笑勻妝面，把朱簾半揭。嬌波向人，手撚玉梅低說。相逢常是，上元時節。
《上林春慢》雲：
帽落宮花，衣惹禦香，鳳辇晚來初過。鶴降诏飛，龍擎燭戲，端門萬枝燈火。滿城車馬，對明月、有誰閑坐。任狂遊，更許傍禁街，不扃金鎖。玉樓人、暗中擲果，珍簾下，笑着春衫袅娜。素蛾繞钗，輕蟬撲鬓，垂垂柳絲梅朵。夜闌飲散，但赢得、翠翹雙亸。醉歸來，又重向、曉窗梳裹。
還有一首詞同樣形容當時的盛況：太平無事，四邊甯靜狼煙渺。國泰民安，謾說堯舜禹湯好。萬民翹望彩都門，龍燈鳳燭相照。隻聽得教坊雜劇，歡笑美人巧。寶箓宮前，咒水書符斷妖。更夢近竹林深處，勝蓬島。笙歌鬧，奈吾皇、不待元宵，景色來到。隻恐後月，陰晴未保。
宋代詩人劉昌詩，描繪上元節的詞也别具一格，其中的兩首是：宣德樓前雪未融，賀正人見彩山紅。九衢照影紛紛月，萬井吹香細細風。複道遠，暗相通，平陽主第五王宮。鳳箫聲裡春寒淺，不到珠簾第二重。憶得當年全盛時，人情物态自熙熙。家家簾幕人歸晚，處處樓台月上遲。花市裡，使人迷，州東無暇看州西。都人隻到收燈夜，已向樽前約上池。
徽宗宮中設施的豪華，也令人歎為觀止。宣和年間，蘇轼之子蘇叔黨被召入宮中作畫，他入宮後，不敢仰視，從未見過如此廣深高大之屋。時值六月，溽暑難耐，揮汗如雨，但宮中積冰如山，如煙霧狀噴灑而出，寒意徹骨。宮中所用蠟燭，亦是人間絕品。政和、宣和年間，宮中過去用的是河陽花蠟燭，雖然明亮，但無氤氲香味，遂改用龍涎沉腦屑灌在燭内，點燃兩行，陳列數百支，不但光輝明亮，而且香味撲鼻。後來高宗定都臨安後，也效仿徽宗，但在氣勢上到底比不上其父，他對母親韋太後說：“我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徽宗還妄想長生不老，壽齊天地，便效法秦始皇命徐福尋覓長生不老之藥的故事，于政和年間覓得一異人，煉制長生不老丹藥。丹藥煉成以後，不敢驟然服用，便找來一個官職卑微的人試服。那人不敢不從，誰知剛剛下咽，便覺胸間煩躁異常，片刻，有煙從口出，急扶之歸家，已一命嗚呼。
徽宗如此奢華，正常的國庫收入自然不能滿足他的需要，于是他便設立許多盤剝老百姓的機構，如應奉司、禦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局、禦前人船所、行幸局等。這些機建構制龐大，人員衆多，而貪官污吏又上下其手，朋比為奸，朘削無度，導緻開支急劇增加。
左藏庫主管各地财賦收入，然後給全國的官吏、軍兵發放俸祿，長期以來穩定在每月支出三十六萬缗的水準上。到了徽宗時，每月支出高達一百二十萬缗，比過去翻了好幾倍。曾在戶部任職，後來調任吏部尚書的虞策上疏徽宗，請求撙節費用。他說：“臣在戶部時，見中都（古代對都城的通稱，這裡指開封）經費每年為六百萬缗，與天下上供之數約略相當。”全國每年上供的錢财，僅夠京城一地開銷。國家财政管理混亂，國庫收入本來分為禦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幾種，這些錢物如今大部分都變成了禁中私财。
入不敷出，财政捉襟見肘，統治者便千方百計從老百姓身上搜括，除了禁榷鐵貨、鑄當十錢、榷酤增價之外，又别出心裁，在京城附近州縣增設鎮栅收稅，這無異于明火執仗打劫。其他無名之稅，更是多如牛毛，緻使天下凋敝，萬民嗟怨。
宣和末年尚書左丞宇文粹中上奏說，由于賦稅歲入有限，而支出浩大，使得民不安居，四處遷徙，“陝西上等人家多棄産而遷居京師，河南富人則多棄産而徙居川蜀。河北衣被天下，素以富饒著稱，如今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稼失時。其他各路隻顧榨取，不加撫恤，谷麥尚未登場，已在籌劃賣糧還債，即使本年賦稅已經繳納，還有他年的賦稅未清”。“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這不啻一幅血淚斑斑的災民流離圖！徽宗君臣就是這樣把自己的快樂建立在百姓的痛苦之上。
【摘自：《宋徽宗》任崇嶽/著 嶽麓書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