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Siddhartha Mitter，編譯／陸林漢
近期，第12屆柏林雙年展“仍然存在！”（Still Present!）正在展出。這是一場不帶幽默感的嚴肅的展覽，其目的是撫平“西方現代性曆史中積累的所有創傷”。展覽冒着概念超載的風險，讨論了當下所存在的各種危機。雙年展在與議題“搏鬥”的同時，也在與自身“搏鬥”。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在柏林學習後于1843年寫道，要想象一個新世界，你首先要嚴格地解構舊世界，“對一切現存事物的無情批評”。
這一批判精神彌漫在今年的柏林雙年展(Berlin Biennale)上。本屆雙年展在柏林的五家博物館展開，策展人是法國-阿爾及利亞籍跨學科藝術家卡德爾·阿提亞（Kader Attia）。無論你做什麼樣的處理，你都會立即看到與戰争及殖民主義遺産作鬥争的藝術作品，有關于種族、性别、階級，還有關于生态破壞、虛假資訊及社會問題的。
從KW當代藝術中心開始，你會看到一個牆壁大小的裝置，裡面有20世紀80年代住在巴黎的葡萄牙及土耳其勞工的照片和視訊采訪。該作品由女權主義藝術家尼爾·亞特(Nil Yalter)創作，名為《背井離鄉是一件艱難的工作(Exile is a Hard Job)》。
勞倫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作品《Air Conditioning》
在當代藝術博物館（Hamburger Bahnhof museum）的第一個展廳中，沿着四面牆的水準帶展示着連續的關于雲的圖像。這不是一張照片，而是由勞倫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根據以色列在黎巴嫩領空上的15年監視飛行資料制作的合成圖像。
在勃蘭登堡門（Brandenburg Gate）邊的德國藝術研究院（ Akademie der Künste），你會進入一個空間，裡面挂滿了摩西（Moses März ）的巨幅繪畫作品。這些作品描繪了政治網絡和思想史，其中主題包括了激進的生态、被掠奪的藝術品歸還問題、德國的黑人政治和反種族主義。
今年的柏林雙年展“仍然存在！”（Still Present!）是一場嚴肅的展覽，将持續到9月18日。雖然本屆雙年展也包含優雅的瞬間和一些令人感動的片段，但大多時候，它并無幽默感。在參展的69名藝術家和團體中，有這個圈子裡的老手，也有不少新人。這并非是一個“全球南方”展覽，展廳雖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歐洲藝術家作品，但依然包括了不少來自越南、印度和阿拉伯語國家的藝術群體。
越南藝術家Dao Chau Hai作品《Ballad of the East Sea》
這是一場強有力的展覽，而非令人愉悅的展覽。雙年展在與議題“搏鬥”的同時，也在與自身“搏鬥”。阿提亞的策展聲明指出，今天“大量的、龐大的、巨大的展覽反映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物質過剩”，并問道：“那為什麼還要再辦一個展覽呢?”
阿提亞得出的答案是，藝術或許是獨一無二的可以将我們的注意力從算法強制的社會監控中收回來。這是一個過渡點，在藝術家的引領下，舊的被抛棄，新的被接納。
這種觀展經曆可能會讓人覺得無情。螢幕上有大量的紀錄片和調查性質的藝術。開創性的資料和視訊研究機構Forensic Architecture擁有很強的影響力，展示作品包括一個大型裝置，回顧了該機構多年來的一些重大調查，另一個裝置是關于俄羅斯在基輔的一次空襲（雖然做得很及時，但不是很有啟發意義)，以及與該機構相關的研究人員的多個項目。蘇珊·舒普利（Susan Schuppli）的視訊展示了加拿大警察對原住民的暴行和美國邊境人員對移民的虐待；伊瑪尼·傑奎琳·布朗(Imani Jacqueline Brown)在一個更能喚起人們回憶的多媒體裝置中，展現了路易斯安那州被污染的濕地，描繪了那裡的危害，并提出修複建議。
伊瑪尼·傑奎琳·布朗(Imani Jacqueline Brown)多媒體裝置《地球的盡頭還剩下什麼?》
著名學者阿瑞拉·阿祖萊(Ariella Azoulay)在KW當代藝術中心中展示了一篇文章，探讨了二戰後的視覺記錄如何避免涉及蘇聯士兵對德國婦女的強奸。但是，她的項目隻是展牆上的一張小紙，再加上一個不允許觀衆拿起浏覽的相關書籍表格，使得這一重要話題的展示是令人沮喪的。
阿瑞拉·阿祖萊作品
在當代藝術博物館的展區中間，有一件作品顯得怪異又令人厭惡，破壞了整個展覽的平衡。法國藝術家讓-雅克·勒貝爾(Jean-Jacques Lebel)的作品《可溶毒藥》是一個房間大小的迷宮裝置，隔闆上布滿了美國士兵在阿布格萊布(Abu Ghraib)監獄虐待俘虜時拍下的照片。作為藝術作品，它是淫穢的，但又是有效的。至少在這些事件的展示中重新點燃了人們的憤怒。
《可溶毒藥》是本屆柏林雙年展中最令人震驚的作品，它曾在2018年巴黎聯合展覽中展出。此外，勒貝爾在此次雙年展中還有另一件作品，創作時間比這件早了半個世紀。創作于1960年的《大型集體反法西斯主義的油畫(Large Collective anti - fascist Painting)》是他與另外五名歐洲藝術家共同創作的，以回應阿爾及利亞活動家德賈米拉·波巴查(Djamila Boupacha)被法國士兵虐待的事件，該事件後來成為一項公益活動。這是一幅略花哨的作品，有着獨特的暴力風格。
讓-雅克·勒貝爾(Jean-Jacques Lebel)作品《可溶毒藥》
勒貝爾參與繪制的《大型集體反法西斯主義的油畫(Large Collective anti - fascist Painting)》
除了能告訴人們反種族主義和反殖民藝術中的某種歐洲與男性模式是如何在真實政治鬥争中形成，勒貝爾的兩件作品之間的曆史界線可能是本屆雙年展最不具成效的載體。在《可溶毒藥》的外側，有一個警告标志，提示道，這幅作品描繪了激烈的暴力，但沒有說明主題。它的訓示是“經曆過種族創傷或虐待”的人不應該進入這裡。
幸運的是，這個雙年展在多地處運作。雖然展覽總體上與阿提亞有着密切的聯系，但他也得到了一個由五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組成的策展團隊的支援。在安娜·特謝拉·平托（Ana Teixeira Pinto）、杜襄林（Đỗ Tường Linh）、瑪麗亞·海琳娜·佩雷拉（Marie Helene Pereira）、諾姆·塞加爾（Noam Segal），以及拉沙·薩爾提（Rasha Salti）的共同努力下，她們打開了詩意的空間。
薩米·巴洛吉(Sammy Baloji)設計的裝置作品
在西部的漢莎街區，那裡的展覽在采用環境導向的同時保留了社會和帝國曆史的活力。薩米·巴洛吉(Sammy Baloji)設計的是一個令人感動的裝置，包括了一個小溫室熱帶植物（貿易商曾經把這種植物标本運到歐洲）；還有展現的是一名比利時軍隊的剛果老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德國俘虜，并被迫參加了他們的民族志錄音。不遠處，特米塔約·奧貢比伊（Temitayo Ogunbiyi）的精美畫作描繪了奈及利亞菜中的秋葵、水葉和其他蔬菜。
巴塞爾·阿巴斯(Basel Abbas)和魯安·阿布-拉赫梅(Ruanne Abou-Rahme)作品《Oh Shining Star Testify》
巴塞爾·阿巴斯(Basel Abbas)和魯安·阿布-拉赫梅(Ruanne Abou-Rahme)在三個大螢幕上創作的裝置作品《Oh Shining Star Testify》充滿了詩意和戲劇性，投射的圖像被堆疊的木闆分割，形成一種舞台布景。該作品使用了一段監控錄像，一名14歲巴勒斯坦男孩在穿過隔離牆采摘一棵可食用的植物時，被以色列士兵殺害了。一些鏡頭、配樂和簡明的文字，讓這件作品具有古典的悲劇力量。
阮龍梅（Mai Nguyen-Long）的作品《嘔吐的女孩（Vomit Girl）》系列雕塑，展現的是越南戰争的曆史創傷
法國的藝術團體PEROU則直指荒謬，将警察鎮壓和清理巴黎郊區一個吉蔔賽人營地的視訊檔案與準許這些行動的市政指令放在一起，呈現出官僚的想象力與人民的利益是完全脫節的。
雙年展中，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可以欣賞。就單個項目而言，阮龍梅（Mai Nguyen-Long）的作品《嘔吐的女孩（Vomit Girl）》和《标本(sample)》雕塑系列講述的是越南“橙劑”爆炸後的故事，藝術風格徘徊在俏皮與恐怖之間。莫妮卡·德·米蘭達（Mónica de Miranda）在安哥拉寬紮河的紅樹林中拍攝了一部影片，郁郁蔥蔥，巧妙地将母系知識、内戰和生态聯系在一起。德内特·皮姆馬克西·維達·阿拉奇奇格（Deneth Piumakshi Veda Arachchige）将歐洲博物館裡的斯裡蘭卡土著居民的照片、島上的景觀和藝術家自身相聯系，以民族志的展示和自我雕塑的形式，呈現出攝影、雕塑、視訊、文字等相結合的系列作品。
莫妮卡·德·米蘭達拍攝的影片
馬約裡·查裡(Mayuri Chari)用牛糞雕刻的外陰和在布料上縫制的作品則更直白。在印度教對純潔的癡迷中，這一作品解決了印度對女性身體的羞辱。查裡和另外兩人——普拉巴卡爾·坎布爾（Prabhakar Kamble和比倫·亞達夫（Birender Yadav），他們來自印度種姓制度中最低的社群，他們的作品直指前線，帶着一種物質上的緊迫感，展現的糞便、掃帚、骨灰盒、建築工地的粗涼鞋等物品比任何政治宣言都要清晰。
馬約裡·查裡(Mayuri Chari)作品
德内特·皮姆馬克西·維達·阿拉奇奇格（Deneth Piumakshi Veda Arachchige）的作品
柏林雙年展是自信而堅定的，從展覽花名冊和策展團隊中，人們可以感受到一種廣泛而又一緻的全球願景。當然，結果是五花八門的，人們必須研究這些延伸出來的作品表達，并試圖了解這些碰撞。
展覽的沖突反映了阿提亞在展覽文本和他過去的項目中大量引用的“去殖民”概念。這個詞從學術界浮現出來，在藝術界流傳了十年左右。“去殖民”起源于拉丁美洲的學者，他們認為整個現代世界的建設——實際上自1492年以來，世界受到了殖民主義、種族、等級等方面的污染。
傳統意義上的去殖民化是一個關于政治的、領土的項目，對現代性沒有内在的不滿。而今天的“去殖民化實踐”是關于改變知識體系的，一個更加模糊的、可能永無止境的項目。這次雙年展是“去殖民戰略”的集合。阿提亞寫道，這項任務是撫平“西方現代性曆史中積累的所有創傷”。
如果是這樣的話，因為這些永久化的傷害，包括雙年展和博物館在内的每個機構都需要去殖民化。這屆柏林雙年展也難以避免這種傾向——表現出極重的自身獨特的概念。即便如此，雙年展在多個方面都巧妙地呈現出自由的創作之态。
（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作者系藝術評論員）
責任編輯：陸林漢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