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16日下午17時50分，萬隆會議中國代表團所乘坐的專機“空中霸王号”抵達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市瑪腰蘭機場。
原計劃這架專機應于16時到達，因飛行途中受惡劣雷電天氣影響，不得不在新加坡迫降進而耽誤了近兩個小時時間。
看見專機平安降落，在場接機的中方從業人員無一不長舒一口氣，他們懸着的一顆心終于可以放下來了。
自打一周前震驚中外的“克什米爾公主号”事件發生之後，負責中國代表團安全問題的安保人員們更是一絲一毫都不敢松懈。
萬隆會議
周恩來總理一下飛機，時任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立刻迎了上去，剩餘從業人員圍成一堵裡三層外三層的人牆将周總理簇擁起來。
離開機場後，三輛外觀一模一樣的轎車接連向中國大使館的方向駛去。這一路上，馬路兩旁都站滿了前來歡迎周恩來總理的當地華僑。
由于每輛車上都拉着窗簾，外頭的人無法看清車内部的情況，許多人都以為第一輛車裡坐的人是周總理，對其更是十分熱情。
然而，第一輛車裡坐的人并不是周恩來總理，那麼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周總理
萬隆會議，危機四伏
1955年1月15日，印尼駐華大使莫諾努圖将印尼總理阿裡•沙斯特多阿米佐約親筆簽署的邀約周恩來總理參加萬隆會議信函當面呈交于周總理手中。
一個月後，周恩來總理複電，表示願意參加此次會議。
萬隆會議是亞非國家與地區第一次在沒有殖民地國家參與的情況下獨立讨論亞非人民切身利益問題的大型國際會議，此次會議可謂是意義非凡。
萬隆會議此次邀請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而非敗退于台灣的蔣介石集團，這也意味着廣大亞非國家對于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肯定。
周總理
此消息一經傳出後，美國政府及蔣介石集團憤怒不已，他們害怕中國在萬隆會議中的露面會在亞非地區乃至全世界産生重大影響，進而對其構成威脅。
于是，他們開始千方百計地阻撓與破壞中國代表團出席萬隆會議之旅。
于是乎，如何保證中國代表團安全抵達印尼成為了中方從業人員最為關注的重要問題。
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尚未擁有遠端飛機，同大陸建立外交關系的亞洲國家之中僅有印度擁有性能較好的遠端飛機。
再三思量之下，周恩來總理決定經由香港啟德機場轉機搭乘印度航空公司旗下的“克什米爾公主号”專機飛抵印尼。
克什米爾公主号
起飛前幾日時，情況又發生了新的變化。時任緬甸總理吳努邀請周恩來總理率中國代表團前往仰光參觀。
考慮到中國代表團中有8名從業人員因工作需要必須提前抵達印尼，周恩來總理決定改變出行方案，自己率領代表團人員先到緬甸通路再去印尼，剩下的8名從業人員按原計劃經香港乘坐專機。
盡管周恩來總理已經改變行程，但他仍然非常重視先期抵達香港從業人員的安全問題，他還特意給夫人鄧穎超打了一通電話，囑咐道：
“雖然我改變行程了，但還有幾位從業人員仍要乘坐“克什米爾公主号”出行，他們的安全問題萬萬不能忽視啊。你一定要再提醒一下英國駐華代辦處艾希斯，讓他親自去機場盯着，務必要保證代表團成員們的安全。”
吳努
與此同時，國民黨當局也在秘密展開暗殺行動，力圖破壞中國代表團出席行程。
保密局局長毛人鳳派遣在港特務花費60萬元港币雇傭了啟德機場的一名清潔工，讓他在“克什米爾公主号”起飛前偷偷溜進去，在飛機右翼輪倉處安上一枚定時炸彈。
這架專機在起飛五小時後爆炸，機上的11名乘客全部遇難，隻有三名機組人員生還。
此次暗殺行動的目标周恩來總理因臨時改變行程而幸免于難，若是周恩來總理乘坐了這架飛機，如今的中國外交恐怕會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局面。
聽聞“克什米爾公主号”慘遭暗殺的噩耗後，周恩來總理身邊的從業人員紛紛勸阻他取消此次行程，但他卻一口回絕了：“和平友好的正義事業是破壞不了的！這次會議我一定要參加！”
毛人鳳
護衛總理，大使夫人勇當替身
暗殺事件發生後，負責周總理印尼之行安全問題的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瞬感壓力倍增，為了確定不出現任何纰漏，他帶着從業人員将機場到中國大使館這條路摸排了近百遍，生怕放過任何一個細節。
1955年4月16日，周恩來總理率領中國代表團乘坐專機“空中霸王号”飛往雅加達，原計劃中國代表團應在下午16時左右到達。
可下午17時，其他從仰光出發的代表團們早已抵達雅加達，而中國代表團所坐的“空中霸王号”仍舊毫無蹤影。
遲遲沒能等到中國代表團到來的從業人員内心可謂是焦急萬分，擔心會有意外情況發生的黃鎮大使立即發了一封急電将此情況上報于中央。
空中霸王号
萬幸的是，下午17時50分左右，中國代表團所乘坐的“空中霸王号”終于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之中。
原來飛機在飛行途中受惡劣雷電天氣影響，為安全起見迫降新加坡，這才耽擱了兩個小時。
看到飛機平安降落的中國使館從業人員無不長舒一口氣，他們懸着的一顆心終于能夠放下來了。
盡管周恩來總理已經平安抵達了雅加達，黃鎮仍然不敢有一絲一毫的懈怠，畢竟誰也不知道卑鄙惡劣的國民黨還會采取怎樣不堪的手段。
周恩來總理一下飛機，黃鎮迅速迎了上去站在他的身旁，黃鎮大使的夫人朱霖帶着剩餘的使館從業人員們随即圍了上去，在總理身邊築起了一道裡三層外三層的人牆，簇擁着他離開機場。
朱霖
離開機場後，三輛外觀相同的小轎車在警察的保護之下一同駛入中國大使館的方向，當地人民及華人華僑夾道歡迎他們的到來，場面十分熱鬧，很多人都以為周總理肯定是坐在第一輛車裡，是以他們對于第一輛車最為熱情。
然而事實上，這輛車裡坐的人并不是周恩來總理，而是中國駐印尼大使黃鎮的夫人朱霖。
實際上，在得知中國代表團決定出席萬隆會議的消息後，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的從業人員就開始對于中國代表團的行程與安全問題進行相應部署。
安保經驗豐富的黃鎮大使為此提前安排好了三輛一模一樣的轎車前來接機，制定了周密的乘車順序：第一輛車由黃鎮大使夫人朱霖及翻譯乘坐；第二輛由黃鎮大使同周恩來總理乘坐；第三輛由陳毅來坐。
周總理
為了保密起見，他連自己的妻子朱霖都沒有告訴。當周恩來總理離開機場時，黃鎮将其帶上了第二輛車時，朱霖見此狀況一下子就愣住了。黃鎮趕緊向她使了個眼色：“你代替總理坐第一輛車。”
看到丈夫的眼神，她瞬間明白了過來，趕緊帶着翻譯坐進了第一輛車裡。
從機場到中國大使館的這段路上，路兩旁全部站滿了前來迎接周總理的人群，朱霖靈機一動，她想着要是周總理看到這麼多人為他歡呼他一定會有所表示的。
于是，朱霖趕緊将自己的手伸出了窗外學着周總理的樣子向他們揮手緻意。有驚無險，周恩來總理順利抵達了中國駐印尼大使館駐地。
周總理
堅守革命戰線，不搞特殊
周恩來的這位美女“替身”，是新中國第一代大使夫人。
1920年2月，朱霖出生于山西省孝義市司馬村的一戶普通農民家庭之中。朱霖家裡條件一直都不太好，全家僅僅靠着二爺爺置買的田産生活，收入十分微薄，有時候連溫飽都難以滿足。
在她十一歲那年，父母為了讨生活帶着一家老小搬到了汾陽生活，進城務工後一家人的生活條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可惜好景不長，沒過多久朱霖的父親就遭壞人陷害被關進了警察局裡，家裡頓時失去了頂梁柱。
為了養活家人，作為獨生女的朱霖隻好暫停學業跟随母親到工廠裡做工，幾年之後父親獲釋，朱霖終于能夠重返校園回到課堂學習。
朱霖與黃鎮
讀書期間，朱霖就深受進步革命思潮影響，立誓将來一定要抗日救亡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朱霖所就讀的銘賢中學被迫停學，無法繼續學業的她決定加入抗日救亡宣傳隊之中，趕赴太行山區開展抗日遊擊戰争，還同隊裡的小同志們一起自編自導活報劇向當地人民宣傳革命精神。
在這之後，朱霖被組織派去太行軍區黨委黨校學習，之後她又相繼擔任太行軍區區黨委組織委員、太行軍區組織部副科長等職務，多次參加百團大戰等大型反掃蕩鬥争，為保護黨組織部機密材料檔案出生入死。
在太行軍區工作期間，朱霖邂逅了自己的丈夫黃鎮。
朱霖與黃鎮
兩人第一次見面是在地方學習會議上，素未謀面的兩個人聊得很是投緣，朱霖也對眼前的這位同志頗有好感。
1939年秋天太行區黨代會上，兩人再一次相遇了，讓朱霖沒想到的是，黃鎮直截了當地向她提出了結婚的請求。
思考片刻後，朱霖提出了自己的條件，她希望自己結婚以後要堅持工作，不能閑在家裡。
聽到這裡，黃鎮當即表态道：“你放心，我一定會尊重你的決定，支援你繼續自己的革命事業，嚴肅對待我們的婚姻。”
之後，兩人便将結婚申請上交給了上級黨組織。
朱霖等人
經組織準許後，30歲的黃鎮與19歲的朱霖正式領證結婚，結為夫妻。
結婚後的兩人并不像尋常夫妻那樣，每天呆在一起，為了避免不好的影響，兩人依舊住在自己之前的居所之中，有時一兩個星期才能見上一面。
兩人剛剛結婚的那幾年裡，正是抗日戰争最為艱巨的戰鬥階段，多次與丈夫黃鎮失去聯系的朱霖整日都在為丈夫的安危憂心忡忡，好在吉人自有天相，黃鎮每次都能平安歸來。
黃鎮
最讓朱霖心驚膽戰的一次當屬1946年國共合作談判時期，黃鎮作為中共駐新鄉首席談判代表，被國民黨監禁長達半年之久。
黃鎮在獄中給妻子朱霖寫了一封信：“作為一名共産黨員頭可斷、血可流，但使命不可辱。”
收到丈夫的信件之後，朱霖感到萬念俱灰，這次她已經做好了丈夫可能再也回不來了的心理準備。
1946年年底，經過黨組織與國民黨的多番交涉下，國民黨派代表将黃鎮等我方人乘飛機送回河北邯鄲地區，這對分别一年之久的夫妻終得團聚。
黃鎮夫婦
脫下軍裝換上禮服，外交風雲數十載
新中國成立之後，丈夫黃鎮被任命為第一任中國駐匈牙利大使，作為他的夫人朱霖也應陪同在側。
一直以來，大使夫人不僅僅隻是一個身份象征，它更像是一份職業，裡面有着許多的學問所在。
為了讓新的一批大使夫人更好地學習外交禮儀，深谙外交之道的周恩來總理特意為她們聘請了一批禮儀教官，教授她們符合外交場合要求的行為舉止以及穿衣打扮。
這對于一直以來身着軍裝，又不會英語的新任大使夫人朱霖可是件難事，為此她甚至産生了放棄的念頭。
但一想到當初周恩來總理的夫人鄧穎超同志為了能夠出色完成外交任務，下了那麼多的苦功夫，都沒有抱怨過一句，自己這點累又算得了什麼呢？想到這裡，朱霖更加堅定了要做好大使夫人這一角色的想法。
黃鎮夫婦
1950年1月，朱霖作為随人大使夫人兼任二等秘書，跟随丈夫黃鎮一同前往匈牙利開展外交活動。
在中國駐匈牙利大使館工作期間，朱霖積極參與使館建設與黨務工作，常常利用空閑時間自學匈牙利語。
在匈牙利的短短四年時間，朱霖就能講上一口流利的匈牙利語，當地人每次與她交談都對她贊不絕口。
1954年11月朱霖再度跟随丈夫出使印度尼西亞，擔任中國駐印度尼西亞使館一等秘書。在印尼工作期間，朱霖曾多次參與國家主要上司人員安保工作。
除了在萬隆會議行程之中給周總理當替身外，之後宋慶齡副主席出訪印尼時，也是由朱霖同志全程陪同的。
朱霖等人
在這之後，朱霖又相繼跟随丈夫黃鎮出使法蘭西共和國、美國等國家，協助丈夫開展外交工作。
為了祖國的外交事業，朱霖同黃鎮的七個孩子從小就是靠解放區的同志與長輩養大的，自己幾乎無暇照看。但這對夫妻從未有過任何怨言，勤勤懇懇地外交戰線上奮鬥三十年之久。
直到1977年時，朱霖與黃鎮才回到祖國，調任外交部工作直到離休。離休之後，朱霖也沒有閑着，她将自己的親身經曆撰寫為《大使夫人回憶錄》一書，向世人講述了新中國成立後的外交風雲曆史。
2021年4月12日，朱霖老人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101歲。
參考文獻
紅船編輯部：新中國第一代大使夫人，黃鎮之妻朱霖逝世，享年101歲
中國新聞網：周恩來亮相萬隆會議細節揭秘：大使夫人當替身